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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指（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三部著作，统称为易学。其中前两者现已佚失，现在的（易经）专指（周易）。易学发生的具体年代目前易学家的认识尚不一致，但有关（周易）的成书年代，目前学术界基本认为是在公元前1097-公元前1066年之间，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记载“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的历史事实的时期。西伯姬昌即周文王。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约在战国至秦汉之间成书。其成书年代晚于（周易），汲取了易学中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观，并应用易学的象数思维模式，推动了医疗实践的发展。中医学与易学两者的理论体系有共同的哲学背景和相同的认识依据，具有共通的辩证方法和思维模式，正所谓“医易同源，医易相通”。孙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为大医。”（易经）与中医理论关系进行浅析如下。
（易经）乃群经之首，是中国古代诸多学科的理论起源。古人基于对易学的认识和理解，将易学应用于多个学科。易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易学的理论对多学科包括医学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易学中的二分法思维：古人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现自然界的诸多现象或规律都存在相反、对立的属性，如黑暗与光明、寒与热、天与地、前与后、男与女等。在无数次的观察与实践中，古人对自然属性进行基本分类，把阴和阳，乃至自然规律进行总结后用符号来表示，以“
”代表阴，“
”代表阳。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古人发现属于阴或阳的任何现象或属性均有再分性，相对的属性可以再进行二分，即“两仪生四象”，阳可再分为太阳、少阳，阴可再分为太阴、少阴。此二分法思维的形成是中医学发展、进步的根基，二分法对中医的影响将在下文进行阐述。
（2）易学中的三分法思维：二分法主要体现在矛盾式的两极对立，这个两极对立容易产生排他性的理解。三分法是在二分的基础上强调其间的“中介”，或者是阴阳两极的第三极——“三”。（说文解字）云“三，数名，天地人之道也”，即在认世界的过程，由对天、地的感知过渡到对天、地、人的认识。天、地、人三才首见于（易经）。（易经）虽分阴阳两种属性，而八个经卦均由三爻而成。三分法推而广之，时间方面有三伏、三九等，伦理方面有三纲，中医学有三焦、三阴三阳，中药分类有三品，病因有三因学说等。
（3）易学中的象、数思维：（系辞）中言“（易）者，象也”。象有征象、形象、意象、法象等含义。象的生成是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运用形象思维方法而“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数”的原始意义为计算事物。易学中的“数”即为理，也是通过仰观俯察之后而形成的。象数在医学中随处可见，如症状、体征就是象，病因病机乃是数；如发热是象，阳盛是数等，正所谓“有诸内，必形诸于外”。
（4）易学中的互根、互用、互化思维：众所周知，（易经）中的易有三层含义，即变易、不易和简易。此“三易”聚焦于阴阳，分别表现为阴和阳随着时间、空间等变化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属性，当阴或阳消长到极盛或极衰时，有向另一方向转化的规律。
相互对立的阴与阳的作用规律是宇宙间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作为万经之首的（易经）是（黄帝内经）理论基础的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是（黄帝内经）作者在（易经）阴阳理论的指导下对阴阳所作的高度概括。
（1）对人体结构的认识：中医认为人体是由阴阳所代表的两种物质所产生的有机统一体。如（黄帝内经）载，“人之生也，必合阴阳之气”，“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应用二分法对人体进行分类，“外为阳，内为阴”，“背为阳，腹为阴”，“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轮应也，以应天之阴阳也”。按三分法对人体进行划分，则分为太阳、阳明、少阳，人体前后之交界——侧面在三分法即属少阳。按表里进行分类时，则表为阳，里为阴，人体沟通内外的通道或孔道则也分属为少阳。在脏腑组成方面，将阴阳二分法思维引入中医，就成了五脏（心、肺、脾、肝和肾）属阴，六腑（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和胆）属阳，其中，五脏之中又分阴阳，心为阳中之阳，肺为阳中之阴；肾为阴中之阴，肝为阴中之阳等。
（2）对人体生理功能的认识：二分法思维的阴阳学说主要有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转化等关系。在人体生理功能方面表现为“阳化气，阴成形，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表示相互对立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为用的关系，如在（素问·金匮真言论）云：“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冬病在阴夏病在阳，春病在阴，秋病在阳。”（易经）中用代表水的坎卦和代表火的离卦也表达了阴阳互根互用之意，二者所处中位之爻，如离火其中位即为阴爻，坎水中位即为阳爻。在人体中，肾中的阴液（肾水）需上升至心，与心火相互调和，才能实现心肾之间水火既济、阴阳平衡，即所谓心肾相交的状态。“寒极生热，热极生寒”，是阴阳相互转化的生动体现，是自然界的一种平衡法则。阴阳平衡是维持生命活动和健康状态的根本，阴和阳守“位”且守“中”方能“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反之，阴阳偏离则“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三分法将阴阳为三阴三阳，分别为太阴、少阴、厥阴和太阳、少阳、阳明。（伤寒杂病论）也即在此三分法的基础上，通过临床归纳总结出六种最为经典的病证类型，形成中医辨证论治的根基。三阴三阳与人体经络、脏腑相应构成人体十二经脉体系，并依据阴阳对人体的认识，阐释经脉运行的规律。在人体气机运动方面，通过三分法分为“开”“枢”“阖”。其中，“开”为气机向外发散，“阖”为气机向内收敛，“枢”是促进阴阳之气离合运动的过程。“枢”的存在使得阴阳之间的离合运动更加动态化。三阴三阳气机运行均有此开、枢、阖的状态，即太阳、少阴主开，阳明、太阴主阖，少阳、厥阴主枢。
