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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四川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从顺治年间起，清政府推行移民进川垦荒政策，史称“湖广填四川”。南北诸省移民大举入川，外省的戏剧文化也随之入川。同一时期，也发生了所谓“花雅之争”，高腔、皮黄、梆子等戏曲声腔也随之传入四川，它们与本土戏剧声腔相融合，从而开启了川剧发展的新阶段。到清中叶，昆腔演变为川昆，弋阳腔演进为高腔，秦腔演变为弹戏，徽调、汉调变成了胡琴，都用四川话演唱，再加上四川本地的灯调，五种声腔都以一套锣鼓演奏，融合成了一个以高腔为主、五腔并存的大剧种——川剧。
当然，川剧的诞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逐渐发展演进的过程。诸腔剧种扎根落户及其衍变为“川剧”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在“五方杂居，错用乡语”的农耕自然经济条件下进行的“渐变”过程，这个演变的过程大致经过了两百年的时间。
开初，各声腔剧种的戏班大都散流于本省移民比较集中的农村庙台或广场、院坝演出。嘉庆《汉州志·风俗》说那时是“报赛演剧，大约西人用秦腔，南人用昆腔，楚人、土著多曳（弋）声，曰高腔”。不同的剧种在四川同时存在，又相互交融，并与四川本土原有的“川戏”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具有不同源流、不同演唱特点和伴奏乐器，但又同用四川方言，同用一套稍有差别的打击乐器，由同样一批艺人演出的四川地方剧，这在全国各地方剧种中是很有特点的，充分表现了巴蜀文化兼容并蓄、融汇发展的特点。
后来移民纷纷建立地方会馆，于是从移民原籍来的戏班一般都在各自乡籍的会馆中演出，称为“会馆戏”。会馆戏实际上是各省移民的“家乡戏”，往往比较忠实于原剧种。但是，既然进入四川这个新区域，就一定会逐渐适应四川人的审美需求。例如，秦腔最初在陕西会馆演出，但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秦腔很快就走出会馆，到四川各地去演出。康熙年间，绵竹知县陆箕永见到山村的社戏，虽然已经是“一派秦声浑不断”“秦腔梆子响高低”，却也“有时低去说吹腔”，既有秦腔，又有吹腔（川梆子）。乾隆时期，秦腔班子在四川既演出又传艺，绵州赵三寿等人即是川剧中的秦腔名伶。到这时，弹戏即所谓川梆子就已经形成。
清代观戏图，川戏《牡丹灯》
真正促进川剧形成，达到“五腔”一体的，却不是会馆的演出，而是城镇乡村的“万年台”，以及并不以祖籍限定剧种的江湖班子。乾隆年间，以江苏昆腔、陕西秦腔、江西弋阳腔、安徽徽调为代表的优秀戏种与四川灯戏由并存发展而逐渐混一，最终形成了含有“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用四川话演唱的“川剧”，这五种声腔和为其伴奏的锣鼓、唢呐曲牌以及琴、笛曲谱等，构成了川剧丰富多彩的音乐形式。
清末成都附近民众赶场看“万年台”川剧表演
昆腔是川剧来源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现又被称为“昆曲”“昆剧”。昆腔于六百多年前由昆山人顾坚草创，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并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其他很多剧种都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昆腔又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
昆腔是与移民同步进入四川的，昆腔与川戏相结合便成了川昆。据胡淦《蜀伶杂志》记载，昆曲是在康熙二年（1663年）进入四川的，当时“江苏善昆曲八人来蜀，俱以宦幕，寓成都江南馆合和殿内。时总督某，亦苏人，因命凡宦蜀得缺者，酌予捐资，提倡昆出，以为流寓蜀中生计，蜀有昆曲自此始”。
川昆传统剧《绣襦记》剧照，左清飞、余开元主演
