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船”创始人荣春福诞生记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是一年里最热的夏季，但在云雾妖娆茫茫的太湖深处，一叶小舟正在东南风的加持下，顺风顺水地快速航行在云雾丛中，他时而起帆、时而转帆，灵活地操纵着撸摇，躲避着湖中的暗礁和涌浪。驾驶它的是一位仅仅 18 岁的青年，由于他长年累月被湖风吹打着，他的脸被紫外线照得如古铜色一般，方方正正的浓眉大眼中，充满着专注与认真，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显得十分发达、身材健壮，看上去的年龄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

人们不禁要问，他在干吗？他从哪里来？又要去哪里呢？

当人们看到船舱一角里，在显眼位置上放着好几个邮包，邮包上有几个大字“上海——常州府无锡县荣巷镇”后，也许你就可以猜到了一个大概。这时，这艘小船正装着大大小小的邮包，在风帆的推动下，快速地朝着西北方位，朝着无锡荣巷方向移动着……

当你翻开中国地图，看到长江由西向东一路气势磅礴地如同从天上滚滚而来，正可谓“长江东走七千里，独驾口船破浪行。” 而江南大运河从北向南连绵三千里，不断流淌着，把这江南运河中长江和各大湖通过关溢相连，让湿地中的沼泽与湖荡相接，让小溪与水网共同形成了一片交叉的江南水乡的景色，犹如一曲长江与大运河在水上的交响乐，显得那么的“和音”与“和谐”，这是浪漫主义色彩在中国的再现。江南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一项雄霸百年、光耀千秋的伟大工程。

无锡从“伯渎河”穿城而过，“水弄堂”承载民风。“水弄堂”里日常生活的烟火气和享誉全国的米码头，无不彰显出数千年来生活在江南运河两岸老百姓的人文气息，赋予了无锡独特的水文化魅力，铸就了无锡这个城市“以水克刚、刚柔相济、秀逸清丽”的人文品格。它“因河而生，因河而兴”。

老无锡城以一弓九箭式的水系，维系着城市的运行。环绕在龟背城的古运河，南接太湖，北达长江，通过“伯渎河”联系着层层水网，广泛联系着海内外的经济发展，由此孕育了灿烂的江南文化体系。江南地区自古至今，是纵横交叉的水网水系，其水路是当时最方便、最便宜、最发达的一种交通出行方式，它滋养了这座百年工商名城无锡的迅速崛起。这真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水孕育了无锡，更练就了无锡人独特的品性。同时，苏州河也连接、沟通、滋养了无锡和上海。百年时间里，上海这一座著名的海派名城和中国民族工商名城“双城记”快速崛起，它的发源地就是苏州河。

在六百多年前，无锡西南角有一块叫开源乡长清里的湿地，它南临太湖，北靠惠山，梁溪河环绕着它，使它成为“出门就遇河，抬脚得用船”亦船亦岸，湿地中的一处孤岛。长江和江南大运河及太湖流域，三水之间哺育了开源乡长清里，让它们在封闭的封建社会里有足够的生活空间和社会发展空间。它就是梁溪荣氏家族的故地荣巷。但一场“道光萧条”百年动荡，让荣巷的发展前途荡然无存、停滞不前。反过来，当历史关上一扇门，往往会打开另外一窗，它努力向外拓展并诞生了以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俩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巨子。

近代以来，特别是从清末民初至今的上百年的工商风云中，以荣氏家族等无锡六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承继江南运河“物流高速通道”漕运及盐运的遗产，让江南运河释放出“产业兴、运输旺、码头忙、堆栈满”的“物流高速通道”核心价值，让无锡成为一座闻达海内外的百年工商名城。因此，无锡是一座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

无锡著名的中国外交家和民族工商业的先驱者薛福成曾指出“中国必须振兴工商业，强调发展运输业、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是振兴工商业的三个要端” 。而当时，荣巷作为江南地区水网的一部分，船舶业也因此特别发达，作为交通、商业和通讯工具的船舶业，走到了江南地区的前沿。为此，荣巷诞生了“沙船”和“信船”“荣永记”等家族的航运业。

