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信船”是“荣永记”的前传

“年年负却花期！过春时，只合安排愁绪送春归。梅花雪，梨花月，总相思。自是春来不觉去偏知。” 在一百多年前，要说起“信船”总离不开这上海苏州河和太湖，而每一个辉煌故事的背后，却通常有一个离奇的前传。

《尚书·禹贡》里有一句话，“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在古代，广袤的太湖（震泽）依靠三条大江宣泄入海，娄江、松江与东江，称之为三江。其中尤以中支松江最为宽阔，据《松江旧志》称，唐时河口处宽二十里，宋时青浦县河段尚“面阔九里”。唐时的一里以李世民的双步为尺寸标准，三百步为一里，如今换算有近万米，是可以与长江黄河媲美的大河。这条声势浩大的大江就是后来的吴淞江，因地处吴地得名，其流经上海的部分便是人们所熟知的“苏州河”。吴淞江在上海境内的一部分，长 54 公里，宽 40～50 米，大多数时候隐匿在弄堂和高墙之内，偏居上海北部“发展中地区”。不久，娄江与东江便相继淤塞，吴淞江成为太湖主要的泄洪道，同时也是苏州地区的出海航道。

宋代以后，由于长江三角洲的下沉以及泥沙在河口地带大量堆积，吴淞江在海潮的倒灌之下日渐逼仄，大船无法再驶进青龙港。当时的吴淞江水道迂回，泄水不畅，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浦”的网格化河道，有所谓“五汇四十二湾”之说。譬如白鹤汇到盘龙浦两汇之间步行才十里，河道却迂缓四十里。为治理太湖流域泛滥，吴淞江曾多次裁弯取直，然而河水仍时常漫延过一道道弯，形成新的沼泽和塘浦。在吴淞江淤积之际，南岸的支流上海浦渐渐成为上海的主要水道，来往的船舶寄锭下锚于今十六铺附近的江岸，一时“人烟浩穰，海舶辐辏”。原本因河流交通而兴起的聚落发展为一座新兴的集镇，南宋末年，上海建镇，标志着官方港口地位的市舶务也从青龙镇迁到了上海镇。

然而，上海命运的真正转折此刻尚未发生。明永乐元年（1403 年），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吴淞江流域水患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些河段淤塞甚至已是“茭芦丛生、已成平陆”。户部尚书夏原吉被派去主持治理，正是他彻底颠倒了吴淞江与黄浦江的关系，也从此改变了上海的历史进程。他在《苏松水利疏》中分析认为治水关键是疏浚下游河道，使洪水畅流入海。于是，他开浚范家浜，上接大黄浦，引淀山湖水自吴淞江南跄口入海。范家浜就是如今外白渡桥至复兴岛一段黄浦江，初开时河道阔三十余丈，在上游巨大水量的不断冲刷下扩展到二里许，形成了今天的深水河流黄浦江。从此，太湖水经过黄浦江而入海，而吴淞江在江浦合流后逐渐成为黄浦江的支流。这一河道变迁事件史称“黄浦夺淞”，上海就此进入“黄浦水系”，日后轰轰烈烈的上海滩便在黄浦江的润泽下成长起来。

在这期间，我们不应该忘记另外两位治水专家的功绩，他们是著名治水专家叶宗行 ，他善治水，全力辅佐当时在松江府治水的户部尚书夏原吉进行治理。那时太湖水泄洪入海主要靠吴淞江，叶宗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水利改造方案即“治浦为先”，放弃已成痼疾的吴淞江河段，挖深挖宽范家浜，使范家浜南接大黄浦，北接吴淞江近海江段，“江浦合流”“黄浦夺淞”冲泻入海。治水方案被朝廷采纳并付诸实施。叶宗行的“江浦合流，北上入海”之策为日后上海东方大港的建立和上海地区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另外一位是“大青天”海瑞 ，明隆庆三年（1569 年），海瑞升任应天巡抚。当时应天巡抚所辖的江南十府是明王朝财赋收入的重要来源地，也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海瑞新官上任便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治水。应天所处的江南地区虽富甲天下，但水灾却十分频繁，百姓苦不堪言。就在海瑞到任时，大面积良田地被洪水淹没，导致粮价上涨，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面对此情此景，海瑞立刻着手治理江南水患。他通过实地考察和查阅历任主官的治水记录，终于找到了水灾的成因：除雨季长、降水多外，更大的因素是水利设施的荒废。当时太湖主要出海通道吴淞江堵塞严重，太湖的水泄不出去，奔涌回溢，便造成了水患。然而，想要疏浚吴淞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当时江南甚至有童谣唱道：“要开吴淞江，除是海龙王。”江南治水不仅有地理上的客观难题，还有官场腐败和治理经费的难题，比如水利设施荒废而得不到治理，这便是明显的人祸。海瑞当即上疏明廷，直截了当地指出“水利臣旷职不修，抚按也不留心”，最终导致河道泥沙淤积，湖水无法排泄。在指出前任官员不作为之后，海瑞还表示疏浚吴淞江河道、治理江南水患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在得到朝廷批准后，海瑞立即开始治水。

