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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傅里安进门的声音，保姆珍姐就从母亲房间出来了。傅里安一看她们还没睡，便拐进去看母亲。母亲似乎睡了，傅里安正要退出，母亲突然张大了嘴巴，大得能塞进小皮球，就像让医生检查扁桃体的样子。傅里安摸了摸母亲的头，示意珍姐倒水。珍姐拒绝：不是口渴，是高兴呢。傅里安把母亲的嘴巴合上，拍拍她说，快睡吧，都快两点半了。母亲就不出声了，她侧弯，蜷起身子，手盖在腮帮上，看上去像是睡得很安静的猫咪。
珍姐跟他出来嘀咕说，老太太这两天有点那个，怕是又要发病了。昨天在小区门口，看到跳绳比赛的广告，非要去报名，闹得厉害。人家又不要六十五岁以上的。怎么劝，都不明白。
珍姐加重了语气，她指着自己的脑袋，关键是，她说，是那个小王叫她去参加的。还说小王说她会夺冠，她会当绳王，能挣来五千块奖金。
小王，就是母亲妄想出来的一个忘年交。小王似乎很久没有出现了，偶尔来，对母亲的生活提点建议和意见，似乎也没有影响到母亲的正常起居。母亲基本就是一个正常老太太，她能管理日常开支，经常和珍姐一起去买菜，还很会讨价还价，大钱也不让珍姐碰，防范得很。离上一次发病住院，已经过了五六年了。应该说，多年来，她能基本保持稳定的状态，保姆珍姐立下了汗马功劳。母亲在她面前，有时像小女孩一样撒娇撒赖，有时，脸一横就作威作福，就这样摸不着头脑地忽娇忽骄，这马脸保姆，还都能包容，当然，她的报酬也比普通保姆高得多。
母亲喜欢这个马脸保姆，胜过漂亮儿媳。她俩甚至合起伙来，管束做媳妇的。当护士长的人，本来就在医院熬得气急败坏，回家还要对付精神病随时可能发作的婆婆，还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以为是的寡妇保姆，丈夫又成天忙得几乎六亲不认，日夜不着家，所以，他们的婚姻早就裂纹满布。媳妇和他约好，儿子上大学，他们就分手。分手的时候，媳妇刻毒地说了一句感谢话：谢谢你，没有把疯病遗传给我儿子。
当时，傅里安盯着桌上两杯咖啡间的空隙，眼神发僵，也像学校里被大孩子凌辱的、故作淡漠的小孩子，没有反抗。而他的身体，根本不经过脑子，就已经扑上去掐她的脖子，掐到她舌骨小头骨折，还有连续的大耳光。但其实，他没有。他的意识把身体、手脚，管束得很沉静。前妻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刻毒，站起来的时候，补救性地说了两句话：卫生间那个纸巾挂，又掉了。说了两年，你都没修。算我最后一次提醒你！前妻把椅子推回桌边。第二句话是：如果我不认识你，姓傅的，再次遇见，也许我还是会对你一见钟情。你保重吧。
傅里安盯着杯里的咖啡，耳朵里有一个声音在说：谢了。
傅里安没有说出口，也没有顺势说再见。他一声不吭地看着两杯咖啡之间的空隙。他们之间，很久以来，站起来就是再见与道别。前妻推开小咖啡店的门，头也不回地渐渐在大街上走远。
傅里安回到自己的书房。珍姐给他倒了一杯水，并借这杯水，想和他谈谈她妹妹想换工作的事。她刚说我妹……傅里安就挥手把她赶走了。本来，他还想让她帮找个西瓜霜喷剂，如此就算了。他关上书房门。
傅里安开始翻箱倒柜。从警二十多年，大小工作笔记本至少有三百本，他从一个瓦楞纸箱里几本、几十本往外掏。他要找到一九九六年那个夏天，那个关于旧铁路强奸杀人案的工作笔记本。其实，十多年来，记忆一直没有消退，尽管越来越淡。现在，他想马上回到那一年。甘文义一招供出“6·11”的案子，他就有点坐不住了。他知道，在工作笔记的帮助下，他完全能够重新回到那一年的初夏。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案发当日，傅里安和曹大勇（即现在市局刑警队曹支队长）等，在贵州松桃追捕两名抢劫杀人逃犯；六月十二日，逃犯被捕，六月十四日押解回来。六月十五日获悉顾小龙一案，顾小龙已全部招供。六月二十五日，顾小龙正式被逮捕。七月二十七日，顾小龙被执行死刑。严打形势，一切都快如闪电。
