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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治理的能效还需引入接力视角。不管是公司还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团体，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要取得良好的发展绩效，要实现足够程度的发达水平，很少仅通过一代“掌门人”的贤能和创新就能够实现，一般而言需要经过漫长的努力，往往需要几代“掌门人”及其管理团队的相继努力才可以积累较大成就。应对未来的无尽竞争，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付出，以及相应的控制权交接。一代企业家再贤能、再有创新和开拓精神，也不可能永久地跑下去，更遑论塔尖位置本身就是腐蚀剂，会逐渐侵蚀贤能者、创新开拓者的一切优点。这是无法对抗的自然法则。创立于1975年的美国微软公司，虽由创业企业家比尔·盖茨担任首席执行官职务约25年，并将微软市值带到了近1万亿美元的高度，成为当时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但2000年盖茨卸任该职务，先后由鲍尔默、纳德拉接替。特别是纳德拉在2014年接任首席执行官时只有40多岁，他积极推动微软拥抱移动互联、云计算、人工智能，投入巨资入股开发人工智能公司（OpenAI），使微软重新焕发生机，将公司市值带到了2万亿和3万亿美元的高度。这是一个典型的接力型治理的事例。
不单是在公司领域，可以说在其他几乎所有领域，都需要一棒又一棒的接力长跑，而不是只有一位选手的百米冲刺。更何况，是不是真正的贤能者和开拓创新者，是否适合继续出场赛跑，可能需要多次接棒和交棒的循环才能得以证明。苹果公司乔布斯的经历就是这样，而在公共领域更不缺乏这样的事例。如果缺乏健全的治理，不但会失去制衡、监督、问责，更会阻断那些远离控制权的人行使基本权利，包括重新选择塔尖人物的权利，并有可能导致握棒选手自我美化为唯一的冲刺能手，以及自我固化为永久选手。接力机制也是一种开放性机制，让更多人有机会接棒，以投身于实现自我价值、做大集体蛋糕、增进整体利益的进程，并养成协助现任当权者工作、等待自己当权开展工作的心态，从而有助于减少现任当权者和潜在当权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助于保持一个组织的平稳运行和长期发展。因此，唯有健全的治理才可以使赛跑以接力方式继续进行下去，才可以使长期能效得到证明。
当然，也不能完全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待治理能效，以及治理本身。功利主义视角无疑必须作为基础性视角，因为老百姓评价一种东西，要问这种东西“能不能当饭吃”。从功利主义视角审视治理能效，无可非议。如果治理只是被学者、国际机构说得天花乱坠，而并不能帮助企业提高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并不能促进社会繁荣和提升人们福祉，那仍将是阳春白雪。不过，还需强调的是，治理能当饭吃，又不仅仅只能当饭吃。经济学大师米塞斯（1995）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将由许多人中遴选出来的人与国王和皇帝进行比较，在一些时候这丝毫不利于前者，前者犯错与后者一样多，所以社会上出现了否定选举的理论，而呼吁由少数最优秀的人物来进行统治。但还是应该断然拒绝这种理论，因为究竟什么是最优秀的人，其实没有严格的评判标准，问题的核心是暴力论，即是否允许以强力来产生统治者。米塞斯的意思应该是：如果由暴力来决定谁可以上升到塔尖，那么这不是一种文明状态，哪怕这个掌握控制权的塔尖人物还算不错。
米塞斯的人类文明视角，无疑已经超出了功利主义标准。虽然他并不是研究治理的专家，况且那时尚未流行这一词语，但其精神实质无疑具有历史洞察力与强大穿透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2012a）也属于同一类型的思想家，他指出，权利、自由等不仅涉及发展绩效，也涉及发展目的，还关乎权威与合法性的来源。也就是说，权利和自由一方面的确可以促进发展，另一方面又独立于发展而存在。从他的角度看，如果统治加管理的能效与治理能效一样好，是不是等同于统治加管理与治理一样好？森（2012b）还试图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解构权利、自由与公平，并剖析了多元主义和包容主义，指出人类社会面临的自由困境与探寻空间，尽管他的这些思考并不是专论治理。
米塞斯和森等人的思想有着明显的文明与进步视角。实质上，他们的思想闪烁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光辉。治理终究是关于人群的发展和秩序的学问，而不能停留于主流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范式，因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种与资本、土地等一样的可以任由配置的资源。莫基尔（2020）也对经济增长中的资源配置和人文精神进行了必要区分，他一方面对创新和推动创新的所谓“文化企业家”极尽赞扬之能事，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创新是进步文化的产物，而进步文化包含对现有权威的质疑，对普通人伸张权利的接受，对理性的尊重，等等。也就是说，创新与进步实际上难舍难分；而发展与治理，或者说功利主义视角的治理能效与文明进步视角的治理能效也密不可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理解治理精神既需要理解发展成绩、竞争绩效因何而生，也需要理解文明进步的不可或缺性。而且毋庸讳言，治理包含的行权与共治、参与和制衡，恰恰代表着进步与文明。
我们可以预料，治理的扩展与改革必将伴随着进步的扩张和文明的增进。事实上，至少在公司治理领域，文明与进步正在更多地扩张和增进。在过去10～20年里，社会责任、公司伦理等议题迅速成为公司治理最佳实践的重要内容，并成为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的出现的确引发了一些激烈争论，这里姑且不议；这些具体实践是不是意味着公司治理过于“越界”，也有待时间来回答。而在社会和公共等领域的治理实践中，正有更多的文明与进步元素不断渗入，尽管对于文明和进步本身，特别是对于后者，由于涉及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乃至不同生活习性、不同生物物种的态度，在不同时段还会有不同内容并将难免激起争论，但从根本上而言，经历试错和相互借鉴、各自调整进程而向前推进的文明进步，不会停止步伐。因此，伴随着文明进步进程的治理会得到技术性修正，但不会改变根本方向。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时代，治理的扩展与改革、文明和进步的扩张与增进，发生在一个全球化环境中。全球化意味着多样性，因为不同族群文明、不同法律背景、不同政策倾向的治理框架和治理理念不可避免地交汇在一起。同时，这也是一个竞争性环境。竞争不但存在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内部，更存在于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之间。在非竞争性环境中，审视和评价治理能效不会面临竞争压力。但在一个竞争性环境中，有些企业决策迟缓、保守，能效更差，有些企业决策迅速、进取，能效更好，结果就是，后一类企业极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胜出，而且这类企业的公司治理将会受到赞扬和肯定。多样性和竞争性一方面有可能促进相互比较、学习、借鉴，并促成进化；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造成治理的碰撞，激起矛盾和冲突。这些比较与冲突还容易被放到聚光灯之下，从而可能引发不同社会和不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当传统的统治加管理与现代治理迎面相撞时，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更能应对冲撞？答案并非显而易见。
在多样性、竞争性的环境中，如果现代治理显得迟钝、软弱，而传统的统治加管理借助于新手段、新技术而拥有一副更加时代化的面孔，并且一时获得惊艳的发展业绩，从而变得更加自信和更有吸引力，这一点儿也不令人吃惊。而只秉承治理的本质，将功利主义视角的治理能效观与文明进步视角的治理能效观结合在一起，更确切地说是将治理的根本方向与人类的文明进步方向联系在一起，才不会迷惑及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