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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至汉代是我国封建集权制形成发展的初期阶段，不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医学领域也步入中医学理论体系确立的时代。在此期间，中医学发展迅速，涌现出许多重要的经典著作。其中，《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与《神农本草经》被视为中医学的代表作品，标志着中医理论、治疗法则以及中草药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由于食物品种的扩大和中医理论的影响，中医传统食养食疗理论应运而生，并长期指导着中国人民的饮食习惯，也对整个亚洲人民的饮食结构有所影响。中医传统食养食疗理论的确立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春秋战国至汉代的中央集权制和当时农、牧、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各地各国间的交往。随着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食物的品种也随之增加。公元122年前后（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开拓了我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而且带回了石榴、胡桃、胡瓜、苜蓿、蒜葫、胡荽、西瓜、无花果等多种植物种子，为丰富我国可食食物品种，扩展食谱提供了物质准备。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共载药365味，其中上、中品药物有245味，占据总数的2／3，这些药物多主养性命。《神农本草经》曰：“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羸者，本中经。”书中所载的“无毒”是指无强烈的毒副反应，故“多服、久服不伤人”。在《神农本草经》中，中、上品药物中有许多具有营养作用的动植物，它们被认为主“轻身”“益气”“延年”“养性”。其中，上品包括酸枣、橘柚、葡萄、瓜子、大枣、海蛤等。目前明确归类为食品的有22种，其中，中品包括干姜、海藻、酸浆赤小豆、黍米、粟米、龙眼、蟹等19种食品。
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医书《五十二病方》记载的中药中，有1／4归类为食品。这种药食不分的记载，印证中医“药食同源”的理论，也说明在古代，人们无法准确区分药物与食物在成分上的区别。《神农本草经》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物被认为是无毒的，可以多服久服而不伤害人体；中品药物可能有毒，需要谨慎使用；下品药物则“多毒，不可久服”。依据现代营养学理论可知，被称为上、中品药食物通常含有较高的营养素，而下品者则指的是植物化学成分较高，对人体作用较强的药物。
中医学最早的理论学专著——《黄帝内经》，不但标志中医理论的确立，而且记载了中医传统食养食疗理论，其中包括中医传统食养食疗中的饮食宜忌、饮食的五味入脏、饮食消化以及饮食平衡的理论。
《素问·脏气法时论》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提出了以谷类食物为主，适当配合动物、植物类食物，使谷类食物得以最大效益化，以达到“补精益气”之效。在《黄帝内经》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人民长期以来遵循这一膳食的搭配原则，不仅对我国居民的饮食结构产生长期影响，还对整个亚洲人的饮食方式有重要影响。近代营养学家将此理论称之为“我国最早的膳食结构指南”。
随着对食物选择经验的积累，春秋战国以后的书籍已有了不少对饮食宜忌的记载。《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此段原文论述了饮食口味的禁忌，不宜膏粱厚味，浓烈饮酒；饮食方法的禁忌，不可过饱过饥；饮食时间相宜，保持合适时间间隔；饮食方法的相宜，良好的心情，细嚼慢咽，姿势端正。做到以上几点，才能保护好五脏，让体内每个组织和细胞都感受到充满活力的营养物质。《黄帝内经·灵枢》专设《五味》篇，文中主要论述了五味与五脏的关系，以及五脏对五味的宜忌选择，因此可以得出五味对人体具有重要作用的结论。篇中首先认为，根据五行理论，食物有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摄入后，各有其选择性的归属。《灵枢·五味》曰：“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这里的“谷味”指广义五谷类食物，又曰：“五谷，糠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黄黍辛。”说明谷类食物亦有辛、甘、酸、苦、咸五种性味，同样也有选择性的五脏归属，同时提出了五脏病各有五味所宜的原则，《灵枢·五味》言：“脾病者，宜食糠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良黄黍、鸡肉、桃、葱。”认为五谷、五菜、五畜、五果各有五性，可“各随气之所宜也”。这种五脏的五味所宜，用现代营养学理论解释，不尽完全合理，仍有待探讨。
