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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只老虎来说，无论你将它们置于一个适合生存的野生环境中，还是放在一个有一千只老虎的种群里，它们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但是，人的发展的确会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他无法仅仅依靠自己来发展个人能力。因此，人类这个种群正在逐步迈向并最终成为一体，这并不是一个大胆的比喻，而是一个十足的事实。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T. Coleridge），《信》（ Letters ）（1806）
一个昏暗的冬夜，我被一通电话吵醒，电话那头告诉我，我计划拍摄的家庭接生过程马上开始了。我以前见过那个将要生产的妈妈，但是并不熟悉。到达她家后，我拖着录音设备和一盏照明灯，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在一间空荡荡、灯光暗淡的房间里，报纸铺了一地，即将做爸爸妈妈的两人正坐在一张单人床的边上。整个房间静悄悄的，充满了严阵以待的气氛，大家的焦点都集中在母亲的身体上。接生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则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情况变化得很快，不久，在丈夫的搀扶下，那位母亲开始蹲坐在报纸上，同时我开始录下她紧张急迫的高声尖叫，很快那些尖叫就变成了低沉的呻吟，似乎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我的女摄影师还没来得及赶过来拍摄。但是，我已经顾不上这些，而是被眼前新生命降临的景象完全吸引。当孩子最终呱呱坠地时，我们都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对新生命的诞生心生敬畏，同时也为生命本身的神秘所折服。
当初的那个新生命，现在应该已经离开父母，开始了他的成人生活，而这仅仅是他生命历程的另一个开端。当人去世时，讣告中经常会对其一生进行回顾。譬如，此人生前有过4次或1次婚姻，此人的公众地位、公众形象是什么样的，在平时的生活中又是什么样的人，此人在一生中遭遇过哪些不幸，对社会又做出过哪些贡献，诸如此类。但是，这些回顾会遗漏很多东西。它们不会讲述，当初的那个小婴儿如何长成年轻小伙子，在这其中究竟又发生了什么？它们更不会指出，周围人群究竟对当初的小婴儿产生了何种重要影响，使得他身上所隐藏的气质和基因潜能得以充分表现。
要想揭示这个层面上发生的事实，确实很困难。即使是自传，也只能告诉我们那个孩子生于何时何地、父母是谁、背景如何，而无法呈现当时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通过直接询问，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在自己的婴儿时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尽管有时候从别人对自己幼年逸闻趣事的讲述里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我的母亲说，我小时候很难伺候，因为疝气而连续数月每晚都哭闹不止，不过，我倒是很早就学会了走路和说话。从这些讲述中，我可以知道，实际上，在儿时的岁月中，骄傲和被拒绝是自己当时的主要体验。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发掘幼年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一直隐藏在我们的体内，并且展现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模式之中。
从本质上讲，早期经验塑造了个体与他人交往、应对情绪变化的特有风格，这种风格既有心理的成因，也包含生理的成分。对个体而言，这些经验就如同一张无形的网，支撑着个体的情感生活，构成了个体的内在意识和外在意识。弗洛伊德把自己看作一位考古学家，可以挖掘个体以往的生活经验，与他类似，我也在用同样的眼光扫视个体，希望从中扫描出他们过去的经历。但是，弗洛伊德所寻找的，是埋藏于人格表面之下的首要驱动力——性冲动和攻击冲动，他认为这是人类生命的内在动力。与他不同，我所寻找的是一种隐藏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在婴儿时期已经融入我们的身体和大脑，这些模式指引我们的生活向着特定的方向行进。幼年时母亲的特殊宠爱和称赞，使弗洛伊德形成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体现在他以后的人际关系模式中——但同时，这也使他产生一种罪恶感，因为他曾企图通过消灭他的竞争对手（他曾经诅咒自己的一个弟弟死掉）来保留这种特殊的优越感。后来，在弗洛伊德的职业生涯中，竞争对手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我们生命的早期，存在着一种力量非常强大的东西，这一点可以通过混沌理论得以解释。混沌理论认为，在一个过程中，最初的细微差别可以导致结果的巨大不同。但是，正如神经学家道格·沃特（Doug Watt）所认为，人类生命的早期阶段是一个“既无法回忆也不会忘记”（2001:18）的阶段。我们不能有意识地回忆当初的任何片段，但也无法忘记这些内容，因为这些记忆早已融入我们体内，指引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我们体内，确实隐藏着某种东西，有着某种驱使我们向前的力量存在，但是，它们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不尽相同。