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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我对一位名叫阿拉·阿斯瓦尼的埃及作家保持了浓厚的好奇心，差不多每年都会去网上搜索一下，有没有他的著名小说《亚库班公寓》的中文版，很遗憾一直没有出现。
原因很简单，他是一位牙医作家，而我做过五年牙医。这十多年来，我在不同的国家接受采访时，经常有记者提到埃及牙医阿拉·阿斯瓦尼，这些外国记者告诉我，阿拉·阿斯瓦尼写小说成名后仍然在自己的诊所里干着牙医工作。这让我有些惊讶，我是为了不做牙医才开始写作的，因为我不想总是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可是我的埃及同行看着别人张开的嘴巴好像乐此不疲，我猜想他在拔出别人的牙齿时也拔出了别人的故事，然后他在别人的嘴里装上了假牙，别人的真故事被他装进了小说。中国的网上介绍《亚库班公寓》时，说这是一部反映埃及社会百态的小说；在介绍阿拉·阿斯瓦尼时，说他一直以一个埃及知识分子的视角针砭时弊，以埃及大社会为背景，用文字刻画出丰满的人物形象。我搜索到阿拉·阿斯瓦尼被翻译成中文的一段话，当被问到为何不做专职作家时，他回答：“社会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你必须随时了解它的新动向，这就是我坚持做牙医的原因。尽管眼下每周只有两天坐诊，但我永远不会让诊所关张，因为那是我的‘窗户’，当我打开它时，我就能看到大街上发生了什么事。”
这段话让我觉得自己的猜想可能有一点点道理，当然我相信阿拉·阿斯瓦尼通过他的“窗户”看到大街上发生了什么事的视角是独一无二的。看到阿拉·阿斯瓦尼这段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但是出于一个牙医对另一个牙医的理解，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理解，这样的双重理解让我相信，阿拉·阿斯瓦尼不会简单地直接地把别人的故事装进自己的小说，那些顾客的故事进入小说时，阿拉·阿斯瓦尼首先要经过洞察力的筛选，然后想象力才开始运行。对于这样的作家，给他一个可靠的支点就足够了，他会尽情发挥，他会在一条正确的叙述道路上越走越远，根本不用担心岔路的出现，因为岔路会自动并向主路，他不仅越走越远，还越走越宽广。这就是为什么十多年来我对阿拉·阿斯瓦尼一直保持了浓厚的好奇心，我一直想翻开他小说的中文版，看看这个埃及牙医如何在叙述里展现埃及的当下生活。
然后有一天，一位上海的朋友给我发来微信，说她正在台北的诚品书店，问我要什么书，我请她找找阿拉·阿斯瓦尼的书，她说只有《亚库班公寓》，我说我要的就是这一本。几天以后，这本书在我手上了。
《亚库班公寓》向我们呈现了一个陌生的开罗，一个陌生的埃及，或者说为我们切出了阿拉伯世界里的一个阴暗面。阿拉·阿斯瓦尼使用集中叙述的方法将那些分散在埃及和开罗各处的人和故事集中到了一幢名叫亚库班的公寓里。这部书给予我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阿拉·阿斯瓦尼所说的“社会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里的“活生生”这三个字。重要的是阿拉·阿斯瓦尼在表现社会阴暗面的时候自己一点也不阴暗，爱与同情在这部书里随处可见。他是这样一个作家，用阳光的感受描写月光，用白昼的心情描写黑夜。
现在应该说说一个中国牙医如何描写中国的当下生活。我想说说《第七天》，这也是一部使用集中叙述方法的作品，我把分散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里的人和故事集中到了“死无葬身之地”。因为篇幅关系，我只能说说《第七天》里的一个场景。这部小说二〇一三年在中国出版，阿拉伯文版二〇一六年出版。
小说开始的时候，一个名叫杨飞的人死了，他接到殡仪馆的一个电话，说他火化迟到了，杨飞心里有些别扭，心想怎么火化还有迟到这种事？他出门走向殡仪馆，路上发现还没有净身，又回到家里用水清洗自己破损的身体，殡仪馆的电话又来催促了，问他还想不想烧？他说想烧。那个电话说想烧快点过来。然后杨飞来到了殡仪馆，当然路上发生了一些事，他来到殡仪馆的候烧大厅，这是死者们等待自己被火化的地方，他从取号机上取下的号是A64，上面显示前面等候的有五十四位。候烧大厅分为普通区域和贵宾区域，贵宾号是V字头，杨飞的A字头是普通号，他坐在拥挤的塑料椅子上，听着身边的死者感叹墓地太贵，七年涨了十倍，而且只有二十五年产权，如果二十五年后子女无钱续费，他们的骨灰不知道会去何处。他们谈论自己身上的寿衣，都是一千元左右，他们的骨灰盒也就是几百元。贵宾区域摆着的是沙发，坐着六个富人，他们也在谈论自己的墓地，都在一亩地以上，坐在普通区域死者的墓地只有一平方米，一个贵宾死者高声说一平方米的墓地怎么住？这六个贵宾死者坐在那里吹嘘各自豪华的墓地，昂贵奢华的寿衣和骨灰盒，骨灰盒用的木材比黄金还要贵。
我虚构的这个候烧大厅，灵感的来源一目了然，就是从候机楼和候车室那里来的。至于进入候烧大厅取号，然后A字头的号坐在塑料椅子区域，V字头的号坐在沙发的贵宾区域，这个灵感来自在中国的银行里办事的经验。中国人口众多，进入银行先要取号，存钱少的是普通号，坐在塑料椅子上耐心等待，有很多人排在前面。存钱多的是VIP客户，进入贵宾室，里面是沙发，有茶有咖啡有饮料，排在前面的人不多，很快会轮到。
来自现实生活的支点可以让我在叙述里尽情发挥，有关候烧大厅的描写，我数了一下，在中文版里有十页。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的双向作用，一方面，无论是现实的写作还是超现实的写作，是事实的还是变形的，都应该在现实生活里有着扎实的支点，如同飞机从地上起飞，飞上万米高空，飞了很久之后还是要回到地上；另一方面，现实生活又给予了文学创作重塑的无限可能，文学可以让现实生活真实呈现，也可以变形呈现，甚至可以脱胎换骨呈现。当然前提是面对不同题材不同文本所作出的不同塑造和呈现，这时候叙述分寸的把握十分重要，对于写实的作品，最起码应该做到张冠张戴李冠李戴；对于超现实的和荒诞的作品，做到张冠张戴李冠李戴也是最起码的。这里我说明一下，卡夫卡《变形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以后仍然保持着人的情感和思想，如果将他的情感和思想写成甲虫的情感和思想，这就是叙述的张冠李戴；他翻身的时候翻不过去，因为已经是甲虫的身体，如果他还是人的身体轻松翻过去，也是叙述的张冠李戴。
就像牙医的工作，什么样的牙应该拔，什么样的牙应该补，这是一个分寸如何把握的问题。应该拔的牙去补那是判断失误，应该补的牙去拔那是不负责任。还有假牙，也是一个分寸如何把握的问题，好牙医应该拥有以假乱真的本领，让装在病人嘴里的假牙像真牙一样，不只是看上去像真的，咀嚼时也要像真的。如果拔掉了智齿再装上假智齿，这样的牙医，说实话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学作品，我倒是见过一些。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