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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悠悠千载的世界发展史中，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和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传承下来的古代遗迹和古代文物是这个文明国度璀璨的珍宝，而且这些历史深厚的文物不仅是历史的馈赠，更是方便考证历史发展的重要史学资料。古代的那些精工巧匠基本都服务于显贵士族和皇家，而当时工艺技术条件也有限，诞生时就是孤品，几乎没有代替品，这也就更能体现出文物修复的意义。中国古代青铜器所蕴含的历史、社会、政治、美学、艺术等众多的学术价值，体现了中国的古代文明。而青铜器修复的意义就在于，如何能把数千年前的文化遗物更好地保存下来，是对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传承，更是对于历史的尊重；如何祛除青铜器的病害，防止附着有害物继续危害青铜器从而延长青铜器的寿命；如何使观众能更直观、更全面地欣赏古代青铜器，更能便于学者研究青铜器。而通过什么手段来安全合理完成这些任务，就是青铜器修复要研究的问题。
西周早期脱胎青铜鼎修复前后
文物修复传统技艺源于对文物保护方法的探索，并非始于近代。数千年前的文化遗物能保存下来的事实，说明保护文物的技艺是由来已久的。古代先民从制作使用青铜器物和相关艺术品时，就有因发生损坏而随之出现修理、复原的工艺。
青铜器修复最初是因为在生产的过程中有缺陷导致器物无法使用，由此而实施的一种补救的方法。作为礼器的青铜器一般规格高、纹饰精美、铸造工艺复杂，但铸造时难免会出现缺陷，有的只是很小的问题，直接熔化掉重新铸造费时费力。当时的工匠就直接在缺陷处实施补救，称之为“补铸”。“补铸”是最早的青铜器的修复手段，一直沿用至今。
西周青铜甗
西周兔尊
春秋青铜壶盖里、外两面
唐代 · 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青铜开采、冶炼与铸造工艺得到了长足发展。金、银、铜、铁、铅、锡六种重金属矿也得到了全面的开发，开采量逐步增加。铜矿的开采由朝廷设置监、冶、坑、场等机构专门管理。冶炼的发展也带动了金属制品的生产和加工。此时也开始有仿品。唐代已有用木楔拨整歪闪古建筑梁架的记载，书画修复的揭裱技术到唐代已相当成熟，“漆粘石头，鳔粘木”更是流传已久的石质、木质文物的传统修复工艺。唐代仿器铜质粗糙，颜色发暗。
宋代 · 宋代是金石学在中国历史上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大批金石学者编著了众多金石类书籍，其中尤以金石类图谱颇具学术与艺术研究价值，如吕大临的《考古图》和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受北宋初年《三礼图》在全国颁行的影响及宋仁宗的直接推动，伴随古物的出土，金石图谱在仁宗之后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由此影响到青铜器的生产与制造。宋徽宗大观初年，设置仪礼局“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标志了宋代官方大规模仿造青铜器的开始。从而由上至下，全国各地盗掘古墓成风，商周三代青铜器的出土日益增多，新发现的青铜器并未悉数进入宫廷，大量流入民间，通过修复后进行交易，从而出现了古物市场。有些人出于研究、有些人出于赏玩的目的对青铜器进行收藏。当时最大的收藏家应该还是徽宗皇帝，收集量达2.5万件青铜古器，特建宣和殿收藏，这也是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青铜博物馆。因为拥有大量的实物青铜器作为基础，宫廷开始大规模地修复与仿制青铜器。因仿制及作伪的制作出现了专门的机构，可分为“行作”和“官作”两种，以“官作”为大宗。宋徽宗的稽古作器，标志着仿古青铜器的诞生，不仅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经济文化繁荣的象征。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铜器辨伪的著作，其“伪古铜器”一节记载了宋代伪造古铜器的具体操作要领。宋周密《云烟过眼录》中也有提及宋代铜器的修复。据此可见，宋代已有修复古青铜器的工艺，其修复的目的是令破损的古器显得完整，提高其价值。唐宋仿器目前发现的多为熟坑器。
元代 · 元代曾经设置官方的铜器作坊“出蜡局”来仿造各种祭器，器型有鼎、簋、簠、爵、斝等。除了官办外，民间私营制造作坊也很多，且拥有精巧的仿铸古铜器技艺。元代仿制对象上至商周，下至宋代，造型丰富，仿制特点是多组仿制，但做工粗糙，铜质色发黄，早期延续宋代风格，求形似，后入了本朝风格，求神似。
明代 · 明代官方设立了“御用监”仿制古器。明末陈仁锡《潜确居类书》卷九五记载明宣德仿铸古鼎彝器的用料为风磨铜，就是铜锌合金（黄铜）。而民间作坊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当时的仿制的特点是组装，也就是器物的各配件分铸后再整体焊接而成，蓝本以《宣和博古图》和《考古图》为主，做工相对粗糙。在商业利润和市场贸易的刺激下，青铜器仿制得到发展。宣德年间仿制了大量古铜器，除京城以外，山东、河南、陕西及苏州等地都有民间作坊。明末仿古作伪也达到鼎盛。邵锐的《宣炉汇释》中提及明万历年间仿制古铜器主要分为南北两派，金陵仁甘文堂以炉著名，与苏州蔡家并称“南铸”；北方的施家与学道并称“北铸”。明代青铜器的仿制特点是无铸痕和垫片，器型大小皆有，品种繁多，器型、铭文失真，器足多为实心。