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力量是人类生物本性之下的一种身体冲动。他指出，这些冲动会同个体内部代表社会规范和文明压力的“超我”相冲突，从而造成个体心理和身体之间的紧张或冲突，这种紧张或冲突只能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处于控制地位的“自我”来调节。弗洛伊德的这种观点曾经颇具影响力，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尽管从弗洛伊德个人的经历来看，这种观点确实言之有据，但在当今的时代，人们的欲望和思想往往并没有受到社会压力的过多束缚，因此，如果仍旧运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今天人们的情感问题，其结果将难以令人满意。当然，这种理论也不符合我对心理、身体发展的理解，因为弗洛伊德的观点过于强调个体的自我发生（self-generated）和自我形成（self-made），而在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身体功能和情感行为的许多方面都是通过社会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关于这点，后文还会详细描述。例如，与那些受到精心抚养的儿童相比，那些未受到好好照顾的儿童通常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应激反应，并且体内也具有不同的生物化学模式。按照皮特·冯纳吉（Peter Fonagy）——早期依恋研究领域一位卓有成效的学者——的观点，大脑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器官”。只有通过与他人心灵的碰撞与结合，我们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才能调整我们的情绪，而在孤立的状态下，这一切都不可能产生。这就意味着，那些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塑造我们情绪反应的无形力量，从根本上来讲并非生物的本能冲动，而是与他人之间的一种强烈的情绪体验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建立于婴儿时期，并非一成不变，但与其他的所有习惯一样，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打破。
为了理解每个人独特的反应模式，我们需要回到生命的开端，回到我们还依偎在母亲的怀中、不会言语的日子，甚至回到我们还处在子宫内部的日子。我们生命中的这段时期非常难以描述，这不仅仅是因为处于婴儿期的我们没有言语、没有有意识的记忆，更是由于从发展的观点看，婴儿阶段是以母婴之间的关系为主线度过的。这是一个同外界基本没有交流的阶段，在整个过程中，只有母婴之间身体和情感的交流，吃奶和喂奶的互动，在强大的激素推动下，母亲会不由自主地不断抚摸和凝视自己的孩子——这种感觉难以用理性的言语进行表达，就像性交和爱情一样，难以用言语加以描述。另外，因为这一过程往往只是女性的私人感受，与男性无关，所以很少进入人们的视线，也很少在文化层面上加以展现，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走入作家的笔下，例如，女权主义作家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曾这样描写这一过程：
在哺育小婴儿的过程中，虽然有身心俱疲的沮丧时刻，但也伴随着浓浓的幸福和温馨。我现在还记得当初每个孩子嗷嗷待哺的情景。当我给孩子喂奶时，孩子总是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每当这时，我便意识到我们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不仅仅通过嘴巴和乳房，也通过彼此的凝视：用深蓝色的眼睛，充满宁静又饱含深情地凝望着对方。现在还记得当孩子在我饱胀的胸部开始吮吸母乳时，自己身体所感受到的深深惬意，在那段时间，除了从大快朵颐中获得充满罪恶感的惬意之外，我再也没有其他来自肉体上的愉悦……还记得由于某种原因，当我能够独自抽身前往浴室时所感受到的片刻宁静。还记得在正要入睡之际，突然被孩子的梦魇彻底惊醒，赶快起身去安抚受到惊吓的孩子，为他盖好毯子，给他加热的牛奶喝，或是带着睡眼蒙眬的孩子去上厕所。还记得再回到床上时，我几乎睡意全无，不由得懊恼起来，想着折腾了一个晚上，明天的情况肯定是一团糟，明晚孩子的噩梦会更多，也需要我更多的安慰。在身心疲惫的情况下我往往会对孩子无端地发火，但孩子又怎能理解我的心情、懂得我发火的原因？我记得，那时我想，以后再也不要做梦了。（Rich 1977: 31）
在20世纪60-70年代女性运动浪潮之下，有人开始描述家庭内部生活中的个人感受，这就使得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现在，我们可以公开谈论性方面的问题，在公共场合我们不再刻意压制自己的情感，并且可以公开表示自己对名人显贵感情生活的好奇。当发现那些社会名流其实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也常常难以坚守自己的道德防线时，我们不会再深感震惊了。我们也开始认识到，孩子也会受到性虐待。在公共场合，感情也不再是“难以启齿”的事。那些关于心理与肉体相分离、理性与感性相分离的观点越来越遭到质疑。正如我所指出的，这些改变都激发了人们对情感领域的科学的兴趣，从而开始突破科学中的最后一道疆界——对人类自身情感的探索。
但是，对成人情感活动中脑活动或脑化学成分的测量，只能帮助我们理解情感生活，并不能回答我们为何会有这样的情感反应。这就好比通过解剖一只成年的动物，从而试图找出其行为背后的原因。成人是一部印刻在有机体之上的复杂历史，而这些有机体所形成的系统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熟，它们过于特殊而独特。所以，我们需要追溯到情感生活的源头，回到那些决定着我们情感发展轨迹的早期历程——回到婴儿时期，也回到婴儿所处的情感环境之中。
