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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打心里不愿承认我们住在城郊。要定义何为城郊，就必须知道市中心在何处。而我们从没见过罗马的市中心。斗兽场、西斯廷教堂、梵蒂冈、博尔盖塞公园、人民广场，这些地方我从没去过。我们从不参加学校的出游活动，而我就算出门，也不过是跟母亲去当地的市场。
那个家长四米宽五米，我还记得门前有一大片水泥地和几个花坛。花坛里杂草丛生，似乎从没有人考虑过在里面种花。母亲也不愿意，似乎在她看来，一旦在里面种上些什么，便意味着将要永远留在这里。
我们家的厨房藏在衣柜里
；马里亚诺的床下是一张行军床，只在要用的时候才会拉出来；天气实在太冷时，我们才敢开上几分钟电暖器；吃饭的桌子上方贴着一张披头士的海报，桌边的四把椅子各不相同；父母做“那种事”时，床铺吱吱嘎嘎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毕竟我们的家不过就是一个房间，你既不能待在外面，也无法把自己关进卫生间，因为无论在哪儿，家里的声音总能一点不落地钻进你的耳朵里。
对于这个家，小时候我熟悉的只有那片水泥空地，它就是我和哥哥的王国。它属于我们，只属于我们。我们在水泥地上凿刻，蹦蹦跳跳，把蚂蚁和荨麻放在一起烹煮。我们用从学校拿来的粉笔在地上写下一个个数字，画出各式各样的线条、三角形和方形；我们坐在当中，宣告周围的一切都属于我们。我们生活在那里，在那些我们画在地上的图形之中。
C-A-S-A，家。墙壁、屋顶、门窗，只要寥寥几笔，便能画出家的模样。
那片水泥地是我们的游乐场，也是我们想象力诞生的地方。它的存在完全归功于我们的母亲。最初，那里是蟑螂和老鼠的领地；还有很多注射器，有从大路扔进围栏里来的，也有那些睡在公寓楼大门外的人留下的。
我们的母亲穿上父亲借来的高筒橡胶靴，把它们一个个捡起来焚烧，然后再丢掉。母亲经常告诉我们，如果你看见注射器，就应该把它处理掉，因为如果有孩子不小心跌倒，被注射器伤到，那就是你的错，是你没有把它捡起来。
她买了一些毒药，又让父亲从工地带回来一把铲子，用来追踪、消灭、铲除水泥地上肆虐的蟑螂和老鼠。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位于半地下的家窗外的那片水泥地终于被清理出来。母亲牵着我们的手来到那里，说：去玩吧。
这里之前住着一个老妇人，但她在租期结束前就去世了。为了得到这间房子，母亲问自己的祖母要了些钱，交给那位老妇人的亲戚，作为提前入住的补偿。
这个住宅区满是吸食海洛因的瘾君子和徘徊在死亡边缘的老年人，没有人愿意买这些发了霉的窟窿，而我的母亲却连这种破房子也买不起。于是她只能接受这些邻居，并同时开始申请安置，希望能够找到另外一个住处，至少能让我们暂时落脚。
母亲原以为这个过程不需要太久，以为自己一定能够达成目的，以为我们一定会有一个新家。然而我们一直在原地等待。
漫长的等待，长到母亲终于妥协，开始清理地板、粉刷房顶、疏通管道，因为罗马市政府似乎并不想给我们一个新家。
一切都摇摇欲坠，用最后的根抓着松散的土地，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直到我的母亲再次怀孕，而我的父亲——也就是马里亚诺的继父——在工地上受了伤：他从脚手架上掉下来，瘫痪了。
除了结婚证、收养证，现在又多了一张残疾证；除了失业救济金，我们还开始申请多人口家庭补助金；为了送弟弟们进幼儿园，我们向罗马市、向市长、向意大利请求帮助、保障和庇护，请求他们不要忽视我们。我们的生活成了一种永恒的祈求。
