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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或电影里的科学家，总是被描写为恶棍、奇葩或者呆瓜；而好莱坞的剧本或戏剧，却能够以一种既严谨又有趣的方式来讲述科学故事，实在是难能可贵。
——穆尼（C. Mooney）和科什鲍姆（S. Kirshenbaum）
［1］
《不科学的美国》
每当科学家们有了重大发现之后，他们会立即陷入焦虑，为他们的成果是否会被顶尖的科学期刊所接受而焦灼不已。即便是重大的发现，只要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审稿人表示了一丁点儿苛求，文章就会被编辑拒登。大多数科学家梦想着自己的文章会被《自然》或《科学》杂志所接受，因为这样一来，相关的新闻将得到全世界记者的充分重视，从而确保其中所蕴藏的科学讯息得到媒体广泛的宣传。更为重要的是，审查科研经费的人往往是这类期刊的热切读者，而决定科学基金的政治家往往是大众传媒的受众，因此就衍生了这样一个因果循环：一份享有盛誉的出版物加上铺天盖地的传媒报道，无疑会增加继续研究或者未来获得资助的胜算。
自2007 年 11 月下旬实验室有了新的发现以来，我们便开始马不停蹄地着手准备文章。第一步是借助位于堪培拉（Canberra）的森登（T. Senden）实验室中的高精度CT扫描仪这只射线之眼，来检查这些标本。此种三维立体扫描技术，让我们能够就鱼骨特征进行新的计算机成像。我也在研究一些电脑成像，它们所显示的解剖学特征能被清楚地鉴定和标识出来。这样一篇文章的目的是让研究的关键信息清晰明了——即使对于一位古生物领域的门外汉都不容置疑：为何我们会提出，这一发现是科学史上之重大突破。
经过反复斟酌和推敲，我们终于完成了初稿，所有的共同作者对此都欣喜万分。在 2008 年 1 月初的一个晚上下班之后，我把文件上传到了《自然》杂志的“作者提交”网址。几天后，我们收到一份标准答复，说文章将会被送审。万岁！我们已经跨过了第一大障碍：编辑们对我们的文章有足够的兴趣，所以将对其进行评估。
同行评审是整个提交过程中最令人担心的阶段。我们的论文被分发给 3 位审稿人，他们每一位都要向编辑保证，文章确实提供了值得在期刊上发表的重要贡献。他们可能会指出文章中一些容易被纠正的问题，例如事实错误、错别字，甚至文献引用上的错误，但如果其中任何一位审稿人对这项工作有重大批判，例如对原始数据的解释持有不同意见，那么这篇文章就可能被拒登。我们在焦虑之中挨过两个星期后，文章的审稿意见终于回来了。编辑传来消息说，尽管以文章目前的形式来看，它无法接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好编辑提出的各种意见，他们将重新考虑这篇文章的发表。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在一个周六的早晨，正在床上打盹的我，不知打哪儿得到了一个重大启示。我本来一直琢磨着我们对那条母鱼的发现，此时突然清楚地想起，我曾经在另一件来自戈戈的标本上，见过与母鱼类似的一小簇骨骼！从床上一跃而起后，我裸奔到了书房的电脑前，这里存储了成千上万张我曾经研究过或者写入文章的所有鱼类化石的照片。几番点击之后，我的目光锁定在了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戈戈标本上——这是一件膜质骨呈关联状态保存的褶齿鱼，是我在1986 年采集、1987 年准备、1995 年研究，成果最终于 1997 发表在一家法国期刊《地质多样性》（ Geodiversitas ）上的。我把它命名为南方褶齿鱼（ Austroptyctodus ），将一簇沿着身体发育的鳞片认定为一个相当古怪的特征。在德国、苏格兰或北美洲的著名化石点中，其他被描述过的、膜质骨呈关联状的褶齿鱼类都不具有类似的鳞片，而且我也曾发现另一条同样来自戈戈的褶齿鱼——坎贝尔鱼（ Campbellodus ），带有鳞片。所以看起来，我当时对南方褶齿鱼的描述足够合理。