川剧艺人利用昆腔长于歌唱和利于舞蹈的特点，并选取昆腔中某些曲牌或唱句，插入其他声腔中演唱，形成了川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川昆腔的曲牌结构与其母体苏昆基本相同，应用时有“单支”和“成堂”两种形式。在川剧演变过程中，以昆腔单一的声腔形式演出的剧目逐渐减少，更多的是融于高腔、胡琴、弹戏等诸声腔之中，或者是与其他声腔共和。
昆腔以其典雅深受上流社会喜爱，直到现在川昆中尚有若干保留剧目如《醉隶》《斩巴》《东窗修本》等还在继续演出，其文调之典雅、曲声之悠扬婉转的风格犹存，但是其整体风格已变为地道的川剧了。
现在的川昆，除了用四川话演唱，其剧情、曲牌、词格、牌名等与昆腔基本相同，在唱腔和演唱方法上也保持着苏昆节奏舒缓、优美婉转等特点，主要乐器是曲笛和苏锣、苏钹。
高腔，是中国传统戏曲四大声腔之一，原称为“弋阳腔”或“弋腔”，因为它起源于江西弋阳。元末，弋阳腔流传到安徽并衍化成徽州腔和青阳腔。明代弋阳腔、青阳腔与各地民间曲调结合后产生流变派生，形成了诸声腔剧种。在全国戏曲高腔系统声腔中，有几十个剧种都是唱高腔的。而在当时的中国戏坛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弋阳、徽州声腔为代表的合普通老百姓口味的戏曲，另一种是以昆腔为代表的合文人口味的戏剧。
中国戏剧的繁荣，往往与声腔的广泛流传和发展分不开。高腔在流传的过程中，运用徒歌加众和的演唱形式，与当地的民间音乐相结合，改腔换调，趋于自由化。经过长时间的流变，高腔在各地的支脉变迁很大，它们与各地的民间音乐都有不同程度的结合，因而形成各地不同音乐风格的高腔。
据蒋维明考证，弋阳腔极有可能是从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线入川的，因为民众从“酉州通道”入川，比从长江三峡入川要省时省钱得多。蒋维明认为，弋阳腔生在湖南变为辰河高腔，然后进入四川变为川剧高腔。雍正二年（1724年），有湖南湘剧班二十余人到泸州，招收学徒演高腔戏，他们吸收了泸州的秧歌、清歌及川江号子，可视为川剧高腔的发端之一。弋阳腔有“徒歌”与“帮腔”，其特点非常适合移民精神的表达，所以一入川便受到热烈欢迎。
明中期至清前期是高腔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到乾隆年间，梆子、皮黄等花部戏曲兴起，高腔在总体上呈衰落趋势，即便如此，仍有十余种高腔存留于南方各地，其中以川剧高腔、湘剧高腔、祁剧高腔和赣剧高腔较有影响。
胡琴是二黄与西皮的统称，因其主要伴奏乐器是小胡琴，故统称胡琴。胡琴的历史很悠久。在古代，居住在我国北方和西域的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胡人”，因此，对凡是来自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乐器，都统称“胡琴”，与今天习惯将二弦的弓弦拉奏乐器称为“胡琴”是有区别的。
以弋阳腔为代表的高腔入川的地方戏种，也包括以胡琴为器乐的徽调。《燕兰小谱》卷五记载：“蜀伶新出琴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话。”这应该是在乾隆年间就已形成四川胡琴声腔的注脚。
胡琴戏由楚腔变化而来，大概在嘉庆、道光年间才最后完成。后来徽调进京，在北方发展为京剧，在南方发展为黄冈、黄陂一带的“皮黄”；皮黄入川，才又变为川剧胡琴戏。
川剧胡琴因以小胡琴作为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胡琴继承了汉调及徽调的传统，并吸收了陕西汉中二黄的成分，形成具有四川特色的胡琴声腔。胡琴曲调分为西皮与二黄两类。西皮只有一个基本腔调，节奏明快且流畅，有刚有柔，可悲可喜。二黄则包括四个基本腔调：正调二黄、反调二黄、平板及老调。其中，正调二黄为主要腔调，其唱腔浑厚而含蓄。正调二黄善于表现深沉、严肃、委婉和轻快的情绪；反调二黄宜表现苍凉、凄苦、悲愤的情绪；老调则大多用于高亢激昂的情绪。西皮、二黄往往单独使用，但也有不少剧目同时包纳两种声腔。
川剧弹戏是以盖板子和击节的木梆子为主要伴奏乐器演唱的一种戏曲声腔，属梆子系统，又有“川梆子”之称。弹戏源于秦腔，清人李调元《雨村剧话》说：“俗传钱氏缀百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