双胞胎出生的时候，我只有六岁，而马里亚诺恨我们所有人，首当其冲的便是自己的父亲。他不是马里亚诺的生父，而且之前一直是个粗鲁的人，直到成为全家人的负担和累赘，成为一台再也无法正常运行的烤箱、一台再也无法清理垃圾的吸尘器、一台五分钟后就只剩冷水的热水器。他成了一堆废铜烂铁，而马里亚诺只想甩掉他。
我的父亲曾因为暴躁的性格和狂热的性欲而出名，现在却被禁锢在那把母亲从在医院工作的亲戚那儿借来的轮椅上。他会先后抬起双腿，却再也不会出现在晚饭时间的餐桌上：吃了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家里有了一个一动不动的男人，像一尊雕像，一尊在瓷砖上、门框上、公寓大楼的矮墙上随处可见的大理石雕像；还有一个忙碌的女人，她要收拾、挪动、擦净、归置、修缮家里的一切，她要毒死害虫，在雨下得太大时用扫帚把积水清理出去。那个一动不动的男人是我的父亲，而那个不知疲倦、顶着一头红发的女人就是哥伦布·安东尼娅。
我没有自己的玩具，朋友也少得可怜，属于我的每样东西看上去都是最糟糕的：洋娃娃是用剩布头缝的；书包是别的孩子用过的，上面甚至还有她的涂鸦；从市场买来的鞋子装在塑料袋而不是鞋盒里，鞋底也早已磨损了；圣诞树上挂的不是彩灯，而是几个橘子；我没有芭比娃娃，只有从杂志上剪下来的芭比娃娃的图片。
我觉得我们就像没用的垃圾，一场复杂牌局中的废牌，无法继续滚动的碎弹珠，被扔在地上，一动不动。就像我的父亲：在一个非法的建筑工地干活，从一个不合格的脚手架上摔下来，没有合同也没有保险。我们也是如此，只能躺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宝石项链戴在脖子上。
双胞胎还那么小，成天哭闹个不停，只能睡在一个塞满被褥的大纸箱里。纸箱就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尿布和汤的气味就这样混合在一起。
我和马里亚诺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会留在那里，为什么从未尝试逃离。我和那个深色头发的男孩都在偷偷设想出逃的那一刻，但我们从未真正准备好离开这里，让生活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对自己所在的拉齐奥大区的地理几乎一无所知，对自己所在的罗马城的街道也没有什么概念。我们的活动范围只有那个街区，因为一旦离开那里，所有的费用都会变得十分昂贵，也没有人愿意借钱给母亲，或是用火腿和面包换取她一天的劳作。
母亲的理论是这样的：不认识你的人不会帮助你，那么我们就留在人们都知道我们是谁的地方，留在她能够或多或少得到帮助和认同的地方。
马里亚诺是家中的长子，他把我们每一个人视作他和安东尼娅之间的插足者：在安东尼娅还是年轻母亲的时候，他们两个曾为了活下去相依为命。
我的哥哥之所以对我多加忍耐，是因为我不是爱哭鬼，也愿意默默倾听，任由他把那些童话与魔鬼、那些黑暗而又可怕的故事发泄在我身上：冒险的结局总是女孩死去，恶狼获得胜利。我们之间只差四岁，但从孩提时起，这个差距便看起来远不止如此，这让马里亚诺在我眼中像个成年人，甚至还有些古板。他会在别的女孩欺负我时站出来。说实话，我对这些女孩没什么好印象，总是失落地看向她们。在我看来，她们拥有一些我没有的东西，而我还没有找到向她们宣战的方式。
她们当中有个金发女孩，我觉得她可能是奥地利人，她总叫我“蝙蝠嘴”，说我的嘴唇太过突出。于是我踮起脚，在家里卫生间的镜子前看了又看，却看不出任何不正常的地方，并且我知道人们一度把蝙蝠当作老鼠，而不是鸭子。但孩子们的欺辱所造成的伤害没什么道理可言：差异和缺陷会让你受欺负，与周围的人完美地保持一致则能让你混迹在他们之中，不被关注。我们已经被自己的生活折磨得千疮百孔，更没有资格拥有显眼的嘴巴或是耳朵。
当我把这件事告诉马里亚诺之后，他来到我的学校大门口，让我告诉他谁是那个给我起外号的女孩。他冲着对方大声喊道：闭上你的嘴，傻子。然后给了她一拳。