《内经》认为食物与药物一样具有性味之不同，其四性为寒、热、温、凉，五味为辛、甘、酸、苦、咸。根据阴阳属性不同，四性中寒、凉为阴，温、热为阳。五味中辛、甘为阳，酸、苦、咸为阴。《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同时认为不同性味的食物可入不同脏腑，对不同脏腑又有着不同的亲和力。《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说明中医传统理论中的五味并非单一指口味、口感，而是代表了食物、药物的一部分功能，以及食物中主要成分的倾向性。如《黄帝内经》中认为甘味入脾，而现代研究也证实甘味主要具有补益、和解、缓急的作用。脾在中医理论看来主要负责运化的功能，而现代研究也发现脾主运化与促进消化酶、消化腺体及胃肠蠕动作用有关。营养学中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属甘味的居多，因此，“甘入脾”可理解为甘味食物依赖于脾的运化，或有助于脾的运化。
根据取象比类原理，《黄帝内经》提出了五行配五脏，五味入五脏的理论。《素问·脏气法时论》认为：“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对于具体的食物选择，又曰：“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五脏之间根据五行生克制化关联，相互协同又彼此制约，也体现在性味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临床如肝木过旺，脾土不足，均可出现肝木乘土之象，故脾病以甘补之，土旺而肝不可乘之；肺气上逆，多见肺热而致，故以苦寒泄之。据此探知，具体食物的五味归属，不单以其口感、口味来确定，而是结合了食物的功效和临床常见病证来综合判断得出，并非一味机械照搬。因此，关于具体食物的五味归属，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总之，五味入五脏的理论是研究以某种成分为主的食物对某一脏具有特殊亲和作用的一门学说。“黄帝内经”时期根据五行相配的原理，进行了归类演绎，其中的合理性与指导性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论证。
《黄帝内经》时期，医家们已经认识到食物是通过人体各脏器的协同作用来进行消化和吸收的。在这个过程中，食物被脏器消化吸收并转化为营养物质，这些物质在《黄帝内经》中被称为“水谷精微”。《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将饮食物的消化吸收过程作了初步的勾画。《灵枢·五味》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黄帝内经》中所论的“精微物质”即现代营养学中所称的“营养素”。传统食养学认为精微的营养素经口腔入胃后，胃通过初步的消化吸收，使其具有“五脏六腑皆受气”“以溉五脏”的功能。这与现代营养学认为营养素是人体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的观点相吻合。同时，《素问·五常政大论》提到：“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此“谷肉果菜”是泛指五谷、五畜、五果、五菜，即指各类饮食物。传统食养学通常将营养用“食养”称之，说明各类饮食物具有营养作用，但需注意其摄入量不要过量，以免“伤其正也”，这也意味着古代医家已注意到饮食营养需注意其摄入量的控制。现代营养学也提出了对于各类营养素的建议摄入量。根据WHO建议，成年男性（女性）每日需摄入65（55）g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应占总能量的55％～65％等，这些指导意义更为具体和科学，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了解机体所需营养，维持机体的正常功能和健康状态。
《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在《灵枢》五脏病的“五味之禁”理论，即“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基础上，根据五行相克的原理，提出四时五气中的禽畜类五脏禁忌，他认为：“春不食肝者，为肝气旺，脾气败，若食肝，则又补肝，脾气败尤甚，不可救……余脏准此。”这些宜忌内容虽然在中医理论中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仍需现代医学进一步研究和证实。
从春秋战国到汉代，除了《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记载了有关饮食营养方面的论述外，《汉书·艺文志》《七录》等史书中也记载了不少饮食营养和饮食治疗方面的专著，如《神农黄帝食禁》《黄帝饮食忌》《食方》《食经》《太官食经》《太官食法》等。三国时期，曹操亲自撰写了《四时御食制》，但现已失传。这些古代文献的记载表明，在这一时期，人们对饮食营养及食疗药膳方面已相当重视。这些记载的理论奠定了传统食养学的基础，亦为后来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