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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我们不可能一直做孩子，没有人会永远维护你、照顾你、供养你，帮你梳洗打扮，拯救你于困境之中。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你需要独自面对世界。而现在，这就是我该面对的世界。
无论母亲决定送我去安圭拉腊还是布拉恰诺的中学读书，对我来说都不是好事。小镇确实更加安全，但罗马的学校更好，而且家里人都觉得马里亚诺靠不住。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我必须要好好学习，出类拔萃，进入大学，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进入金融行业，或是发表小说。尤其是阅读，这是必需的，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可能。
很多人告诉母亲，在拉吉乌斯蒂尼阿纳有一所不错的学校。那是罗马北部一个繁华的街区，卡西亚大道从当中横穿而过，带门卫和监控摄像头的高级住宅区混在预制楼房和几家中餐厅之间。
在我的学校，你能遇见那些来自像奥塔维亚或帕尔马罗拉这样的平民社区的孩子，也能看见一些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他们居住的小区门口都装有自动栅栏门，还有三百个对讲按键供人选择。不过真正的富人对这里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更愿意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
我不知道学校的名字，在我的印象里，人们提起它时用的都是它所在街区的名字，也是我每天早上下车的火车站的名字。我第一次离开罗马前往安圭拉腊时，坐的就是这趟火车，后来它成了我前进、逃离、受挫的地方。那些挤满了通勤者的车厢，破旧的车站，昂贵的季票，还有火车晚点后为了不迟到而急匆匆地奔跑、为了逃票钻进卫生间躲避检票员的那些经历。
小镇的学生分成两派：一派在沿湖地区上学，还有一派像我一样，乘坐交通工具前往罗马上学。虽然听起来荒谬，但我这一派并不是少数，我的母亲也不是唯一一个认为火车便捷而罗马的学校教学质量更好的人。
我每天早上七点起床，等候镇政府好不容易决定开设的摆渡车前往火车站。每次到达车站，我都能看见和我一样背着书包、揉着鼻子、顶着黑眼圈、准备出发前往学校的孩子。我们会在不同的车站下车，周围挤满了初高中生，从切萨诺前往罗马中央火车站的士兵，还有夹着公文包、赶往圣彼得广场附近工作的人。
最初的几个星期，我像幼虫或虫茧般默不作声，把自己封闭起来，态度虔诚，听着自己的思绪断断续续地在脑海中萦绕。火车、车窗和座位上的头枕都让我感到陌生，封闭空间里的气味、早晨的汗味和除臭剂刺鼻的味道也令我厌烦。我把书包放在膝头，独自一人坐着。这个书包起先是马里亚诺的，母亲用纸板加固底部之后，又把它给了我。我在书包的口袋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母亲把我大骂了一顿，说马伊科尔或者罗贝托之后还要用，我们不可以把它弄脏，不可以在上面画画，不可以把它变成女孩用的东西。它原本是什么样子，就该一直是什么样子。
可是在车站里看见的面孔总是那些，于是目光开始交汇。尽管在不同的班级，但我们会在学校里认出彼此。我们这些来自安圭拉腊的孩子就像是来自同一兽群的狼或狮子，开始在课间休息时碰面，在火车上说悄悄话，在走廊里打招呼。
我就这样认识了阿加塔和卡洛塔。
