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沙船”消亡与“信船”崛起

“蒿目千秋供探索，抽思一管付编摩。此际骊珠凭独采，人间驹隙漫相过。”

王立道（1510 年—1547 年），明朝、常州府无锡人，在《清溪庄》中写到：“回沿清溪侧，迢迢见孤村”“幽寻极寥廓，理棹清溪长” 。如果说，荣清带领“三子七孙”在无锡长清里建设荣巷后，除少数较高的土墩外，大部分是沼泽、芦苇池塘，是“野稻自生，野茧自成”的荒芜土地。从开辟荒地为良田、筑修塘沼为鱼池，以开垦荒田为己业，开垦清溪河利于引水灌溉农田，且清溪河连通梁溪河，梁溪河即无锡大运河又连通太湖，这里水运与交通极为便利。如果说，荣巷经过了荣清及“三子七孙”创业与复兴阶段，从 14 世纪中叶跨越到 18 世纪 20 年代，从明正统初年（1436 年）来到了道光末年间（1820 年），经过了 20 代人近四百年的努力，稳定了荣巷的自然经济基础和自我管理的政治基础。在清朝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间，发生了清除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打败准噶尔部、征服沙俄等高光时刻。

乾嘉时期，上海的“南北物资交流，悉借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上海所有百货而去。”沙船最早出现在唐代的江苏，在宋代称之为“防沙平底船”，到明代通称为“沙船”。沙船贸易促进了上海商业的繁荣，城外东南隅一带“店铺栉比，万商云集，百货山积，人马喧阗，万头攒动，摩肩接踵”，形成了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在沙船贸易中，最繁盛的是豆饼、豆和棉花、棉布。根据统计，道光 1700 年—1820 年中国的GDP全球占比一度高达 32.4%，到 1820 年以后，这一占比在 1900年时已经下滑至 11%，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并成为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唯一出现下降的国家。 由此可见，1820 年后“道光萧条”这一经济倒退对此时的中国产生了严重影响，而江南地区包括吴淞江（苏州河）就完整地见证了这一过程。

总的来说，“道光萧条”的原因远比以上说的要复杂得多，我们从查询其诱因、外因和主因中娓娓道来。从 1830 年起，荣巷的经济也遇到了困难，但他们沙船经过的地方，是一个充满开放和希望的社会，有竞争、有冲突，但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其在“道光萧条”这样的环境下，慢慢地死亡，还不如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首先，是 1823 年的江南水灾和 1830 年的江南干旱，江南的天灾致使农民生产无利可图，农民收入锐减，难以维持正常的再生产能力，这是造成“道光萧条”的诱因。特别是，1840 年—1842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署《南京条约》，西方国家则不断通过殖民和不公正的贸易崛起，迫使中国的自然经济体系破产，特别是荣巷人赖以生存的沙船业破产，所导致的心理恐慌，已经影响到了人们正常的判断了，这就是“道光萧条”的外因，这同样也是“信船”起因的条件之一。

但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农民处境越发艰难。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年间却对农业、农民的开征了高强度税赋，让江南地区农民生活拮据。此时又遇“太平天国运动”（1851 年—1864 年），这一场清朝咸丰元年到同治三年间的 13 年内战，又是促使道光经济特别是江南经济衰退的内在主因。事实上，江苏巡抚陶澍在 1825 年就已明白地说：“江（宁）、镇（江）、苏（州）、常（州）等处，小民生计，外虽见有余内实形其不足。” 后任巡抚林则徐在 1833 年则说：“民间终岁勤劳，每亩所收除完纳钱漕外，丰年亦不过仅余数斗。自道光三年水灾以来，岁无上稔，十一年又经大冰，民力愈见拮据。是以近年薄欠最多，州县买米垫完，留串待征，谓之漕尾，此即亏空之一端。” “道光萧条”是 19 世纪中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开始时，“道光萧条”对中国当时的运输业的打击仍没有如此严重，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外商轮船的双重打击下，中国的沙船业遭遇了致命的打击。