在海瑞到任的一百多年前，永乐皇帝曾派大臣夏原吉到江南治水，夏原吉利用吴淞江河道把太湖之水引至当时吴淞江的支流黄浦江，然后让太湖水顺着黄浦江注入长江，奔涌入海，史称“黄浦夺淞”。通过勘察，海瑞认为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开挖新河道工程太大，“黄浦夺淞”趋势已无法逆转，在此情况下，由黄浦江泄出湖水的确不失为一个良策。于是，海瑞决定对黄浦江进行一次改造。海瑞主持在邻近的古东江修坝建闸，让流经古东江的上游来水大多北折流入黄浦江，使得黄浦江水更加充沛。同时，海瑞又通过缩窄改深江面以增加水流冲击性，使下游吴淞江口的淤泥能被冲走。经过改造，吴淞江成了黄浦江的支流，而吴淞江下游河道泥沙淤积的问题也得到了彻底解决。治水期间，海瑞亲力亲为筹集钱粮，除发动乡绅捐济外，他还上书明廷，请将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粮食全部留在当地，避免出现大灾之下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的情况。尽管如此，钱粮问题依然成了治水的“拦路虎”。于是，海瑞大胆使用了“兴工代赈”的方式，直接召集受灾百姓参与到工程建设中来，将钱粮以薪水方式发放给灾民，在赈灾同时又完成了工程建设，可谓“济目前之饥，兴百年之利”。在海瑞的主持下，江南地区两个月内便疏通了八十里河道，还使十三万饥民度过了饥荒，工程完成后，所费钱粮比预算还少了 10%。之后连续几年，江南接连遭遇大水，都没有再出现百姓受灾的情况。江南水患曾困扰明廷百年，而海瑞上任伊始，便凭借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实干加巧干的智慧，雷厉风行地解决了水患问题，“海青天”也自然成了江南百姓心目中的“海龙王”。

为什么吴淞江后来又叫苏州河了呢？

1840 年中英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英国可派领事，管事等官式外交代表，设驻于这五个港口城市。”等十三条。1843年上海开埠后，1845 年 11 月，中国驻上海苏松太道（上海道）宫慕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双方签订《上海土地章程》，双方明确了英租界的界限为 830 亩。1948 年11 月，英国领事阿扎国与上海台道麟桂又签订协定，将租界北扩至“苏州河”，租界扩大至 2820 亩。在展拓英租界条约时，首度在正式文本中将吴淞江称为苏州河。

黄浦江-苏州河水系的形成，是因黄浦江、吴淞江流域提供了一个连通长江的出海口，奠定了上海“江海之会，南北之中”的水运枢纽地位。从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界处“外白渡桥”算起，一座座新建的桥梁和渡口将南北两岸连成一片，上海话中出现了“浜南”“浜北”这两个名词，分别表示苏州河南北两个城市区域。尽管苏州河已成为黄浦江的支流，市区段宽度不足百米，在上海由一个江南县城发展成为中国和远东最大的工商城市与国际大都会的过程中，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成为上海市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不可或缺的部分。从此，苏州河打破了以往的宁静，变得越来越拥挤、嘈杂、繁忙。上海开埠后，新建筑成片建造，大楼高楼拔地而起，工厂作坊如雨后春笋，苏州河的水运提供了最便宜的物流成本、最便捷的物流手段。

特别是那些机器、原料、产品体重量大的工厂企业，像机器厂、面粉厂、纱厂、布厂、丝厂、造纸厂、建材厂、堆栈和商店（如铁行等），无不竞争着苏州河边上的土地和厂房，以便让货船直接停靠最近的或自己的专用码头上。苏州河两岸开启了近代中国工商业的繁荣，向西通过太湖、运河和长江连通富庶江南地区及中国其他地区；向东是上海海上贸易的出海的最佳通道，联通世界各地。便徢的水上航运的运输方式，为众多的客商提供了点到点的交通便利。在近代百年的变迁中，静静的苏州河边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苏州河两边各种银行、堆栈、商家的店面众多，厂房的烟囱林立，河道中驳船相对拥挤，轮船的蒸汽机声音响彻云霄，苏州河成为哺育上海工商业繁荣的母亲河之一，苏州河成为哺育中国民族工商业大爆发最大和最强的一处圣地。