从 1843 年上海开埠以来，荣春福和父亲祥云一起从事“信船”业，到 1848 年起，荣春福从父亲祥云手中接过了“信船”的摇橹，成为荣巷民间带有一点点半官方色彩的水上驿站·民间船政“信船”的创始人；又从 1888 年开始靠着“摇橹小船”组织起带有社记性质的“荣永记”船运社，就在江南水乡荣巷西浜码头开始，完成了从荣巷至上海的“民间船政”的业务，并以太湖为中心，赶赴上海苏州河承担起“信船”使者的使命，最终成为“荣永记”创始人的一生，让人们记忆犹新。

1843 年前，荣春福与其父亲祥云一起，开始以“沙船”运输来往于上海、苏州和荣巷之间，靠贩卖商品赚取利润，一路靠摇船出卖苦力，收益也是比较好的。但他们始终不想把一筐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筐内，他们既能做到从“沙船”运输业闯上海，又能在“道光萧条”的困局中，想到了“信船”这种信息与交通的互联互通的交叉业，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生的行业实属不易。其实他们也是被迫出招，在上海，围绕着上海苏州河的启蒙、开发并抢先立足。

据悉，“信船”是 15～16 世纪航海通信中的一种信息传递的工具，作为传递信件的“信船”，指的是在一定航线上定时往返运送信件的船只。在古代，信件对于人们来说至关重要，它们承载着人们的思念与祝福，它可穿越千山万水，让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它成为了男女之间恋爱与思念的一座桥梁，成为缺一不可的一种牵挂。在通讯技术不发达、水网十分发达的江南水乡，人们想到最快传递信息的方法就是“船运”，这是“信船”由来，顾名思义“信船”就是传递信件的船舶的交通工具。

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是在本国沙船产业迅速衰落和外国在华轮船业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长期在中国江海、大运河航线上承担起各种客货运输业、帆船业和木船业，因“鸦片战争”后无法抵抗外来列强轮船侵逼，很快就出现了速度极快的衰落。特别是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的同时，为运输业的产品更新寻找到了一个良机，最基本的办法就是迅速把西方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蒸汽拖轮和蒸汽轮及中间产品“机帆船”作为主要运载工具，形成产品后加快更新与迭代。

当我们把船舶插上了时光的翅膀，再回到 15 世纪初，那正是明朝的时代，在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年代里，正是中国航海业进入世界的关键之年，也正是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兴起的元年。用于海上大船与大船之间通信联系除了信号旗和信号灯外，一个重要的通信手段就是通过“信船”来传递。另外，“信船”也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国与国之间联系的一种主要的通信工具。

另一种说法是，欧洲人在 16 世纪初期发明的，主要用于传递信件和商业文件，人们最初的想法是为了满足欧洲各国之间商务贸易和外交文件传送需求，诞生了一种通信的交通工具。当时，欧洲国家之间贸易往来频繁，信件和文件在运输过程中容易受损，“信船”的发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信船”发明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了欧洲国家之间进行商务和外交联系的重要工具。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专用航线的开辟，信船逐渐失去了优势，最终在 20 世纪后分别被电报、电话、互联网所取代。尽管信船已经退役，但这种专人投送的“外交邮袋”形式，仍在各国外交使节中保留了下来。由此可见，“信船”见证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它的传奇故事将永远流传。

在明朝正统初年，即 1436 年有一位有爱国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及现实主义胸怀的诗人，他的名字叫荣清 ，他原随祖上荣諲 从山东任城（汶上祖地三乐堂）迁移到湖广鄂渚落户。明洪武末年，朝廷召荣清为著作郎，这与荣清的目标理想相距甚远，为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以实现他的理想与抱负，荣清请辞后，他率全家“三子七孙” 下江南，先来到江宁（现南京），从荣清的诗稿中看出来他到了在江宁（现南京）到处是“秦淮十里波摇空，镜中鱼鸟荷花红。江南游冶是其俗，况乃佳节逢天中。繁华变幻亦如此，悲喜合离俱转蓬。曾史长贫庶跷横，祸福视天天梦梦。上宫谗成左徒溺，千载谁分佞与忠。” 他发现江宁这里并不是他所向往的生活目标与方向。

随后，他又南下来到了被称为江南鱼米之乡，在常州府与苏州府之间属常州府管辖的一个小县城无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惠山山顶上凌空鸟瞰，发现这密如蛛网的水系所分割出来的水网，数一数好几块江南绿野变成了许多色块组成的锦绣河山，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太湖水乡的自然风光。他终于找到了这种“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 的梦中圣地——开源乡长清里，开始建设“荣巷”。从此，无锡荣巷就成了荣清“梁溪荣氏始迁祖”梦想之地。