阿加塔身材娇小，拥有一头金灿灿的头发，笑起来如月亮一般，睫毛也是浅浅的颜色。她总是抱怨自己不够漂亮，满身只有她自己才注意得到的缺点，但她仍吸引了所有同龄人的注意力，不仅仅是靠高马尾和小麦色的皮肤——她的父亲饲养了许多奶牛和猪，还要自己处理草料，在太阳下干活是全家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卡洛塔的身材已经有了成熟女人的味道，柔软的腰肢、结实的大腿、低领的短袖，独特的笑声再加上一两声口哨，总能够让别人臣服于她。她不太对称的脸并不讨喜，而且耳朵太大、下巴太宽，眼睛也又小又黑，但卡洛塔依旧十分自信，这正是我和阿加塔所欠缺的。因为我们这样的女孩总在担心雀斑和不够笔直的腿。
我的朋友是否像公主，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们就像三座隐秘的城堡，相遇是出于对彼此的需要：我们需要一支能守卫自己的军队，需要有人来驻守我们的堡垒。
我们年纪还小，还没开始执着于自己和他人的身材。但我们也是大孩子了，足以预料到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一场无声的战争，相互对立，从背后向对方射出淬毒的冷箭。
你买了新运动衫？有一天，卡洛塔问我。
没有，这是我哥哥的，怎么了？我回答。
这衣服居然是荧光绿色的，真是离谱。
家里有这么一件衣服，我就拿来穿了。
你看上去就像动画片里的人物。
“三”从来不是我最喜欢的数字，我对此感到很不自在，毕竟我习惯了这种至少有五个成员的家庭，时常能听到吃饭时的喧哗声和卧室里传来的哭声；安静只会令我感到害怕。
我们三个人的友谊从建立开始便摇摇欲坠，以至于让我开始怀疑它的存在。
更何况，我并不擅长交朋友。我不知道该如何与人相处，该如何避免误解，也不明白什么时候需要回应，什么时候要置身事外。我不能邀请她们来家里玩，也没有人能够陪我去她们家。母亲说，如果我想下午独自出门，那至少得到一年以后。我毫无吸引力，模样也一成不变；我没有玩具、化妆品，也没有可以借给她们的漂亮衣服。我拥有的只是哥哥的运动衫、双胞胎的尿布，还有父亲的轮椅。
我从不向她们提起我的家庭生活。阿加塔和卡洛塔会埋怨自己的母亲送了她们不喜欢的礼物：一件条纹毛衣，或一辆紫色而不是她们喜欢的粉色的自行车。我点头附和，但嫉妒如同潜行的蛇，见不得光，被我仔细地埋在心底，小心地养在体内，一有机会就喂上一口。我一边遮掩，一边心想：虽然我是三人之中最一无所有的那个，但与之相比，拥有两个朋友要重要得多。
于是我夸赞她们新买的上衣和项链，为她们在学校笔记本上给我写下深情满满的题词而激动不已。我和她们交换发卡与连环画，尽管这意味着为了买下这些东西，我不得不省下买点心的钱。
这种平衡时常被打破，让我手足无措：她们会对彼此感到不满，或是与我置气。阿加塔有时似乎有意无视我，有时又会紧紧抱住我，让我喘不上气，还会在火车上让我帮她涂指甲油。卡洛塔有时会讽刺我，说我穿裙子的样子像是刚从马戏团跑出来；有时又想帮我梳头发，还把一个带水钻的发箍送给我。
她们到底是真的怜悯我一无所有，还是享受馈赠带来的优越感，我并不能分清，或许都有。我知道该如何站好自己的位置，这是我在家里学到的处世哲学：只要你不到处乱跑，待在别人告诉你该待的地方——大纸箱里、衣柜里、床下整理箱里，你就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不会扬起尘土。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包容你，才能忍住不踹你几脚。
与阿加塔和卡洛塔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道歉，尽管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哪里惹了她们生气。我屈从于她们不可理喻的要求，遵守她们毫无来由的规定，轮番拥护她们，当两人在背后埋怨对方时点头附和，从不偏向任何一方。在她们的冲突中，我始终保持中立；待到需要平息纷争时，我就挂上白旗，充当和事佬。
