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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朝廷在今四川地区（包括重庆市）设了四个省级行政区，即益州路（后来改名为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统称为“川陕四路”或“四川路”。元灭宋后，设四川省，“四川”之名由此而来，“蜀戏”此后便称为“川戏”。
宋代的文化艺术高度发达，在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等中心地带盛行杂剧，西南地区也非常流行。当时，“蜀戏”已经成为大众日常娱乐生活的重要内容，此时它被称为“川杂剧”。“川杂剧”之称，来源于南宋时涪州僧人大觉禅师道隆，他写过一首名为《南泉玩月》的诗：“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他所说的“川杂剧”，从字面意思理解，是一种在棚内演出的、比较成熟的戏剧形式，主要是谐谑、调笑、轻松幽默的歌舞或小戏，反映出宋代蜀地流行的戴假面表演傩戏的杂剧具有不同于汴京、临安等地杂剧的独特风貌，体现出当时巴蜀地方戏的特色。
道隆诗中的“神头鬼面几多般”，与苏辙《蚕市》记载的“鼓笛繁乱倡优狞”、元代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的“四方奇技，幻怪百变”相类似，说明当时优伶（演员）很多时候都戴着面具，可知那时不少戏剧都是以神怪玄幻为内容。这类以真人扮傀儡的傀儡戏很受老百姓欢迎。《四川通史》称：“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大凡官府宴会，岁时节令以及一些公共娱乐场所，都有戏剧表演。”百姓婚丧嫁娶固然离不得，而一些演出场地简直让人意想不到。《蜀中广记》中的“高僧记”记载：“杂剧打来，全火祗候。”庙中也演杂剧，当时成都人最喜欢的出游地大慈寺就有杂剧演出，可以说宋代的成都无一处、无一时没有川杂剧了。
蜀地之所以在宋代出现“川杂剧”，一是与当时局势有很大关系，金灭北宋，大量民众避难南下，因此宋杂剧的演出中心从中原地区的汴京转移到了临安和成都两大城市；二是四川自唐代以来就有“蜀戏冠天下”的传统，四川不仅有很多技艺高超的艺人，还有比较成熟的戏剧环境。苏娟、延保全的《南宋“川杂剧”新论》对此有详细的阐述。当时的四川，处处都有戏剧，在城市有剧场进行大型演出，在山乡僻壤也有小型的戏场。不仅有“戏场”“歌场”，还有相当复杂的舞台装置，可以造出各种美妙的景色来。
而蜀地乐戏之盛也是有时代原因的。早在隋唐和五代时期，北方战乱不断，蜀地却能长期保持安定，许多音乐人才避乱蜀中。例如唐玄宗与唐僖宗前后两次避乱蜀中，带来大批乐工，直接促成了蜀地音乐文化的繁荣。同时，蜀人也极为重视音乐，如前蜀皇帝王建录用了很多避乱于蜀的文人、乐工等；后蜀沿袭前蜀旧制，仍设置教坊，所以在唐末五代的战乱中，蜀宫仍较为完整地保存着唐代音乐的原貌，而这些留存下来的音乐就成为承唐启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