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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之初即位也，尝与群臣语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征对曰：“不然。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帝深然之。
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
征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黄帝征蚩尤，高阳征九黎，汤放桀，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若谓古人淳朴，渐致浇讹，则至于今，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从征言。
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抚之，民虽东西就食，未尝嗟怨。
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焉。
帝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颉利成擒，其酋长并带刀宿卫，皆袭衣冠，征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征再拜谢曰：“突厥破灭，海内康宁，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称朕所任，则其功岂独在朕乎？”
臣祖禹曰：太宗可谓能审取舍矣。魏征，仁义之言也，欲顺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罚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恶危而欲安，恶劳而欲息，以仁义治之则顺，以刑罚治之则咈矣。
故治天下在顺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闻也。太宗从魏征而不从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义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为太宗乎？及其成功，复归美于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五年初，帝令群臣议封建，魏征、李百药以为封建不便。颜师古以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
十一月，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藩部，贻厥子孙，非有大故，无或黜免。所司明为条例，定等级以闻。”
至十一年六月，诏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袭。无忌等皆不愿之国，上表固让。其明年，诏停袭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盖自上古以来有之，圣人不得而废也。
故制其爵位之等，为之礼，命之数，合之以朝觐会同，离之以师长牧伯，而后可治也。
周室既衰，并为十二，列为六七，而封建之礼已亡。秦以诈力一天下，刬灭方国，以为郡县。三代之制不可再复矣。后世唯知周之长久，而不知所以长久者，由其德不独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则不足以藩屏，强则必至于僭乱，此后世封国之弊。
且尧、舜有天下，犹不能私其子，况诸侯之后嗣，或贤或不肖，而必使之继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国也。然则如之何？记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因时制宜，以便其民，顺也。
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后世如有王者亲亲而尊贤，务德而爱民，慎择守令以治郡县，亦足以致太平而兴礼乐矣，何必如古封建乃为盛哉？
康国求内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倘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遂不受。魏征曰：“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来绝域之弊而不为，然以兵克者则郡县置之，其疲劳百姓也亦多矣，岂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者欤？然其不受康国，则足以为后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贬哉？
六年。初，群臣表请封禅，帝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群臣请不已，帝亦欲从之，魏征独以为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怀柔百神也。后世学礼者失其传，而诸儒之謟谀者为说以希世主，谓之封禅，实自秦始，古无有也。
且三代不封禅而王，秦封禅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为太平盛事，亦已谬矣。
太宗方明，朝多贤臣，而佞者犹倡其议。独魏征以为时未可，而亦不以其事为非也。其后颜师古议其礼，房乔裁定之，征亦预焉。贞观之末，屡欲东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终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禅为非，以韩愈之贤，犹劝宪宗，则其余无足怪也。
呜呼！礼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胜救哉！
帝谓魏征曰：“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对曰：“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乱在庶官，欲进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征之所谓才者，小人之才也。
高阳氏有子八人，天下以为才，其所以为才者，曰齐、圣、广、渊、明、允、笃、诚。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为才，其所以为才者，曰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礼作乐，孔子以为才。
然则古之所谓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后世之所谓才者，辩给以御人，诡诈以用兵，僻邪险诐，趋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乱，职斯人之用于世也。
在易师之上六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既济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创业垂统，敷求哲人以遗后嗣，故能长世也。岂其以天下未定，而可专用小人之才欤？
夫有才无行之小人，无时而可用，退之犹惧其或进也，岂可先用而后废，乃取才行兼备之人乎？征之学駮而不纯，故所以辅道其君者，卒不至于三王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禄大夫萧瑀为特进，复令参预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废立之心而未定，我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斯人也，不可以利诱，不可以死胁，真社稷臣也。”因赐瑀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萧瑀无贰心于己而嘉之，可谓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于藩王者，明主之所甚恶也。或诱以利，或胁以死，而从之者不亦多乎？
惟瑀介然自立，有陨无贰，太宗所以知其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人君以此取于人，岂不得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谓群臣曰：“朕开直言之路，以利国也。而比来上封事者，多讦人细事。自今复有为是者，以谗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开直言而恶告讦。不惟垐谗，而又罪之。可谓至明且远矣。此为君为长之道也。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尝引魏征同登，使视之。征熟视曰：臣昏眊不能见。”帝指视之。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帝泣为毁观。
臣祖禹曰：魏征可谓能以义正君矣。造次不忘纳之于善，恐其薄于孝而厚于爱也。孟子曰：“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若魏征，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为终制。初，文德皇后疾笃，言于帝曰：“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
及葬，帝复为文刻之石，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复如是。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嵏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至是，帝以汉世豫作山陵，免子孙苍猝劳费，又志在俭葬，恐子孙从俗奢靡，于是自为终制，因山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祸，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于山陵，是为盗积而标示其处也，岂不殆哉！
是以自汉以来，无不发之陵。后之人主知其有害无益，而姑为之贾祸，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
太宗虽为终制以戒子孙，而昭陵之葬，亦不为俭。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岂非高宗之过乎？
帝幸洛阳，至显仁宫，官吏以阙储偫，有被谴者。魏征谏曰：“陛下以储偫谴官吏，臣恐承风相扇，异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炀帝讽郡县献食，视其丰俭以为赏罚，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亲见，奈何欲效之乎？”帝惊曰：“非公不闻此言。”
因谓长孙无忌曰：“朕昔过此，买饭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顿如此，岂得犹嫌不足乎？”
臣祖禹曰：富而不忘贫，则能保其富矣。贵而不忘贱，则能保其贵矣。夫以万乘之贵，四海之富，而犹以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贱贫，而欲大无穷也。是以高宗旧劳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为贤君。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作书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穑之艰难而骄逸也。汉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俭爱民，唯恐烦之。”呜呼！其可谓有德者矣。若太宗闻谏而能自省，不亦贤乎！
三月，帝宴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顾谓侍臣曰：“炀帝作此宫苑，结怨于民，今日悉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徒，内为謟谀，外蔽聪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谓不忘戒矣。睹隋之宫苑，而以謟谀掩蔽戒群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则图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之所由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