婴儿就像形成最终自我的原材料。每个婴儿在出生时，都有一张自己的基因蓝图，以及独特的可能发展范围。在每个婴儿体内，都有一套程序，可以指引其身体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发展，但这种程序绝对不是自动化的。婴儿是一个与外界交互作用的个体，而不是一个自我决定的个体。在婴儿体内，有许多不同的系统蓄势待发，但还有更多的系统尚未发育，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才能得以发展。一些作家把婴儿称为“外界的胎儿”，意思是婴儿自身并不完整，需要成人为其设定程序才能发展。这种观点非常具有革命性，因为它使人类文化能够更为有效地在代与代之间传承，每个婴儿都能被“定制”以适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因此，一个在尼泊尔古山区原始部落出生的婴儿，和一个在曼哈顿市区出生的婴儿，他们对文化的需求自然不一样。
根据不同的身体节律和功能，每个婴儿的机体天生都具有各自的振动和搏动韵律，通过化学和电信号，这些韵律会进行自我调整。在机体内部有许多相互之间连接松散的系统，这些系统经常互相交叠工作。通过化学和电信号，这些系统互相联系，并通过适应不断变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使机体的唤起水平处于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在刚出生的几个月内，机体只会确定唤起水平的正常范围，并会设定一个体内系统试图维持的平衡点。当刺激低于或高于唤起水平的正常范围时，系统就会开始工作，并使机体恢复到平衡点或正常状态。
但是，机体首先必须建立一个常模，这是一个社会过程。婴儿不能单独依靠自己来完成这一过程，而是要通过调动体内的系统，同周围环境中的人协调一致，共同完成。抑郁型母亲的婴儿会适应较弱的刺激，并会习惯于积极情感的缺乏。焦虑型母亲的婴儿通常维持在过度唤起的状态，这些孩子会认为，情感通常会突然爆发，自己以及任何人基本都对此无能为力（或许，这些孩子会采取关闭自己情感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局面）。在那些发展良好的婴儿看来，周围的人会对自己的情感进行关注和回应，并且会帮助自己缓解内心的紧张状态，使自己恢复到一个舒适的唤起水平；通过别人帮助自己的经验，这些婴儿便能够逐渐学会如何自己处理这些情绪问题。
在婴儿阶段，个体的生理系统既没有完全定型又非常脆弱，因此，这时的早期经验会对婴儿的生理系统产生巨大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早期经验出现问题，某些特定的生化系统就会变得毫无用处：个体的应激反应以及情绪处理中的其他方面都会因此而受到负面影响。以大脑为例，在孩子1岁半之前，大脑的发展速度达到了高峰，但也会因婴儿所处环境的不适宜而无法正常发展。就好像树苗一样，稳固的根基和良好的生长取决于环境因素，人类婴儿的情感能力——这种在动物王国中最无法捉摸的能力——同样也会最容易受到环境和经验的巨大影响。
婴儿的心理极其简单，正如稚嫩的树苗一般，他们的情感也是从非常初始的水平开始发展的。婴儿体验着各种基本情感——忧伤或满足、难受或舒适，他们处理这些情感时所采取的手段非常简单，几乎没有任何的细微差异，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处理这些复杂的信息。同时他们也依靠成人来帮助自己应对各种感受——减缓不舒适感和忧伤，增加舒适和满足感——从这些经验中，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增加。望着身边忙忙碌碌的人，又身处一个气味、声音、景物都在昼夜变幻的世界里，婴儿头脑中便逐渐产生了各种模式。慢慢地，婴儿开始能够识别出那些最常见的特征，并将它们储存为意象。这些意象可能是当婴儿在摇篮中哭闹时妈妈露出的温馨甜蜜的微笑，也可能是妈妈那充满敌意、一脸无奈的神情。当婴儿能够分辨母亲会带来喜悦还是痛苦时，意象的含义便产生了。婴儿早期的情感反应只是排斥或亲近某人，不过，这些意象会变成婴儿对自己所生活的情感世界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能够帮助婴儿预测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做出最佳反应。
尽管从许多角度来看，婴儿都只是一个简单的生物，但在他们的细胞中，已经包含了有关复杂人生的一张蓝图。每个婴儿都有一套独特的基因存贮，可以被经验激活。在刚刚出生的几周时间里，婴儿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气质倾向差异。一些婴儿可能天生就比其他婴儿对刺激更为敏感，反应也更为强烈。不同的婴儿，其反应阈限也不相同，典型反应方式也各不相同。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在子宫中的经历或基因组成不同，或者是以上两者的互相作用导致的。最近的研究已经识别出对社会环境敏感性更强的血清素基因变异。有这些基因的婴儿被俗称为“兰花型”，而绝大多数的婴儿是“蒲公英型”。兰花型的孩子对过于严厉或遭受忽视的经历更加敏感；在上述不良环境下，他们最终变得容易抑郁或者具有反社会行为。反之，如果早期得到良好的照料，他们表现出抑郁或问题行为的概率更低，在这种环境下他们通常会发展成社交技能成熟的、事业成功的成人。（Belsky and Pluess,2009; Pluess and Belsky,2013; Ellis and Boyce,2008）
婴儿在气质类型或基因组成方面的差异，也会对不同性格的照料者产生不同影响。例如，一位天性敏感的母亲，如果生下一个强壮、活泼但是不够敏感的婴儿，她可能会觉得自己难以与孩子和谐相处，并会觉得孩子极具攻击性；但是，如果这个婴儿和母亲一样，个性敏感且内向，那么，母亲可能就会感到很轻松，认为这个婴儿很好照顾，容易安抚。因此，从婴儿期开始，母婴之间已经开始了由人格特征导致的某种人际互动。
