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接受难题

道德机器项目和电车难题要求我们以一种非常狭隘的方式来看待道德。在两个案例中，都有一场突发事件，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道德情景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没有背景故事，也不会对做决策的人产生长远的影响。只需要做一项决定，该决定有明确的结果，并且这个结果对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来说都非常清楚。只有一个在道德上相关的行动者。他是一个能够独立行动的自主个体，与其他人没有关系。所有参与者都是匿名的。潜在的受害者除了眼睁睁地接受别人的道德选择，无能为力。

这些只是人类学田野工作者对电车难题这样高度抽象的实验不感兴趣的一部分原因。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是一个例外。他花了一辈子时间在马达加斯加进行田野调查，因而对当地村民非常熟悉。布洛克发现，在那里进行电车难题的实验不会走得太远。他的思考充满了启示。按照他的看法，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通常都在寻找普遍之物，所以排除了任何在他们看来是文化特例的东西。他们往往把文化视为地方性的、独特的和包含偏见的，会掩盖、扭曲他们试图发现的潜藏的普遍之物。如果这就是你的假设，那么，心理学实验通常采用美国大学生这样的WEIRD对象进行研究，就不难理解了。

正如布洛克指出的，这些学生把实验看作一种他们喜爱的解谜游戏，而不是揪心、紧张的来源。对马达加斯加的村民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了解清楚受害者是否与他们有关，或者受害者有多大年纪之前，他们甚至不会考虑这个难题。在倾听他们的时候，布洛克意识到，即使马达加斯加人给出与美国人一样的答案，其意义也是不同的。他总结道，村民们要求获得更多的信息，因为对他们来说，“只有在真实的生活背景之中，这个道德难题才有意义” 。

请注意，布洛克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反对思想实验的意见。第一个涉及程序。回答某些假设性的问题需要一定的思维习惯，而它们本身并不是普遍的。这并不一定是因为，马达加斯加村民从不想象反事实的情况，或者进行思辨。毕竟，无论神话和虚构故事可能是什么，它们都是一种思想实验，后者创造出想象性的场景，从而询问“如果……将会怎样”。而且每个人都在讲故事。更准确地说，布洛克是在反对假设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方式，后者要求一个明确而通常又很老套的答案。你没有什么讨论的机会，只有依靠自己来找出解决办法。神话却不同。你可能会把《安提戈涅》这样的希腊悲剧中提出的两难困境看作思想实验。因为叛乱，安提戈涅的哥哥被杀死。统治者援引国家的道德，禁止任何人将他埋葬，违者处死。然而，根据有关亲情的道德，安提戈涅应该埋葬他。应该怎么做呢？作为一名观众，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扣人心弦，但是，没有人会逼你在节目之后给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布洛克同样指出了别的东西。在没有相关信息的情况下，马达加斯加的村民拒绝设想某个场景。被视为相关的东西往往从属于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小型社区，就没有陌生人。撇开布洛克的例子中的细节不谈，我们可以说，如果你的世界包含一些道德的神，那么，失控的电车可能就是神的正义之罚。比如，如果有女巫的话，那么，这些事故可能就是由双方过去的冲突，或者可能反弹到我身上的纯粹的恶意引发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打官司的美国人，你可能会去找出可以起诉的某人，以及适用于该案例的法律。而且，“某人”可能是一个公司法人。

即使没有超自然的审判者或世俗的纠纷，你也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社会关系的世界里。这些关系在道德上不是中立的。因为有其他人，所以你会有债务、责任、怀疑、希望和期待等等。因为有其他人，所以没有孤立的事件，比如拉动电车开关、推一把桥上的某人。每一个行动都与过去和未来的其他行动联系在一起。每一行动都有先例、后果和反响。它们连接着过去的事件，并预示着未来。

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布洛克笔下的马达加斯加村民都一直把自己置于一个与可辨别的人们有着真实关系的世界。他们以第一人称视角观察充满人群的社会场景。他们能够与这些人对话，并以第二人称称呼他们。对于这些人，你可以说：“你们怎么这样对我？”而他们可能回复说：“这是你自找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抽象的道德行动者，只有拥有特定身份的具体的人。这是否意味着抽象的道德原则仍需经验上的检验。但是，如果你不问就接受思想实验的条件，你将永远找不出答案。

一组英国研究人员接受了挑战，并以真人方式进入那一场景。 研究人员被安排给乌干达一所孤儿院送餐。有人向实验的参与者展示了孩子们的照片。然后，某种版本的电车难题上演了。他们做出的选择将决定哪些小孩得到捐赠，哪些得不到。一些参与者对于这样一种情况，拒绝继续进行游戏。一些人认为，这种实验根本就是错的；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没有权利做决定，或者掌握他人的命运。这些人拒绝参与强制性选择，并寻求方法摆脱这一处境。就像布洛克笔下的马达加斯加村民一样，他们无法把这一实验看作一个有趣的解谜游戏。不同于前者，他们没有要求获得更多的背景知识。他们一开始就拒绝接受游戏设置的条件。

你可以说，这些参与者仅仅是在回避艰难的选择，在逃避责任。或许吧。但是，这里有另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实验。 她试图了解美国学龄儿童的道德发展情况。孩子们被安排面对这样一个情景：一个男子要拯救他濒死的妻子，但唯一的方式便是从药剂师那里偷取一种昂贵的药物。孩子们被迫回答，这是对的，还是错的。本着玩游戏的精神，大多数男孩开始做起算术，权衡相互冲突的道德命令。一些女孩则完全拒绝游戏设置的条件，这引起了吉利根的兴趣。女孩们不愿置身事外，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将行动者看作独立的分析单位。其中一个还试图根据角色之间的关系来重新制定情景。她建议说，这个丈夫应该试着向药剂师解释自己的困境。由于实验规定不允许出现这一变动，因此，它无法在结果中很好地反映出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解决道德困境的方式往往是（即使不能说是一直如此的话）寻找替代方案、彼此交流和互相倾听。如果道德生活是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在那里有其来源和影响，那么，将道德描述为孤立的人之间展开的孤立活动，显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道德涉及社会关系。你可能认为，这一点非常明显。但是，在具体情景中，这些关系往往难以辨认。这让我们回到了无人驾驶汽车的问题上。你能够与什么人或物建立关系？什么人或物可以成为道德主体，汽车、上帝、马，还是聊天机器人？我对什么人或物有道德义务，狗，还是机器人？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道德的范畴。它们与人、类人、准人和超人的问题密不可分。 ViNNQh8SMzhzFxA/C5c7jzwtzEF9t33OMXMPUjLndxmQmaREszHtlIr1MQavPl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