当沙船的冲击波影响到荣巷人的生存环境后，荣巷人开始了恐慌，一种迷茫、彷徨的思潮正在荣巷人心中慢慢地发酵，什么是我们的出路？这也是快速发展起来“信船”的诱因。

光绪初年（1875 年），全国最大的报纸《申报》评论其时上海的市面：“今试综各业而考之，上海市面，南北迥然不同。南市则向来本有之业，而北市诸业则在通商以后。故南市以沙船号家为第一大生意，而花布糖米、北货以类从焉。北市以丝茶为大宗，而烟土洋货属焉。若钱庄则通南北市，皆以汇借拆息为利者也。沙船揽载，自轮船夹板遍迹海滨，久已减色。” 稍后《字林沪报》也称：“沪上分南北两帮，南市则本帮各聚焉。大宗贸易实恃沙船，至于近日，而沙船不可恃矣。”该报又称：“凡百贸易，萃于南市，南市之商家，推沙船为巨擘，最盛时多至二三千艘，帆樯所至，货物流通，若油豆饼诸项，由此进口。” 媒体一致认为，在鸦片战争后作为最大的通商口岸之前，上海一直以沙船运输业为最大的生意，其他棉花、布匹及北货等都是从属于沙船运输业的，沙船航运业在上海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居于领导地位，上海是以航运业为中心而迅速兴起的。这条航线向来是沙船业的传统经营线路，它维系着两千余艘帆船的生计，现在却因“许开豆禁”面临外国船舶运输业的冲击。后据江海关道丁日昌的统计，仅仅两年的时间，沙船资本亏折殆尽，有数千艘沙船因“无资贩卖”停泊在上海港，“富者变为赤贫，贫者绝无生理”。沙船业的衰弱使得传统漕粮北运的航线几近瘫痪，严重危及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1866 年，上海海关道应宝时提出解决漕运的办法，主张由清政府出面收买全部沙船并加以整修，以保证漕运，但是清政府根本无力筹措庞大资金赎买沙船。1867 年曾国藩上奏总理衙门，他注意到通商口岸已经有不少华商购买或租赁洋船而又诡寄在洋商名下，“与其听任诡寄名产被洋人所掌控，不如准予百姓自由私买，尚可归华商自主，往来江海各口，悉听自便”。正是在这一情势之下，不少买办商人向清政府提出经办新式航运业的要求。

同治三年（1864 年），上海沙船商郁森盛领衔向江苏巡抚丁日昌具禀，要求北洋豆货仍归上海商船转运，谓：“上海一隅之地，沿海居民多藉船业为生。自西洋各国议准通商，上海一口最为繁盛，良由沙、卫各船群聚贸易，始得交易流通，商贾辐辏。” 可见开埠后相当长时期，上海仍是以沙船运输业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这个时候他们的沙船也遇到了海外轮船的冲击，虽然说荣巷的小船影响仍不大。但是，有危机意识的荣巷人其自然基因中就有这一方面的东西。

在最早上海经营的船商都有一个共同议事场所，即商船会馆。商船会馆位于马家厂，列于民国《上海县续志》会馆公所条之首。商船会馆可能是最早的商人会馆，也是上海现存最早的会馆遗址。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在上海的船号众商共建，而非如《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的编者所说仅系崇明、无锡船主商号所建。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重修大殿、戏台，添建南北两厅。嘉庆十九年（1814 年），无锡海商铸钟鼎，崇明海商建两面看楼。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船号商共建拜厅、钟鼓楼及后厅内台，成为建筑巨观。同治元年借驻西兵。光绪十六年（1890 年）遇飓风戏台损坏，费洋银 744 元重修。光绪十七年继续大修大殿与南北两厅、钟鼓楼、南北看楼及后墙等处，次年，更易戏台新梁，两年共费豆规银 2766 两。会馆大殿崇奉天后，乾隆中期重修后，南北两厅分祀成山骠骑将军滕大神和福山太尉褚大神，官方每年祭祀天后的活动就在此举行。所谓商船，其实就是沙船。沙船起源于江南一带，是民间常用的平底船，属于一种江海两用船。自明嘉靖以后，上海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东南名邑和内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小东门外沿黄浦江一带帆樯林立，万商云集，百货山积，人马喧闹，货物上落频繁，一片热闹景象。据《皇朝经世文编》记载，当时一位船主大约拥有沙船 40 至50 艘，每艘沙船造价需白银七八千两，聚于上海的沙船总数达 3500 余艘，最高时高达 5000 余艘，可谓盛况空前。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创设商船小学校。上海的油、豆、饼业另有公所萃秀堂。萃秀堂又称东园，在上海县庙豫园，建于道光年间。萃秀堂外有三穗堂、仰山堂、格思堂和神尺堂四间议事厅。堂中亭榭池沼，回廊曲折，均极园林之胜，而大假山层峦叠嶂，尤为县中独有之境。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与米业合组之豆米业小学校分设于此。堂馆所需经费于代客买卖时抽取货捐，豆油每石银 1 厘 8 毫，豆饼每片银 2 毫 8 忽，后因轮船盛行，沙船锐减，捐数寥寥，于是同业每月捐银1 两。公所由司月轮管，清末推举董事一人会同 6 家司月办事。船商与豆业论市交易之所则为采菽堂，俗称豆市，在豆市街万瑞弄。原来租用市房，光绪七年购屋改建对照厅 6 间。在上海的船商和从事油、豆、豆饼业交易的店家、行家、经纪人，就在上述几个同业组织内开展活动。而各地海商或海运业者，又以同籍为范围，有其地域性商业会馆。