而随着每一年，在春光明媚的探花季节，荣春福因年复一年跑着“信船”，让他错失了许多青春年华。真是春天来时不知不觉，春天去时却令人惋惜，这样的光景年复又一年，总是辜负了百花盛开时节，春天过去，只好带着惆怅去送别昨天，以惋惜的心情埋怨自己年年错过花期。看似信手拈来，却是耐人寻味，诸事往往在时过境迁之后，才倍觉珍贵。春天如此，人生亦如此。苏州河蜿蜒曲折从西向东缓缓流来，流淌了千年的苏州河生生不息，哺育着江南及上海人民，培植着上海海派文化，繁荣着上海经济。在河网密布的太湖平原上，曾经有两条河流先后在上海城的变迁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它们携带着丰沛的太湖湖水一路向东注入东海，两岸的村庄与城镇随着河水的起伏而兴亡。

吴淞江即苏州河，在历经数百年阡陌交错的河道变迁中，蜕变为一条具有乡土风味的苏州河，在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圣地的机会中，苏州河作为上海滩兴起的一部分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在截然不同的命运中，浙江路桥通常是“荣永记”百年命运的转折点，其纠葛也从这里开始与结束。在现实中这条承担着“荣永记”最重要的河流，在这里已泾渭分明，桥底下流过的苏州河黛眉低拂欲说还休，如果稍加演绎，把苏州河中的浙江路桥与老闸桥合在一起，在两边桥头下将演绎一幕幕情景剧。然而历史往往比想象更加富有张力，谁能想到在数百年间，苏州河与“荣永记”的命运以这样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彼此交织，被一步步推向各自的高潮。从今天的现实情况来看，苏州河则被主流之外的声音认可为上海的“底色”，苏州河如同“荣永记”的命脉一样，让我们回忆起百年前从未放弃的关注度。

在吴淞江下游近海处，一个小渔村悄然发展起来。当地人用一种叫“沪”的捕鱼竹栅去捕鱼，因而那附近的江域被称为“沪渎”，这也是上海简称“沪”的由来。小渔村北濒吴淞江，向西可以上溯至太湖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苏州吴县，向东可以通往大海，南面与华亭县城（今上海松江）之间也有极为便利的水运交通。随着太湖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天时地利的小渔村设立海上贸易港口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上海地区第一个对外贸易港青龙镇应运而生。“青龙镇曾经历过一个辉煌的时代”，镇上最盛时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十二桥、三十六坊，放眼望去，街衢井序、烟火万家，“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书法家米芾也曾任过镇监。来自杭州、苏州、无锡、湖州的船只每月前来贸易，日本、高丽每年一至，宋朝曾单独设立市舶务，繁华程度时称“小杭州”。倘若不是吴淞江后来的淤塞令青龙镇日渐衰败，上海或许就将在这个繁华了数百年的集镇发展起来。民间尚流传着“先有青龙港，后有上海浦”的俗语，而在今天青浦白鹤镇境内的“旧青浦”，唯有镶嵌于水泥街道中的一排青灰石板路见证了这段久远到几乎让人忘却的历史。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843 年间，中国整个沙船行业即遇外商的压榨，瞬间就遇到了被迫集体破产的结局，整个黄浦江边上都是抛弃的破旧沙船，没有人要了，这对中国的沙船行业的打击是致命的。有危机，便会有新的商机，关键是你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在这场市场危机中，上海便成了外国冒险家的一个乐园。而在这场生死较量中，荣春福的父亲祥云，也为他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在当时把别人不做，也不愿意做的“信船”业做了起来。

说到荣巷的航运业，不得不提到荣大祥和荣伯鹤这两位前辈的名字，他们一位在清朝乾隆年间，从事内河船运业；另一个在清朝道光年间，从事近海航海业。他们作为荣巷航运业的开拓者，为“信船”和“荣永记”的发展担当起了一个前传，而荣春福正是站在他们肩膀上起来的一个航运者，不断吸附其营养供给参考，终于让春福突破重围，寻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船运路线，并给予了子子孙孙一条光明的大道，这就是“荣永记”的前传。