秦腔在明中叶已经形成，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为梆子戏。秦腔的一大特点是唱、念全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也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这些语言特点与音乐特点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即语调高亢激昂、语音生硬、语气硬朗结实等。
秦腔可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流入四川成为梆子；东路在山西为晋剧，在河南为豫剧，在河北成为梆子。川陕毗邻，秦腔流入四川应该很早。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提督黄廷桂在奏折中反映：“驻藏銮仪使周瑛，抵藏之后，竟于川省兵丁队中择其能唱乱弹者，攒凑成班，各令分认角色，以藏布制造戏衣，不时妆扮歌唱，以供笑乐，甚失军容。”其中所言“乱弹”就是弹戏。秦腔进入四川后，最初是在陕西会馆演出，“秦腔梆子响高低”。后来秦腔走出陕西会馆，发散于四川一些州县。
弹戏虽源于秦腔，但与四川地方语言结合，并受四川锣鼓和民间音乐的影响，经过长期的演变，无论曲调、唱法还是唱腔结构都与秦腔有所不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具有浓郁的四川地方色彩。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金堂人魏长生入京演出川梆子《滚楼》，引起轰动。《啸亭杂录》说，“凡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无不倾掷缠头数千百。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这件事在川剧发展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论者普遍认为《滚楼》的演出成功标志着川剧作为一种新的地方戏种已得到公认。
川剧的弹戏发展到今天，具有节奏鲜明、曲调高亢、声音激昂的特点，其声腔由同一曲调演变出“甜皮”和“苦皮”两类：“甜皮”明朗、热情、激烈；“苦皮”悲伤、凄苦、哀怨。弹戏的锣鼓大小皆备，打法多样，紧扣曲调情绪，木梆子和盖板子的击打也激情动人。伴奏的乐器还有二胡、三弦、笛子等，后来又加入了西洋管乐器。
灯调即灯戏，是四川固有的戏种，过年时各地的民间演出《推幺妹》《采莲船》之类，就是灯戏的原始形式。灯戏源于四川民间迎神赛社时的歌舞表演，也可以说是古代巴蜀传统灯会的产物，最早流传于川东北嘉陵江与渠江流域的巴人地区。
灯戏的演出由于多与春节、灯节、社火、庆坛等民俗活动结合在一起，所以形成小戏多、喜戏多、闹戏多的特点，一般场面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戏基本不演。灯戏是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在民间享有一定的声誉。清初，本在四川农村的灯戏进入城市，遍及各地，不但有民间灯班，还有官府的“官班”，雅俗共赏，日益繁荣。
乾隆年间，灯戏吸收了其他剧种的程式，发展成川剧五大声腔的一种，但仍以表现俚俗的故事见长。灯戏有一折叫《滚灯》，表现怕老婆的丈夫，几乎是家喻户晓。灯戏在川剧中颇有特色，它所演为生活小戏，所唱为民歌小调、村坊小曲，却体现了当地浓郁的生活气息。灯戏与外省戏剧音乐结合后，形成了乐曲短小、节奏鲜明、轻松活泼、旋律明快、具有浓厚四川地方风味等声腔特点。
川剧（灯调）《皮金滚灯》
由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调融合而形成的川剧，是一种全新的地方戏种。其中高腔是川剧的主要演唱形式，川剧高腔曲牌丰富，唱腔美妙动人，兼具高亢和抒情的唱腔，表演质朴、曲词通俗、唱腔高亢激越、一人唱而众人和，只用金鼓击节，没有管弦乐伴奏。而各种声腔经过川剧艺人和川剧爱好者的不懈努力和不断改造，川剧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形式活泼、曲调多样、文辞优美、演技丰富并有着鲜明地方特色的剧种。