我顿时对马里亚诺充满了钦佩之情。他只用了一个动作，就能让那些恶作剧消停下来，我也随即将他易怒暴躁的性格视作某种埋藏已久的珍宝。
不过这个举动并没有得到老师或是母亲的赞许，母亲甚至为此一连好几天把马里亚诺的双手绑在背后。母亲还告诉他，不需要用手做的事情就自己做，做不到的时候再叫我们帮他：如果他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双手，那以后也就不必再用了。
面对各种问题，母亲总能找到与众不同的解决办法。她几乎从不对我们拳打脚踢，她更喜欢“夺去”我们的一些东西。
如果我们在家里大喊大叫，她就不做晚饭；如果我们只顾着自己玩，不帮忙照看双胞胎的话，她就不给我们准备带去学校的点心，或是没收我们的饭盒。她简直就是为罢工和抵抗示威而生的。
她总有一些不知从哪儿来的想法，也许来自我的外祖母，也许来自生活，也许只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她没有宗教信仰，不属于任何党派；她只想伸张正义，执着地追求那些正确的事。
我对花很是痴迷。我指的并不是那些春天在我们院子里偷偷冒出来的小雏菊，脆弱不堪，数量也少得可怜；我指的是那些盛开在别人花园里的玫瑰花、茉莉花和绣球花。我跟在母亲身后经过那里，看见它们肆意绽放，便想将它们一一摘下，据为己有。
有一次，我确实这么做了。我想把玫瑰花瓣碾碎，装到塑料瓶子里。我的同学们也是这么做的，她们还会把这种难闻但少见的自制香水带到学校，向其他人炫耀。安东尼娅看见我摘下了一朵探出围栏的玫瑰，争吵就这么爆发了。
你不能拿不属于你的东西，她冲着我大喊。
但这朵花就在路边，路是属于所有人的，我反击道。
那你就更像小偷了，属于所有人的东西碰都不能碰，母亲叫骂道。
在母亲看来，破坏或损毁物件是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作为补救，她会想办法修好它们，或者找些能重新利用它们的方式。然而一旦牵涉到那些属于所有人的东西，母亲就会变得丝毫不留情面：不许踩踏公园里的草坪，不许把纸丢在垃圾桶外面，不许摘花园里的花，不许损坏图书馆里的书。
书是母亲最大的执念，因为在家里，尤其在父亲瘫痪之后，他只能躺在床上或是坐在椅子上，而我们家没有电视，只有一台收音机，阅读便成了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可家里既没有放书的空间，也没有买书的钱，于是我们只能利用那些属于所有人的书。我们把这些书视作圣物，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一起，母亲会在日历上标注归还的日期，不时催促我们及时读完。她还会检查我们有没有把书弄脏或是弄皱，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母亲就会把我们拖到图书馆，向图书管理员和别的孩子道歉，然后赔偿损失。哪怕他们都说没这个必要，母亲依旧回答：有必要，当然有必要。
当我鼓起勇气告诉她，如果某个东西属于所有人，这就意味着它不属于任何人时，她回答道：现在就把这个想法从你的脑袋里拿出来，否则你迟早会变成一个坏女人。
母亲不再讲究穿戴，她会穿居家的衣服，头发里插一个发夹，满头是汗地去见那些政府工作人员。她是圆脸，太阳穴凹陷，睫毛很长，鼻子不高也不低。她不算瘦，但也没有多余的脂肪，体形还算健康。
她总告诉我们，健康的外表才是最重要的。干瘦的腿一点也不好，凹陷的脸颊也只会让人害怕。
安东尼娅认为，想要达到目的就必须坚持。她时常出现在那些工作人员眼前，就像一个从天花板掉下来、砸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既不招人待见，又十分危险；本应照亮他人，现在却成了主角。