荣巷上荣仁斋公支 22 世的荣瑞芝宗室 ，倡导创建了荣家宗祠，倡议建立梁溪荣家宗谱，对梁溪荣氏家族从全面的文字记录到文化传播，建立起首功，其文化传播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在其家族中，有一位从事荣巷运河运输业的前辈，他叫荣大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瑞芝与华玉之父祥甫是堂兄弟，子孝（24 世）是华玉（23 世）的二儿子，也是是大祥的父亲。因此，瑞芝是大祥的堂太公。说起荣大祥，他是梁溪上荣仁斋公支25 世，生于 1746 年，系子孝的长子。在乾隆三十年即1765 年间，曾以运河运输业作为其主业。上荣仁斋公荣大祥是梁溪荣氏中首位在经营航运业上致富的，荣大祥曾出资建设了沟通龙山与梁溪河的水利工程，被里人称为“大祥河”。开沟渠后，引东大池的山水入库。同时，挖水沟泄水入梁溪河，有排蓄得宜的水源，不仅解决了上荣的生活、农走作物的用水，若建筑失火，亦能迅速得到水源救火，可谓是一举多得。至今，在荣巷上荣地区，仍然有荣大祥在经营航运业后所开山塘“大祥河”遗迹，以人名地名，可饮水思源。据悉“大祥航运”是“沙船”“信船”和“荣永记”百年前荣巷的航运先驱，为“沙船”“信船”和“荣永记”的发展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业。

荣大祥作为荣清长子（上荣）继先的晚辈，他也曾一度倡导修建了清一（上荣）公祠，并参与了普修嘉庆庚午荣氏宗谱梁溪卷，为荣氏在荣巷的继承、传承和发扬，从清朝嘉庆年间就立下了汗马功劳。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中国古人讲求“道德、耕读、诗礼”传家，在历朝历代中，都把“耕读传家”看作一等一的大事，于是在千百年的历史流转中、在各种家训中都强调耕读。因此，瑞芝倡导的“耕读传家，道德为先”的思想，与古代荣氏宗谱传送的内容一脉相承。

相传湖广始迁祖（即景祖）第一世的荣諲（字仲思）自山东济州任城，迁至湖广鄂渚（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附近）任官，也就是荣清的上上祖辈。宋代荣諲（字仲思）公首次修撰荣氏宗谱，祠部员外郎梅询为之写序，开篇第一句即“荣氏出自荣公。周封公于荣，因以为氏。”据查证，荣諲在世时发表了众多的诗词，其中最有代表性之一的是收录于荣諲公轶稿的《春日读书禅舍》：“坐到浑无事，推窗挹曙光。莺声喧树底，柳色拂天荒。煮茗烟浮白，翻书日未黄。身心无碍，老衲与参商。” 荣諲自幼注重读书的秉性展现在世人面前。宋朝进士、曾任集贤殿修撰、秘书监的荣諲修撰荣氏家族第一部《荣氏宗谱》时，则把荣启期 尊为荣氏鼻祖。曾任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生前特别叮嘱他的本族晚辈荣敬本：“要在书里强调，我们家的祖先是孔子的老师。”荣毅仁说的“祖先”，指的就是春秋时期鲁国郕邑的名士荣启期。晋代张湛重新编撰的《列子》中，有关孔子登游泰山归途时，到城邑拜访中写道：“一日，孔子登游泰山归途时，来到城邑野外，只见一老人席地而坐，弹着琴，十分快乐。孔子走到身边，恭敬地向老人深施一礼问道：‘先生为何乐？’老人见来者不俗，便欣然回答说：‘我乐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三条：天生万物人为贵，吾的为人矣是一乐也；男女有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身强袍者，吾即已行年九十五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终也，居常以待终有何不乐。’孔子听后，敬佩地说：‘善哉、善哉。你能自我安慰，宽心自乐很是难得，不愧是高士。’按照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宽广胸怀，孔子随即下拜启期老人为师。由此可知，‘知足者常乐’的这一名词既来之于此地，后来以宽慰心态的格言，一直流传至今。”连荣启期本人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与孔子的这番对话，连同他的名字，被后世流传下来了。在后世许多的诗文辞赋中，都把他作为“高士”记载和歌颂。因此，荣瑞芝为梁溪荣氏家谱创建了万代传承的基因图谱，为梁溪荣氏创建了文字记录的内容。这么说，其居首功一点也不会过。如果说，荣大祥对荣春福而言还没有太多的实质性帮助的话，那么，荣伯鹤的指导作用就明显了许多。荣伯鹤经营了沿海的沙船，由于鸦片战争，中国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让中国打开了包括上海、广州等五大通商口岸，造成了外国轮船直接对标了中国木船业，来了一次降维打击，在现实面前让荣伯鹤清晰地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这次打击让荣春福认识到科技进步的重要性，但他苦于自身的原因，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他让自己的儿子去上海火车站打工，认识到火车站与运输之间的关系，企图寻找到一条火车站与运河间可借鉴的道路。