我承受着一切，因为和她们在一起，便意味着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安圭拉腊，我都不再孤单。郊游时、课间活动时、在火车站时，我有属于自己的小团体。我们一起走进学校，交换日记，写下给对方的话；一起议论那些比我们大的男孩，讲述那些大多是编造的经历与成就；一起见证这场悲剧，因为世界太大，我们太小。
我们互不留情面，总会暗地里彼此作对。我们会偷对方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根本不能拿来炫耀，否则被偷的人会有所察觉。我们知道对方是小偷，是敌人，却依旧会在好戏上演时露出与之前分毫不差的微笑。
当有来自外界的威胁时，我们又会团结起来，竖起盾牌，保护自己。为彼此说谎，装病，与压迫我们的父母、专制独裁的老师和那些搬弄是非的人开战。
我们之间的友谊平平无奇，有欢笑，有眼泪，有人扮演胜者，也有人饰演败者。我们的友谊像橡皮筋一样，被拉长到几近断裂。我们的友谊天真、单纯，不带有任何悲伤的迹象。
我就读的学校老旧无比，黄色的外墙皮皱皱巴巴，跟结了痂的皮肤一样。每次去学校，还得先爬一段陡坡。
学校里的教室根本不够用，于是院子里搭起了两个集装箱，夏天发霉，冬天结冰。每个班轮流在里面上课，反正谁也跑不了。
我们没有体育馆，只有一片铺了沥青的空地。所以学校和附近一家运动中心签了协定，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去运动中心锻炼。就这样，我们半年在室内游泳馆游泳，另外半年在室外网球场活动。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多花一份钱，还要购买一些必需的装备，比如泳帽、泳衣、泳镜和球拍。
头几个月，我的教室在三层。运动中心的体育课还没有开始，所以活动时我们就在沥青空地上玩躲避球，热身时就绕着空地跑圈。
我的两个朋友和我不在同一个班级，我也不怎么与班里别的女生说话。因为我不相信她们。她们有的是留级下来的，年龄比我大，对于她们来说，我不过是一个小屁孩。而其他人只希望能让自己快速成熟起来：怂恿对方吸烟，和男生一起溜进卫生间。当我表示不愿这么做的时候，她们立刻把我排挤在外。她们看我的眼神如同看一根煮熟的胡萝卜——不过是晚餐里一道口味寡淡的配菜。
我与这些同学的联系脆弱不堪，我从不参与她们的谈话，每次下课铃一响，我便冲出教室，寻找自己的两个朋友。我与她们一起坐在院子里，靠着那堵我们认定独属于我们的矮墙。我的课桌，我的铅笔盒，我们为彼此守门的卫生间，我们的矮墙，我们想留下印记的地方，我们开始接受的未知和恐惧。
我的两个朋友说的话和那些女生其实没有多大差别，我却发现了横亘于它们之间的鸿沟和巨浪，而我决定顺着自己选择的那道水流游下去。
班上的男生总是穿着化纤面料的运动服，可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都看不见男孩刚刚退去稚气后那干净的魅力。他们会因为一些荒唐、令人厌恶的段子大笑，而且总是笑个没完。几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月，男生们狂热而神经质地执着于同一个玩笑。他们当中有人能让自己的耳朵动起来，便以此大肆吹嘘；有人瘦得能透过外衣看见锁骨；还有人头发油乎乎的，却从不洗遮阳帽。有意思的男孩就像遥远的星系一样遥不可及，他们往往比我们年长，要么在别的班级，要么在校门外的小镇上，尤其是小镇上的那些。学校里的这些男生在我看来毫无价值，找不出什么特点，很快便让人失去了印象。
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不要拿太低的分数。我在火车上看书，下午让母亲看见我在做该做的事，不让她被叫去学校与老师谈话，否则她就必须说明她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去学校，她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们是哪里人。而我不想让老师们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数学老师喜欢给我们起外号，她叫我pH4.5，因为她觉得我对她自以为友好的举动反应刻薄。