那天早上，当我放大南方褶齿鱼（标本标号为WAM 98.9.668）的彩色照片时，我意识到这一簇鳞片其实就是微小的胚胎骨骼。而且每一簇都是一副完整的微型小骨架，一些小骨架附近甚至保留有矿化脐带的迹象。这是我找到的第二条已知的盾皮鱼类“母鱼”。这条小母鱼很特别：她是怀着三胞胎的时候去世的。在西澳大利亚博物馆过去 8年“从钻石到恐龙”画廊的公开展览上，没有一个人曾经注意到她微妙的身体状况，甚至包括那些远道而来瞻仰和学习戈戈化石的古鱼类访问学者。
鉴于当时我们正在修改投给《自然》杂志的稿子，这一新发现来得正是时候。我立刻给杂志的生物科学编辑H.吉（Henry Gee）博士发了一封伊妹儿，告诉他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二件母鱼标本，而且这件标本保存有 3 个完整的胚胎。他建议我们把这件标本放在重新修订的图片中，以回应一位评审员让我们通过照片展示更多细节的要求。在添加了带有多胚胎的南方褶齿鱼彩色照片之后，我们关于盾皮鱼是胎生的主张看来已经确凿无疑。我们在 4 月初寄回了修改后的文章最新版本，并等待着裁定。
我们是幸运的。这一次，所有的审稿人基本上都同意了我们的解释，即母鱼化石上的一小簇骨骼代表了一个未出生的胚胎，它还保存了一个矿化的脐带结构。他们也一并接受了新发现的南方褶齿鱼标本所提供的额外证据。我们的文章最终在 4 月中旬被正式接受，这让我们如释重负、激动万分，因为我们作者当中很少有人以前在《自然》杂志上发过文章。在我 28 年的研究历程中，只有区区两篇文章刊登在该杂志。这一次，我们期待着地球上最年长母亲以及亲密性行为起源的新闻，能够吸引全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
不久之后，我就接到了澳大利亚科学媒体中心（Australian Science Media Centre）S.埃莉奥特（S. Elliott）的电话。起初我对这通电话满腹狐疑；在等待《自然》杂志决定是否发表我们的发现之时，我们一直都对此严加保密。埃莉奥特告诉我，下个月英国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将在伦敦举行一个仪式，庆祝其宏伟旧建筑2 200 万英镑的翻新工程竣工
［2］
。与此同时，他们将宣布在阿德莱德
开设皇家研究院的澳大利亚分部。此次盛会将有包括诸如格林菲尔德（B. S. Greenfield）男爵夫人和阿滕伯勒爵士（D. Attenborough）在内的英国科学界诸多名流出席。包括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在内的各类皇室成员也将莅临。
澳大利亚科学媒体中心正在寻找一个备受瞩目的故事来推广，作为庆典的一部分。结果，《自然》杂志主动与他们取得联系，商讨是否有可能把我们的文章作为推广的主角。虽然一切还悬而未决，但是如果《自然》杂志选择了接受文章，那么我们将在阿德莱德举行的一场特别晚宴上向全世界公布我们的发现 ［3］ 。与伦敦连线的卫星直播，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澳大利亚和国际科学家们、媒体以及所有英国政要及其随从齐聚的盛大场合，宣布这一消息。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兴奋——有多少学术文章能有如此隆重的发布会？经过了一番焦灼等待之后，《自然》杂志向我们确认，只要我们能够在 5 月 28 日晚上（即我们的论文正式发表于《自然》杂志的那一天）参加在阿德莱德举行的卫星联播晚宴，我们的文章将获选。我的媒体团队在墨尔本博物馆做了一些初步预约，我可能无法及时赶回来参加 5 月 29 日上午 10 点的官方新闻发布会，但是我向他们保证，我将在晚餐后乘坐最早的一班飞机于次日清晨返回，并在上午 9 点之前到达博物馆。