清代 · 清代礼制的复兴推动了仿造古器的浪潮。祭祀用器都采用古代的礼仪制度来突出仪式的隆重。清初注重考据的乾嘉学派促使金石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研究范围从青铜器和金石碑刻扩展到各种门类的古物器，金石学逐渐向古器物学靠拢。乾隆年间梁诗正、王杰等先后奉敕编订《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合称“西清四鉴”，收录清宫所藏铜器四千余件。同时出现了大批的仿古高手，逐渐形成了全国青铜器修复与复制的几大派系。清代青铜器仿制的特点是无垫片、无铸痕，多用分铸焊接法，有补铸痕和焊痕，铜质泛黄，分量过重。
清末宫廷的造办处汇集了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这些手艺人中又以8个巧匠技术最高，被称为“八大怪”。《百年琉璃厂》一书中所提到的“一怪”于老先生，因为嘴有些不正，外号叫“歪嘴于”。“歪嘴于”在造办处为清皇室修复古铜器几十年，走出宫门后开了个古铜器修复的作坊，取名“万龙合”，并开始收徒授业，以给宫中和琉璃厂的古玩商修复青铜器为生，至此成为近代青铜器修复之开山鼻祖。徒弟张泰恩继承了他的衣钵，后将“万龙合”作坊改为“万隆和古铜局”，主要为古玩商们修复青铜器。因颇得先师真传，技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生意一直兴隆，人送外号“古铜张”。“古铜张”先后共收了11位徒弟，其中7位造诣颇深，各有所长，他们分别是贡茂林、张书林、刘俊声、张子英、赵同仁、王德山、张文普，其中又数王德山技艺最精、授徒最多。王德山1911年生于河北衡水小巨鹿，13岁开始学徒，学成后自立门户，先后收了8位徒弟分别是刘增堃、毛冠成、杨政填、王喜瑞、贾玉波、王荣达、王长清、杨德清。此后这批学徒凭着各自一双巧手、一颗匠心，化腐朽为神奇，拯救了大量国宝青铜器，并成为后辈从业者们的导师和引路人。
由于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我国经济、政治各方面遭受巨大的打击，有重要价值的文物也被疯狂偷盗、掠夺、转卖，在资本金钱的诱惑下，仿制伪造之风盛行。当时北京地区古玩店主要集中在琉璃厂、东华门、东四牌楼等，业务以收购仿制青铜器为主。北京古董商还在河南安阳等地大批收购青铜器，挖掘出土的破碎青铜器运来北京找人修复，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北京青铜器修复技艺的发展，技术也日趋精湛。上海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大量的文物与相关人才汇聚于此，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修复和仿制需求。得益于上海当时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海派青铜文物修复技艺在上海地区开始孕育和发展。
1949年原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更名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由中央政府主办并管理的文物保护专业机构，该委员会后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1952年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设立文物修整室，1958年上海博物馆设立文物修复工场，开展出土文物与馆藏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等国内各博物馆相继成立了文物保护实验室。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工艺逐渐结合，使我国文物保护事业持续焕发生机。
1980年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成立，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目前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多个分支机构和专家委员会，致力于文物保护的学术研究、技术推广和人才培养，协会在文物保护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和创新。1984年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 成立，委员会 汇集了国内修复领域的众多知名权威修复技术专家，致力于全国文物修复技术的研究工作，组织文博及社会各界的文物工作者开展学术交流、业务培训、展览展示、书刊编辑、国际合作和咨询服务等工作。这些组织和机构的成立，代表着我国文物保护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