她就像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包里塞满了证件。她找到一个看上去比其他人更好说话的工作人员，然后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下了那人的名字：穆里·弗兰科。
你好，穆里·弗兰科，我是哥伦布·安东尼娅。
除非你们帮我解决问题，否则我会再来麻烦你。我的母亲一边表态，一边把文件一份一份地递了过去。
穆里·弗兰科尽量保持温和：女士，您之前谎称自己有预约，我们的领导是不会忘记这件事的，因此您的申请可能很难通过。
哥伦布·安东尼娅毫不退让：那我会继续递交申请，再递交五十次，直到我成为你们再也不能忽视的麻烦事。我现在有四个孩子，还有一个残疾的丈夫。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母亲知道，要是她换个人纠缠，一切又要从头来过。因此，如果她没在办公室看见穆里·弗兰科，就会第二天再去，或是预约另一个时间。
回家之后，母亲会和我们说起这个叫弗兰科的人，仿佛他是药剂师、卖报的摊贩，是她的一个熟人，来自另一个为人熟知的美好世界。我们不知该如何评价，只觉得他是一个闯入者，不知道他会为母亲做些什么。这让我们感到嫉妒，尤其是马里亚诺。
她去见那家伙，你的父亲居然什么都不说。有一天，他对我抱怨道，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都是因为我有一个他没有，也不愿拥有的父亲。
他该说什么？我一边回答，一边观察我的父亲。他坐在轮椅上，两个轮子抵着桌脚。一份《宣言报》摊放在他的膝头。父亲已经盯着其中的一页看了半个多小时，我觉得他大概已经忘了自己在读什么。
说什么都行，马里亚诺答道。他瞥了父亲一眼，眼神里满是不屑，和往常一样。
父亲如同一个关机、短路了的机器，我走到他身边，把手搭在他的膝盖上，虽然我知道他什么也感觉不到。我问他那个弗兰科是谁，他对那人有什么评价。
父亲没有抬眼看我，只是说：让你哥闭嘴。
他与马里亚诺分别坐在轮椅和床上对峙着，谁也无法逃避，无法装作没有听见对方的话，因为他们只能共处一室。
她被逮捕了，父亲说。而马里亚诺正愤怒地穿上训练鞋，准备出门跑步。
谁？我低头看向报纸。
那个人，那个领导，父亲解释道。但我并不明白“领导”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她都领导些什么事务，于是只能在字里行间寻找线索。这时我看到父亲正用手指按住一个名字：维多利亚·拉尼。
我不知道她是谁，只是一遍遍地读着那个名字。维多利亚·拉尼，我大声读着。这时，母亲拎着一桶地板清洁剂走进来——她从不空手回家，有时是玻璃罐、塑料瓶，有时是几块胶合板，都是些别人不需要，但我们肯定用得上的东西。
维多利亚·拉尼，她怎么了？她一边问，一边把桶放在我们身旁的桌上。马里亚诺，你要去哪儿？她又问道。但马里亚诺看都没看她一眼就出门了，因此没能见证我们的母亲第一次表现出心满意足的模样，没有发觉她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也没有留意她眼中一闪而过的光芒和翘起的嘴角。
安东尼娅从父亲手中一把夺过报纸，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我看见她的笑容开始颤抖，我的母亲哭了起来。
我惊愕地看着她。我从没见过她哭的样子：她在医院生双胞胎时没哭，在她的祖母去世时没哭，在父亲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时也没哭。