如果傅里安那天不在贵州追逃罪犯，作为辖区分局重案大队副队长，十一日正是傅里安的值班日。那么，案发的第一时间，他就必须火速到场。如果是那样，这个案子的走向，会不会就不一样了呢？不好说。即使是现在，傅里安也无法断定，因为，作为分局刑侦副局长的鲍雪飞，无论在介入时间、侦讯的力度和做事为人的强势上，都未必是作为其下级的傅里安能够抗衡的。事实上，他甚至觉得，谈不上抗衡，深陷其中，还可能被鲍雪飞强悍的侦讯旋风裹挟而去。傅里安感觉这个案子不踏实，应该是从《华夏都市报》的报道开始的。当两个小青工，拿着报纸，怯生生地找到分局刑警队时，值夜班的傅里安，还不知道报纸上已经登了一整版的《“6·11”哑女被杀案侦破记》的长篇通讯。
小青工一男一女，十八九岁的样子，都非常瘦，胸前印有“铸造铝厂”字样的卡其色制服，被他们穿得空荡荡的。他们手上拿着的报纸，被汗水洇湿了。两人站在傅里安办公桌对面。男孩子紧张得几乎说不了囫囵话，一直干吞口水；女孩子一张婴儿肥的小胖脸，眉清目秀却有点目露凶光。傅里安懒得给他们倒水，想听听就把他们打发了。
是来投诉的，说是报道不实。
女孩子说，记者说是你们公安通讯员写的。他们指着记者“汪欣原”后面的另一个名字“张金培”。是这个人写的，记者说他只是署名。傅里安知道，张金培是分局刑警大队的内勤，平时爱写写弄弄、拍拍照，不时在报纸、电视台出个名字，算是媒体通讯员。
傅里安压根没看报纸，办公桌上许多报纸，他经常没看就让清洁工收了。他懒得看。因为没看，这下只好装模作样但也明显不耐烦地问：哪里不对？简洁点。
女孩推男孩子说，男孩推女孩子说。
女孩生气地瞪了同伴一眼：那我先说，你也要说！
女孩说，不是志祥哥要去报警，是小龙坚持要去的。我们俩开始还不想去。还有，他……我是有说小龙爱动手动脚，可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你们这样登出来，好像……好像……
傅里安瞪着她，有点表达困难的女孩子，被他不耐烦的注视弄得更加表达困难，但还是绝地反击地回瞪了他一眼：反正！我没有说他是坏人的意思！一点都没有！这样写，就不对！
傅里安看那个男孩子，等他说。男孩嘴唇全部都发白了：我……他指着他们带来的报纸，手指在报纸上划来划去，半天说不出一个句子，仿佛是找不到而开不了口。傅里安皱起眉头，因为他没看报纸，完全不知道那根划来划去的指头，到底要停在哪里。
女孩子还是性子急，她一指报纸一个段落：这里！看女人洗澡，不是他说小龙的，是志祥哥听别人说的，那是大家一起开玩笑说的，又不是认真的——志祥哥，你自己说嘛！
男的点头：反正我没说……
还有！女孩提醒，这个地方！——你说呀！
男孩说，看黄片，只有一次，你们这样写，好像我说他经常看，好像是流氓，根本不是这样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还有一个地方错了！女孩提醒。
男孩说，嗯……我还觉得警察那样写不太好，我们是报案人，顾小龙是热心人，为什么说我们“惶惶然想溜了”，我们又没干坏事……我和红玉……
就这些？！傅里安说。
对！女孩把下巴扬起得很夸张，你们要去跟小龙爸爸妈妈解释，我们不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害他的意思，是报纸登错了！瞎编！
我看不出多大的差别。傅里安想赶他们走。男孩子看出来了，就推推女孩肩膀，示意走。女孩似乎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她显然还想争辩几句。傅里安站起来：先回去吧，这里很忙！有什么情况，再说。
女孩扁起嘴巴，扩张发红的鼻翼在抖。想哭的表情，让她的脸，像个橡皮泥捏坏的歪脸丑八怪。傅里安兀自走出办公室，不再理睬他们，他听到女孩低声的咒骂：有什么了不起！“起”字被男孩子捂嘴捂掉了：别说了！不然抓我们怎么办？反正我们来找过警察了。