山东及关东船商在上海活动较早。据碑文载，顺治时山东商人即联合关东商人，两帮集资在上海县城西置义田 50 余亩，为埋葬公地。鸦片战争起，太平天国期间，山东商人多避难航海而归，势力大损。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山东商学各界热心捐款，“一人独捐千元者且有数家”，一时之间集至“数万之谱”，显示了山东商人的实力。

江苏海州青口船商，青口系江苏海州属下一镇。康熙年间开海后，青口商人即大力经营江苏沿海豆石业，运抵太仓刘河镇发售，嘉庆十八年（1813 年）因刘河淤塞，改将豆船停泊上海。青口镇字号商人乃与徽州商人公议发起饼油山货公积金。道光二年（1822 年）以 4000千钱在大东门外契当住房一所，建为祝其公所，奉祀关帝和天后。3 年后加价 4000 千钱，转当为买，在上海县衙备案。道光十三年（1833 年），生意兴盛，公所提取公积金 4000 千钱归青口放赈。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才经整顿，恢复管理。可见嘉、道时期为该青口商人的全盛时期，咸丰战乱后即渐趋衰落。江苏淮扬商帮，在上海主要从事船运业，建有淮扬公所。

浙江宁波商帮，是鸦片战争后上海人数最多、实力最为雄厚和社会影响最大的地域商帮，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又以买办、金融、轮运、成衣业、木业制造乃至进出口业等最为出名。其实，在清代前期的上海和沿海商品流通中，宁波商人从事船运业极为活跃。《申报》称：“上海沙船坐港者常有七八百号，宁船也数百号，每年统计进口沙宁船何止六七八千。” 这些航业人员单独成立同业公所，可见宁波航业在上海的实力。绍兴商帮在上海主要经营炭业、钱业、酒业等，据说乾隆初年即在上海北门内建有浙绍公所。其中有浙绍豆业，捐洋银 600 元，仅次于捐洋银 950 元的浙绍炭业，可见其时绍兴商人经营豆业者也相当有实力。

而福建船商以泉州、漳州商人最为突出，有泉漳会馆。福建漳浦人蓝鼎元于雍正初年说：“臣生长海滨，习见海船之便利，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驾，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来来往往，习以为常。”乾隆十九年（1754 年），福建巡抚陈弘谋奏：“查闽省地处海滨，南洋诸番在可通，福兴泉漳等府地狭民稠，田土所产不敷食用，半藉海船贸易，为资生之计。”福建商人尤其是泉漳商人是清前期沿海贸易的主力。

