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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我走进厨房，安东尼娅递给我一顶帽舌歪斜的豆绿色帽子，说：我带你去个地方。
马里亚诺去哪儿了？我问。桌上并没有他吃早餐时用的茶杯。
他出门了，他不和我们一起去。母亲语气生硬，快去穿衣服，我们要迟到了。
那双胞胎和爸爸呢？我又问。
门房会帮忙照看他们的，母亲中断了这个话题。你的鼻子上有雀斑，她仔细地看了看我的脸，仿佛之前从没见过我。
我是缩小版的她，而她是放大版的我：同样的红色鬈发，同样的褐绿色眼睛，都不懂颜色搭配，都不会用窄口杯，鼻子上都长着雀斑。
我们的每一个共同特征对我来说都是致命的缺点。雀斑比粉刺更糟糕；眼睛既不算绿色，也不是正宗的褐色；皮肤的颜色太苍白，看上去就像生病了一样；最要命的是头发，据说这样的头发会带来灾难。
我和母亲先乘坐公交车，又换了两次地铁，终于到了瓦莱奥莱利亚站。我们在那儿又坐上一列区间火车
，沿着一条不久前重新启用的路线出发了。我觉得自己仿佛正在进行一场星际旅行，身上的粉色海绵布
短裤是太空服，歪斜的帽子是头盔，透过它向外看，就能看见一片繁星。
火车座椅上装饰有小小的菱形花纹，电蓝色的头枕一侧凸起，可以把头倚在上面打个盹。
座椅边还有一个金属盒子，用来放废纸和垃圾。合上盖子时，它会发出冷冰冰的声音，就像机器鲨鱼的嘴巴。我把盖子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弄出啪啪的响声，直到坐在我们附近的一个女人哼了一声，母亲也威胁要摘了我的帽子，让太阳晒死我，我才停了下来。
空调的出风口在座位底下，我们穿着布鞋，双脚冰凉。车站的绿色钢架上搭着有机玻璃板。我问母亲我们在哪儿，因为我想知道自己到底离家有多远，而安东尼娅回答：在火车上。对话到此结束。
她随身带着填词游戏，自顾自写着，从不向我寻求建议。我偷偷瞄了一眼，她正竖着写下： 星座 。
哪个？
什么哪个？
哪个星座？
我又不懂星座。
可能是大熊座。
她没再理我，开始研究下一个单词，横排第二十七个。
除了去奥斯提亚
的海边看望外祖母，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旅行。但看望外祖母也不是常有的事，因为我们不能把父亲独自留在家里，而外祖母又受不了双胞胎的吵闹。母亲还觉得马里亚诺会四处闲逛到晚上，迟早变成瘾君子。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我一边问安东尼娅，一边用腿在柔软而粗糙的座椅上蹭来蹭去。
去看一间房子。她回答时的语气如同在谈论一把遮阳伞，一把躺椅，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东西。
谁的房子？我问。
我们的房子。安东尼娅答道。我觉得她在说谎，她的每一根红头发都在说谎，这辆火车会把我们丢在一片荒漠里。
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只有那些别人出于好心让我们暂居的住处。我说的是“好心”，而不是“施舍”。或许“施舍”这个词才更合适。不，或许不是，或许用“接济”或“援助”更为贴切，又或许一切都是谎言。
我睁大眼睛，高声读出每一站的名字。母亲告诉我，我们现在到了罗马的北面，那里是卡西亚大道
，这里是切萨诺站，有一个军队的驻地就在此。我觉得自己正在穿越一片大陆，我们将认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将侵入敌人的领地。
即将停靠的站台上，蓝色站牌上写着“安圭拉腊萨巴齐亚”