他敢！我们是来说真话的！
他们走后，傅里安在值班的深夜，认真看了报纸。这就是他接触案子的开始。
三个报案人都是案发地隔壁东方铸造铝厂的小青工。顾小龙是主要报案人，他首先发现了现场。周志祥和今红玉是后来被顾小龙一起邀去看现场的。
那一天，是顾小龙十八岁生日。他和周志祥、今红玉都是小夜班。三个人是同一批进厂的，顾小龙和周志祥很快成为好朋友，今红玉是周志祥的邻居，从小就是朋友。周志祥很会照顾人。但是，今红玉不怎么喜欢顾小龙，因为，他嘻嘻哈哈的，喜欢动手动脚。后来经查明，顾小龙是家里通过关系，把他的年龄改大一岁，进的工厂。关于是否十八岁，办案警官还真特别努力了一把，包括鲍雪飞。如果查明，顾小龙实际小于十八岁，哪怕只差一天，这小子就完全可能不判死刑。但是，出事那一天，被查明，就是他真实年龄的十八岁。而且，他被确认是正午午时出生。到晚上案发，刚好已是足足十八岁的人了。
那一天，三个人约好，先让所有的工友吃饭，他们轮到最后出去吃。今红玉开始不想去，但好脾气的周志祥劝她说，就算是给小龙过生日吧。是晚上七点半左右，他们一起走到阿东小炒店。小炒店在三合板厂的小区门口，从铸造铝厂走过去十来分钟。三人要了几个小菜，几瓶啤酒。大家碰杯时，马上就忘了生日这件事，所以，也没有人想起说生日快乐。八点半左右，三个人离开小炒店。回到铸造厂门口，周志祥说，上班喝酒不好。小龙去买点泡泡糖压压酒气吧。这个时候，周志祥看了厂大门传达室的时间，是八点四十五分。
顾小龙偏胖，一张婴儿肥的方脸，有对黑亮有神的眼睛，秀气的下巴上，一张饱满如救生圈的大嘴，整个人总体看起来，蓬勃热情、绝不安分。如果，让他有时间长成大男人，他应该还会有一脸威武的络腮胡子，现在，就能看出他维护那圈淡淡络腮须毛的意向。但这些企图突出男子汉气质的络腮胡子的淡影，却让这张孩子气的脸，平添了许多半生不熟的别扭感。
报案记录上，顾小龙是这么说的：
我去买泡泡糖的路上，忽然尿急，就去旧铁路那边的公厕。路过小平房的时候，我听到里面有很吓人的喊叫声，喊什么听不清，反正很紧急，很吓人。我走到墙根听，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只听到流水的声音。我就走了，买了泡泡糖，我一路走一路担心，是不是有人出事了。所以，我到了厂里，就要周志祥跟我走，今红玉看到我们又出车间，问干吗。我说，有个女人死了，谅你也不敢去看。我是故意吓她的，她这人逆反心重，又任性，我说得越可怕，她越显示不怕。这样，她就跟我们去了。我们到了小平房那里，还是一切都静悄悄的，只有走近靠近变电箱的保护柜，才能听到里面的流水声还在流。周志祥骂我神经病，说什么事也没有，赶紧回去上班。我说，刚才那叫声真的很恐怖，不然我们三个进门去看看吧。因为我早就看到大门是虚掩的。周志祥就打头，我第二，今红玉走第三个。屋里很破旧，中间吊一个三瓦的灯条，灰灰的亮，没有人，我们直接走向那个有流水声的屋子，门一推，我们就看见一个女人，没有穿衣服地仰躺在地上，舌头吐出了这么长（比画拇指长）！今红玉尖叫了一声，第一个往外跑。然后，我们两个也赶快跑了出来。周志祥说，会不会是犯病啊？但我和今红玉都觉得她像死人。周志祥说，管她死人活人，我们还是赶紧去上班！我说，还是要报警。万一真是死人呢。
今红玉说，不然先回班上，问问师傅们吧。
我说，三合板厂南门有个治安亭。我去报下警，你们先回厂里。帮我跟师傅说一声，说我在报警。
周志祥还是反对，说，别管这些闲事了。我们离岗太久了不好。最后，我还是去报警了，他们就先回去上班了。