川剧声腔音乐沿革示意图
晚清时期，更是出现了各种声腔杂陈的“五腔共和”的新局面，使川剧面目为之一新，各类声腔的特色剧目和保留剧目开始形成。咸丰以后，五腔同台的情况在各地已经比较普遍。宣统元年（1909年）《成都日报》刊登的戏报上，各戏班上演的川剧剧目，都是五腔齐全的，证明那一时期五腔同台早已成为常态。
至于“川剧”这个称呼，是由康芷林（康子林）、杨素兰、萧楷臣（萧楷成）等艺人创立的“三庆会”提出来的。“三庆会”由长乐、宴乐、宾乐、顺乐、翠华、彩华、桂春、太洪等八个戏班的100多位艺人和琴师、鼓师协议组成，在1912年创立于成都悦来茶园。悦来茶园则成了成都最早的戏园。
在这之前，成都并无专门的戏园，艺人要么在各会馆或有钱有势之人家中演出，谓之“唱堂戏”；要么在乡村集市与城市之中的各种场所表演，就是“跑江湖”。当然他们最常去的演出之地还是茶园，久而久之，一些茶园就成了实际上的戏园。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悦来茶园、蜀剧部等演出场所建立后，川剧艺人终于有了专门的演出之所，川剧也由原来的“江湖技艺”登堂成为一种大众主流文化艺术。以悦来茶园为演出基地的“三庆会”汇集了不同班社，吸纳了各类声腔的演员，最终实现了川剧声腔“五腔共和”，由此形成现代川剧。
最早的川剧戏园——成都悦来茶园
四川地域辽阔，地缘地貌差别很大，加之长江、岷江、嘉陵江等水系纵横交错形成水网地域，这种地理环境，就为无数川剧艺人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各地戏班如雨后春笋，风起云涌，层出不穷。戏班与戏班之间，艺人与艺人之间，在竞争中共存，在包容中超越，争奇斗艳，各展风采。由于各种声腔流行地区的不同和艺人的师承关系，其在长期的演进过程中，必然形成既比较完整又稍有差异的表演体系和表演风格。艺人们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以江河为依托，形成了擅长演唱某一种声腔的不同风格和各领风骚的川剧流派。
川剧大约是在清同治和光绪年间开始形成流派。在这些流派中，除了旦行浣（花仙）派、丑行傅（三乾）派、曹（俊臣，武生、武丑，有“曹大王”的赞称）派等以杰出艺人称派，主要是按河道（流行地区）分为川西坝派、资阳河派、川北河派、川东派等四大流派。
岷江流域的“川西坝派”，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以胡琴戏为主，形成独特的“贝调”。川西坝的胡琴是纯正的川味，不夹京剧腔、汉剧调。传统剧目有《情探》《三尽忠》《刀笔误》《柳荫记》等。
沱江流域的“资阳河派”，在资阳、自贡、内江、宜宾、乐山等地。以高腔戏为主，艺术风格最为谨严，十分注重帮腔、锣鼓套打和演唱，集帮、打、唱于一体。传统剧目有《金印》《琵琶》《红梅》《玉簪记》《焚香记》等。
嘉陵江流域的“川北河派”，在南充、绵阳、遂宁、达州等地。以唱弹戏、灯戏为主，受秦腔影响较多，其声腔主要吸收、改造山陕地区的民歌和说唱而来，音调高亢、激越，以枣木梆击节，声音“咣咣”。传统剧目有《梅绛亵》《花田错》《芙奴传》等。
下川东地区的“川东派”，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一带，包括涪陵、万州等地。重庆拥长江口岸之利，来此演出的外地剧种很多，形成了“川东派”，有戏路杂、声腔多样化的特点。其胡琴腔中吸收了楚调、京味，习称“京汉腔”，使得下川东在原有胡琴戏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进而逐渐在声腔多样化的道路上大放异彩。传统剧目有《赵氏孤儿》《荆钗记》等。
除了这四大流派，有名的还有川南地区的“泸州河派”，主要活动在以泸州为中心的长江、沱江、赤水河、永宁河水系贯连的广大地域，以擅长高腔著称。
川剧的各艺术门类流派形成的原因虽不尽相同且风格各有千秋，但流派却是艺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助推艺术传承和发展的作用上都是一致的、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