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在成人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互动的结果往往取决于成人，而非婴儿。研究人员发现，即使那些最难对付、情绪最反复无常的婴儿，只要父母能给予他们充分的回应和关注，这些孩子也会适应得很好。有些人甚至不承认在刚出生几周时存在所谓的“困难儿童”，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只是父母自己的主观感觉（Wolke and St. James-Robert,1987），婴儿到了1岁之后才会建立自己的反应方式（Sroufe,1995）。那些“困难儿童”之所以会难以对付，其实是他们对父母无法满足自己感情需要的一种反应。（Egeland and Sroufe,1981）事实上，无论上述哪种观点都承认一个事实：即使婴儿天生属于难以对付的气质类型，他们将来也未必一定会成为问题儿童（Belsky et al.,1998），当然，如果父母不能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那这些孩子出现发展问题的概率会更高。
另一方面，从孩子角度来看，的确存在“困难”父母。这些父母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忽略型和干扰型。在极度忽视孩子的父母里有一类抑郁型母亲会觉得，对自己孩子的需要进行回应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她们通常感情冷漠，行为孤僻，除非要给孩子喂食或者洗澡，否则不愿与孩子进行眼神交流，或者抱起孩子。在这种照料方式下，她们的孩子自身也会发展出一种压抑的方式来与他人交往。（Field et al.,1988）这些孩子更少表现出积极情感（他们的左脑也更不活跃）。在蹒跚学步阶段，这类孩子在认知任务上的表现更差，属于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之后的儿童期，这些孩子的情绪问题通常还会持续存在。（Murray,1992; Cooper and Murray,1998;Dawson et al.,1992）
与忽略型母亲相对应的，则是干扰型母亲，她们会对孩子表现出过多的干扰行为。这类母亲也同样属于抑郁型，但是，她们更容易发怒，即便只是在暗地里发怒。这种母亲往往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她们会憎恨孩子的需求，并会对孩子怀有敌意。她们会通过猛地抱起孩子，或者手臂僵硬不情愿地抱着孩子，来表达自己对孩子的反感。在与孩子的交流中，这些母亲通常表现得非常主动，不过，她们对孩子的需求毫不敏感，有时也会粗暴地干扰和打断孩子的积极主动性，不能理解孩子所传达的信息。虐待型母亲就是这类母亲的极端表现（Lyons-Ruth et al.,1991），她们的孩子也通常会在发展上出现问题，并且基本属于非安全型依恋，如情感回避型或混乱型。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出于本能，大部分父母都能对婴儿表现出足够的关注和敏感，从而确保孩子情感方面的安全感。但是，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母亲或照料者在情感方面给予他们的支持和回应程度（Emde,1988），即能否注意到孩子所传达的信号，并调整孩子的情绪状态；对孩子而言，除了用最初级的方式（比如，饿的时候就吮吸手指，看到讨厌的刺激时就转过头去）进行自我调节之外，就没有其他途径帮助自己摆脱不良状态了。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很少听到有人高声宣扬母亲的责任是多么神圣和伟大。因为对当今的女性而言，她们往往要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为了争取在职场上与男子的同等地位，她们需要竭尽全力进行拼搏；另一方面，她们又不愿为了事业或赚钱而把小婴儿托给别人照管，这样会使她们产生负罪感。当我讲课时，经常有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些不够称职的母亲，是否应该遭到批评？那些日日奔波于事业和家庭之间的母亲，由于内心对孩子的歉疚以及自身的焦虑，经常会对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产生强烈的敌意，正如伦敦大学的杰·贝尔斯基（Jay Belsky）所经历的。贝尔斯基曾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重要研究，来证明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托儿所，不称职的照料模式都会对小婴儿产生负面影响。
当然，单纯批评家长确实徒劳无益，纯粹的谴责不会培养出他们积极回应孩子的能力。不过，对家长的积极支持可能会减少他们的防御行为，而家长的防御行为会伤害孩子，从而造成不安全感以及情绪失控在代际间的恶性循环。
从更广泛的社会水平来看，我认为，工作和家庭、公众与私人的分离是导致抚育婴儿过程中出现的许多困难的真正来源。这种分离会造成照料者被独自隔离在家中、与社会脱节的状况，她们没有强大的成人支持网络，生活也变得单调乏味。如果让父亲待在家中独自照顾孩子也会如此。这种同社会隔离的状况会让父母产生沮丧和愤恨的情绪，这种情绪又会对婴儿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调查显示，如果让父母在工作和婴儿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两者都要，然而在现实中，他们要面临二选一的抉择。以往研究很自然地聚焦于母亲，事实上，绝大多数全职母亲会希望工作时间再缩短些。（Hakin et al., 2008; Newell,1992）通过对美国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NICHD）数据库中有关儿童早期照料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者有了新发现：与全职妈妈相比，那些在外兼职的婴幼儿母亲的健康状况更好，出现抑郁的可能性更低，在工作和生活平衡中发生的冲突更少，这些母亲对孩子也更加敏感。（Buehler and O' Brien,2011）然而，无论父母是迫于现实的无奈选择还是主动为之，在做决策时，他们都要能够准确地判断自己的选择将会对孩子产生何种影响。