荣伯鹤 （1800 年—1881 年）寿于 82 岁，系梁溪中荣怡德公支第 27 世，是元珍二儿子。字陞泰，议叙九品衔，授登仕郎，他和蔼可亲，言论犹存古道，他曾协修同治壬申宗谱，是荣巷海运的先驱，是荣巷中拥有沙船之人。沙船，宋代其名为“防沙平底船”，在元代称“平底船”，明代才通称“沙船”。明嘉靖年间成书的《筹海图编》是最早出现“沙船”图和文字的文献。沙船是中国平底海船的典型，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海船船型，在我国航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出没于近海领域的平底海船，沙船结构独特。茅元仪的《武备志》记述了沙船这一突出优点：“沙船能调戗使斗风。”逆风行船时，帆除获推进力之外，还附带产生使船横向漂移的力。而沙船上多桅多帆，可以逆风斜行，轮流换向，走“之”形路线。沙船上还有“太平篮”，当风浪大时，从船上适当位置放下竹篮，悬于水中，竹篮里面放大石头，使船减少摇摆，这是古人的智慧。因为沙船吃水较浅，其抗衡漂的能力是有限的，于是人们又发明了披水板。沙船中部两侧各设有一披水板，又称腰舵，使用时将下风的一边插入水中，以阻止沙船横向漂流，造船专家王公衡认为“防止横漂的披水板是中国首创”。一般记载说沙船载重量是 4000 石～6000 石（约合 500 吨～800吨），也有说沙船载重量是 2000 石～3000 石（约合 250吨～400 吨）。元明海运最盛时期年运量达 350 万石以上。 沙船在海域及内河均能行驶，主要航行区域为北方海域以及长江、内河，也能航行至福建、广东及东南亚等地区，在水浅沙滩多的水域亦容易通过，常用作官船、军船、漕船、盐船等。郑和下西洋期间，郑和船队中的宝船就有沙船船型。当然沙船也有其缺点：一是由于船头为平板，受水面积大，导致航行速度较慢；二是破浪能力差，这在远洋海航时是一个很大的弱点。据记载，清代道光年间沙船数量有 10000 余艘，仅上海一地就有沙船 5000 余艘。远洋航线中的沙船也很活跃。早在宋代以前即公元 10 世纪初，就有中国沙船到达爪哇的记载。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都有沙船类型的壁画。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周世德调查，在主要尺度比值方面，古代沙船与现代沙船很相近。

20 世纪 60 年代在太湖水域仍有七桅沙船，沙船可谓经历千余年而长盛不衰。清朝期间，伯鹤在上海经营海运，购贱贩贵，南迄闽广，北达天津、牛庄。但随着晚清时期，特别是 1840 年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轮船自由地进入中国，相对于中国本土的木船而言，这种速度快、载货量大，受气候水流影响小，技术上占有很大优势的外国轮船，还享有中国帆船难以获得的权利。外国轮船运货进入中国，只需在首次进关时缴纳货值 5%的关税，如再运往中国其他港口，只需再交货值 2.5%的出口税，即可自由航行到中国其他港口，而中国帆船则需处处缴纳厘金。在技术和权利均处于完全劣势的后果，是中国传统木船运输业受到了严重冲击。再加上咸丰八年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解除了外国轮船转运中国东北大豆和豆饼的禁令，中国帆船此前赖以维持生存的最后一点空间即货运专利也受到了冲击。《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还订明外轮具有吨税核减和出口优惠权利，这两项规定，进一步扩大了中外船舶间生存竞争的差距，其后果是“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从本地船转移到外国船的手里”“因为外国船由于行驶迅捷，防范盗匪周备，可以保险和取费低廉等等原因，已经为人们所偏爱了”。