（3）对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对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以二分法的阴阳为总纲。病因方面通过二分法将病因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在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将三分法思维应用于病因的总结形成经典的“三因学说”。对疾病症状的认识也均以阴阳二分法为总纲，如表现为阳热、躁动等症状归为阳证，表现为寒冷、冷漠等症状归为阴证。而又以阴阳消长来解释疾病病机，即用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过程。当阴阳双方的增长和消减失去平衡时，就会导致阴阳失衡，进而引发疾病，甚至出现“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现象。“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指的是当阴气过盛时，会抑制或损伤阳气，导致阳气不足或功能失常，人体会出现一系列阳虚的症状，如畏寒、肢冷、面色苍白、精神萎靡等；而阳气过盛也会打破阴阳平衡，导致阴气受损，进而出现口干、咽干、舌红少苔等。又如脏腑功能紊乱与水液代谢失衡导致的痰饮问题，从阴阳角度来看，亦是阴阳失衡、不当“位”所导致的具体表现。
（4）对诊断治疗疾病思维的影响：在对临床病证进行辨证分类时以阴阳为总纲，“必求于阴阳”。此二分法思想贯穿于望、闻、问、切的整个过程中。通过四诊对疾病症状、体征，进行初步阴或阳属性的分类；并利用“象”“数”思维将病症的阴阳属性再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和归类。在对病机明确认识的基础上，调和脏腑、气血、经络等各方面的阴阳，使人体气、血、津液代谢恢复于和的状态，各当其“位”，各司其职，恢复人体正常功能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核心。中医治病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充分体现了对阴阳相互制约、互根互用、相互转化的理解和灵活应用。
众所周知“医易同源”，中医的形成和发展受中华文化易学思维影响深远。（黄帝内经）（伤寒论）中无处不体现二分法思维、三分法思维、象数思维等；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中无时不以“和”、阴阳互根互用、相互转化为主要目标和依据；养生理论无不以“天人合一”“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以求身心健康。当前，现代医学诊断以还原论为主导，治疗以对抗性为主要方法，此思维模式严重影响中医初学者学习中医和掌握中医核心理论以及临床应用中医辨证论治的能力。欲学好中医、发展中医，应先从中医文化“和”思维模式入手。若单一用现代科学的模式进行中医辨证，难免会陷入仅以对抗性治疗为主导的狭隘模式，不能有效解决临床常见急危重症。因此，要打破中医“慢郎中”形象，重树中医在急、危重症领域地位，应先学习中华文化，其中易学思维尤为重要。
（道德经）成书于先秦时期，相传为老子归隐前应函谷关守关主将尹喜要求而写，全书共5000余字，也称（老子），是道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其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哲学思想。（道德经）除提出了宇宙的本源的探讨，还有诸多关于治国、齐家、治天下的重要思想，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影响颇深，对中医认识生命，诊断、治疗疾病以及养生方面也渊源颇深，（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与中医思维和理论均有相通之处。
（易经）为万经之首，（道德经）在哲学思想和逻辑思维方面继承了（易经）的理论精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整体思维 。对“太极”和“道”的认识是二者整体思维的重要体现。如（易经）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象 ” 与 “ 数 ” 的思维模式 。“象”“数”是（易经）的重要内容，象即征象、形象、意象等意，“数”即为理。（易经）中阐述数定天下之象，观象可察数。（道德经）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道”和“数”有相通之理。
二分法思维 。（道德经）中有关有与无、大与小、歙与张、柔与刚、宠与辱、弱与强等充分体现了（易经）二分法思维。
三分法思维 。（易经）三分法思维基于对天、地、人认识的总结和归纳，（道德经）在阐述道、用、治国等方面也充分体现了三分法思维模式，如道能生三，“三生万物”；治国“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修身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等。
相互对立 、 转化 、 互根互用思维 。对立、转化、互根互用是（易经）中阴阳两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道德经）中如“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躁胜寒，静胜热”“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均源于相互对立、转化、互根思维。
守中遵道以和的思维 。（易经）强调位与中，惟“当位”且“守中”才能达到“和”的境界，也即是（道德经）的“得一”之道。如“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得一以为天下正”。遵道方能“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达到“冲气以为和”的“静笃”境界。正所谓“多言数穷，不若守中”。
