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海派青铜器修复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同时期青铜技艺大力发展，而修复行业也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各地博物馆、考古研究机构逐渐重视文物修复，尤其是青铜器的修复。上海博物馆是国内首批组建文物修复团队的博物馆之一，招贤纳士，将流散在民间古董界的修复能人、巧匠汇聚到馆内，这些业内高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代的修复师，其中包括王荣达先生。1975—1984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上博举办三期全国青铜器修复培训班，手把手传授焊接、篆刻、补配、做旧等传统的修复技艺，培养了一大批正在从事或者有志于从事文物修复的专业人才，如今很多省市博物馆的青铜器修复业务骨干正是当年培训班学员的学生，同时也使海派修复技术传遍全国。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修复与复制技艺团队为国内文博行业的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上海博物馆与海内外博物馆、著名收藏家历来保持密切联系和深厚友情，以借展和捐赠为契机修复青铜藏品，也为海派青铜文物修复技艺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海派青铜文物修复技艺是以上海为核心区域，以上海博物馆为主要传承和培养基地，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团队成立之初就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传承和发扬传统青铜修复技艺，这里以代表人物为例，浅谈传承脉络。

一、开创阶段

海派青铜器修复和复制技艺创始人王荣达。王荣达先生1921年生人，1937年在北平拜青铜器修复专家王德山为师，出师后1943年独闯上海，先后在禹贡古玩店、雪畊古玩店修复青铜器。1955年进入上海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工作，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培养出20多位高徒，后均成为所在省市文博单位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王荣达先生不单是海派青铜器修复和复制技艺创始人，也是开创我国文物保护修复事业的新中国第一代修复专家之一。王荣达对青铜器纹饰和型制研究至深，修复造诣极高，同时借助当时上海领先全国的工业材料和技术资源，对修复技艺多有革新和完善，特别是化学作色方面非常有心得，研究出不同配方的化学药品处理出黑、灰、红、绿等不同皮壳的方法。1974年试制出在复制铜器上呈泛金地子的方法；1976年针对电化学去锈后，古铜器的皮壳表面呈黑色的缺点试制出能去其黑色，使皮壳还原本色的方法。王荣达先生另一个身份是杨式太极拳的嫡传弟子。老人家在世时为人低调，太极拳打得极好，曾说：“修好文物就像打好太极拳，需要做到内外兼修，身与心、人与技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王荣达先生在他五十多年的修复生涯中，修复文物数以千计，并为上博培养了黄仁生、顾友楚、尤戟等上博第二代修复师。

二、发展阶段

海派青铜器修复和复制技艺发展阶段代表性人物黄仁生。黄仁生先生生于1933年，无锡惠山人，1953年上海标准模具厂至无锡惠山招纳雕刻人员时被选拔招入。当时无锡惠山的泥娃制作、泥塑、翻模很有特色，集中了很多人才，黄仁生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工作优秀，1958年因当时一批革命文物的复制需求，黄仁生又由上海标准模具厂调配至上海博物馆工作。高质量完成当时的任务后，同年开始跟随王荣达先生学习青铜器的修复技艺，从事文物修复与复制工作。工作期间将其在原单位标准模型厂中掌握的顶级制模技术与青铜器修复的精铸配缺技艺完美结合，使海派青铜器文物修复技艺得到进一步完善。1983年退休，1985年在马承源（原上海博物馆馆长，国际国内公认的青铜器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的邀请下返聘于上海博物馆成立的文物修复研究室，培养当时上海工艺美术学校一批毕业生为接班人，如钱青、张佩琛等。这批学员此后成长为海派青铜器修复的中坚力量。

1．修复上博馆藏春秋兽面纹龙流盉

此器设覆碗状的盖，盖顶是蟠旋而出的龙头，盖上靠边和颈上各设一钮，有短链相连。流为张口的龙形，与之对应的鋬上端亦饰龙首。盉的颈部所饰的龙纹，具有吴越文化青铜器上常见的仿西周纹样的特点，肩饰斜角雷纹，盖面和腹上饰兽面纹，兽面纹的细部纹饰多处突起，体现了春秋青铜器特有的装饰手法。此文物修复前损坏非常严重。由于上海博物馆定位于艺术性与学术性并重，追求完美的同时又力求严谨，这也是青铜器修复和复制工作的突出特点之一，修复要有依据，所以此器物一直未修复。直到马承源馆长在日本看到的一件盉，其型制与我馆这件基本相似，得到纹饰拓片。以其为原型制作了缺损部分的石膏原型，并翻制模具后浇注同成分的合金，以铸铜补配方式恢复其原貌，体现了当时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修复的水准。

2．修复上博馆藏春秋早期龙耳尊

龙耳尊的体型较大，腹两侧饰龙形把手，龙首回顾，尾上卷，有四爪与腹相接，相接的部位有明显的结疤焊痕，这是先铸成器再覆铸龙耳的铸焊痕迹。肩饰斜角雷纹，主体满饰瓦棱纹，圈足施雷纹，这些纹饰构图不是中原地区常见的，显示了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20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上海博物馆在冶炼厂设站点抢救文物，以防止相关文物被焚烧熔炼。这件春秋早期青铜尊就是当年被抢救出的文物之一。修复前有一条龙形耳的尾部已缺失，后经黄仁生修复后恢复原貌。