英语老师有些咄咄逼人，如果我们弄错了一个动词或是一个名词复数，她就会让我们在本子上再写一百遍，于是我的本子上全是副词、代词、不及物动词。意大利语老师讨厌我的作文，认为我写的东西总是与她的要求相去甚远，我的文章几乎被她画满红线，然后收到一个“及格”。她一听到课堂上的动静，就合上我们的名册，用双手拿起再狠狠拍向讲台。不过我的死穴还是职业技术课老师，因为我太马虎了，画不成圆，线条被我抹得脏兮兮的，我拿尺子时哆哆嗦嗦，就连马里亚诺用过的文件夹也被我画上或是蹭上了痕迹，母亲怎么洗也洗不掉。
我疯了一般地学习，只求口试顺利，这样职业技术课就不至于挂科。我熟记如何建设预制房屋、电气系统、抗风抗震结构和建筑，尝试细致地了解纺织和陶瓷制作技术；我向父亲展示我的设计，他却对此嗤之以鼻，不耐烦地告诉我在他看来应该怎么做。然而不论是他还是母亲都没有任何学习、设计、写作或翻译的经验；就算有，生活的坎坷也早已让他们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
马里亚诺开始帮助我完成这些设计绘图的家庭作业。我相信他更愿意把这些时间花在别处，可他仍旧花上好几个小时摆弄圆规和黑色水笔。不过老师不是那么好骗的：她让我在课堂上重复画图的步骤，而我这个左撇子弄脏了每一张纸，根本画不出两条相互垂直的线。
同学们针对我并非因为我在课业上吃力。相反，从某种角度上说，它反倒保护了我。在学业上过于优秀就意味着你与老师是一伙的，是叛徒，所有人都会像食人族那般，随时准备扑上来咬你一口。而你的身体在不停生长，变化，伸长，破裂。周围的同学会仔细地搜寻你身上每一处不好看的地方，每一件过紧的衣服，脸上冒出的每一颗痘痘。
每个人都逃脱不了嘲弄，原因千奇百怪。轮到我时，仅仅因为剪头发就足以引发一阵冷嘲热讽。
理发店从来不在我们的可选范围之内。母亲一直负责给我们所有人剪头发：大人，孩子，还有她自己。最近这一次，她决定要好好修剪一下我的头发，因为它们实在太长了，发梢也已经开始分叉。于是母亲把我的头发剪到与下巴齐平，还把前面的两缕头发剪得很短。这样一来，我的耳朵就更加明显。现在它们看上去就像是被一个蓬松的红色头盔框在了中间。
一走进教室，同学们就发现我的发型出了问题。他们开起玩笑，说我的耳朵很大，还说我看上去就像一颗蘑菇。他们开始叫我“小红帽”“小飞象”，趁着课间休息我不在的时候往我的桌子上画长着大耳朵的小人。他们躲在我背后模仿飞机飞行的样子，借此告诉大家我很快就能用两只大得夸张的耳朵飞起来。
和小时候被人议论嘴巴时一样，我在镜子里仔细地检查着自己的耳朵，发现它们和之前并没有什么差别。于是我责怪起母亲。
你把我的头发剪得像男孩一样。放学后，我哭喊着走进家门。
才不是呢，你这样很可爱。她辩解道。
我看起来就像个傻小子，没有胸，连头发也没了。
谁说你没胸没头发了。要是因为这些小事就哭的话，那你可真傻。比起头发，世界上多的是让你伤心绝望的东西。
在你看来，什么都比我遭受的痛苦要更糟糕。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痛苦，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母亲说。我不会把钱浪费在什么理发师身上，我们可不需要。实在不行就戴上发箍和发卡，然后赶紧去学习。学校可不是让你们打扮的地方。安东尼娅结束了我们之间的对话，叹着气熨衣服去了。除了别人家里的杂事，自己家的也得她来做。
我跑回自己的房间，想进门时却发现房门用钥匙反锁了。我一遍一遍地敲着门，马里亚诺却和那个据说是来学习的女性朋友躲在里面，怎么也不肯开门。
我觉得，我恨他们所有人。于是我背靠着门坐在房间外，直到那个女孩穿好衣服，而马里亚诺也终于决定把门打开。
事实上，我的同班同学很快就厌倦了拿我和我的耳朵开玩笑，除了一个人。
那家伙叫亚历山德罗，个头比我高，可以把下巴架在我的脑袋上。
他戴近视眼镜，镜框十分精致。他足球踢得不错，总在学校的院子里练习传球。他顶着一头浓密卷曲的黑发，一个月就要换一双运动鞋。他的父母开了一家糕点店，整个街区都是他们的顾客。