就生理方面而言，婴儿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母体的一部分。婴儿的生存主要依靠母亲的乳汁，乳汁可以给他们提供食物，调节他们的心率和血压，为他们提供免疫保护力。婴儿的肌肉活动以及成长激素的分泌，都需要通过母亲的抚慰加以调节。母亲的身体可以给孩子带来温暖，母亲的抚摸和哺乳能够驱散孩子的压力激素。母亲所提供的这些基本生理调节，可以使孩子保持活力。作家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曾经记录下自己作为母亲的亲身感受，她这样描述母婴间的基本调节过程：
我可爱的女儿，是如此纯洁和珍贵，如此需要精心呵护。起初，我们因她的肾脏关联，我要不断清理她的小便。每隔3小时喂她一次牛奶，这些牛奶在她体内的肠胃中循环一通之后又排泄出来，然后我再收拾。每隔24小时，我就把她浸到水里给她洗澡，给她换衣服。当她在室内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把她带到户外去；当她在户外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把她抱进房间。当她睡觉时，我把她放在床上；当她醒时，我又把她抱起来；当她哭闹时，我就在旁边哄她、逗她，直到她停止哭泣。温度变化时，我给她添衣或减衣。我满怀疼爱地喂她喝水，唯恐喂得太多或是太少。照顾她需要责任心，就像为天气或为小草的生长负责。（Cusk,2001: 134）
养育婴儿的麻烦之处，便在于他们需要这样的悉心照顾，并且在好几个月之内几乎日夜不能间断。正如卡斯克所说，在抚养小婴儿的过程中，种种琐事“仿佛让我成为一个奴隶、一个仆人，日日被束缚在其中，我几乎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婴儿需要一位强烈认同他们的、与他们“同呼吸”的母亲，不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孩子都是母亲的延伸。当婴儿感觉不舒服时，母亲也会感觉不舒服，她就会立刻想去做些什么来缓解婴儿的不适，这就是情感调控的本质。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我们用瓶装牛奶来代替母乳。但是，母亲仍然是照顾孩子的最佳人选，因为在体内激素的驱使下，她们会对孩子的感受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对婴儿的情感调控，也可以通过非言语的方式对孩子的感受进行回应。这些非言语的回应方式主要包括面部表情、声音语调以及抚摸行为。当孩子大声哭闹或烦躁不安时，母亲可以通过模仿孩子的感受来安抚孩子，先以同样的喊叫来附和孩子，再慢慢地把自己的嗓音降低，直至最终把孩子带入一种安静的状态。当婴儿过度紧张时，母亲可以抱紧孩子，轻轻地摇晃。当孩子情绪低落、没精打采时，母亲可以用微笑与孩子交流，让孩子重新快乐起来。总之，母亲可以通过各种非言语的方式让孩子重新回到原先的预设水平，使孩子感觉舒适。
有些照顾者因为自身在情绪体验方面比较迟钝，或者在情感调控中存在问题，因而无法和孩子产生情感共鸣，导致孩子也在情绪调控方面产生同样的问题。对这些婴儿来说，如果妈妈或爸爸不能首先做出行为表率，他们也无法学会如何有效地控制和调整自己的情绪。这些婴儿或许完全不知道如何让自己的情绪保持平衡。甚至他们长大之后，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应该有什么真正的感情，因为在幼年的时候，父母似乎就对他们的情感无动于衷、漠然视之。事实上，婴儿对父母传达的这种隐含信息非常敏感，他们最初会对父母的实质行动做出回应，而不是对父母所说或所想的行动。如果父母确实能够很好地把握婴儿的情绪变化并及时做出反应，让孩子的情绪恢复到正常状态，那么，孩子的情绪就可以自由流动，并能及时被察觉。
情绪可以上升到婴儿的意识层面，尤其是当母亲以一种可预期的模式对婴儿的情绪变化进行回应时，孩子的头脑中就会形成母亲的反应模式。婴儿可能会意识到，“我一哭，妈妈就会温柔地把我抱起来”，或者“当妈妈换下外套时，我马上就可以闻到新鲜空气了”。婴儿头脑中这些无意识获得的、非言语的心理模式和期望，曾被许多研究者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表述。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1985）把它们称作“被概化的互动表征”（RIGs, representation of interactions that have been generalised）。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1969）称它们为“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s）。威尔玛·布奇（Wilma Bucci）（1997）叫它们“情感图式”（emotion schemas）。罗伯特·克莱曼（Robert Clyman）（1991）称其为“程序记忆”（procedural memory）。不管研究者用何种名称和理论来描述婴儿的这种心理表现，有一点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同：在婴儿阶段，大脑已经能够形成对他人的预期，能够判断他人可能会怎么做，这种信息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被印刻在大脑之中，并会决定今后一生中我们与他人交往时的行为模式。