，母亲催促我下车。我觉得自己的双脚在不停抗拒，但我什么也没说。火车开走了，我们开始四处打听。
从这里到湖边有多远？安东尼娅问道。然后我们得知，车站距离湖边四公里，没有公交车，我们要么走着去，要么请求别人载我们一程。
于是母亲走出车站。我们面前是下雨时供路人避雨的站台棚，一个书报亭，一间售卖浓缩咖啡和卡布奇诺的小店，两条相交的窄路和四周广袤开阔的田野。
再往前，隐约能望见一座教堂。它看起来刚建成不久，外形就像马戏团帐篷，看上去既丑陋又沉闷。教堂的外墙坑坑洼洼，玻璃大门上却装着医院的那种门把手，只有建筑顶上的十字架能够表明它的用途。教堂后面散布着几个小礼拜堂，然后是一个小广场，广场上的喷泉已经坏掉了。
安东尼娅站在那儿，希望有人能停下来，捎我们一程。她动作僵硬，脸上没有一丝笑意。根本没有人理会我们。她攥着我的手，像是握着一把左轮手枪。
母亲几乎没有低胸或紧身的衣物。她穿着大腿处有两个口袋的及膝短裤，上身穿着男式圆领衫，衣服上还印着建筑公司的电话和标志。父亲说，这身打扮让她看起来像个泥瓦工。
而我和这位遭了难的泥瓦工顶着一头红发，站在原地，露出祈求的神色，期待有人能帮我们一把。路上一共开过三辆车，却没有一辆停下来。
我对安东尼娅说：我们回去吧。
她变得有些烦躁，把我拽到身边：别傻了，这地方多漂亮，这里还有一片湖。她很坚决地说。
从外面看，整栋楼就像是一家生产金枪鱼罐头或是系带鞋的小型工厂，大楼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垃圾堆放处，工人们每天七点打卡上班。而事实上，它只是一栋保障性住房大楼，周围是几幢小别墅、两个可以遛狗的小公园和一个长方形的小广场。广场地面的颜色就像夏威夷的白沙一样浅，却如混凝土般坚硬。
大楼正对小镇的主干道，附近有一家建材店、一家买一赠一的眼镜店，还有一栋在建的房屋。
大楼外侧的窗户都一般高，方方正正的小阳台最多只能塞下一张小桌子、两张板凳、一个芦荟花盆和扫帚收纳柜。打开前门，对称的楼梯就在眼前。这栋结实的建筑既不算新，也不能说旧。它就像一个中年妇女，虽然没有花哨的珠宝首饰，却也绝不会顶着一对黑眼圈出门。
安东尼娅领着我来到三楼，只见一位女士穿着印花连衣裙——两片领子在胸前交叉成“V”形，又像围裙一样系在身后。她笑着与我们握手，那眉开眼笑、过分热情的样子总让我觉得她不怀好意。
母亲向我介绍了这位女士。她说：很高兴认识你，我是米雷拉。
我只告诉了她我的名字，没加上那句“很高兴认识你”。
这间房子和你们在的里雅斯特大道住的地方差不多大。米雷拉特意解释道。还有一个阳台，夏天的时候棒极了，晾衣服绰绰有余。厨房配备了家具，煤气灶也符合标准。她说，这里很安静，而且这儿的保障性住房与罗马城区里的那些不一样，这里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孩子们也可以去公园玩耍。据她说，这里的卫生间很宽敞，还有浴缸，这样我的父亲只需用上些技巧就能毫无障碍自主洗澡。沙发和柜子都可以留下，卧室有三间，米雷拉热心地介绍。不过显然，其中一间现在是储藏室，我想它以后肯定是双胞胎的房间。他们还小，还能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挤一挤。
我的母亲说：我觉得很完美。
我问：哪里完美？
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
两人一边握手，一边说着客套话，商量什么可以留下，什么需要带走，什么需要签字。我不知道她们之间达成了什么协议，也不明白我们哪儿来的钱买房子，为什么要买。我们已经有了新房子，而且这个小镇这么偏僻，连公交车都没有，教堂就像超市一样丑。