广东商人特别是广州、肇庆、潮州等府商人，在上海主要以从事买办、经营糖烟鸦片等商品出名，海运是其主要运输途径。广肇商帮自称：“沪渎通商甲于天下，我粤两郡或仕宦，或商贾，以及执艺来游挟资侨寓者，较他省为尤众。”据说鸦片战争前就设有会馆在城内，毁于兵燹。潮州商帮（1769 年—1781 年）购买小东门外下塘街市房，嘉庆十六年（1812 年）拓为会馆。当时已有房产 11 所，“朋簪既盛，物力滋丰”。嘉庆、道光年间，包世臣和齐学裘等力主漕粮海运人士描述其时沙船情形道：“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自康熙廿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沙船有董事以总之。”齐学裘说：“沙船船商，皆系上海、崇明等处土著富民，出入重洋，无处侵漏。”名臣魏源称：“今江浙船商，皆上海、崇明等处土著富民，出入重洋，无由侵漏。每岁关货往来，曾无估客监载，从未欺爽。”道光五年（1825 年），包世臣又说：“沙船十一帮，俱以该商本贯为名，以崇明、通州、海门三帮为大。” 可知海船运输业与一般意义上的远距离贩运贸易不同，当地人具有地理和人力等优势，能够在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上海航运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上海地区的沙船商，起步明后期。嘉靖十四年（1535 年），巡按直隶御史张题奏中称“近年以来太仓、崇明、江阴、通泰沿海居民视海洋为庄衢”，从事沿海贸易。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应天巡抚王应麟称：“沿海民多造沙船，始贾装运之利，继为通夷之谋。”姚廷遴《历年记》崇祯十二年（1639 年）十月二十六日记：上海东门外殷姓，“系崇明籍，侨居海上已三代矣，业有沙船几只，开放柴行生理，家甚厚”。此殷氏正是清中期包世臣等人所说的祖籍崇明人。只是其时的沙船，运输的还不是日后开放海禁后的豆粮，而大概只是从事近距离生活日用品的运输。入清之后，延至开海之初，因长期的海禁和清初的迁海，沿海贸易极度萧条，海船“舵工水手久无其人”。虽然开海，专门收泊装载豆石的沙船的江海船的江海关的分关刘河口，并无海商前往，可以想见，其时上海大关海商也不会众多。

后来有安徽商人金姓者，自带资本到刘河造海船，从此而开创了刘河的海船字号业，“帆樯林立，江海流通”。更后则有江苏通州商人刘姓、吕四商人赵姓继起而为海商，山东胶州则有商人开设中和、吉利字号，莱阳则有商人开设吉顺字号，汇县则有商人开设恒利字号。同时也有专门从事运输的船户，来自吕四的高、姚、包、赵等大户及诸多小户，于是苏北、奉东各口之商贩在刘河镇设立的运输字号“如云而起矣”。海上运输业与一般意义上的远距离贩运贸易不同，当地人具有地理和人力等优势，能够在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上海航运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上海从事海运业者，来自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地，其中势力最大者，是上海及其邻近沿海地区崇明、南通三地之人。 船商不但与船户、掌舵、水手等航运业人员形成复杂的关系，而且与客商，与豆业字号，与豆行、饼行、油行，与牙行、保载行等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船商开设船号，自有船只，多者船有数十艘，少者数艘，雇佣掌舵、水手，或直接从事以豆、饼为主的海运贸易，或为客商提供海上运输业务；豆业字号则由外地商人在太仓或上海设立，主要从事商品贩运；豆行，是豆、油、饼等豆粮的贮存交易之所，具牙行性质；船商从事沿海贸易，须由保载行开出保票，以负法律责任，故豆业字号大多通过委托当地人代为管理的方式来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航业以船商为中心，在上海发挥出领袖百业的作用，在上海城市经济发展中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木船航运业在西方轮船的技术优势下遭到了沉重打击，上海黄浦江和苏州河两边都是抛弃的沙船，荣巷的沙船业在整个国内属于小规模的但也不例外遭到了抛弃，对荣巷而言是致命的，这是导致上海沙船业衰退的主要原因，“洋行”在上海兴起了轮船业，这种降维打击力度是毁灭性的，瞬间造成了中国航运业竞争的代差，而这种代差是根本没有力量挽救的。

期间，怡和洋行 作为中国最早的洋行之一，也依靠鸦片作为第一桶金，洋行也进行了投资扩张，涉及中国的各个领域，包括房地产、矿山、铁路、船务、造船和银行。怡和洋行在 1832 年由查顿和孖地臣成立于广州，曾长期是上海规模最大的一家洋行，经营鸦片、进出口贸易、长江和沿海航运、各类工厂，如纱厂、丝厂等，甚至还经营过军火，号称“洋行之王”。怡和洋行早年的对华贸易，是以鸦片换茶叶的毒品买卖，并获取暴利。“洋行”是外贸商行的通称，早先的洋行基本是做跨国贸易起家，清朝时的中国最主要的国际贸易货物就是向国外输出茶叶、丝绸和瓷器，而进口主要就是鸦片和糖，这也是鸦片战争的起因。