亚历山德罗觉得我被取笑的时间还不够长，所以仍旧乐此不疲，就像一个穿着青铜铠甲、孤军奋战的骑士，面对我这样一个没有坐骑也没有武器的人。
对亚历山德罗来说，我只有“大耳朵”这一个名字。他一直这么叫我：在课上，在学校走廊上，在课间休息时，在学校外，在外出游玩的校车上。他把这个名字写在我的课桌和本子上，还在所有同学面前大喊大叫：大耳朵，过来；大耳朵，做这个；大耳朵，到那儿去。
一开始我很生气，和家里人与班上的同学抱怨，还想方设法让老师们知道这件事。不过似乎并没有人在意我的艰难处境：他们对此只是一笑了之，耸耸肩，说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也不例外。
于是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理他。听见他叫我“大耳朵”的时候不要转身，他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不和他打招呼，如果知道他在哪儿就不要过去，在老师提问时也不要帮他。我把自己变成一堵高墙，躲藏其中，抵御着一切。但正是因为这样，我把亚历山德罗惹恼了。于是嘲讽变为愤恨，玩笑成了挑衅。
一天，我们同往常一样绕着院子跑圈热身。亚历山德罗说，小心点，大耳朵，当心摔跤。
他绊了我一下，我摔倒在地上。
我的脸狠狠磕在沥青地面上，下巴也摔破了，血流到了衣服上。黑色的颗粒嵌进我的手掌，膝盖也由于突如其来的撞击不停地颤抖。我没能及时阻止他。
而他只是看着我，却并不得意。看见血的一瞬间他有些无措，意识到自己做得有些过了头，于是伸出手想拉我起来。我并没有理会他，自己爬起来，去卫生间清理干净，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对不起，大耳朵，我不是故意的。亚历山德罗站在卫生间外想和我说话，但我并没有搭理他。
于是他喊了我的真名，想以此获得我的原谅，即便这样，我还是没有理睬他。离开卫生间之后，尽管腿还是很痛，我仍然回到了跑圈的队伍里，之后便坐在阴凉的地方，看同学们——也包括亚历山德罗——玩躲避球。
我看着他赢得了游戏，和队友们一同庆祝胜利。
体育课老师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也没有对我的异样表示关心。她穿着花呢短裙和短靴，同往常一样涂了指甲油，戴着贝雷帽。上课时，她抽烟的时间比跑动的时间还要多。
晚上我向母亲解释说，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因为有一些松树的树根钻到了沥青地面上。
母亲说：我要去告诉学校，让他们把这些根清理掉。
我对她说：拜托，不要去。
这件事让亚历山德罗消停了一段时间，但也只是一小段时间。
很快他就故技重施，还让别人也都这么喊我。为了让那个真正的我永远消失，他甚至还给我捏造了新形象：大耳朵，一个又丑又干瘪的家伙，没有胸，不会接吻，连等腰三角形都画不好。
每次班级聚会，亚历山德罗都坚持不邀请我。他弄到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总是只说一声“大耳朵”之后就把电话挂掉。如果他觉得接电话的人是我的母亲或者哥哥，他就保持沉默。
他还会让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往我家打电话，有时甚至在晚上，电话一响就是好几个小时。但我并没有屈服，也没有告诉母亲这一切发生的缘由。因为由她为我出头，就意味着承认我败下阵来。
如果我告诉母亲或者马里亚诺正在发生的事，他们一定不会袖手旁观，问题也肯定能够得到解决。若是以前，母亲会找上门大吵一架，马里亚诺则会在校外找个机会揍他一顿。他们有能力让所有不公正都消失。可这一次，事情在我眼中已经变得与往常不同。这一次，我觉得我长大了，我想学着保护自己。
每天去学校成了负担，私语、讥笑和嘲讽如影随形。我觉得自己正被吸血鬼吸食，血液淌出血管，让我时时觉得困倦，很想睡觉。