“此后，中国木船业漕粮北上、大豆南下的传统运输业务也被外船侵蚀呈逐年衰落之象。譬如江苏一省，精华全在上海，而上海之素称富庶者，因有沙船南北贩运，逐什一之利。今听该夷将上海货物运至牛庄，各处货物运至上海，资本既大，又不患风波盗贼，货客无不乐从。而上海之商船船户，尽行失业，无需数月，凋敝立见。以此类推，胥见天下之利柄，尽归于该夷。” 同治三年上海输入洋货，仅有小部分在当地销售，其余皆转运别处。四年情形虽复相同，然复出口之额，则增加更巨。其根本原因是因中国沿海及内河输送货物之工具，渐渐本国帆船则沙船停泊日久，船身朽坏，行驶维艰，业船者无可谋生，其在船水手十余万人，不能存活，必致散而为匪，肆行抢掠，商贾难安。江苏巡抚李鸿章接连向皇后上奏称：“奉天等处杂粮米谷向不准华商贩运，而洋商转得装运往来，独占其利，对华商不公，中国商船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浸至歇其旧业。”李鸿章在奏认为：“请求将登州、牛庄两处豆货查照前约，专归内地商船转运。”他认为，似此量为变通之后，于华商生计可以稍留余地，而洋商互市也可永远相安。 同折中，他又附一密奏，称江海关道丁日昌也有相同的看法，认为上海的沙船壅塞尚有十分值得忧虑的地方；即江浙两省漕米如果改归海运，依例应由沙船装载赴北，现在军务虽有头绪而河运一时难复旧章，东南漕粮必然依赖上海沙船起运。可现今沙船无货贩卖，停泊在港者以千百号计。内地船只以运动为灵，如果半年停泊不行将由朽而烂，一年不行即化有为无。将无力重修，全归废弃。海运从何而办？此事非特上海商民市面以及捐税攸关，且于天庾正供大有窒碍，因而他担忧此事“长贻后患，何可胜言” 。同治四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十万火急地上奏称：“请将奉天粮谷准内地商船贩运，折中说上海沙卫等船资本亏折，停泊黄埔港者甚多，日久朽坏，生计竭蹶，于大局殊有关碍。本届苏省新漕及采买米石不及四十万，沙船已不敷装兑，若将来江浙所有漕粮同时海运，沙船日少，从何办理？”上海商情困敝，萧条日甚一日，据沙船商王永盛等上禀称，其原因是由于北口之油豆饼被昂，导致近年商船亏本停泊；二是由于商船本钱小者，没有整宗贩运之货。因此李鸿章奏请准许中国帆船商以杂粮米谷与油豆饼并行贩运，希望使得沙船商资本无论轻重均可营生，沙船不致全停，民食得以接济。

闽浙总督左宗棠亦上奏称：“东南沿海之区，民众中普遍经商，能够占到十之六七，而如今却阒阑萧条，税厘减色。其后果不仅是富商将变为穷人，游手成为人役，更重要的是恐怕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

同治四年，由外国人掌握的海关贸易报告则宣称：“我们有各种理由认为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成为历史。”在中国各个港口从事这种行业的人，今年已不像往年那样获得优厚的报酬。首先，稻米贸易萧条，不能再像原先那样雇用那么多往来于（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上海之间的船只；其次，出口到欧洲的棉花业已停止出口；第三，来往于各港口间的无数艘轮船，运费一律低廉，毫无例外，低到中国商人甚至可以利用轮船来运酱菜了。这种情况下，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船竞争。“成千上万的帆船闲置在黄浦江上，闲置得快要烂掉了。” 光绪十三年《申报》载文称，该年营口装载粮米之沙船，共有 130 余艘，由营口南返时，只有 92 艘载货市档案馆而回，其余回南者皆是空船。向来粮船回空，载货准予免税，以故同时，未有不装货物者。今乃仅以空船返回，实为向来所未有。其生意萧条，于此可见一斑。 随着沙船在海外轮运的压力下，已无力支撑，只能选择退出了历史舞台，荣伯鹤的海运事业也只能是半途而废，无奈之下只能停止运营了。好在他在无锡在沪人士中声望颇高，能做一点为各老乡排难解忧之事，获其调停之力者也多。加上前几年的积累，迅速调转枪口，最终从海航业走回到了铁行业，又步入制铁厂产业中，其产业的发展已经从传统产业走上了现代企业之路。但伯鹤无子嗣，以兄松鹤次子耀德入嗣。

