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三

唐史论断三卷，宋孙甫撰。甫字之翰，阳翟人。

举天圣八年进士，历右正言，迁天章阁待制，河北转运使兼侍读。甫以刘昫唐书猥杂失体，改用编年法，著唐史记七十五卷。其间善恶分明，可为龟鉴者，复著论以明焉。甫没，唐史记宣取留禁中，世遂不得见，惟论断独传于后。绍兴二十七年，尝锓板于南剑州。

端平间，旧板不存，复刻于东阳郡。甫生平自重此书，至于盥手启笥。曾巩、欧阳修所作墓志、行状，及司马光题跋，苏轼答李廌书，亦皆推许甚至。朱子语类尝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

又称“吕伯恭晚年谓唐论胜唐鉴，要之也是切于事情，只是大纲却不正了”云云。则极重其议论之精切，而惜其不能尽衷于醇正。盖甫生平以气节自负，故所论或不免稍失之偏激，然于治乱得失之故，指陈凿凿，实足为考镜之资，读史者所当与范祖禹唐鉴参观而互证者也。

古之史，尚书、春秋是也。二经体不同而意同。尚书记治世之事，作教之书也。故百篇皆由圣人立，不以恶事名。虽桀、纣之恶，亦因汤、武之事而见，不特书也。

但圣贤顺时通变，言与事各有所宜，为史者从而记之。又经圣人所定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体虽不一，皆足以作教于世也。春秋记乱世之事，立法之书也。

圣人出于季世，睹时之乱，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恶，而明之以王制。

是圣人于衰乱之时，起至治之法，非谨其文，则不能正时事而垂大典矣。此尚书、春秋之体所以不同也。

然尚书记治世之事，使圣贤之所为，传之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善之效，安得不说而行之，此劝之之道也。其间因见恶事，致败乱之端，此又所以为戒也。

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辩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

其间有善事焉，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辉于世，此又所以为劝也。是尚书、春秋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后之为史者，欲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不师尚书、春秋之意，何以为法？

至司马迁修史记，破编年体，创为纪传，盖务便于记事也。记事便则所取博，故奇异细碎之事皆载焉。

虽贯穿群书，才力雄俊，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乱杂而不明矣。然有识者短之，谓纪传所记，一事分为数处，前后屡出，比于编年则文繁。此类固所失不细，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纪事，莫大乎治乱。

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

某年君臣有谋议，将相有功勋，纪多不书，必俟其臣殁而备载于传，是人臣得专有其谋议功勋也。

尚书虽不谨编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业，固载于尧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载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犹是焉。迁以人臣谋议功勋，与其家行细事，杂载于传中，其体便乎？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岂非失之大者？

或曰：“春秋虽编年，经目其事，传载本末，迁立纪传，亦约是体。故刘史例曰：传所以释纪，犹春秋之传焉。此可见迁书之不失也。”答曰：春秋，圣人立法之书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断之，明治乱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数句，国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恶罔不辨。

左氏，史官也，见圣人之经所目之事，遂从而传之，虽不能深释圣人之法，记事次序，一用编年之体，非外春秋经目独为记也。迁之为纪也，周而上多载经典之事，固无所发明，至秦、汉纪，并直书其事，何尝有法？纪无法，传何释焉？此乃附迁而为之辞也。

或曰：“史之体必尚编年，纪传不可为乎？”答曰：为史者习尚纪传久矣，历代以为大典，必论之以复古，则泥矣。有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僻怪，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虽为纪传亦可矣。

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甫尝有志于史，窃慕古史体法，欲为之。因读唐之诸书，见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圣王并，后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乃有荒纵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乱多。

然有天下三百年，由贞观功德之远也。

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记，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怪异猥俗，无所不有；治乱之迹，散于纪传中，杂而不显。此固不足以彰明贞观功德法制之本，一代兴衰之由也。观高祖至文宗实录，叙事详备，差胜于他书，其间文理明白者尤胜焉。

至治乱之本亦未之明，记事务广也；劝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贬不精也。为史之体，亦未之具，不为编年之体，君臣之事，多离而书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遗略，君臣善恶之细，四方事务之繁，或备书之。

此于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据实录与书，兼采诸家著录，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修为唐史记。旧史之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遗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

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书之法，虽宗二经文意，其体略与实录相类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乱，不可全法尚书、春秋之体，又不敢僭作经之名也。

或曰：“子之修是书，不尚纪传之体可矣，不为书志，则郊庙、礼乐、律历、灾祥之事，官职、刑法、食货、州郡之制，得无遗乎？”

答曰：“郊庙而下，固国之巨典急务，但记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体，其备仪细文，则有司之书，各有司存，为史者难乎具载也。自康定元年修是书，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俟删润其文。后以官守少暇，未能备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

“是年冬，卧病久，虑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编秩，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叙事不无疏略，然于劝戒之义谨之矣。劝戒之切而意远者，著论以明焉。

“欲人君览之，人臣观之，备知致治之因，召乱之自，邪正之效，焕然若绘画于目前。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兴，而乱本可以预弭也。论九十二首，观者无忽，不止唐之安危，常为世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