1839 年，林则徐广州禁烟，威廉·渣甸离开广州赶往伦敦，联合海内外英商游说英政府对华宣战。但从鸦片战争之后，到 1843 年随着上海开埠后，这座“东方冒险家乐园”，所导致的心理恐慌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正常判断，特别是地处湿地中央腹地的荣巷，荣巷这个孤岛最急需要了解的是当时中国与外国的各种政策，以及开埠后的政治、经济信息，并能将这些信息有效地传送到四面环水的荣巷。对荣巷中有资产的高端家庭而言，能及时了解这些信息来源，并做出正确的判断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过程。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急需要以一种信息产业与交通产业结合的一种“信船”出现，一艘“摇橹小船”作为“信船”就应运而生。在这个“信船”产业的前途未卜、危险性尚存的关键时刻，如何能够从中杀出一条血路？这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的是胆量和技术水准。

荣春福的父亲祥云自知其儿有这一方面的实力，但前方的路在何方？在什么都是未知的情况下，凭着在上海苏州河多年的经验，果断地为 13 岁的儿子选择了这个不是机遇的机会。又经过长达数年的发展，在这个困局中仍然没有改良，又有了扩大的趋势。但在荣巷内部，已产生了分化一群既得利益的人，仍然主张要维护过去的那个传统的模式，而另外一群人，则主张先走出去看看再说，他们认为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以荣巷现有条件下，能承担起这个重任的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获取信息和情报时不能太引人注目，最好选择一名小孩；二是，寻找一位能在太湖的摇船者，能快速通过太湖和运河水系，这个人要十分稳当地驾驶船舶；三是，要对人与事口风要紧，不能乱说话，要机灵又不失稳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当时在荣巷数来数去也就落到了荣春福身上了。荣春福从 12 岁前就独立驾驶着一艘“摇橹小船”跟着父亲的航迹，接触上海周边地区，人小艺胆大，关键是荣春福熟悉上海苏州河的周边环境，能及时取到所需的东西。这时，荣春福就勇敢地接过了父亲手中的“船桨”，正式承担起从苏州市甪直镇到上海苏州河的“信船”船主的首航任务，其父帮助他完成从无锡荣巷到苏州震泽镇和甪直镇的航行。

开始时，太湖中的摇船由荣春福和父亲祥云一起驾驶，到达了苏州甪直古镇后，直到苏州河才把“摇柄”交到荣春福手上，这样的光景一直到春福 18 岁后，到1848 年后才由春福去独立去全程完成。从此，荣春福把“信船”逐渐过渡到“信船&驿站”，一边是信船，一边是“驿站”。他航行于荣巷至上海的苏州河畔，开始为在中国大地上获取上海开埠后各种政策和政治、经济信息。

到上海后，首先荣春福要去荣伯鹤的江苏会馆了解一些相关的政治政策与风向，以便更多地掌握些政治风向；此外，他要花半天时间泡在上海苏州河畔的茶馆里以喝茶的方式获得相关的信息，或通过苏州河边上山西路桥（盆汤弄桥）的盆汤弄，其著名的澡堂如畅园、沦园、赢园等获得有关信息，以便让这些信息从上到下获得更多地佐正，便于让荣巷人去别辩真伪；清光绪年间出版的葛元煦《沪游杂记》盆汤条载：“租界盆汤弄之畅园，紫来街之亦园为最久，星园继之。官座陈设华丽，桌椅皆红木嵌湖石，近增春园、怡园，曲室，幽雅宜人。堂内兼有剃发、剃脚等人，官盆每浴钱 70 文，客盆钱 35文。处此五浊世界，不可不借以前湔洗也。” 澡堂子里洗澡获得的信息，或通过去有关的行业会馆里了解一些信息，以上三种办法都是荣春福了解上海滩最重要信息的来源地之一；或通过道听途说的途径获得的新闻，而当时苏州河两岸茶馆和澡堂子是最方便获得这些新闻的一种途径，这就可以方便他从官方和民间两处查实及新闻的真实性，实现对上海地方信息全覆盖的了解，保持着与无锡信息的及时互联互通，当时飞越的信息时差就是 10 天左右的时间，当时是从上海苏州河到无锡荣巷的最短的一次时间，而选择“信船”就像如今的互联网一样，让人们克服了了解信息差异现象，并通过“信船”运输的方式来实现，并保持这种新闻带着体温，确保政策执行的真实性。