荣耀德（1830 年—1903 年）寿 74 岁，梁溪中荣怡德公支 28 世，字畹香，号心斋，议叙九品衔，例授登仕郎，处世谦敬。耀德其四个儿子荣汉基（字欣甫）、荣汉城（字西林）、荣汉圻（字西城）、荣汉墀兄弟四人早年从铁业起家，先后开设了源冒、临大、锡昌三大铁行，荣汉墀的儿子荣翰泉（中荣怡德支 30 世）后又创办了制铁厂，在铁行中传承了父业外又进了一步。耀德教子有方，年逾古稀，犹夫妇齐眉，乡人艳称之。其长子荣汉基的儿子荣恩鑑（出兼）（1888 年—1921 年）寿 34 岁，梁溪中荣怡德公支 30 世（是荣伯鹤的太孙），字可三，小字艺宝，幼颖悟赴沪习商，17 岁时就服务于英属“怡和洋行”。怡和洋行对中国上海、香港早年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未有香港，先有怡和”之称。1843年上海怡和洋行成立，它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的产物。1844 年中国上海首次拍卖土地由怡和洋行购得。怡和洋行在 1876 年在上海兴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亦安装了中国的第一部电梯和引入各种机械及工业设备。1912 年以后，怡和洋行的总部开设在中国上海。恩鉴作为首批“怡和洋行”的代表，此后旋入德商创办的“顺全隆洋行”，此人思虑缜密，治事勤奋，惜不永年，里况哀之，是一名商业奇才，只可惜英年早逝。另外，荣翰泉除了继承父亲荣汉墀（荣伯鹤的太孙）在苏州河边开设铁行的传统行业外，还在上海创办了安元制铁厂，力求摆脱外商对中国人的经济侵略，并力求走出一条中国企业家的实业救国之路。也许当时很多好的方向可供选择，他们都不会去选择航运业了。因为，与其他的产业相比，航运业不仅是最辛苦的，而且内外交困，没有一点好的持久的政策上的优势的话，实在是心理和体力太苦了！当年能在一个航运业上，坚持几代人一直走下来的，这都应该称之为行业的强者。

在这里，我们也要为荣巷的妇女说一句话，她们都是为了荣巷的子嗣的延续，为了前方的男人的奋斗，在大后方默默地为男人祈祷。今天，我们重新了解到为什么荣家的女人都选择信佛念经，这确是为了给远在上海的丈夫祈祷平安，用人心与人心进行交流与沟通，修心养心，学佛家人以佛治心，求得平安是福。而荣家的男人，都选择学道家的方法做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选择和谐与突破，尊重道家的客观规律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定律。因此，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跟儒家学做人，跟道家学做事，跟佛家学修心，在荣巷都可以寻找到目标物。儒家人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荣巷的教育工作者所工作的；佛家讲的是人心与人心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荣巷的妇女阶层所倡导的；道家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在荣巷应该都是男人所提倡的人生准则。

在荣春福坚持和带领下，坚守在大运河上从事运输业的初衷不变，将“信船&驿站”从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下，发展成带有“堂记”性质的“荣永记”船运社，又不断改良“荣永记”，并克服了千难万险，排除了千难万险，终于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生机会。在 1848 年前，荣春福和父亲祥云一起把一艘“摇橹小船”从无锡经太湖摇到了苏州地界震泽镇，又经过大运河摇到了上海苏州河的门户甪直镇。甪直镇在清代就是通过苏州河连接江苏苏州府与上海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荣春福在此一举驾驶“信船”进入上海苏州河。进入上海境内后，这艘“摇橹小船”才 3～5 吨重的小船舶，把它作为“信船”主力船根本没有人会关注。到后来，荣春福他们可以开启 10 吨以上的船作为主力船，从“摇橹小船”一个人就能摇，发展到后期需要 3 个以上的船工共同摇这个船。但所用的时间仍相当，但装的东西多了，单程需要 4～5 天的时间，这主要是看风向，或顺风或逆风或侧风的起帆和拉仟都不一样，一个来回就平均需要 9 天左右的时间，沿途停靠多，每到一个码头要停靠时，这个时候也是船工休息的时间，最早一个月内最多无锡往返上海也能做三趟。

从无锡荣巷到上海的正常的习惯航路，是从荣巷的清溪河沿着无锡梁溪河东下，从东入浒墅关至苏州，折南经吴江的震泽至甪直镇，再转入上海的苏州河（吴淞江）。从无锡荣巷到上海的最快、最佳航路和最少桥闸关口的航线，是从荣巷清溪河向南航行经梁溪河又经蠡湖直达太湖，沿太湖到苏州吴江的震泽镇后，再向东北到甪直镇后，直接向东进入上海的苏州河（吴淞江），在苏州境内与大运河相接，东流经吴江县甪直镇至上海苏州河，船舶一般停靠在上海苏州河段上的码头上，全长 125 公里左右，其中，上海段约 50 公里。这段路程中不仅船闸少，且受季风影响比较多，可以借助自然风力，扬帆破浪比较省力，从无锡到上海来回会快近 1/4 以上的时间。再一条是从大运河无锡段至苏州再到上海的航路，船航行均取道淀山湖至泖港再入黄浦江航线，全长137 公里左右，如果走这条航线，同样的船一般会慢一天的时间，但其货运的经济价值较高，可载大重量的货。船舶一般也停靠在上海苏州河段上的码头上，各船运公司在苏州河都有自己的仓库或堆栈或驿站，而无锡至上海的信船定点就停在上海南苏州路的码头上。因此，上海南北苏州路的苏州河两岸成了荣巷人去上海创业与打工的落脚点，“闯上海，讨生活”由此产生，上海苏州河两岸也就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壮大的见证地。

