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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写《大生意人》？因为它要我写。
这话听起来挺玄，仿佛带着点禅机。但我始终相信，当我在徽、晋等地游历时，是这个故事主动找到了我，也许是冥冥中带着一些过往商人的嘱托，像是订了一份必须完成的契约，有一种力量驱使着我，让我将商人的真相写出来，不仅是为了澄清，更是为了传承。
商人的脸上往往都带着“财大气粗”“多财善贾”的金面具，然而面具后面的表情别说写一本书，就是写一个图书馆出来，也未必能写尽。我写这本书，就是要尽力把面具后面那个真实的商人形象写出来。不是写商人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而是写他们的挣扎失意、惶恐难安、不屈反抗，写他们在世事变革的历史洪流中身不由己的悲凉。纵使做到了沈万山富甲一方、胡雪岩富可敌国，到头来不过换了一抹苦笑而已。这本书从头至尾写的恰恰就是那一抹苦笑，被历史遗忘、被过去掩埋的属于所有商人的那一抹不甘。
古代的生意人，现代的企业家，说来说去，其实都是苦命人。
商人营实业、助流通、纳捐缴税，于国家有绝大贡献。然而自古以来，士农工商、重农抑商，不仅视商人如下贱，更对其所掌握的财富虎视眈眈，如书中所写以巨贿结交权贵的京商，被官府敲骨吸髓的晋商，为国家出头却被朝廷背刺的徽商，林林总总，皆是血泪，历朝历代，莫不如此。
商人创业艰难守业难。我在徽州游历时常听一句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说的不仅是徽州人年幼离家经商的不幸，更是天下商人艰苦从商的辛酸，但这样的苦楚往往被世人说成是“商人重利轻别离”，一言既出流传千古，谁来为他们辩诬？
更有甚者，商人们一直被贬损丑化，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孙富、《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欧也妮·葛朗台》中的守财奴，在这些经典故事里，商人的形象无不是世间贪嗔痴欲的集大成者。时至今日，在各类小说、影视作品中，企业家也大都是为富不仁的负面形象，成了供读者观众们切齿唾骂的对象。
商人如此之苦，却从不见诸文字，那些读书人从不肯为商人去写些什么，唯恐铜臭污秽了书香。好在这故事找上了我，让我借主人公古平原来写出商人内心的情怀与信念——古平原从一个读书人到一名商人，化儒为商，以商济世，以做天下人的商人为己任，面对官商勾结、欺压良善，他奋起反抗，以信为本，面对洋商入侵、抢占命脉，他拼死抵挡，聚天下商帮共赴国难。他是徽商，却也是晋商、鲁商、粤商、洞庭商帮、宁绍商人、龙游商会……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商人的缩影，他身上的勤劳、智慧、坚守、诚信、骨气，才是中国商人的真正本色。
古平原是一位晚清商人，然而他身上的特质却是属于古往今来所有优秀商人的，如果他活在今天，必是一位了不起的企业家。我在书中借徽商耆老胡老太爷的口，说了这样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是你们这一辈儿龙腾虎跃的时候了。”这说的是一代代的中国商人总会有属于自己的使命。如果说古时商帮如徽商、晋商传承的是中国商人的精神，近代商人如张謇、卢作孚、刘鸿生开创的是现代企业的雏形，那么当代中国企业家则是在一个最好的年代遇到了最艰难的重任——不仅要让自己富起来，更要让身边一大批人都过上好日子。不仅要富民，而且要强国。
古代的生意人，现代的企业家，说来说去，其实都是天命人。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是新时代赋予企业家的使命。正所谓“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这句古文在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有着更直白的表述，“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你避不了的。”这就是书中主人公古平原的“以天下为己任”，也是今日中国企业家的“天下之任”，他们面对的困难不比前辈商人们少，而他们肩上的担子又比这些前辈更重。
企业家中有很多如同古平原一样的优秀人物，他们出身草根，一个铜子掰两半，一个汗珠摔八瓣，为了做好生意吃尽了苦头，最知道钱财的来之不易，但在事业有成之后从不吝于回报社会，无论是推动就业、公益慈善，还是挺立桥头、创新发展，对内不忘扶危济困，彰显企业家的反哺情怀，对外打破国际垄断，展示中国人的刚毅风骨。即使内忧外患再苦再难，也要咬着牙负重前行，外人看到永远只有风光无限，又有几人能知其中艰辛苦难。
有一句话常令我感动落泪：“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就像古平原面对洋商侵占中国商业命脉，不惜以身家性命来抵挡；就像抗战时期毁家纾难、支援前线的民国商人；就像如今面对国际霸权挺身而出，维护国人尊严，为中国去赢得一个未来的企业家们。这样的家国情怀与担当，这样的企业家精神，才是中国商人代代相承的血脉谱系。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写的这本书才有了灵魂。
一本书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幸好书本之外还有现实，幸好现实也终将被写进书本。
到那时候，我们再看。
赵之羽
2025年3月18日于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