她正在接受渎职调查，之后会被送进监狱，母亲哭着说道。我分不清她到底是开心还是难过。
她是你的朋友吗？我轻轻问道，母亲却突然大笑起来。她的眼里明明还有泪水，却笑得那么开心。
安东尼娅需要展示我们所缺少的一切：这里不通热水，插座上裸露着电线，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也几乎没有什么光线照进来。然而当那些人来时，母亲还是不停地说：我们过得还凑合，家里很干净。
新上任的领导也是一位女性，是从社会救济部门调过来的。当她在我们的档案中看到二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挤着四个孩子时，她拿起一支红笔，在文件第一页标注： 紧急处理 。
那些工作人员这才开始过问我们的事情。他们进门查看我们的居住环境：父亲坐在床上，一句“你好”都不说；双胞胎拽着母亲的裙子，似乎随时都能把她拽倒在地，他们的衣服则被堆放在衣柜下面的一个包裹里。他们睡在纸箱里，紧挨着彼此，似乎仍不愿分开。
马里亚诺在院子里大喊大叫，装作一副陷入险境的样子，用成熟的嗓音高喊着：救命，救命！妈妈说：别担心，他没事，只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而已。
一共来了两个人，他们的到来让我们家显得更加逼仄。现在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储藏室，一个商店后间，一个装满了清洁剂和扫帚的小房间。
警察来啦！屋外传来马里亚诺的喊声，然后是他把爆竹丢到地上的声音。
两人一边记录，一边询问母亲这间房子的状况。他们离开后，父亲吃力地平躺下来，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我啃起一根生胡萝卜，而母亲站在门口看着马里亚诺：你这个流氓，她冲他喊道，他们可是市政府派来的人，晚饭你只有干面包吃。
两个星期之后，新上任的领导给母亲打来了电话。众所周知，申请安置的人很多，而我们的申请又被搁置了太久，但她还是希望我们能够离开现在这个过于逼仄的住所。她帮我们找了一间房子，她不能把它正式分配给我们，但签署了相关文件，在新通知发布前，我们可以暂时住在那里。
母亲把那份文件足足复印了好几十份，把它们拿给相关部门、邮局、银行、税务局，把它们放在钱包里、挂在墙上，存放在我们的身份证件和装着我们乳牙的小盒子旁。
我和马里亚诺在惊慌与不安中同我们的水泥空地道别。
我们的新住处位于的里雅斯特大道，那里住的都是有钱人，附近有许多政府办事处和银行，步行就能前往托洛尼亚别墅
和阿达别墅
，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吹笛人”俱乐部
，而旁边的帕里奥利区则住着城里最有钱的那些人。在那栋有两个天井的六层建筑里，只有一套房子属于市政府，那里将成为我们的临时住所。
就这样，我们带着大大小小的盒子，一大堆破烂，种着仙人掌的酸奶盒，之前用来装豆子、现在却装着牙刷的玻璃瓶，用胶带和硬纸板做的衣架和塞在几个大垃圾袋底下的内裤，搬进了这里。
这里有三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客厅，还有真正的玄关、真正的楼梯、真正的大门、真正的浴缸、真正的炉子和真正的百叶窗。
我和马里亚诺把两个塑料袋放在我们的卧室中间，里面装着那些快要散架的玩具。房间太大了，大到几乎让我们感到害怕。
自从搬进这里，我就没有好好睡过一觉。哥哥在我的强迫之下只能同意晚上开着灯入睡，而我总莫名地在半夜准时惊醒。我记不清那些困扰着我的噩梦，只知道我在梦里不停地摔倒，却没有人上前扶我一把。
晚上，我再也听不到父亲震耳的鼾声或是双胞胎的哭闹，只能看见马里亚诺起身走到窗边，盯着楼下的街道。