下一个任务是找出能最好地展示我们“珍宝”的办法。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实际的鱼类化石和胚胎都非常小，在外行看来非常不起眼。而一个巨大的恐龙头骨却可能会引起媒体的注意，所以我们的小母亲鱼需要一些协助来获得关注。我的老板赫斯特博士（R. Hirst）提出制作一部动画，展示这块化石的原始面貌，而我负责监督为全世界的媒体制作一个 30 秒的短片。实际做起来可比听上去困难得多。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与原物等大的模型，来讲述怀孕的母鱼可能是如何出现的。博物馆里一位熟练的模型制造师承担了这项任务。在检查了模型的准确性之后，这个模型被发送到三维激光扫描系统中，以创建计算机动画师可以使用的电子文件。经过几次探讨运动、游泳方式、生物礁环境以及可能的出生方式的会议后，最终的 30 秒动画终告完成。这个短片展示了包括胚胎和脐带在内的化石，然后把化石复活成可以游动的鱼，随后它产下了幼体（你可以在许多网站上看到这个短片，包括YouTube。请搜索“动物末日”系列的“母鱼”这一集）。
5 月 28 日下午，墨尔本博物馆工作人员开始布置我们的临时展，以便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所有的人马上就能在博物馆大厅里一睹小母鱼之风采。它旁边放置着与这条母鱼等大、宛如其真实模样的模型，在附近的一个大屏幕上将会放映化石复活并产仔的动画短片。
布展完毕后，我动身前往阿德莱德。一到目的地，我就把包丢在了酒店里，然后打车直奔会场，与澳大利亚科学媒体中心的埃莉奥特以及我的两位合作者特里纳伊斯蒂奇和森登会面，没有丝毫闲暇时间。尽管大约有 80 名澳大利亚科学和媒体界领导预计将出席此次活动，但是要直到那晚的晚些时候媒体禁令解除以后，才能宣布我们的发现。
当宾客还未到齐的时候，澳大利亚科学界领袖——主持人R.威廉斯（R. Williams）把我单独请到了附近的一个沙发上，为国家广播节目《科学秀》（ The Science Show ）做了一次鬼鬼祟祟的采访。显然，他已经被透露了秘密！当他抓到特里纳伊斯蒂奇和森登作快速的录音采访时，我漫步踱回到聚会上。舞台上布置了一张供我们三名作者使用的桌子和一个大屏幕，用来放映与英国的电台连线，许多漂亮的餐桌散布在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满怀期待的那群知识分子发出的嘈杂声，其中包括澳大利亚一流大学的院长和教授、新任命的澳大利亚皇家研究院院长以及宇航员安迪·托马斯（Andy Thomas）等。
我匆忙吃完了晚餐，喝了一两杯镇定神经的美味巴罗萨谷红葡萄酒（Barossa Vally red），好戏终于要开场了。当罗宾拿起话筒介绍当晚的活动安排时，特里纳伊斯蒂奇、森登和我走上舞台。神奇的是，我们身后的白色屏幕突然启动，开始为这些来自伦敦皇家研究院的人们播送。双方在作了一些简短的介绍，并祝贺了皇家研究院翻新的建筑之后，阿滕伯勒（D. Attenborough）爵士成为话题的焦点。我们将母鱼命名为阿滕伯勒母鱼（ Materpiscis attenboroughi ），意思是“阿滕伯勒的母鱼”，旨在致敬这位伟人。阿滕伯勒爵士是在 1979 年系列纪录片《生命的演化》（ Life on Earth ）中第一个向全世界介绍戈戈化石点意义的人。威廉姆斯问他：对于新化石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件事，感觉如何？在大屏幕上我们看到他的第一反应是高兴（我们还用我母亲的名字给这条母鱼起了“乔西”的绰号，老太太也同样为这份殊荣而兴奋不已）。最后是我们的时刻，当我走向麦克风，感觉就像是整群小盾皮鱼都盘踞在我肚子里那般沉重。我还是定下了神向全世界以及女王宣布：我们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胚胎化石，其中一个还完好无损，甚至带有脐带。这意味着，约在 3.75 亿年前，远古时期的鱼类为了“性趣”进化出一种复杂的交配行为——假设在这些盾皮鱼类之前出现的动物具有性行为，但不是以如此亲密的身体接触方式。在快速展示了 6张幻灯片还有动画短片之后，我的演示结束了，然后特里纳伊斯蒂奇站起来阐述，她在保存这件奇特化石的脐带组织方面所做的工作；接着森登演示了超微扫描技术。