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无法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这些行为假设，但这些假设确实存在，并且是建立在生命最初的婴儿时期。在所有假设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出现情绪困扰时，我们相信他人可以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帮助我们认识和处理这些不良情绪，让我们感到舒适——换句话说，就是期望他人帮助我们进行情绪调控，让我们从不良情绪中走出来。那些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产生这种期望的孩子，被依恋研究者称为“非安全型依恋”。
家长确实需要成为一名情感方面的教练。他们需要留在孩子身边，不断地调整自己，让自己与孩子的情绪状态相协调，同时也需要帮助孩子提高发展水平。要想成为一个发展良好的个体，孩子的基础反应需要精细化，这样才能发展出更为具体和复杂的情感。在父母的指引下，孩子那种“感觉糟糕”的初级状态会进一步细化，发展成一系列不同的情绪，如生气、失望、愤怒、烦躁或痛苦。当然，只有在成人的帮助下，婴儿或蹒跚学步的孩子才能学会区分这些情绪。父母必须帮助孩子意识到这些情感，通过自己的行为，给孩子树立起一面认识自我的镜子。譬如，模仿婴儿语和孩子交流，用强调且夸张的言语和动作，让孩子意识到“爸爸妈妈并非在表达他们自己，而是在向我展示我的感受”。（Gergely and Watson,1996）这其实是一种“心理反馈”，这种反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了解人类文化的途径，通过这条途径，我们可以诠释我们自己以及对方的情感和思想。（Fonagy,2003）通过鉴别这些情绪，并对其进行清晰的归类，父母就可以把孩子带入一个更为精细、更为成熟的情感世界。通常情况下，这种教育会在一种非常自然的状态下发生。
但是，如果母亲在处理自身情绪方面存在问题的话，她就难以有效地帮助孩子的情感得到发展。如果母亲难以辨别自己的各种情绪，或者是过度关注自身的情绪，她就难以注意到孩子的情绪状态，无法采取措施来帮助孩子调节情绪，也无法对孩子的情绪进行辨别。良好的人际互动依赖于两个条件间的适度平衡：一是能够把握自己的情绪状态，二是能够把握他人的情绪状态。
另外，良好的人际互动也有赖于在同他人交往时，个体能够控制自己消极情绪的能力。人际互动中的最大困难，尤其在亲子关系中，便是如何调节愤怒、敌对之类的负面情绪。如果母亲没有学会如何有效处理不良情绪，那么，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这些负面情绪就会在她身上难以遏制地发作：她可能会觉得内心非常痛苦、非常难受，以至于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够宣泄掉这些情绪。例如，在生活中，我们不时会看到这样的场面，母亲对着哭闹不止的小婴儿高声呵斥：“闭嘴！别再烦我！”或者母亲指着蹒跚学步的孩子大声嚷嚷：“你这个小魔头！居然敢这样瞪着我！”于是，这些孩子便逐渐学会了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或者是为了否认这些情绪的存在，或者是为了避免让母亲难过或生气。这样的母亲，显然没有能力帮助孩子调整或认识自己的情绪。实际上，为了帮助母亲调整情绪，保护母亲不受自己情绪的影响，孩子才不得不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但是，孩子的不良情绪不会自动消失。依恋领域的研究者发现，来自这些家庭的孩子，虽然外表显得平静而冷漠，但是当进行生理指标测试时，他们的心率和自主唤起水平仍然会急速上升。因此，这些孩子的机体处于失调状态。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这些孩子已经习惯了没有人会帮助自己加以调整，所以他们也不会主动去寻求帮助，从而让自己从负面情绪中摆脱出来。他们会尽力压抑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或者企图把这些情绪彻底切断，但是，这些办法通常极少奏效。这就是所谓的“回避型依恋”模式。
还有一些孩子，他们的父母对孩子情感的反应反复无常，有时对孩子关心备至，有时却又对孩子置之不理。为了更多地赢得父母的欢心，这些孩子便学会了对父母察言观色。他们通常不露声色，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暂时隐藏起来，直到觉得自己有把握博取父母关注时，他们才会表露自己的真实情绪。他们也会意识到，在自己感觉糟糕时，父母不一定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这些消极情绪。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采取策略压抑自己的情感，而是喜欢采取一种夸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对自己的恐惧和需求过度关注。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其实破坏了他们自身的独立性。实际上，孩子的这些表现可能正是其父母无意识中所想要的，因为这些父母往往通过“被他人需要”来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利用自己难以预测的回应模式，来保证自己可以随时得到孩子的注意。或者，他们因为过度关注自身情绪失调问题，而无法注意到他人的感受。在这种养育模式下成长的孩子，通常属于“抗拒型依恋”，或者称作“冲突型依恋”。