楼上的邻居们开始有了怨言，因为双胞胎总是吵闹不休，因为我和马里亚诺跑来跑去，因为母亲做饭的时候把收音机开得太大声，因为父亲每天早上都高声咒骂——他从来不会感叹“多么美好的一天”，而是叫喊着让所有人都下地狱。
公寓楼设立了业主委员会，有专人管理，还有业主会议，但我们不能参加，因为房子并不真正属于我们。我们没有出钱买下它，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一无所有。
天井里种满了黄色、红色和粉橙色的玫瑰，还有一些能结果的植物，但我们不能碰，谁也不能碰。每个星期三，会有园丁来给它们撒上一些臭烘烘的东西。
一天下午，我和马里亚诺第一次在楼下玩耍。一桶水从高处泼下，淋了我们一身：我们的吵闹声惹恼了楼上的一位女士。
马里亚诺冲她叫骂：浑蛋！
而她用报警威胁我们。
那一次，母亲责骂了我们，并且警告马里亚诺不许再大声叫喊。她说这里的人都比我们来得早，我们不能再像住在老房子时那样。我们必须适应这些人的生活，尊重他们。
在这附近购物对我们来说实在困难，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格外昂贵。我们在后半学年转到了新的学校。老师们说，我们的成绩比别的同学落后太多，必须留级。我的哥哥经常被赶出教室，而我说不出一个完整的词，总是用零碎的句子回答问题，写的字也歪七扭八。其他女孩都能写出漂亮的字母o和字母m，让我羡慕极了。
在这里，母亲唯一的朋友是大楼的门房。她来自西西里，个子矮小，不太爱说话，打扫卫生时却很麻利。她耐心地倾听所有人的牢骚、琐事和纷争，关于自己的事却绝口不提。她把寄来的邮件摆放得整整齐齐，把每个住户、每个储藏室、每把锁的钥匙收在一个陈列柜里。钥匙上面没有任何标注，只有她清楚地知道哪把钥匙可以打开哪一把锁，这是属于她一个人的秘密。
她叫农齐亚，她的女儿罗伯塔和我父亲一样离不开轮椅，但她没从高处摔下来，而是生来如此。她不能正常说话，头总是耷拉着，双目无神，仿佛灵魂飘到了别处。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经常在天井逗留。如果没有人看见我，我还会把书包扔在地上，跑向天井中间那座脏兮兮的白色喷泉。喷泉四周的水池里有六条红色的鱼。大多数时候，我会把手浸在水里，试图抚摸它们，而它们先是从我手中溜走，又转头向我游过来。我的双手在水里搅来搅去，掬起漂浮在水面的碎枝。
我自认为这个游戏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困扰：我和鱼都不会发出吵闹的声音，而且我还能陪它们玩耍；我既不会把池水弄得满地都是，也不会把水喝进肚子。
天井里有一小块地方，即使在冬天也会受到阳光的眷顾，从那个角落抬头望去，便能看见一小片天空。这样一块小小的三角形，却足以让人们忘记自己正身处城市的中心地带。罗伯塔喜欢晒太阳，所以农齐亚会推着轮椅，让她的女儿坐在那里。她们家就在门房边上，是整栋楼里最小的房子。幸运的是，她们回家路上没什么台阶，但不幸的是，那里也没什么新鲜空气。
罗伯塔是一个安静的女孩，有时她会发出咯咯的笑声，舔舔嘴唇，然后慢吞吞地说话，问一些只有她的母亲能听懂的问题。不过，女孩想待在那个角落晒太阳的愿望不难察觉。
我看见很多人从她面前走过，却从不和她打招呼。他们还会再瞪我一眼，然后径直走开，更不会在意水池中的鱼。于是我对他们说：你好。
我大声地向他们问好，想看看他们有何反应，是否回应我的问候。有些人会含糊着应付一句“早上好”或“晚上好”，其他人则什么也没说，应该是懒得搭理我。
大楼里住着一个德国女人，总是在窗口一脸严肃地注视我们。有时她会来天井花园里走动：她先微笑着和别的女士打招呼，但我们除外；她会看着我，然后双手叉腰，转身走到门房抱怨一通，再走回来。一天，我看见她满脸通红，像是看见强盗的作战部队一样扑过来，一把将我的手从池水里拽了出来。