随后，等候在一旁的英国媒体团开始向我们提问。我立即被热切的小报记者抓过去，被要求详述我提出的“性是史前鱼类的‘乐趣’”这一观点。我解释说，这是第一次发现我们的远祖——鱼类，通过雌雄两性进行交配，而不像现如今几乎所有的鱼类那样，在水中产卵。所以从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讲，这一定是“有趣的”（可以说是无法抗拒的那种），否则它们就不会进化出这样一种极为复杂的方式来繁衍后代。
接连被问了许多问题之后，摄像机转向在后台中一直安静观看的皇室成员。威廉斯抓住机会，问女王是否对本次的化石发现有任何疑问。她没有提问，但她的丈夫爱丁堡公爵（the Duke of Edinburgh）提高了嗓门，很有礼貌地问我们，这条鱼化石原本大概长什么样子（也许他没看过我们准备的那个动画）。
午夜时分，我们母鱼团队坐下来一起分享了最后一杯香槟来庆祝。由于第二天全世界等候的媒体将会报道这个故事，我们都不得不赶早班飞机回家，以便参加我们各自国家的新闻发布会。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我彻底兴奋起来，大约只睡了两小时后就在漆黑的夜色中动身前往机场，飞回墨尔本。
在墨尔本博物馆，我在一个挤满了当地人和全国媒体的房间里做了同样简短的介绍。那天晚上，母鱼的故事几乎登上了每一个澳大利亚电视频道。很快，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开始对此产生兴趣，特别是来自法国、德国、美国和西班牙的媒体。那一天以及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和我的共同作者们火力全开，给全世界媒体做无线电和电话采访。工作饱和度比以往我参与过的其他任何科学故事都要高，包括著名的纳拉伯洞穴袋狮化石（Nullarbor Caves fossil marsupial lion）——那是 2002 年 7 月澳大利亚报纸的头版新闻。显然，这则远古时期交配的新闻，收获了一大批狂热的观众。
如何衡量一个科学媒体的故事是否成功？一种方法是以广告价计算媒体报道的页数，以及以类似商业价格计算电视和广播播放的分钟数。然后可以根据专业公关人员用以评估这些故事的固定公式，来校正这些数据。我们博物馆的公关团队，对母鱼故事的传播媒介就进行了这样的评估，估计它产生了大约 200 万美元的媒体报道价值。
当年 7 月，相关报道登上了《澳大利亚科学》（ Australiasian Science ）杂志 ［4］ 封面。随后，该杂志把 2008 年度的澳大利亚科学奖授予了我们，以表彰这一发现之重大意义。在 2008 年年底，美国科学杂志《发现》（ Discover ）公布了年度最重大科学发现的百强名单 ［5］ ，囊括了所有的科学领域，而母鱼作为仅有的 3 个古生物故事之一名列其中。这例世界上最古老胎生 ［6］ 的发现，甚至登上了 2010 年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The 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 ），上面是万众期待的母鱼模型。同时，这也是 2011 年 1 月《科学美国人》（ Scientifc American ）的封面故事 ［7］ 。
评估任何古生物学或生物学新发现的传媒及社群饱和度，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它甚至催生了一个新的科学术语，我称之为“谷歌影响因子”（Google factor）。母鱼的正式学名 Materpiscis 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前一天，谷歌对它的搜索不会产生网站点击量，因为这个名字在互联网上并不存在。而在文章发表之后一周内，谷歌关于“母鱼”的搜索结果显示，这个词在全世界将近 50 000 个网站上有被提及。即使在几年以后，对该词的搜索也会在全球各地的网站上产生大约 5 000个点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