与“安全型依恋”的儿童相比，“回避型依恋”或“抗拒型依恋”的孩子通常自我意识较弱，因为他们缺少积极的“社会生物反馈”（social biofeedback）。他们的父母通常无法给孩子提供足够的信息，让孩子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情感，因此，这些孩子就无法非常自信地对他人或自己的心理进行洞察和诠释。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当感到难以确定对方的反应时，孩子可能会选择退缩、回避的行为模式，以此来尽力保护他们摇摆不定的自我意识（“回避型依恋”模式），或者，通过不时地接近他人，从而获取更多的反馈（“抗拒型依恋”模式）。（Fonagy,2003）
近年来，研究者又发现了第三种依恋模式，称为“混乱型依恋”，与个体未来的情感障碍之间联系最为紧密。在这些家庭中，孩子经过奋力挣扎终于找到某种一致的防御方式。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这些孩子的父母自身曾经有过创伤性经历，如生活中非常亲近的人过世，或者某种形式的暴力，并且，他们最终没能有效地应对这些痛苦经历，从而在内心留下重重的阴影。作为这些创伤性经历的结果，这些父母的行为变得很异常。他或她会与现实“脱节”，无法成功地回应孩子的需求或其他信号。父母会对孩子突然做出不可预测的、吓人的行为，或者对孩子唯命是从。（Out et al.,2009）因此这些父母就难以胜任作为父母的最基本职责，无法给孩子提供保护，或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更不可能让孩子去大胆地探索未知的世界。他们的孩子不仅缺少心理反馈，而且在压力情境之下，这些孩子会感到恐惧和无所适从，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
事实上，所有这些父母的情绪失调反应，都会打乱孩子生理上的自然节律。通常而言，由某种强烈情绪所引起的生理唤起，会引发个体的某些行为反应，不过，一旦这些情感得到释放，有机体将逐渐平息反应，恢复到静止状态。这就是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正常循环状态。但是，如果生理唤起未被平息，个体的自然节律就可能遭到破坏。譬如，在“回避型依恋”模式中，个体身体的抑制行动系统可能会被过度使用，从而抑制了个体的行动系统（let's go system）——或者，恰好相反，个体的退缩、抑制状态（由副交感神经所控制），如悲伤或抑郁等情绪，也可能被交感神经的要求所压制，从而使个体产生前行的动力。这些现象被罗兹·卡罗尔（Roz Carroll）称作“不完整的循环”，可以导致机体功能紊乱，如肌肉紧张、呼吸短促、免疫系统或激素分泌发生紊乱。尤其是心血管系统，即使在情绪已经被抑制下来之后，仍然会保持亢奋状态。（Gross and Levenson,1997）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个体的内部系统将会出现运行紊乱，从而使得个体难以直接应对自己的情绪状态。
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只是个体的内部系统之一，除此之外，人体还有许多系统，会根据其自身特有的节律和进程持续运转，如血压、睡眠、呼吸和排泄，都遵循着各自不同的节律运转，同时，这些系统之间还互相影响、互相提示，并且不断向大脑中枢输送着信息。（Wiener,1989）通过反馈循环圈（feedback loops）的形式，这些内部的抑制与兴奋活动来回波动，进行着自我管理，因此，这些系统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通过持续不断地相互调整来达到协调运行的效果。系统内部的细胞和器官不仅进行着自我管理，还会进行相互之间的调整和控制；它们不仅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又都是整个系统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恰好类似人类个体与社会系统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学会自我调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依靠他人来调控我们的身心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适应置身其中的庞大社会系统。
系统之所以可以这样正常运转，是因为信息会在所有的系统之间自由流动，不仅包括个体内部的各个系统，也包括个体外部与他人之间形成的系统，只有这样个体才能够适应周围环境。在个体的一生中，那些非常亲近的关系之所以让人心情舒畅，正是由于感情信息的这种快速交流，蒂凡妮·费尔德称之为人际间的“身心调和”。（Field,1985）这种洞悉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可以使个体根据对方的需要进行迅速的自我调整。有许多正式的（或紊乱的）人际关系，由于缺乏这种捕捉他人情绪的敏感性，交往过程中的调整非常吃力和不自然。不过，个体也可能根据自身的内部状态，进行或多或少的状态调整。在人体的脑部和其他系统之中，当信息无法在由神经电和化学物质构成的通道内自由流动时，个体便可能在情绪和生理上出现病变。我们需要根据身体所提供的情绪信息，来判断如何采取最佳行动。
“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通常难以容忍自己的情绪，因此也就无法对这些情绪进行分析和思考。他们用来调整自己情绪的习惯做法，多是简单粗暴的。“回避型依恋”的孩子，通常在某种强烈的情绪被唤起时自动关闭情绪闸门，来避免面对那些令他们手足无措的情绪。“抗拒型依恋”的孩子则往往敢于无所顾忌地直接表达自己强烈的情绪，全然不管他人的感受。（有很多情绪方面经受过创伤的孩子，介于这几种情况之间）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个体都无法获得关于自己以及他人内部状态的情绪信息，没有这些情绪信息，个体就更加难以决策如何进行下一步行动。因此，他们协调自身（生物的）需要同所处环境（社会的）需要的能力，以及同他人进行有效情绪交流的能力确实受到了很大限制。