够了，这喷泉被你毁了，她尖叫道。她的眼睛是天蓝色的，额头很宽。
她的动作惊动了水里的鱼。它们伸直尾巴，睁着惊惶的眼睛在水池里四处乱窜。罗伯塔也变得激动起来，开始不停跺脚。德国女人抓着我的手腕，把我推向楼梯入口，那是通往我家的必经之路。
走，快走！她气红了脸，大声命令道。我一步两个台阶地跑上楼，找我的母亲。
我找到母亲的时候，她正抱着双胞胎中的一个，另一个则光腿在桌子上扭着屁股，就像在跳舞一样。
妈妈。我一路跑上楼，浑身是汗。德国女人骂我，说我把楼下的喷泉弄脏了。
我和你说了多少次，这里和老房子不一样，你不能去那儿，那座喷泉只是装饰，明白吗？它不是用来玩的，而是为了让这栋楼变得更漂亮，就像蝴蝶结一样。
我沉默了，盯着楼下水池里的鱼，问道：这些傻瓜要这么一个漂亮却连碰都不能碰的地方有什么用？
项链、蕾丝、花边又有什么用？没用。不是每样东西都得有用，只要它能让人们变得漂亮，这就够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当从喷泉前走过，我都会像看一个失去的恋人一样看着它。鱼是它的珠宝，玫瑰是它的妆容，然而除了我，没有人在意它们。
我很快就发现天井里没了罗伯塔的身影，哪怕在最晴朗的日子里，她也没有出现。我的母亲也察觉了，就去找农齐亚问原因。
母亲发现，这是那个德国女人干的好事。那个女人告诉农齐亚，她的女儿流着口水坐在那里的样子简直上不了台面；她说大楼里搬来了这些家伙——她指的是我和我的家人，再也没有人想买这里的房子，他们的房产都要贬值了。
于是，母亲带上双胞胎，还有我和马里亚诺，下楼等那个德国女人。她命令我们面朝墙壁，脱掉上衣，她也脱掉衣服，只穿着胸罩，倚靠在墙边，如同一个等待枪决的罪犯。当德国女人与丈夫走到我们面前，她对两人说道：如果你们不让那个女孩来花园，我们就待在这儿，每一天，我都会带着孩子们，脱了衣服，以示抗议。
她大声喊着，人们纷纷从天井上方的窗户里探出头。那个干瘦得像衣架一样的德国女人一动不动。她说：我要报警。
您报警吧，我们不会离开的。您怎么能阻止一个女孩晒太阳，何况还是一个不能走路的孩子？我会把这些都告诉警察，就算被逮捕，我们早晚会回来。您不知道我能有多固执，您永远不会知道。
就在两人大声争吵的时候，德国女人的丈夫也掺和进来。而我们仍半裸着靠在墙边，马里亚诺只穿一条内裤，我的裙子也掀了起来。
我们为革命做足了准备。
您难道没有看见这些铁门吗？德国女人的丈夫问道。他看上去比自己的妻子大了十几岁。这些铁门曾被法西斯分子抢走，是我们在战后把它们重新修好的。这栋楼是有历史的。他的语气镇定而激昂，也许正是这种刻薄的平静，激起了母亲更大的怒火。
看看现在谁才是法西斯？你们在意的只有铁门，而不是孩子们。你们不让他们玩，也不会问候一句或是摸一下他们的头，你们甚至不允许他们在角落里坐一坐，你们还算是什么人？我为了让我的孩子们有地方玩耍，差点染上艾滋病。
红发女人拍了拍胸脯，然后在胳膊上比画了一个注射的动作。
对面二人哑口无言，不知如何回答。
收到提前约定好的信号，我们穿上衣服，在安东尼娅身后排成一队，跟她回家。她说，我们还会回来的。
我们也的确回来了。每天下午放学后，我们都会回到天井，重复这些别人眼中的恶人行径，直到罗伯塔再次出现在那个洒满阳光的角落。
只要坚持，直到达成目的，只要你坚持再坚持，就没有什么得不到的。看见罗伯塔戴着毛巾布围嘴，在空中转动手腕，挥舞双手，一副开心的样子，母亲对马里亚诺解释道。
我们的母亲就像漫画里的英雄，电影荧幕上的安娜·马尼亚尼
。她呐喊，她不妥协，她让所有人闭上他们的嘴。
我和马里亚诺站在通往各个房间的走廊里，穿着短裤，僵直地站在那里，发现了对方眼中浮现出的恐惧：我们不可能成为安东尼娅，我们永远做不到，永远赢不了人生里的任何一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