到了在室内游泳馆上体育课的日子，情况变得愈发糟糕。母亲给我缝了一件游泳衣，但是臀部的尺寸太小，我时不时就得调整一下。泳帽是那种上了年纪的女人才会用的粉红色，上面还有镂空的花样，我的红头发时不时会从当中钻出来。干瘦、长满雀斑的腿，扁平的胸部，腋下和腿上没有剃掉的体毛：败局已定，童年那个虽不出众但也从未自暴自弃的自己走向了终结。
我被欺负的缘由又增加了许多，因为我看上去格格不入，比如大到不合脚的柠檬绿色拖鞋，比如我学不会蝶泳，每次都差点溺水。
回到教室，我坐在自己的课桌边，就像坐在高塔的塔顶。
别的女孩在圣诞节收到了第一部手机：和香蕉一般大小，通体灰色。她们会打电话和别人聊天，发送一些不顾语法规则的短信，以“我爱你”结尾。
我被排除在外，就像班里去位于朱利亚别墅的伊特鲁里亚博物馆参观时那样。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许多瓦器、碎瓦片、小雕像、盒匣，还有厌倦和无聊。那天的照片被印在了光滑的覆膜纸上。收到照片时，我拿起剪刀，把我的头像从上面剪了下来，一个位于右上角边缘处的小方块。
咔嚓，咔嚓。 我看着小方块落了下来。
纸片上的脸属于一个叫“大耳朵”的人。她不是我，我也不认识她。我只想尽快摆脱任何属于她的痕迹。
我捡起那张脸，放在父亲的烟灰缸里。我知道他会把香烟直接摁在里面，看都不看一眼。果然，这次也毫不例外。晚饭之后，烟灰已经把照片灼出了一个洞。
看见鲜血弄脏大腿时，我并没有感到愤怒或不安，而是果断地拿着内裤，光着下身走到安东尼娅跟前，问她该怎么办。
她把我带到洗手间，拿出她的卫生巾，拆开其中一片，放到一条干净的内裤上。她展开卫生巾的护翼，粘好，告诉我这是我在今后很多年里都必须执行的一项仪式。
这些卫生巾现在不只是她的，而是我们的。母亲告诉我卫生巾放在哪里，还把它们分为三类：颜色最深的是开始那几天用的，紫色是感觉不那么疼的时候用的，粉色是最后流血很少的时候用的。
如果流血太多你必须告诉我；如果没有流血你必须告诉我；如果在学校肚子疼得厉害，你必须停下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你觉得血压低、头晕，就赶紧去床上躺着。
要经常洗澡，母亲反复说道。就算不舒服，也要经常冲澡。记得用坐浴器，如果内裤和床单脏了就赶紧洗，否则会留下血渍。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这件事对你有很大的影响，一定要注意。当心那些男孩，就算他们嘴上说相信你，看上去理解你，但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要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已经可以怀孕了。至于要不要孩子，都取决于你。
别最后像我这样，十七岁的时候就和一个外号叫“托尼”的人生了马里亚诺，那家伙现在还因为谋杀罪待在监狱里呢。
马里亚诺知道这件事吗？我问。
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我们家已经有够多没用的男人了。
安东尼娅把脏了的内裤扔进漂白剂里，我感觉肚子一阵绞痛。
从那晚开始，母亲变得忧心忡忡。我不该再和马里亚诺睡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件事必须解决。
她把一根绳子从房间的一边拉到另一边，然后把几张床单缝到一起，挂在我和马里亚诺的床之间。这样一来，我在床单后面脱衣服或是做些别的什么，就不会被看见了。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哥哥进来后说道。
你妹妹需要隐私。母亲回答。
这几张床单构筑了一道鸿沟，横亘在童年的我和成熟的我之间。曾经，我可以听马里亚诺说梦话；而现在，我必须停止这样的行为。我们开始分开摆放自己的玩具，我也不会再穿他的衣服；我这边的墙上贴着海报，他那边的墙上挂着政党的旗帜。两边的床上依旧是不配套的床单和枕套，影子投映在房间中间的床单上，我看见马里亚诺在床单后时隐时现，仿佛是一个提线木偶。