而从 1843 年上海开埠以后，就有部分有勇气的荣巷人，开始赶赴上海“讨生活”，从而实现了全新认知上海的一种过程。而当时赶赴上海“讨生活”的感觉，犹如当年山东人赶赴东北“闯关东”一样，首先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因此，妻子需要了解丈夫在上海是否安好，妈妈需要了解儿子在上海的现状，也一样。而 13 岁的荣春福驾驶着“摇橹小船”作为“信船”，每10 天会定期往返，在无锡荣巷西浜码头到上海苏州河码头之间穿梭，从最早的送信、送报到了解并传递相关信息开始。从此，荣春福的“摇橹小船”便成了荣巷最早的一处“信息中心”，给荣巷的很多人带来了希望，给上海的荣巷人带去了温暖，荣春福便成为荣巷人心中的信息传递员。

当时，很多年轻的荣巷妇女，由于丈夫远赴上海苏州河两岸打工杳无音信，被深深地陷入相思之中，被相思折磨，甚至是得了相思病。他们身体虚弱，走路来摇摇晃晃，像飘浮的云一样，心里像纷飞的柳絮般的惆怅，身上仍留着一点点的缕缕游丝。他们殷勤盼望着丈夫或未婚夫能否让荣春福带一份“定情物”或送一封信过来，她们思物如见人一样，见到了信或物的就大喜，没有见到信或物者大多失望至极。但大多数的人会殷勤盼望地问荣春福：“我们的人现在还好吗？他又去哪里呢？”随着荣春福的“摇橹小船”带回来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更多的是鸿雁传书，给这些年轻妇女们一种精神寄托，这远远超过了物质的需求。过了几年后，到了 1850 年，上海创刊的第一份近代英文报刊《北华捷报》出版了，人们又多了一条途径了解上海的新闻了。这时候，许多荣巷的年轻妇女都开始学习英语了，学的就是能够读懂这份报纸的基本内容，能更多地了解自己丈夫或未婚夫生活和工作的环境。

到了 1860 年后，荣剑舟与荣胜溢合资创办的全国四大花号之一“荣广大花号”，成为当年影响上海市场的最大一家商号；而当时荣巷人开的铁行在苏州河两岸已是遍地开花，其中包括信息来源大多是靠这份《北华捷报》。到了 1861 年 11 月，由英文《北华捷报》主办方创刊的中文报《上海新报》发行了，当时，初创期间为周报并历时半年，到 1862 年 5 月后改为每周出版 3 次，周日停出；1872 年 7 月开始改为日刊。到了 1872 年 4 月上海又创办了一份全新的报刊《申报》。著名的《申报》影响广泛，其中，中立的立场让这份报纸声声大赫。而《上海新报》发刊词是“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馆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世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由于《上海新报》创刊时，正逢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上海新报》刊登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新闻，加上由于上海出版的报纸屈指可数，《上海新报》便成了当时的人们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来源。当年的《上海新报》便成为人们争相要看的一份信息与新闻报刊，以便及时了解正处在战争中心边缘的无锡当地太平军的动向，因为那里有他们牵挂的亲人。

1848 年后，荣春福独自驾驶着“摇橹小船”到达上海，第一时间就要赶到小贩处去取好上周及当天的各种报纸、杂志，还要去无锡人开的杂货店里去取信件，把一种专门放信件空的防雨帆布袋带过去，并把一整袋专门放信件的防雨帆布袋封好后带回来；因途中要赶时间，在去上海的路上荣春福需寻找最短和最快的路径，这就需要从太湖中斜窜过去，因为走太湖可以快一天时间，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在上海多跑一天的客户。但当时太湖里不仅有土匪，更多的是暗礁还有云雾，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可荣春福靠着勇敢的胆识和熟悉水路的能力，加上他处事的小心和谨慎，善动脑子，提前预判，依靠智慧，没有一次落入危险之中，每次都能安全过关，更重要的是他对风帆的使用得心应手，省了他许多力气，加快了速度，不仅让他赢得了时间，而且还赢得了休息的时间；而且，他把休息时间都放在了茶馆里，一边休息一边收集情报。因此，荣春福带回来的情报和信息都是带着体温是新鲜的。在荣巷人眼中，荣春福就是幸运之神，是一位出色的浪里“小窜条”。说起荣春福的信船可以讲是日夜兼程了。从“信船”到“信船&驿站”，其实就是一种服务的提升和服务半径的扩大，从最早的信息服务开始，到后来的内容不断升级。再到后来人们不满足于仅仅送信、送报及传送信息传播，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还增加了许多包括送物、送人，到后来又要带钱回无锡或带钱去上海（小额现金和大额银票）的大量额外工作，“信船&驿站”从结构和功能上，真正实现了邮政与物流的两大功能。因此，说起荣春福是荣巷物流的鼻祖一点不为过。