从荣巷开始，梁溪荣氏族人经过五百多年三十多代人的生命延续，终于让荣清的“三子七孙”香火延续、扩散壮大，成为以荣巷为中心不断扩展和聚中的一颗江南明珠。荣巷，是江南运河中沙船集中的地方之一，沙船最早记载是在嘉靖初，见于佚名《皇明奏疏类钞》残本。这种船航行于日本，日本人称其为“南京船”，是明代南京附近的龙江船厂所造。《龙江船厂志》记有“二百料巡沙船”的制造规格，实际上已为沙船定名了。明代对沙船的建造有一些改进。首先是披水板的应用。在宋代海船已能利用多向风，但不能逆风行驶。明朝的沙船，两舷各装披水板一块，逆风航行时，轮流将下风一侧的披水板落入水中，产生横向阻力，即可减少偏航角度，确保船在航行中的正常方向。此外，升降舵用于沙船，明代沙船尾部高出水面，为安装升降舵之用，过浅滩时将舵升起，入海后降至水下，也能减少横漂。明代沙船用于南洋航线，在印尼和印度都有沙船类型的壁画。历史上曾记载，荣巷西浜码头曾经有船舶，可直航至东南亚各国。

清代的沙船航运事业达到了极盛时期。据专家估计，在清朝中叶，沙船有万艘之多，其中一半在上海。船型又有加大趋势，多用四桅五帆或者五桅五帆。清代的上海，居于长江三角洲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不仅是南北洋航运的中心，也是连接海运和内河航运的枢纽。从北洋运来上海的货物，主要是豆、豆饼、小麦以及枣、梨等土产，由上海运往北方的，主要是丝织品、茶叶、棉花、棉布等。同时，苏松地区所产的棉花、棉布，经由上海转销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而这些地方生产的糖、纸、茶、胡椒、海产等，亦经由上海转销长江各埠；其中松江地区棉布的贸易面尤广，价值亦巨，故有“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之说。据调查，太湖渔船中的五根桅杆以上的大渔船，当地渔民称其为“北洋船”，这就告诉我们，在历史上北洋渔船走向太湖的轨迹。而且，由于在古代捕鱼是手工操作的，所以，在渔船和货船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专业分工界限。

尤其是中小型的沙船，在渔汛期捕鱼，而在其他时间段从事运输。沙船甚至可以远航日本，在日本长崎县松浦史料博物馆内珍藏着《唐船之图》。据考证，这是公元 1720 年流传下来的文物。《唐船之图》总共包括了十二种中国船，其中就包括了“南京船”。日本方面流传下来的资料对于这种船加以如下说明：“俗称豆船，原名为沙船。”而且，据荷兰的资料《巴达维亚日志》报道：“1645 年在巴达维亚获得的来自日本的情报，在日本，最大的商船均来自南京。” 据报道，大的南京船长度超过 50 米，最大的是 1815 年到达日本伊豆下田的杨秋棠的南京船，长度达到 69.1 米。每张唐船之图都标有极其详细的尺寸，并且按照严格的比例缩小，艏部结构完整，色彩鲜艳，还补充了船上使用的属具，例如铁锚、木锚、船舵、橹、舢板、风信旗、灯笼和炉灶，实为中国古船文物珍品。这种在各地活跃的平底船，有时在当地不一定都叫“沙船”，但是无论是叫“北直隶船”也好，叫“七扇子”也好，都具备：方头方尾，甲板面宽敞，型深小，干舷低；采用大梁拱，有“出艄”便于安装升降舵，常有“虚艄”便于操纵艄篷；多桅多帆，航速比较快，舵面积大又能升降，舷侧装有披水板等沙船的基本特征。

在结构方面，在帆装样式上尽管普遍采用篷帆，但是根据海区风力特点，还是有不同变化。如航行于内河湖泊的帆船，主桅高大，悬挂矩形密杆篷帆，帆面积较大，受风压中心较沿海航行的沙船为高。这样，从外观上来看，内河沙船的风帆显得比较窄长，而沿海沙船的风帆就显得宽矮了。虽然，没有人对于沙船家族的族谱做过系统追溯和罗列，但是，在大家的心目中，可以视为属于沙船家族的船型还是不少的，据一般估计不下二三十种，我们主要对于江苏的沙船做一盘点，江苏是我国古代主要沙船船型的集中地之一。