我走进那间将来应该属于我和马里亚诺的卧室。环顾四周，地砖是鲨鱼灰色，没有光泽、没有图案，不像是镶木地板，也不是瓷砖；它们看上去很粗糙，可能由水泥砌成。墙纸上是彩色波点，难看得要命，这里原先可能住着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最吵闹、最惹人烦的那种。还有一面石膏板墙，外面的噪音听得清清楚楚。房间里热得要命，太阳照在我们身上，里面闷热得像间温室，而我就是一棵被关在其中的柠檬树。
能继续和哥哥睡在同一间卧室是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事。我还能听见他平稳的呼吸声，看他关掉卧室的灯，看见他把袜子扔进脏衣篓里的样子。我还能听见他在深夜熟睡时说的梦话：够了，马，月亮，再见，给我打电话，为什么？
米雷拉女士和我母亲拥抱，母亲说：这间房子是我们的救赎。
我第一次见到那片湖，不是戴豆绿色帽子的那天，而是搬家那天。
母亲很早就开始筹划这件事。她列好清单，找来盒子和胶带，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打包得十分结实。我看见她封上一个个纸箱，用盘子和杯子填得满满当当，仿佛它们是海绵或是卫生纸。她小心翼翼地抱起衣帽架和灯具，汗流浃背地咒骂。一连数个小时，她一个人拖动着晾衣架、包好的椅子和置物架。
我只能做那些她让我去做的事情：整理衣服，把每个人的衣服分开摆放，把冬季和夏季的东西分类、打包、做好标记，堆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
母亲的决定在马里亚诺看来不合常理，简直是纳粹行径。为了抗议，那几天他拒绝做任何事。
马伊科尔和罗贝托五岁了，两张脸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唯一能够用来区分两人的标志是长在不同位置的胎记。他们用相同的眼神看着我们厮打，辱骂，不停地搬家。
到新家之后，我们与包裹和家具展开了新一轮“战斗”。母亲的一个朋友过来帮忙。他叫维琴佐，是母亲儿时的玩伴。我们直呼他的名字，而父亲叫他“那个家伙”。
搬家用的面包车是他的；是他在帮忙搬我们为数不多的几件家具并运到新家；是他帮父亲乘电梯，抵达新家所在的楼层；也是他提议，在清空面包车离开之前，起码要去看一眼那片湖。
我和母亲跟着维琴佐一起出发了。我们把双胞胎留给马里亚诺照看，而马里亚诺正像外星人一样在新家四处闲逛，寻找银河，寻找通向那艘能带他离开这里的宇宙飞船的舷梯。
码头的空地上停满了车，沥青浇筑的堤岸上，沿路修建了一排铁栏杆。我和安东尼娅登上码头，维琴佐则去附近的咖啡馆喝咖啡。
这下面有什么？我向栏杆外探出身体，看着脚下幽暗的湖面，却看不出湖底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泥巴，母亲回答道，然后又接着说，别往下看，看看周围的风景。
她抬起我的头，指着四周延绵的山丘和其他小镇。布拉恰诺城堡
，特雷维尼亚诺的沿湖公路，森林，还有远处的齐米尼山。她说那边是维泰博，那边是曼齐亚纳；她说我们可以在散步的途中跳到湖里游泳；她说这些树是杨树；她说这里的水从来不会特别冷。而我又低头向湖底看去。
可这下面到底有什么？我又问了一遍，因为我看见湖底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闪光。
什么都没有，只有湖水。母亲不再搭理我，继续欣赏远处的湖岸、小镇和沙滩。
我喜欢这里的阳光，照在一栋栋房子上。她最后说道。
我依旧盯着那个幻影闪烁的地方：也许是一片碎瓦、一条鱼，或是一个瘪了的球。
一个金发男孩坐在栏杆上，双脚悬空。他指着湖面，指尖正对那个令人生疑的位置。他说，那里一直沉放着一个圣诞马槽，上面有婴儿耶稣，还有一头牛和一头驴。每到节日，人们就会把它们照亮，这是这个小镇的传统。