3．复制故宫博物院西周中晚期刖人守门鬲鼎

因当时上海博物馆需要陈列这件文物，经故宫博物院同意后进行复制。此鼎造型巧妙，装饰和实用相结合，颇具匠心，既是一件实用器，也是一件艺术品。上部为方鼎形，饰窃曲纹，波纹两重纹饰，无耳。下部为屋形，门外铸守门奴隶，男性裸体站立，无左胫，左手持门闩。两侧铸方孔窗户，有四个小方孔，可以从左右背后几个方向排烟，背后是镂空曲窃纹，可以通风助燃。炉内可以烧木炭，使鼎内的食物保持温度，是一种温食之器。刖刑是锯足的残酷类肉刑，为古代五刑之一。这件铜器可以与文献印证奴隶制社会阶级压迫的现实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力求如实反映现实生活的这种倾向。黄仁生先生经过一个多月完成复制工作。

4．复制云南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

云南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于晋宁石寨山出土。贮贝器是用于储藏海贝的容器，一般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它们是古滇国王侯贵族的专用品，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利。贮贝器是滇文化的独特代表，在滇国的地位与中原的鼎类似。贮贝器出现后逐渐取代了铜鼓成为滇国重器。上个世纪80年代，此件贮贝器在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黄仁生与王荣达一同北上参与修复工作。前期修复工作已由王荣达在北京琉璃厂工作的同门师兄弟完成，但器盖上众多人物的粘接工作效果不理想，人物细节混沌模糊。于是在已做的基础上，对人物重新逐一翻制临时用模，取出一个一个人物小件后雕刻修整，使模糊的人物细部清晰起来。再以这些修整完成的人物作为原型翻制石膏模具，后用铅锡锑合金浇注于各个石膏模具中，再焊接于器盖上。每个人物和各小件都逐一做色做旧，与周围现状的色彩浑然一体，相互协调，完美恢复其原貌。此修复工作中上海博物馆的模具翻制技艺、做色做旧技艺惊艳了当时的文博界，也使上博青铜器修复技艺名声远扬。

5．现代青铜艺术品的设计与制作

这件炎黄鼎是炎黄两帝巨型雕像前9个鼎中的主鼎，高6.6米，直径4.8米，重20吨，雄伟庄严，典雅厚重，气势恢宏，由上海炎黄文化研究所筹资，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承源设计，青铜工艺修复专家黄仁生监铸，江西裕丰艺术品厂铸造。鼎的造型既继承了西周青铜文化的传统，又具有当今的时代精神，文化内涵十分深厚，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大鼎。此鼎于2001年运抵郑州黄河游览区炎黄巨塑广场永久安放。

三、传承阶段

海派青铜器修复和复制技艺传承阶段代表性传承人钱青。钱青，1993年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院雕塑雕刻专业，同年进入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研究室，师从黄仁生，潜心学习青铜文物修复与复制技艺。后在上海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相关专业继续深造。自独立承担文物修复工作以来，凭借卓越的专业技能和不懈的努力，于2020年获得研究馆员资格，并在2021年被正式聘任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2020年，荣获第六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铜器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殊荣。钱青不仅精通“高精密石膏模型模具制作”和“青铜超精密铸造配缺”技艺，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突破，还通过反复实验，调配翻模石膏与铸造用蜡等模具材料，把雕塑翻模用硅橡胶材料引入青铜器修复翻模技艺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配缺方法和翻模工艺。这一创新使得修复操作趋于简便，修复材料与工艺之间的结合更加完美，使修复从造型、纹饰与材质上更加忠实器物原貌。从事青铜文物修复三十余年来，参与了众多国宝级器物的修复工作，这些器物不仅来自上海博物馆，也包括外省博物馆的珍贵收藏。此外，还参与了如山西晋侯墓群系列青铜器、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系列青铜器、上海青龙镇遗址出土文物、四川三星堆出土文物等考古文物保护项目，为保护和传承悠久的文化遗产积极贡献力量。

发扬海纳百川的精神，在继承“古铜张”传统修复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吸收现代最新科学技术、修复材料、新的修复理念，并融会贯通，同时积极储备有兴趣、有能力的人才，是青铜器修复这一古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秘诀。钱青以民主党派成员身份针对文物修复人才的现状提出问题与解决方案，并撰写提案，最终这份提案被上海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委采纳，成为市政协0208号“关于加快本市文物修复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委员提案，在上海两会上作报告引起社会关注。在传承方面，钱青坚持对弟子严格要求，主动培养接班人；在贯彻执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展和推广工作方面，积极传播青铜技艺和知识，以提高公众对文物的保护意识；不仅与高校建立合作，还走进中、小学校园和社区，与上海市中福会少年宫等非营利机构合作，普及青铜器和青铜器修复保护的文化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