康熙年间《崇明县志》载：“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 由于在过去这些船的船主分布在崇明、吴淞、川沙和奉贤等地，而这些地方在过去长期隶属于江苏省，所以亦有“江苏船”的叫法。沙船的特征是平底、小平头、尾部有出艄，船身长而扁，吃水浅；一般小者双桅，大者多至五桅，配有披水板、太平篮，2～8 支橹，大号沙船和北直隶船很难说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太湖“七扇子”为我国淡水捕捞中最大的渔船。因船上竖桅杆七根，挂篷帆七扇，渔民俗称“七扇子”。大船方头平底，船身宽，平稳耐风浪。船长 26 米，宽5 米，船头高近 3 米，载重 60 吨以上，航行时可抗风力7～9 级。“七扇子”无橹无桨，全凭风力行驶。船身两舷各有披水板两块，遇横风可向前直行；即使逆风也可以作“之”字形行驶。因帆多受力均匀，遇 6 级顺风，时速可达 20 公里。当湖上起 8 级风时，仍可照常捕鱼，9 级风可正常行驶。“七扇子”的船尾呈半圆形，民间传说由南宋岳家军的战船演变而来。该船至今仍带有古战船的痕迹，如舱堂宽，船帮高，人站舱堂内船帮齐胸高，可代盾避箭，攻战时也可弯腰行走；船头有隆起的横梁（太湖渔民都称之为“箭板”）；大船由“对船”或四船作业，太湖渔民称“对船”为“舍”，称四船为“带”，明显带有古代水师军事建制的称谓。由于太湖水产资源及捕捞作业的变化，“七扇子”在 20 世纪末退出了太湖捕捞的历史舞台。目前仅存 3 艘，作为古船在鼋头渚太湖风景区供游人观赏。太湖“三扇头”是太湖地区大型渔船之一，奇怪的是名为“三扇头”，实际上是 4 桅 4 帆。“三扇头”稳性较好，抗风能力较强，在 6级风力下仍能够作业，在 6～7 级风力下仍能够航行；在 4 级顺风下船速可达每小时 15 公里左右。首部船底微向下垂，使得船不易偏航。总长近 20 米，宽约 3.35 米，吃水约 0.75 米，一般载重量为 25～30 吨。

绍兴船（大号的乌篷船）从其结构特征而言，具有沙船的主要特点，平底、方底、方梢，舷旁有披水板等等。由于航行于太湖中为了适应风浪，其纵梁粗壮有力。其船身首部有八卦符号。绍兴船（大号的乌篷船）可以根据需要而做成不同的尺寸，其长度可以从几米到几十米不同，一般的是 18 米到 30 米，其中渔船较小，双桅运输船较大，三桅可载货百吨以上。虽然一般不将绍兴船（大号的乌篷船）列为沙船行列，但由于地域相近，航区重叠，在造船技术方面必然有所借鉴，因而二者在形态上共性不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沙船”的近亲族。善于行沙涉浅而得名，它是中国平底海船的典型，也属于中国最古老的海船船型之一。

荣巷是江南沙船主要的集中地，“信船”大多是属于乌篷船的一种，在“信船”出现以前，荣巷主要以大运河和沿近海航运中使用“沙船”密度最大一处的江南地区了，随着“沙船”遇到“蒸汽轮船”后一下子就被打懵了，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在中国大运河船运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信船”“信船&驿站”“荣永记”“元新轮运”荣氏家族的创始人及后人的故事，他们经过了四代人从 1843 年到1956 年的 113 年的不断奋斗，又经历了等待的 67 年共计180 年创业史。他们从艰难中创业、在艰苦中守业、在奋斗中铸业的人生与事业的三部曲。人们终于发现这一段航运史是荣氏家族发展民族工商业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它将成为国家长江和大运河文化带历史挖掘与开发中运河运输行业的研究成果之一，它将补齐荣氏家族在民族工商业发展史上最后一块版图，印证了无锡在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本故事的主人公，是从荣氏家族中“信船”与“荣永记”的创始人荣春福 ，提起这个故事，要从约 200年前说起。在道光年间（1821 年—1850 年）曾经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时期中，中国经济开始由 18 世纪的长期经济增长，随“道光萧条”在中国 19 世纪上叶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现象，这一现象在江南地区表演得特别严重。最先发现这一现象的是大文豪、大思想家龚自珍：“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承明教授认为“道光萧条主要是市场萧条，最突出的表现是银贵钱贱，物价下跌，交易停滞，商民皆困；银价由每两合钱 1000 文增至 2200 文，江南米价跌落约25%。江南由于处于中国市场的中心，因此成为主要受害者。”