一张发黄的旧报纸，夹在笔记本中。只是一页，报眉上可以看到“华夏都市报 社会新闻3版”字样。一个整版，通栏大标题——“6·11”哑女被杀案侦破记，版面配发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鲍雪飞居中的会议工作照片，照片文字是“公安干警进行案件分析”；另一张是两名警察，押着中间的顾小龙，照片文字是“提审案犯顾小龙”。十年过去了，报纸折痕的地方，字迹漫漶。但傅里安在报纸上做的笔记画线、圈段和各种三角重点符号，依然没有褪色，傅里安小心翼翼地抹平这张黄如姜色的旧报纸。如果，不是两个找上门来、斗胆要求警察更正的小年轻，傅里安可能永远都不会读那张报纸。但是，因为他们两个，那个值班的夜里，他认真地看了一遍。可以说，这张歌功颂德的报纸，把他回来的这两天里，关于大家所议论的这个案子的全部疑惑，都凸显出来了。之后，他和曹大勇聊过，曹大勇一直暧昧地摇头苦笑。
现在，甘文义出现了，重新再读这些文字，傅里安再次感到自己掌心发烧：
……水北分局政委刘国安、刑侦副局长鲍雪飞、刑警队队长郑立忠和教导员孙毅、副队长王向东及刑技干警们，立刻驱车前往现场……
鲍雪飞副局长，观察了现场后，她的脑海里已经像沙里淘金似的，不知筛过了多少遍。而当她和报案人简单交谈几句之后，她的心扉像有一道光，思路猛地豁然开朗了：一个正常的路过者，怎么可能好端端地发现，一个女子在自己家的浴室里，洗澡倒地身亡？说听到叫喊救命？可是，这是个不会发声、呼叫不出的哑巴……
……鲍副局长、刘政委、郑队等局领导们，会意地将目光一起扫向还在自鸣得意的那两个报案人，心里说，你们演的好戏该收场了。作为优秀的刑侦人员，对现场的一丝一毫状态，都敏锐于心。而临场领导对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心领神会。当那两个自作聪明的报案人，感觉情况不妙而拔腿想溜时，他俩的身前身后，已经堵满了警察。
……顾小龙在警方的审讯下，阵脚开始乱了。他不是拒绝回答，就是东拉西扯，而且往往是答非所问……分局的领导这会儿在干什么呢？在开会，会议由水北分局鲍雪飞副局长主持。会议进展得非常顺利，因为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所要采取的下一个步骤也是一致的……
审讯、技侦、外围调查，多路警察在漏夜奔忙……这是意志的较量，这是决策和判断力的考验，没有速度就会贻误战机，指挥失误就会误入歧途。而多路工作反馈回来的信息证明：鲍副局长把顾小龙带回分局，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使案件准确及时侦破，他们请求市局预审处和检察院批捕科提前进入办案程序，联合办案。虽然，顾小龙极力想逃脱罪责，一直顽抗抵赖了两天，才交代犯罪过程，但是，这被神探一眼识别的罪犯，又怎么能逃出火眼金睛？
……供词！这供词是熬了四十八小时之后，才获得的。为了证实顾小龙交代的真实性，鲍副局长指令分局刑警队技术室，给他剪指甲采样，进行理化检验，果然，经过严格的科学鉴定，最后证明：顾小龙指甲里的残余血样，与被害人咽喉被掐处的血样，完全吻合！他的指甲里，就是被害人的血！
真相大白！
……毕业于中国最高刑警学府的高才生、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鲍雪飞副局长，这些年来，通过侦破累累疑难案件，屡建奇功，成为闻名遐迩的刑侦界翘楚。对自己在这个“贼喊捉贼”的神奇案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她非常谦虚地说，这是同志们群策群力的结果。她说，没有天生的神探，只有你比别人更努力，更用心，更付出，更有想象力……
熬了四十八小时！四十八小时啊！可是顾小龙，你还是统统答错了。你真该去看看甘文义的答案……傅里安慢吞吞地折叠起老报纸。他顺手拿起桌边的夹心饼干，才咬了两口，舌下就痛不可当。他走出书房，到储藏间去找前妻留下的大药箱，但是，西瓜霜喷剂比工作笔记本难找多了。翻来翻去，没有。没有。没有。前妻储备的药，或许可以开一个小急诊室，但偏偏没有他急要的西瓜霜喷剂！傅里安用力踢了大药箱一脚。散落一地的药，他也不想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