这些情绪习惯形成于婴儿期，是新生婴儿在与其照料者（通常是父母）的互动中形成的，在婴儿1岁时，这些情绪习惯已经可以清晰地测出来。然而，父母也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在父母自身不良情绪调控的形成中，社会力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19世纪那样，当一个社会主要关注自身的物质生产时，整个社会对行为的严格控制以及对人性情感的忽视可能会塑造出这样一批婴儿：他们在人格上具有高度自控的特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可能是打破这种趋势泛滥的一种尝试，虽然他的理论仍然强调自我控制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当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乐观消费群体时，整个社会对婴儿的社会化过程也会变得更为宽松，父母对孩子的限制和要求也会相应减少。但是，这些社会变迁无法完全步调一致，因此，不管在何种时代，在对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中，都会存在不同的潮流和作风。
但是，情绪调控并不是对情绪加以控制，也不是对情绪放任不管，而是把情绪看作一种信号，根据这种信号来提醒个体做出某些行为，尤其是用来帮助我们维持所需要的人际关系。当母亲离开房间时，孩子的焦虑反应是有用的，这种焦虑能够促使母亲和孩子待在一起，从而提高孩子的生存概率。快乐、幸福时刻所展现的情绪，也具有相同的信号作用。愤怒则传递这样一种信息：某些地方出了严重的问题，迫切需要引起注意。当人们关注这些信号时，更加容易根据他人以及自身的需要，对行为加以调整。这些情绪信号，正如人体更为简单的内在生理信号（渴、饥饿或疲劳）一样，会促进机体进行行为调整，以便保持最佳状态。通过满足需要来回应婴儿饥饿信号的父母，他们的孩子长大后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饮食，身材也会更苗条。（DiSantis,2011; Daniels et al.,2013）相比之下，那些被迫学会忽视自身饥饿信号的婴儿，长大后更倾向于暴饮暴食或过分节食。
相应地，那些能够意识到自己情绪状态的个体，通常更能建设性地利用好自己的情绪。忽视自己的愤怒并无益处，因为愤怒能帮助个体捍卫自己的社会地位，帮助个体挑战那些伤害自己的人或物。然而，如果你只顾着发泄自己的怒火，不理会这种愤怒对他人的影响，或是没能注意到他人发出的信号，或是没有尽力调控好自己的情绪，那么，你所处的社会系统便会出现不协调，你的反应也会像反社会行为般地爆发。
另外，对待情绪的态度也至关重要。如果情绪被视作危险的敌人，那么，便只能通过社会压力和恐惧来管理情绪。如果认为每一次情绪冲动都必须得到满足，那么与他人的交往也就变成仅仅为了满足个人需要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情绪得到充分尊重，被看作了解自身以及他人内部状态的重要向导，那么，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人的情绪状态很重要，我们应该努力对其进行回应。
在对待愤怒和攻击情绪上存在着迥然不同的假设，有人认为，这些情绪能够被他人觉察和回应，因此应该对其进行适度的管理和抑制，这些情绪可以用来维持必要的人际关系。“安全型依恋”的个体通常持这种观点，在他人对自己情绪的觉察和回应方面，他们保持着足够的信心，这有助于他们冷静下来进行思考，而不是在一时冲动之下鲁莽行事。但是，如果个体缺乏对他人的这种信心，认为愤怒和攻击情绪是一种禁忌，那么，个体就会处于高度唤起状态，无法缓解自己的这些紧张情绪，最终只能被迫依靠对他人的恐惧来抑制自己的情绪唤起。这是一种危险的策略，往往会以失败告终，或者导致个体出现行为失调，或者导致个体的人际关系破裂。
作为社会生物，我们不仅需要留意他人，也需要留意我们自身的情绪状态，以此来保持我们赖以为生的人际关系。从出生伊始，婴儿就出现了这种行为——注意他人的面部表情和声音语调，对他人高度警觉和敏感，即使是新生儿也有这些表现。如果对母婴相处的情景进行观察，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肢体互动，轮流沉默或出声。之后，当婴儿能够蹒跚走路之时，仍会不时从父母的面部表情中寻找线索，以此来发展自己的独立性，判断下一步的行动：可以抚摸那只刚刚进门的小狗吗？可以对这个陌生人微笑吗？这种在母婴依恋基础上建立的行为模式，将会成为孩子日后的行为准则，以及社会学习的来源。
在很大程度上，情感生活其实就是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协调，通过体察他人的内心，进而预测他人的言行。当我们密切关注他人时，我们大脑中相同部位的神经细胞也会被激活：当看到别人欢欣雀跃时，婴儿左侧大脑的前部就会被激活；当看到别人伤心痛苦时，婴儿右侧大脑的前部就会被激活。（Davidson and Fox,1992）这就使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人相互分享一些彼此的感受，在情感上与他人产生共鸣。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持续的互相影响就会不停地在人群中交相传播。一名投身于婴儿领域的研究者及心理治疗师比阿特丽斯·毕比（Beatrice Beebe），把这一过程形容为“我改变你，在你展露自我时；你改变我，当我敞开心扉时”。（Beebe,2002）下一章，我将介绍人类大脑是如何在上述过程中被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