“道光萧条”与麦迪森数据库的创始人、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近年来用“麦迪森数据库”的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颇为一致。麦氏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过去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了统计。“根据他的计算结果，1700 年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而在 1700年—1820 年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4 倍于欧洲。然后，在 1820 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并成为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唯一出现均GDP下降的地区。”

傅衣凌先生 是我国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他脍炙人口的名作《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以及一系列专题论文，为我国的江南经济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傅衣凌先生以探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为核心，集中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发展了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的治学风格，建立了从研究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和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的基本构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弹性论、乡族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等比较系统的见解。在他的带动与影响下，经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江南经济史研究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李伯重教授是傅衣凌先生的高徒。

事实上 19 世纪 20 年代爆发的这场“道光萧条”经济危机，就像与蝴蝶效应一样有着一定的关系，一件事情的发生，会间接导致其他事件的接连发生。所以“道光萧条”虽然是作为清代道光时期（1820 年后）开始发生的一起事件，但也一定程度上，对后来的鸦片战争包括太平天国运动都存有间接的关系。当然作为经济危机，主要还是表现出经济问题，比如说市场方面、物价方面以及交易方面等等。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席李伯重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他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1250—1850》《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等著作，他在《大分流之前？——对 19 世纪初期长江三角洲与尼德兰的比较》论文中指出：“由此而言，1820 年确实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生大转折的起点。而 1820 年正是道光朝前期。地气薄而农民困，农民困而收成益寡，故近今十岁，无岁不称暗荒。”

1830 年 1 月，是江南中最寒冷的冬季之一，太湖的水面都结出了冰面，是一次罕见的江南严冬。随着又一新年春节的来临，1830 年 1 月 25 日正是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初一，对已跨入（己丑丁丑辛卯）农历庚寅（虎）年的荣巷祥云一家而言，历经“道光萧条”10 年之久的今天，整个江南农村正盼望着“道光萧条”早日结束，人们期待在新一年里，收成能更好一点；另外就是想除了农业种植业外，期待着在航运业和商业方面是否可以帮忙改善一下当今荣巷人的生存环境，帮助荣巷民众早日摆脱“道光萧条”影响。

父亲祥云是荣清“七个孙子”里最小的一个孙子，即荣春泗的后代，祥云是春泗支 28 世的传人。因为这个月里，他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生，父亲祥云正忙着请接生婆、烧开水、消毒等事，在太湖边荣巷西浜这间待产草棚棚里把炉子上的水烧得沸沸的，等待着他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接生婆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接生流程，妈妈龚氏正在被多个脚炉包围着的床上等待着一只“老虎”从她肚子里生出来，这事让春节的氛围更加热闹非凡。

“哇！”随着孩子的一声哭啼声，接生婆随后的一声：“生了、生了！是顺产！是个小子！”瞬间，祥云高兴得不知所措，儿子春福出生了，这是祥云家里诞生的第一个孩子，正好是正月里生的，取个字号为“生元”，他给家庭带来了春天般的福气，正名便叫“春福”。他的母亲龚氏常怀着一颗慈母之心，说他的儿子是春天里的一束光，会给家里会带来光明和温暖。母亲龚氏十分喜爱这个头胎生的“生元”，父亲对“生元”的降临也是喜出望外。这正如“大物奋神威，群毛俱辟易。长啸生清风，凛凛镇宗祏。”

特别是 1830 年夏秋季，许多人都得偿所愿，一夜之间给炎炎烈日的晴空中下点雨水，给炎热的夏季降降温。人们渴望已久的甘霖，让人们在睡梦中惊醒，更是欣然太湖溪流中涨满了雨水，不用再为干旱担心。也就在那一夜，千里的平原上雨水敲打着庄稼，让庄稼一下子喝足了雨水，而喝够了水的稻子又恢复了一片葱绿。田间的农夫所祈望着这年的收成，这雨水下得是多么高兴！农夫、渔夫、船夫只觉得浑身舒适，凉气沁人，这及时雨对改善“道光萧条”十年之苦是那么喜人。但荣春福出生半年后，并没有改变家里“道光萧条”带来的窘境，特别是江南在 1830 年夏季干旱特别严重，灾情严重冲击了以自然经济为主业的江南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造成了整个农业经济的停顿。好在荣巷人还是在想办法自救，当时有着一种叫沙船（一种装货物的运输船）的船在内河商业活动中，展开了因自然经济衰退而造成后果的一种自救工作。