我的身体也开始发生变化，所有人都在关心这件事，除了我自己。父亲开始莫名其妙地嫉妒和焦虑：和我说话的是谁，给我打电话的又是谁，我的朋友是谁，和我不对付的人又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翻我的笔记本和日记，如果他够得着的话。父亲担心我羽翼未丰，没有父亲的保护，就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他始终没有表现出这种担忧。直到我的身体开始像蛇蜕皮一样发生明显的变化，他开始让马里亚诺小心盯着我，唠叨着：看着你的妹妹，看看她在做什么，要去哪里。
马里亚诺回答说，我又不是保姆。两人就开始高声对骂起来。
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在争论、咒骂，但争执最激烈的，还是关于球拍的事。
游泳课已经结束，网球课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我还没有球拍。因为二手的球拍不太容易找，买一副新的又太贵了。
母亲明白我最近为何心情消沉。她认为球拍必须要买，所以开始节省别的开销，比如给父亲和哥哥买烟的钱，交电费和电话费的钱，置办家用的钱，甚至她用来买染发剂的钱。
网球课能有什么用，这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晚餐时，父亲在一桌子的煮胡萝卜和奶酪前情绪激动地抱怨。
马西莫，重点不是什么课的问题。所有的孩子都去上课，所以她也要去。母亲砰的一声放下玻璃杯，杯里的水洒出了一些。
他说的又没错，这算什么？她连十三岁都不到，又能去上几次课。哥哥补充道，这次他罕见地与父亲站到了同一边。
这下他们记起了我是个女人，而他们则同为男人，于是出乎意料地结成了新的同盟。
我刚才大概没有说清楚，我没有在征求谁的同意，而是在通知你们，我要节省出一部分的钱来买球拍，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此做出一些牺牲。母亲用尖锐的眼神盯着马里亚诺。
你会为了我们每个人都这么做吗？我们都能有自己的球拍吗？那我也要。马里亚诺嘴里嚼着一块面包，神气十足。
少来勒索我，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妹妹这段日子可不好过，作为母亲我是知道的，你作为哥哥也应该理解。可你只顾着自己到处闲逛，去你那些集会、游行。你以为我们没发现，也不知道吗？
怎么不好过？因为长了痘还是屁股不翘？在你看来这是问题吗？你一直都不过是个伪君子。
是我供你们吃穿，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是。母亲猛地把盘子摔在桌上，站了起来。盘子摔碎了，胡萝卜在桌子上跳动，弄脏了格子桌布。双胞胎也跟着号啕大哭起来。
我如同烛台上熄灭的蜡烛，神色惨然，不知所措。
然而不到一周，我还是拥有了自己的球拍。而安东尼娅也同往常一样，不再和父亲与哥哥说话，不再搭理他们。
网球课开始了，我下定决心认真上课。我把网球拍仔仔细细地放进拍套。属于我的新物件不多，它便是其中一个。我有责任将它保管好。
每次上完课回家，我都会告诉安东尼娅我在课上学到的东西：发球，还有屈腿练习。我告诉她我接到了多少球，告诉她我在那片红土场上跑了多少圈。
我并不喜欢网球课，但我很珍视我的球拍。看向它时，我的眼神里满是柔情，我不知为它听过多少次马里亚诺的抱怨，以及母亲因此对马里亚诺的责骂，我必须保护好它。
在室外打网球比游泳更好，毕竟我的运动服虽然称不上漂亮，但至少中规中矩，没有图案也没有补丁，不会引人注意。我的球拍是最便宜的那种，但是外表发亮，也很干净。我每次都会自豪地把拍套背在肩上，在车站一遍遍向我的朋友们炫耀：看，这可是支新球拍。
虽然她们拿着手机，戴着小小的珍珠耳饰，但我不在乎，我有属于自己的球拍。
