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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既败，举国大骇，后黄城、银城皆自拔遁去，数百里无复人烟。帝驿书报太子与高士廉等书曰：“朕为将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丽，非独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强，本其少时奋于布衣，志气英果，百战百胜，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犹思所以逞志，扼腕踊跃，喜于用兵如冯妇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理义以养其志，中和以养其气。”始于勇敢，终于勇敢而已矣。
记曰：所贵于勇敢强有力者，贵其敢行礼义也。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
太宗于天下，无事不知用之于礼义，而惟以战胜为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较胜于远夷，一战而克，自以为功，矜其智能，夸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丽、拔、玄莵等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新城、建安、驻跸三大战，斩首四万余级，战士死者几三千人，战马死者什七八。
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颉利，西灭高昌，兵威无所不加，四夷震慑。而玩武不已，亲击高丽，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无功而还，意折气沮，亲见炀帝以勤远亡国，而袭其所为。
臣以为太宗之征高丽，无异于炀帝，但不至于乱亡耳。惟不能慎终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过五帝，地广三王，是以失之。然见危而思直臣，知过而能自悔，此所以为贤也。
二十年六月，诏江夏王道宗等击薛延陀，又遣李世
图其诸部。帝手诏自诣灵州招抚铁勒。
八月，道宗击延陀，破之，铁勒诸部皆请入朝。车驾至浮阳，回纥各遣使入贡。帝大喜，诏以“戎狄与天地俱生，上皇并列，流殃搆祸，乃自运初。朕聊命偏师，遂擒颉利，始弘庙略，已灭延陀。铁勒百万余户，散处北漠，远遣使人，委身内属，请同编列，并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闻，宜备礼告庙，仍颁示溥天。”
九月，帝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帝为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
明年，诏以回纥等诸部为府及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及刺史。诸酋长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六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帝许之。于是北荒悉平。
然吐迷度已私自称可汗，官号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献獒，太保作训曰：“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因事而戒，恐其骄也。
太宗不得志于东夷，欲收功于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临之，如疾风振槁左衽之民，解辫内附，自以为开辟以来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带四夷为盛德大业，何哉？故尝试论之曰：中国之有夷狄，如昼之有夜，阳之有阴，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国失政，则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闻矣。
舜曰：“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又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然则欲其率服，莫若难任人；欲其来王，莫若无怠荒。柔远能迩，治内安外，而殊俗之民向风慕义，不以利诱，不以威胁，而自至矣。欲附者则抚之，不欲者不强致也，故不劳民，不费财。
至于后世之君，或以雠疾而欲殄灭之，或爱悦而欲招来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则？彼虽夷狄，亦犹中国之民也。趋利避害，欲生恶死，岂有异于人乎？王者于天地之间，无不养也，鸟兽草木犹当爱之，况人类而欲残之乎？残之固不可，况不能胜而自残其民乎？
仁人之所不为也。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为州县，是崇虚名而受实弊也。
且得之既以为功，则失之必以为耻。
其失不在于已，则在于子孙。故有征讨之劳，餽饷之烦，民不堪命，而继之以亡。隋炀是也。
且中国地非不广也，民非不众也，曷若无得无失，修其礼乐政刑，以惠养吾民，使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兵革不试，以致太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
故有求于外，如彼其难也；无求于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舍所易而行所难，何哉？
忽近而喜远，厌故而谋新，不入于秦，则入于隋，虽不至于亡，而常与之同事，其累德岂细哉？太宗矜其功能，好大无穷，华夷中外，欲其为一，非所以遗后嗣、安中国之道。此当以为戒，而不可慕也。
二十一年二月，帝将复伐高丽。
朝议以为“高丽依山为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驾亲征，国人不得耕种，所克之城，悉收其谷，继以旱灾，民大半乏食。今若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埸，使彼疲于奔命，释耒入堡，数年之间，千里萧条，则人心自离，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帝从之。
三月，以牛进达、李世
为大总管，伐高丽。
臣祖禹曰：太宗以盖苏文弑其君，故举问罪之师，当诛其贼臣，吊其国人，置君而后去之，则德刑举矣。
而唐师入境，贪其土地，虏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为饿殍。且弑君者，盖苏文也，彼高丽之民何罪，岂王者之师乎？伐而不克，益发忿兵，乃更欲挠其疆埸，害其耕稼，则是利于为寇，非御寇也。
八月，立皇子明为曹王。明母杨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宠于帝。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以为后。
魏征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寻以明继元吉后。
臣祖禹曰：太宗手杀兄弟，曾不愧耻，而复纳元吉之妃，恶莫大焉。苟非用魏征之言，过而遂之，立以为后，何以视天下之人乎？以明继元吉后，是章其母之为弟妇也，其渎人伦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丽困弊，议明年发三十万众，一举灭之。或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非畜乘之所能载，宜具舟舰为水运。隋末剑南独无寇盗，属者辽东之役，剑南复不预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舰。”帝从之。七月，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
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
九月，遣张士贵、梁建方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击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顾潭人造船，帝许之。
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帝闻之，遣长孙知人驰驿往视之。知人奏称：“蜀人脆弱，不耐劳剧，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毕，复征庸绢。二事并集，民不能堪，宜加存养。”帝乃敕潭州船庸皆从官给。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师振旅。夫以舜、禹征伐犹无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太宗之伐高丽，其得已而不已者乎？圣人有不能服，则反求诸己，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未闻以苗民逆命为忿也。太宗不能反己，而耻其无功，欲倾天下之力，逞志于远夷，何其迷而不复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犹四支也，师役，四支之病也。以高丽之役不及于蜀，而必欲疲，是一支病而使别支皆被其痛，此岂爱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谓太子曰：“李世
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
为叠州都督。世
受诏，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
为何如人哉？以为愚也，则不可以托孤幼而寄天下矣。以为贤也，当任而勿疑，何乃忧后嗣之不能怀服，先黜之而后用之邪？
是以犬马畜之也。夫欲夺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怀之以恩，此汉祖所以驭黥、彭之徒，狙诈之术也。五伯之所不为也，岂尧、舜亲贤之道乎？
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则利禄之士可得而使也，贤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禄之以天下而不顾，繋马千驷而不视者，太宗岂得而用之哉？
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拨乱，以仁胜残。其材略优于汉高，而规模不及也。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矣。迹其性本强悍，勇不顾亲，而能畏义而好贤，屈己以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
夫贤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历八百余年而后有汉，汉历八百余年而后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岂不难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恶是非在后世，当其时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与不善，臣皆举其大略矣。
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人君择其善者而从之。”足以得师；其不善者戒之，足以为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