父亲祥云并没有因春福是家族中唯一的男孩，就在表面上特别宠爱他，而是把这一份爱心放在了心里。父亲祥云在春福不满 10 岁时便带着他登上了家里的“沙船”西出太湖，赶赴上海、苏州，走出去搞贸易和运输。一走就是半个多月，太湖里的风浪，锤炼了荣春福的性格，磨练了他的意志，让春福从小就知道生意是什么样的状况，江南人如何在苦难中探索，荣巷人又如何在前进中寻找自己努力的方向。

春福从小就在“戏水弄船”的环境下度过了少年时代。他少年时期对“道光萧条”没有什么概念，由于长期在太湖、大运河中游走，有着驾驭船的本领，其能力远远超过了同龄人，他属于太湖水浪中的一条“窜条鱼”，成功地掌握了驾驭船舶的能力。在另一方面，他同样也失去了许多坐在课堂里读书的机会，也限制了他除了驾驶船舶外，没有学会到其他的本领。当别人的小孩坐在学堂里读书时，他却帮助父亲驾驶着沙船远赴上海、苏州等地贩卖货品，他在社会的熔炉里学会了识人及读人的本领。

春福从少儿时跟着父亲祥云乘船外出，父亲用一根绳一头牵连着春福的腰际，另一头连在甲板的船桨上，春福一边腾出双手与双脚帮助父亲“摇啊摇”摇着“沙船”，一边看着，一边又带着耳朵听到了父亲讲述各种摇船术及使用船舶风帆的各种方法。再就是父亲无意中与人交流时，各种产品的交易手势和各种道听途说的喜闻乐见之事，从而培养了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之本领，且能手脚并用地帮父亲摇着木船。这几项本领都能够融为一体，源于他记忆力超群，有着一边听一边牢记的本领。随着他年龄的渐渐增大，父亲有时也让春福接过自己的船桨去独自摇船，试着看看他对太湖风向的辨别能力。随着春福一声“起帆啦”的号子声，父亲就知道春福这个小老虎已经长出虎牙了，可以试着测测他独自驾船的能力了。

当时在太湖中有两种风，一种叫信风，一种叫季风，是影响着船舶航运的两种风向，驾驶船舶的“老鬼”都需要了解这种风向对船舶的影响程度。太湖中的信风，是位于信风带的一种风，因为气压带和地球自转的偏向力等影响而生成。受气压梯度力作用，地表气流由副热带高压向热带低压流动，即时产生的一种风叫“信风”。季风是受季节变化影响的风，它主要是因为太湖与大陆热力性质不同而产生的。当上升气流在高空堆积形成高压，高空气流向高纬度地区流动。在副热带区域与来自副极地区的低气压在高空气流相遇，被迫下沉到地表气压，形成副热带高气压带，即称之为“季风”。而产生季风的根本原因是太湖与大陆热力性质差异，太湖里比热大，夏季太湖与大陆形成了一边增温快气流上升，与地表形成低压差；一边太湖增温慢，与地表增温易形成高压差。风向由太湖吹向陆地，如夏季时太湖吹的是东南季风，夏季的太湖降温快易形成高压；冬季时大陆上降温快易形成高压，太湖降温慢易形成低压，风向由大陆吹向太湖，太湖在冬季易形成西北风。季风是由于大陆及太湖之间存在的温度差异太大形成的，风向随季节变化而有显著变化的风系，具有这种大气环流特征的风称为季风。这种对太湖的风向与产生风的原因的了解，是一种本能的技术，它深深地扎进了荣春福的大脑里，形成了一种动力定型的肌肉反应，从而形成了一个自然的“起帆啦”能力。