1855 年起，随着荣春福年龄的进一步增长，也随着“信船&驿站”功能的增加，特别是客户需求端除有关带信外，增加了带钱、带人、带物的“三带”量的提升，克服了荣春福一人在“信船”航运时闲着的寂寞，带着2～3 人也可以解解闷。特别是随着区域的扩大，除无锡至上海外，还增加了到苏州、常州、杭州、南通及各乡镇村里的邮件和货物数量，这就与当初的“信船&驿站”在功能上存有差异。这时仅仅依靠荣春福一个人是很难办成的了，荣春福需要帮手了。

荣巷就建在地处五里湖的湿地范畴内，它位于无锡龙山南麓，蠡溪河开原乡西部，北部以惠山山脉为屏障，南邻无锡的母亲河梁溪河和太湖的开原乡长清里。荣清带领梁溪荣氏按上荣、中荣、下荣三子七孙来到了荣巷，把荣巷分为上荣、中荣、下荣各个界地，并以河道划分成东浜、中浜、西浜在岸边上，朝南靠北的岸边因地制宜取上芦苇塘里的芦苇、砍下路边的竹子，作为建房的支架，并把芦苇编织一下，开始修建茅草屋；根据土地特点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对岸边可以种植的地方种上果树苗和桑树苗，开始准备来年养蚕作准备；把部分靠河一边的浅塘深挖成鱼塘，放进鱼苗养鱼；在大块平原上的水地上，根据水的深浅分别种上菱、稻、荷花，如此往返耕耘，可促使他们长得茁壮喜人。荣清的这些布局既合理，又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维，即做到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具体讲内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绝不能背离实际需要和实际可能，形而上学地搞“一刀切”、绝对化，这就是荣家耕读传家之根本，以争取实践的成功和目标的最终实现。

从宋代以后的江南人家，亦耕亦读，亦农亦船，物质和精神财富两方面同步得到积累，相辅相成，最终实现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图景，成为小康之家是一种实惠的持家方略，也成了荣清的理想主义思维的一种实现。从此，荣巷过上了三春花开（梅花、桃花和梨花）的浪漫，夏季麦饼飘香，中秋月圆桂花芋头飘四海，秋季稻花香、荷花艳、莲芯白，莲藕出淤泥而不染的一幅幅真实的写真画。岁月更替，让一派人生美好的自然界的田园风光，尽收人们的眼底，荣清改造长青里为荣巷获得了巨大成功。江南鱼米之乡的无锡荣巷成为耕读社会的理想境地，士风日盛，人才之美，一时富甲于江南地区。这时，荣春福想借助先人的智慧，采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法，在充分考虑了父亲的建议和宗族的意见后，荣春福真正思考着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解决目前遇到的一场危机，想方设法去寻找到一条可以解决的途径，在“道光萧条”中摸索重生的新途径。他想借鉴“堂记”的模式，考虑是否可以组建一支荣氏的“堂记”模式的船队，联合其他船主搞一个横向联合的“堂记”运输社，这就是最早“荣永记”朦胧的思维之路。

中国“沙船”与外国“蒸汽轮”在中国航运中心地位上的竞争中，本来十分发达的中国“沙船”业，在面临“蒸汽轮”这种工业革命科技进步的产物时，被打击得是没有一点还手的可能性，这是一场全方位“降维”打击的状况，其竞争更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更没一点可比性。唯一可以暂时与他们竞争的方法，就是在他们还没有触及到的地方，以一种“产品交叉”的方法，如“信船”与他们“换道”竞争，这样才有可能保持一种“差异”的竞争势态，我们只能以这种竞争方法，去追踪世界工业革命带来的红利，去追着世界产业科技进步的步伐。“沙船”是中国闭关自守的一次历史性失败，是给荣巷的一次难忘的痛苦记忆。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信船”不过是荣巷人一种自保的手段，为了保留住沙船这个“根”，荣巷人另辟蹊径寻找到了一种新的“船舶运输”形式，它既可以保留了这种形式，又不直接与外商面对面发生冲突，这就是江南人特别是荣巷人所倡导的一种生存的哲学方法。 Oya6db1kNMGbOIe6MP5xxauPBrskXOZ94Ja0cSvaFOJTo8soD1hHzcnUOIn+HE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