（1）对生命的认识的影响：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关于宇宙本源的探讨。认为万事万物包括生命之源生于阴阳，由阴阳激荡和合而成，万物从阴阳生化而来，且皆包含阴阳，此即为老子崇尚的道。中医继承了关于生命之道的认识，（黄帝内经）也认为，“生之本，本于阴阳”。生命诞生后均遵守自然之大道，生、老、病、死的过程也是道的体现。呈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此为自然“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对生命的认知如（黄帝内经）所言之圣人“陈阴阳”，“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
（2）对疾病病因病机认识的影响：老子认为“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病邪“其行公平正直”，“非以私百姓”，“非求人而人自犯之”。同样老子也认为，大道是无仁义可言，均以道来对待万物和百姓，顺应“清净则志意治”的“苍天之气”，才能做到“虽有贼邪弗能害也”。反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黄帝内经）认为“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
中医认为“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然万物皆应有度，过则为害。老子认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黄帝内经）认为“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也“伤在五味”。表现为“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等。当人体受邪之后，呈现阴阳消长斗争之势，在人体正气与邪气消长的过程中，“阴平阳秘”才能恢复人体“和”的状态；当人体阴阳失和则出现“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阳不胜其阴，则五脏气争，九窍不通”。这种以“守中”为“和”的思维在（道德经）中有体现，如过度的呈现某一状态或思维者不能达到相应的目的，表现为“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称为“余食赘形”，“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3）对治疗思路的影响：中医治疗疾病，以阴阳为本，谨守病机，辨阴阳气血之盛衰，适时调之为道。疾病的形成也是有由小及大、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正如老子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老子思想在治疗疾病时主要体现在由浅入深的治疗思路、维持阴阳平衡的思路、声东击西、以拙取巧以及治未病的思想等方面。
（4）道家学说中的医道：医道之贵在于救死扶伤，作为医者应不失初心，“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同时应进退有度，知止知耻。医者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也不居功自大，应“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懂得让一部分功劳给其他医者。虽“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医者一方以济之，德贵于千金，而取得回报时，应以知足为度。老子认为，“罪，莫大于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惟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方可以长久。过分追求名利则会导致“大费”“厚亡”，正所谓“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老子崇尚水之德，医之道也应以水德为贵，处下才能善纳。欲成医道百谷之王应能容且大，正如老子所言“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医者应善于接纳各种意见，借鉴各方的长处。为而不争，利而不害。医道艰难，在求“道”路上难免有所得失，作为医者也应加强自身修养，面对失利或得意时应宠辱不惊。老子认为，“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医道也贵在奉献，做到不在意“身”外之名利，不“贵大患若身？”做到“及吾无身”，心怀天下，具有老子所言之“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若可托天下”之人格修养，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医。
老子继承和发展了（易经）阴阳对立统一、互根互用、相互转化等哲学思想，深刻阐释了世间万物的规律 ——“ 道”，“道”是道家学说的核心思想。道家学说对中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老子的核心思想指导了中医认识生命、分析疾病病因病机、治疗疾病思路的形成、养生，以及成为大医之“道”的原则和医者修养的标准。
五行学说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有学者认为其起源于“五方说”“五材说”“五数”和“五方”等。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医的思维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源泉。五行学说中医用以解释人体生命活动、病理变化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用以指导医疗实践。
五行最早见于（尚书），即“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穑、金曰从革、水曰润下”。因此有学者将“五行”这一概念的形成推至商代乃至夏代。五行学说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将五行学说进行升华，可以看出宇宙之间不论何种物质、现象、特性等均在五行之范围内。汉代将五行与阴阳学说合流已趋成熟，（辅行诀）中关于四象层面的阴阳属性，亦以五行体用进行表达。