随着又是一轮虎年到来，这一年是 1842 年的 2 月底，春福刚刚过了 12 岁的生日。父子俩装着一船“沙船”的土特产就要去上海贩卖了，这一次父亲给春福一次独自摇着“沙船”的机会，看看他驾船的能力和处事的方法。春去秋来，春福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了他独立驾驶“摇橹船”前行的本领。久而久之祥云就与春福调换了角色，父亲的放手让春福有了独立驾船的机会，和独自处理遇到大风与大浪、大雨与大雪等复杂天气的能力，关键是掌握克服太湖中每每遇到雨雾天气时的应对办法。父亲祥云培养了春福观察天象、预测天气和在太湖中起帆这一独门绝技的能力，据说这门独门绝技一直传到了春福孙子这一辈。久而久之，春福就成为太湖、大运河的一条“窜条鱼”，与同龄人相比，春福驾驶船舶的能力和体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同龄人，身材高大体力好，皮肤显古铜色，完全没有一种非健康因素。这为春福未来选择适合的航路，打好了坚实的基础，让春福成为荣巷出色的一名航运小天使。

江南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和现代南北交通大动脉，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战略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这源自隋朝的第二位皇帝杨广（隋炀帝）动用百万百姓，修建了隋唐大运河，其中最经典的就是这条江南大运河。这条江南大运河代表从古代农耕文明走向近代工商文明，和江南文化的发展、以运河为源头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江南运河是通过船闸的运输结构，与运河间互通南北，与长江间连接东西，成为沟通江南地区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的三大水系，形成了运河交通大动脉的重要部分，迄今为止，江南运河仍具有物流高速通道的水路和航运条件的最佳区段。几千年来所流经的区域，以太湖平原和水网低洼地区为主，蓄水与泄洪、灌溉与田亩、堰闸堤坝与节流控水、交通与漕运，以及商品和贸易等诉求主导，构成了其繁复多元的本体、载体、功能和角色，具有“一幅江南《清明上河图》”之说。

据李伯重和范·赞登合著的《大分流之前？——对19 世纪初期长江三角洲与尼德兰的比较》一文中，对中外经济要素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可能与不同的要素价格相联系的技术选择的例子可以在交通运输业中看到。对于中国和尼德兰来说，天然河道和运河都是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尼德兰的内河运输系统中，通常使用马来拉纤。然而在中国的大运河中，几乎全靠人力拉纤，充当纤夫已经成为运河沿线许多地区民众的重要生计方式。19 世纪初期，一艘沿大运河北上的漕船，平均装载 1500 石大米或同等重量的其他物资（大约 110吨），并配备 9 名船工。这就意味着吨/人比率为 12。这在国际远洋运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差异。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urd）写于 1820 年晚期的作品告诉我们：“与欧洲的航船相比，中国帆船所配备的人手多得惊人。这主要是因为后者使用的舵、缆绳和锚都很难操纵，而且船上悬挂的巨大的方形横帆既沉重又不灵活。这样一来，一般重 800 吨或 500 吨的帆船就需要配备几十名船员。如果是更大一些的船只，需要人手就更多了。”由此可见，中国大运河的运输成本要比国外多出许多。因此，摆在江南人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需要减本增效，好在荣巷人手里的船舶都是一些小船舶，大多数是自家用的带着帆的“橹摇船”，可以迅速改变船舶的用途，而少受这些市场的影响。

拥有 7000 年文明史、3000 年建城史的江南名城无锡，作为隋唐大运河中江南运河重要的一部分的“伯渎河”，独享隋唐大运河中伯渎河在长江、太湖、大运河中江、湖、河三者融合一体的水系的脉络与结构，促使无锡真正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江南水城。这是沟通中国大运河在南北资源和物产大跨度调配的重要支点，是隋唐以后国家政治和经济信息传输的重要渠道，是促进地域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重要节点，是无锡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文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历史背景，是中国对世界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座城。从一定意义上说，无锡的区位优势主要得力得益于水。这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孕育了无锡，更练就了无锡荣巷人独特的品性。

荣巷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曾诞生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双雄巨子——荣宗敬和荣德生。解放后，这里曾出现了荣毅仁（荣德生四子、曾任国家副主席）、李国伟（荣德生大女婿、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荣玉德（曾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荣广宏（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等一大批从荣巷走出来的中华才俊。

正如翻开了一卷卷长长的历史画廊，在太湖浩渺烟波中熠熠生辉，在江南运河中独领风骚。正可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zC3OUd+pbFuuuPj0z/k08LpBZCrcD2CChXqH1AO2bBX/cM5BNzcsgr40qs0CPcP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