直到它被人弄坏的那天。
亚历山德罗越是懦弱，我就越不愿意搭理他。每次我无视他时，他都会气得满脸通红，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只会一个劲地擦着自己那再干净不过的脸。
后来他变聪明了，就像蚊子知道哪里有裸露的皮肤可以叮咬。那天，他从家里带来一把剪刀，藏在书包里，趁着我去洗脸的空当，一把剪断了我的球拍线。
一个洞赫然出现在球拍的正中间，这下球拍算是彻底用不了了。他把剪刀藏起来，又把球拍按照原来的样子放回凳子上。心不在焉的老师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幕，那些和他一伙的同学更是不会多说什么，于是他回到场地中间，继续打起球来。
我在放换洗衣裤的书包旁边再次看见那支球拍的时候，它就是这副样子：破碎的球拍线让它失去了原先的活力，现在它只不过是一个带把手的椭圆形物件，一无是处。
我看见亚历山德罗冲我露出一个卑鄙而狡黠的微笑，就知道这事准是他干的。
我再也没法参加接下来的比赛和训练了。我坐在场边的凳子上，手足无措，满脑袋想的都是该花多少钱才能修好它，该怎样向母亲说明这件事，所有人都会觉得我很傻，因为我没有保护好自己的球拍。
两个小时的网球课结束后，我站了起来，走到亚历山德罗身边。
我们可以谈谈吗？我问道。
谈什么，大耳朵？
谈谈我的球拍。
没什么好谈的。
是你干的吧？我把破了洞的球拍举到他的面前。他耸了耸肩。
大家陆陆续续离开球场，老师见我们落在了后面，便让我们把场地里的锥筒和网球收拾起来。
是你干的吧？我没有理会老师，再一次问道。
球场里只剩我们两个人了。
有可能，他笑着说道。
亚历山德罗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恶作剧，一个微不足道的玩笑，像捏了一下肚子、推了一下秋千、揪了一下头发一样，无关痛痒。
我想到他的生活，想到他手表的价格是我球拍的三倍，他的鬈发上涂满了发胶，他的家人答应在他十四岁的时候送他一辆摩托车；想到他穿名牌衣服，戴签名款的眼镜，他母亲做的点心可口无比，粉色的糖果看上去也很精美。然后我又想起自己家格子花纹的桌布、边缘破碎的盘子、水煮的胡萝卜和打折时买的洗涤剂。我想到马里亚诺已经开始讨厌我，他现在只会躲在帘子后面看我；想到那个德国女人不让我靠近那些鱼；想到被法西斯分子偷走的铁门、在手臂上比画出注射器手势的安东尼娅、只能睡在纸盒子里的双胞胎、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断了双腿的父亲。想到这些，我忍不住开始打他。
我高高举起球拍，双手握住拍柄，朝着他的膝盖打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五下。打到第七下的时候，他哀号着倒在了地上。
鲜血从他的伤口流出，淌在砖红色的地面上。他想站起来，但没成功。我把染了血的球拍丢在地上，心里明白，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老师，她一定会让亚历山德罗给我修好球拍，还会把他的父母叫来谈话，让他们向我道歉，但这些并不是我现下在意的事。
我丢下被我打破了膝盖的亚历山德罗，走到他的书包旁，打开包，取出他的球拍放进我的拍套。我没有对他说这不过是一次公平的交换，也不期待他的道歉或是补偿。
在亚历山德罗的咒骂、嘶吼和喘息声中，我走出球场，快步走上通往体育馆外的台阶。我背着球拍，走过街道、加油站和车站前的广场，然后坐在长椅上，等待下午一点二十三分开往维泰博-罗马门方向的火车。我碰见了卡洛塔，她向我问好。
我回答说：火车要晚点五分钟。
在公共花园摘玫瑰，没有按时把书还给图书馆，张着嘴巴等饭吃，在应急车道超车，为了几颗水果糖和孩子们吵架，说谎，使坏。也许这些都不算什么，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变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