1884 年，荣春福送唯一的 16 岁的儿子荣裕泰去上海做学徒打工后，荣裕泰其一生深受上海洋务运动影响。在上海的日子里，荣裕泰看到了许多有文化的人都可以从事一些体力轻松的工作，但他却要从事重体力劳动。为此，他一到上海后熟悉了环境后，便报名参加上海教会办的铁路业余夜校学习，另一边坚持自学，从读报开始认字，最后把报纸上的新闻都可以读懂了。另一方面，他父亲交代过他的，要多关心一下铁路运输与船运运输之间的关系，了解一下铁路的运作管理模式等内部管理的窍门，为将来自己接班打好基础。由于荣裕泰情商比较高，与人打交道时便于交流，深受领班的赏识，没过几年领班升职到主管时，就把荣裕泰升为领班，这领班一干就做了 3 年。

同一年，荣宗敬和荣德生的父亲荣熙泰独自一人远赴广州做税官，荣宗敬赴上海做学徒打工，荣德生在荣巷读书学中医；荣巷的其他文化人也在这个时间，都已走到了社会的前台，荣巷的一大批新生的文化人给荣巷带来了一些新的文化、新的思想。这是一种在新文化、新思想条件下的创新行动，其中之一是在思想上力求实现突破，冲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压制和冲击，极大地促成荣春福和荣裕泰在思想上潜移默化地发生转化，让荣春福和荣裕泰同样也亲身经历了、亲身感受到了上海洋务运动的好处，以及对技术日新月异变化的影响，在行动上也自觉地跟上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节奏。

最终在 1868 年后，促使荣春福从“信船”到“信船&驿站”，最后自然过渡到“荣永记”的堂记，这是结构上的一种必然，也是内容与形式上的一种改良与转化。但本质上讲，仍然是改良的封建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运河运输体制，是荣春福当时苦于技术、资金和资源上的弱势，在苦难中寻找突破方向和方法，是对旧体制改良的一种结果。这一步现在看起来可能很小，但就是这半步对当时而言，已经是决定性地改变了“信船&驿站”的架构。这在“道光萧条”的年代里，在这个自然经济崩塌的情况下，荣春福硬是凭借着一条小船摇出了一个“信船&驿站”一番业绩，在无锡荣巷对上海信息需求中顺势而为，将自己熟悉的船舶运输业融合进自己不熟悉的信息产业的互联互通中，把两个本来没有关系的产业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蓝海的“信船&驿站”商业模式。

这期间，荣春福的“驿站&信船”也开始向“荣永记”船运社转移，让“民间船政”与“民间物流”之间逐渐形成良性互动的雏形，从荣春福创办“荣永记”船运社开始运作后，根据船运社的特点，一方面派船到荣巷周边乡镇上门取货和收信，做好短途运输业务，每天围绕着荣巷及周边的乡镇转，做到小件商品随时随地有人负责收货；另一方面，对大件商品和远距离的商品，需要取到订单的信件后，随船上门取货。因此，荣春福排列了一个轮换班的机制，今天向东边的货多了，就按照排列轮到谁，谁就去摇船；明天向南的货多了，就按照同样的排序名单，谁就去摇船。其中，谁要有事或者说外出没有回来，同样就按照顺序的排列方法，轮流安排着人手。但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相比，就是货物在周转上间隔速度太慢，无法保证货物的及时到达。就是这样，荣春福带领的“荣永记”船运社历经了艰难的创业过程。

荣春福希望把“荣永记”作为运河上“堂记”形式下的船运社，也是给荣裕泰的一个礼物。“信船”和“荣永记”的发展看似闲庭信步，但在太湖的航运中，荣春福却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pAG+vEkFeSIG7eDaXnjKAUXuX+wB73o3+groevqw1wroyF2X1m1bkEoO1ii84W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