我探出身看了又看，可什么都没看见。湖水很清澈，我却没有看见男孩口中的圣诞马槽。
于是我说：我可不相信。
他说：圣诞节的时候你自己过来看。
我鄙夷地看着他。男孩穿着滑稽的军用短裤，像是刚从树林里钻出来似的。
母亲打断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带着我离开了。她说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真到了圣诞节，你连一个脑袋、一只眼睛、一只脚、一件衣服都不会看到。我半信半疑，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是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母亲，还是目睹一切的男孩。
我们离开罗马的时候，哥哥十五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鼻子也愈发突出：鼻梁很长，但鼻孔十分狭窄；鼻尖向下，鼻梁上还有一个隆起。这些特征让他的鼻子看上去既像是一座陡峭的山，又像是意大利北部曲折的海岸线。
他的鼻子长得与我们任何一人都毫不相干，这是他的父亲留给他唯一的印记。哥哥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姓名，也不知道父亲的生平和职业。他们不会在人群中认出对方，更不会在圣诞节登门拜访，为彼此送上祝福。
对于哥哥的鼻子，母亲称之为独特，我却觉得那是个假鼻子，因为它看上去并不属于那张脸，反倒像是偶然摆放在那里的。它与任何人的鼻子都不一样，安东尼娅的、罗贝托的、马伊科尔的、我的，更不必说我父亲的。
甚至在很多年里，父亲都把那个鼻子作为一种报复途径，借由它，父亲不必闹出什么大动静，就足以表现得令人难以忍受。从我们这些孩子身上，他找到了自己不费吹灰之力便能伤害他人的能力。
每一刻都是一个好时机，父亲会说马里亚诺脸上有什么不对劲的东西。如果马里亚诺承认，父亲就会给他切一片面包；如果否认，他就把东西全吃完。
父亲先针对那个鼻子，然后是马里亚诺本人。他坐在吱呀作响的轮椅上，一边抽烟一边叫骂，把烟灰掸进一旁的芦荟花盆里。轮椅的靠背污迹斑斑，父亲臀部的形状清晰地印在椅垫上。
位于安圭拉腊
的新家有电梯，父亲完全可以乘坐它上下楼，让我或母亲带他去小公园。他可以待在树荫下，也可以晒晒太阳；可以斜倚着，也可以睡一觉。他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不想。
他的路线就是从床到轮椅，从轮椅到没有轮子的椅子，从没有轮子的椅子到沙发，从沙发到浴缸，从浴缸到马桶，从马桶到床，然后从头再来。
父亲每三天要洗一次澡。这是一种令人绝望的仪式，因为我们必须帮助他，把他推进卫生间，扶进浴缸，给他搓洗后背。而他咒骂、嘶喊着，说要把我们全都吃掉。洗澡时父亲总觉得备受约束，有一次他一拳打在放肥皂的瓦片上。瓦片划破了他的手，鲜血沿着浴缸边缘流到地面，在地砖缝隙间留下一道道痕迹。
他似乎想让我们为他的苟活付出代价，仿佛是我们让他从脚手架上跌落却没有当场摔死，仿佛这都是我们的错。
安东尼娅并不愿接受父亲的玩笑，还有他嘲笑儿子的方式：抬起嘴角，露出被尼古丁和牙垢染黑的牙齿。
我觉得这并不好笑，安东尼娅总会这样说。
马里亚诺大多时候并不理会父亲的无理取闹，但其他时候，他会用各种方式折磨父亲，通过辱骂和殴打把怨气都发泄在父亲身上。他从椅子背后伸手打父亲的脖子，拉扯头发，然后远远跑开，冲着父亲大喊：来呀，站起来抓我呀。
哥哥个子不高，脾气却不小，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他变得暴躁。从家里的小打小闹，到学校里的胡作非为，他做过各种叛逆的行为。