（1）以五为尊的中华文化思想：古人认为五为数祖，如河图记载“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一、二、三、四、五分别加五后为六、七、八、九、十，两组数字其实是相同的，只是奇数属阳，偶数属阴，阴阳属性不同。明代张介宾撰（类经图翼）也认为，“天数五，一三五七九是也；地数五，二四六八十是也；天数二十五，五其五也，地数三十，六其五也；小衍为十，两其五也，大衍五十，十其五也。故又曰五为数祖”。数字的产生先于文字，原本只是计量符号。随着古人对天地、宇宙等认识的逐渐深化，作为计数的“五”开始与日月运行、方位、季节等世间万物产生联系，进而由计量取数向抽象方向转化。古人认为“万物虽多，数不过五”，生数里五为最大，成数均是在生数上再加五，至十为极。这种“以五为尊”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先民所崇拜。
（2）方位与五行相应的宇宙观：方位的确立也是古人对时空认识的重要进步。古人在确立政治、经济、军事时，均“以土中治天下”思想为指导。在（易经）卦辞中有“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记载。并将不同方位赋予代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的不同卦象。通过古人的观察，逐步形成了方位与五行相应的思想体系，五行与方位相应，东、西、南、北、中，分别与木、金、火、水、土相应，同时阴阳、五方、五行和八卦等概念相互关联而形成的宇宙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古人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认识世界的钥匙。
（3）五行代表气的运动规律：“气”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字形如云气之样。古人认为气是宇宙中最根本的物质，气生化了万物，也可以把无形之物化为有形，把有形物化为无形。通过气的运动而“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阴阳、五行的互化、相生、相克、转化等也有相对稳定的气体运动机制。气的运动形式如环无端，无论自然之气还是人体之气，均表现为“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日夜交替、季节变化均为气机所致，虽为四季、四时，呈现寒、热、温、凉之“象”，但均为“一气耳”。五行是阴阳之气相互作用下的进一步分化，是对阴阳运行规律的细化，具有阴阳相互生克的运动状态和规律。
（黄帝内经）融合五行和阴阳学说，并与藏象理论相结合，用五行类比五脏的生理、病理，构建了藏象理论，形成了中医五行思维模式，以“天人合一”的角度来认识人体内五脏、六腑以及其他物质功能的关系。并通过取象比类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指导临床治疗疾病。
（1）五行学说与人体气机运动：气也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人体也是一小宇宙，在人体气机运动中，也呈现“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规律。万物、时空如此，人亦如此。人体气机运动由脏腑等正常功能来维持。（黄帝内经）将人体五脏与五行相应，即肝、心、脾、肺、肾分别与木、火、土、金、水相应，脏腑通过经络互为表里，共同完成人体气机运动。黄元御所著的（四圣心源）中认为，人体气机也是一圆运动。左升右降，阳性直上，阴性直下。心火在上当下降以温肾水，肾水在下应上升以制约心火；肝属木从左升，肺属金从右降。脾胃在中间，脾主升，胃主降，脾胃如轴，一升一降，全身阴阳交合，彼此相随。
（2）五行学说与脏腑关系：中医将五行用于描述人体五脏系统（肝、心、脾、肺、肾）的功能和关系，即为藏象，藏象不限于具体的解剖上的五脏，而是功能概念上的系统。五脏通过表里、经络等与六腑形成功能上的联系。通过观天取象，五脏又与五方、五色、五音、季节、五志、形体等相应，形成一套完整的“天人相应”的藏象理论体系。中医通过五行学说除了将人体按照五行分属外，运用了五行生克制化理论，来阐明脏腑之间的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关系。五行相生相克思维也包含着五行平衡与机制克制的意义。
（3）五行学说与病因病机：利用五行相生、相克关系对病机进行阐释。相生失常方面，如脾失健运，运化水湿不力而生痰湿，导致肺为之喘满的母病及子病机，即“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同理，肺气虚损会累及脾气不足而出现纳少、腹胀、腹泻等“子盗母气”病机。相克失常方面，金能克木，金太过则出现肝木被肺金乘克而出现胁痛等证；脾土被肝木所乘克出现腹中热、发黄等证。肝木太盛，则可反侮肺金而出现“木火刑金”。在五色、五味等引起发病方面也有论述，过于偏嗜某种食物也将引起相应脏腑发生疾病，如（黄帝内经）所云“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等。
（4）五行学说与辨证论治：依照宇宙本体生化论的天—道—阴阳—五行—万物，进行取象定类，以此类推。有诸类必有诸外，通过对症状、舌脉，异常味、色等进行辨证论治，如（素问）云：“诊病之始，五决为纪，欲知其始，先建其母。所谓五决者，五脉也。”“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能合脉色，可以万全。”“所复传”的前提是其他四行旺而不衰。又如（伤寒论·平脉法）言：“西方肺脉，其形何似？师曰：肺者，金也，名太阴。其脉毛浮也，肺病自得此脉。若得缓迟者，皆愈；若得数者，则剧。何以知之？数者南方火，火克西方金，法当痈肿，为难治也。”说明可通过五行理论进行病机的辨识。
治疗方面，五行理论帮助确定治疗原则。如根据五行相生原理，确定“虚则补其子，实则泄其母”，如培土生金法、金水相生法等；以五行相克原理确立的抑木扶土、培土制水等。在用药方面也有相应体现，如（金匮要略）言：“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此外，既病防变方面，也有五病禁类，如（灵枢）云：“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指出肝病木型体质人，要禁止吃辛辣之食物和药物等。此五禁也是能通过五行生克关系进行推导，对临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五行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医的思维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源泉。五行学说对人体生命活动、病理变化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等方面均有深远的影响，并用于指导医疗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