按父亲的话说，他才十五岁，就已经烂到骨子里了。
自从我们搬离罗马，马里亚诺就去了一所专业技术学院学习勘测。学校位于布拉恰诺，就在我们居住的小镇附近。每天早上八点左右，他会坐车去学校，直到晚上七点之后才回家。有几次他回家的时候两眼猩红，看向我时眼神涣散，鼻子仿佛也变成一把锋利的武器。
对他来说，学校里没有一件称心的事：老师给的成绩是一种控制学生的形式，故意没扫干净的厕所是对学生的一种羞辱，体育课上会被逼着踢足球，历史书里全是谎言，电脑教室闻起来有一股塑料熔化时的臭味，勤杂工会偷走厕所里的卫生纸。
对于每一个不公正的行为，马里亚诺都表达了抗议。
在课堂上不举手就发言；打断老师，谈论一些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书；在校长室门口静坐；把自己写的海报贴在厕所外面；弄坏零食售卖机，因为里面全是费列罗集团
的产品，都贵得要死。
他们只让我们吃那些在电视里看到的东西，那些广告里的玩意儿。晚饭时，马里亚诺抱怨道。他的话只换来母亲温柔的眼神、我的沉默和父亲的嘲笑。
是你把他养成了这副德行，迟早会有人朝他开枪。马西莫对安东尼娅说。
你是谁的孩子？
安东尼娅的……
安东尼娅是谁？帕图佐的侄女？
不，我不认识什么帕图佐。
那她到底是谁？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哥哥向我解释了很多小镇上的事，比如在得到他人的关注之前，你必须先表明身份。所有人都确切地知道你是谁，来自什么样的家庭和城区，做什么工作，哪里是你的地盘、房子、别墅、公寓或商店，店里有没有折扣，是不是按照惯例每个星期四不营业，你的兄弟和谁的孩子是同学，那辆红色菲亚特汽车是不是你的，你会把它停在人行道上还是车库的自动卷帘门里，灵车经过的时候你会不会把卷帘门放下来——只有这样，你才能存在于这个小镇。
人们热衷于给别人起绰号，他们会再次为你洗礼，给每个熟识的人冠上一个新名字。这个名字可能取自你的工作、你住的地方，或是你祖父的生平。你可能是“鱼贩子”“青蛙”或“邋遢鬼”。谁也不能把这个小镇赋予你的名字从你身上夺走，它就像一件为你量身定做的衣服，将伴随你一生。
很多情况下，绰号的来由简单易懂：如果你是卖面包的，你就是“面粉”；如果你的鼻子很长，你就叫“大鼻子”。但在别的情况下，缘由就不是那么清楚了：它们多是继承自先辈，也可能反映了当事人某个阶段的处境，或源自二三十年前的争吵。它们存留至今，苦涩，倔强，让嘴巴里泛起铁的味道。
他们也给地点起绰号，马里亚诺告诉我。比如“洗衣房广场”，虽然那儿的洗衣房如今已不复存在；广场后面的“士兵大道”上也没有士兵，还有“罐头路”“桂皮街”“山羊胡弯道”和“十字架路口”。
如果不知道这些地名指的是哪儿，那你在他们眼里就成了异类。他们不知道你是谁的孩子，选举时你会把选票投给谁，你的家庭医生是谁，狂欢节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花车，会不会在鱼节
炸小银鱼。他们不知道该如何请你帮忙，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你。他们不会在邮局与你打招呼，你在肉店提醒他们该轮到你了，他们也会置若罔闻，因为下一轮永远是他们。
我到了该上中学的年纪，而我从母亲那里得知，近些年来，从罗马搬来安圭拉腊的人数正在爆炸式增长。这里房价更低，生活也更加安静，乘坐火车一个小时便能到达圣彼得广场和特拉斯提弗列区
。小镇从湖岸向内陆延伸，联排别墅、付费停车场、加油站、超市、学校和健身房变得随处可见。来自罗马的城里人和本地人混杂而居，给小镇带来了分歧、不安与焦虑。
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我们到底是谁，至于我们来到这个小镇的原因，对于他们来说更是一个谜团。
有时我们会编出一些合理或天马行空的缘由：我们有一个拥有贵族血统的姨妈，我们对城市的雾霾过敏，我们喜爱乡间小路，在罗马我们已经连番茄都买不到了，我们喜欢麦子和牛的味道，我们喜欢散步和徒步旅行，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打算进行一次环湖骑行。
我不知道母亲和米雷拉女士说了什么，我只知道绝不能把我们童年的细节、父亲残疾的经过和这间房子的来历告诉别人。这不是掩饰，也不是撒谎，只是省略掉一些事情而已。母亲教导我们，在这种小地方，把那些小事、琐事、家务事说出去，可比束手无策地直面议论要糟糕得多。
在母亲看来，我们在罗马活得如同人质一般。于是她替我们所有人选择了最好的解决方式，这样我们便不必与那些用钱也买不来清白的人扯上关系。那栋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公寓楼如同一团泥淖，满是青蛙、蝌蚪、蠕虫、蚯蚓，鱼龙混杂。为了航行，我们需要一片清澈的水面。母亲描绘出一幅帆船顺风而行的画面，我就这样被说服了。
安东尼娅的工作是帮别人打扫房子，但实际上她做的远不止这些。她会修理坏掉的家具和慢吞吞的洗碗机，更换灯泡，清理暖气片，缝制一些简单的衣物，给袜子打补丁；她能花很少的钱凑齐一套化装舞会的礼服，用木头制作一些卫生间的置物架和小件家具；必要的时候，她还能修剪花草——她对玫瑰花有些了解，还拥有一手令人羡慕的园艺技术，所以她会帮忙照料雇主家的阳台、露台和花园，并在离开前给草坪浇水。
安东尼娅在别人的房子里发号施令，就像在我们自己家一样：她整理抽屉，训斥孩子，决定家里使用的洗涤剂和晾晒衣服的方式；她用自制的清洁液擦拭银器，不许孩子们在家里随意乱丢拖鞋和玩具；她把每一种蔬菜、奶酪和香肠都分门别类地装好，在外面贴上白色的标签，注明保质期；她列好购物清单，上面决不允许有工业化生产的零食与可口可乐；女孩们放学后，她给她们梳头、扎辫子。没有人敢惹她生气。
别人的房子都是好几层楼的别墅，有的还有游泳池、车库、门铃上方写着 “内有恶犬” 的警示牌和家里沙发上毛茸茸的猫。而这一切都在安东尼娅的掌控之下。
每一个晾衣夹、每一个软木塞、每一张餐巾纸、每一个遥控器都听从她的支配，待在由她选定的合适位置，依照她的品位和她的专横态度。
这些别墅的主人都对母亲寄予了一种难以撼动的信任。他们让她打理钱财，也会把车钥匙交给她，让她把车开去修理厂；他们会在圣诞节和八月让她带薪休假，还会把所有不穿的衣服都送给她。母亲会把这些衣服都带回家，让我和马里亚诺试穿。甚至还有父亲的份儿。这里面经常会有偏大的衬衣或者裤子，母亲会迅速改好尺寸，哪怕父亲穿上它们之后，也不过是从床上挪到厨房的桌子旁。
那些年里，母亲完全可以偷偷拿走一些东西：珠宝、卡波迪蒙蒂瓷偶
、银制小刀或是施华洛世奇水晶小象。可母亲并没有这么做。因为那些东西并不属于她，而对于每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安东尼娅都像对待逝者一般，始终保持克制与稳重。
有时父亲会和安东尼娅开玩笑，让她拿一些无关紧要但家里正好用完了的东西，比如面条、盐，或者一卷手纸。母亲则会大发雷霆，用冷酷的语气说今晚不会准备晚饭，然后摔门而出，去买那些我们需要的东西。这一系列动作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家里缺什么、有什么，都只取决于她一人。
没过多久，真的没过多久，小镇上的人们就开始叫我们红头发安东尼娅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