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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药品威力巨大，昆虫无论“好坏”，没有选择性地格杀，甚至让鸟儿和鱼儿失去活力，给树叶蒙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中。它们不应该叫作“杀虫剂”，而应该被称为“杀生剂”。
在生命的进化过程中，地球上的生物和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动植物的自然形态和生活习性都是由环境塑造的。就地球存在的整个时间而言，生命改造自然的作用一直是相对微小的。直到出现了一个新物种——人类，尤其是到了20世纪，生命才获得了改造自然的异常能力。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这种能力不仅增长到令人不安的程度，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相比起来，最令人担心的是人类对环境的侵袭——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都受到了危险甚至致命的污染。这种污染造成的损害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所产生的一连串的负面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它们不但出现在生命赖以生存的外部世界，而且进入生物的内部组织。在对环境的大范围的污染中，化学药品危害很大，甚至可以与辐射的危害相提并论，只是我们知之甚少。核爆炸所释放的锶-90，会随着雨水或飞尘降落到地面，进入土壤，然后被草和谷物吸收。最终，在人的骨骼中蓄积，直至人死亡。同样，喷洒在农田、森林和花园的农药会长期存在于土壤里，然后进入生物组织内，引起动植物中毒和死亡，并在食物链中不断传递迁移。有时它们在地下水中潜伏游荡，有时它们会再度出现，通过空气和阳光的作用，生成新的物质。这种新物质同样会毁坏植被，使动物患病，并且使那些长期饮用地下水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正如阿尔贝特·施韦泽所说，“人们恰恰还很难辨认出自己创造的魔鬼”。
阿尔贝特·施韦泽
（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法国阿尔萨斯人（阿尔萨斯位于德法边境，他出生时该地属于德国），在神学、音乐、哲学、医学4个不同领域都有才华，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思想。因在非洲长期从事人道医疗工作而闻名。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地球上物种的发展、进化和演变经历了千百万年，在这一过程中，它们逐步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并与之和谐相处。自然环境中包含着各种对生命有利和不利的元素，极大地影响着生物的形态，并指引着生物进化的方向。某些岩石会释放出有害的辐射；就连给予生命能量的阳光，也包含着伤害生命的短波辐射。生物的进化与自然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千年计。时间是最基本的要素，但在当今世界，变化之迅速使自然界的平衡来不及做出调整。各种变化和新情况，都紧随着人类激烈而轻率的步伐飞奔向前，而不是跟着大自然的脚步从容而行。
辐射远在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之前就早已存在，它遍布于放射性岩石、宇宙射线和太阳紫外线之中。现在的辐射还产生于人工研究的原子试验。生命本身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化学物质也不再仅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并由江河带到大海里的钙、硅、铜以及其他无机物了。它们是头脑高度发达的人类在实验室里创造的人工合成品，这些物质在自然界中是无法产生的。
在自然历史的尺度里，生命适应这些化合物所需的时间是漫长的，它耗费的不是一代人的时间，而是几代人的时间。即使发生奇迹，使这种适应变得可能，结果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就像涓涓溪流般源源不断地从我们的实验室里涌出。单是在美国，每年大约就有500种新的化学物质投入实际应用。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但其危害却不是显而易见的——人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都要去适应这些新的化学物质，而这远远超出了生命所能承受的极限。
这些化学物质大多用于人类对大自然的战争。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200多种化学药品被创造出来，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被认为“有害”的其他生物。这些化学药品的商标种类高达几千种。非选择性农药 ① 的喷剂、药粉和气雾剂被各个农场、森林、果园和家庭广泛使用。这些化学药品威力巨大，昆虫无论“好坏”，没有选择性地格杀勿论。人们原本的目的仅仅是杀死几种杂草和害虫，可就是这些化学物质让鸟儿的歌声沉寂，让河里的鱼儿失去活力，给树叶蒙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中。又有谁能相信在地球上投下了毒气弹，却不给所有的生命带来危害呢？它们不应该叫作“杀虫剂”，而应该被称为“杀生剂”。化学药品的发展过程就像一个无穷尽的螺旋上升运动。自从DDT被批准使用以来，随着更多有毒物质不断出现，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开始了。根据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原理，昆虫可以向更高级进化，它们通过进化产生了对杀虫剂的抗药性。因此，人们会发明一种毒性更强的药品，昆虫再适应，然后人类再发明一种新的更毒的毒药。其原因后面会有所解释。在喷洒药物之后，害虫常常会卷土重来或者死而复生，数目反而比以前更多。这样下去，化学药品之战不可能取胜，而所有的生命都在这场残酷而猛烈的战火下遭殃。
还有一个与“人类有可能被核战争所毁灭”同样重要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有害物质对整个环境的污染。有些有害物质的破坏作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它们在动植物的组织里储存，甚至进入生殖细胞中，破坏或者改变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人类未来设计师的人，兴奋地期望有一天可以改变甚至设计我们的遗传细胞。但是基于我们的疏忽大意，今天就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因为很多化学药品跟辐射一样，能够轻易地导致基因突变。表面上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比如选择一种杀虫剂，竟然能决定人类的未来，这样一想，不免觉得对人类真是极大的讽刺。
人类押上自己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将来的史学家也许会为我们在权衡利弊时所表现出来的低下判断力感到惊奇。智力发达的人类怎么会为了控制几种不想要的生物，宁可污染整个环境，还给自身带来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呢？然而，这恰恰是我们做过的事！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搞清楚问题所在就已经开始了行动。
我们听说广泛使用杀虫剂对维持农场产量是必需的，然而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虽然采取了措施减少农作物的耕地面积，并且给农民补贴，不让他们生产，但我们粮食的过剩程度还是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仅在1962年一年之内，美国的纳税人为存贮粮食而修建仓库所支出的费用就超过10亿美元！农业部的一个部门试图减少生产，另一个部门却如同它在1958年所做的那样唱起了反调，他们声称：“通常，在土壤银行 ② 的规定下，耕地面积的减少会使人们使用更多的化学农药，从而在现有的耕地面积上获得更大产量。”这样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也不是说害虫不是问题或者不需要进行控制。我的意思是，控制必须立足现实，不能基于毫无根据的臆想，更不要使用那些将我们跟害虫一起毁灭的方法。
在尝试解决问题时，又带来了一系列灾难，这也是我们文明生活方式的伴生物。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昆虫就在地球上出现了。它们种类繁多、适应力极强。在人类出现以后的这段时间，50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以两种主要的方式与人类的利益产生冲突：一是争夺食物；二是传播疾病。在人口居住拥挤的地方，传播疾病的昆虫就会大发其威。在卫生状况极差，例如在暴发自然灾害、发生战争或是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对这些昆虫进行控制就非常必要。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化学药品的大量使用仅取得了很有限的胜利，我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改善状况，却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威胁。
在原始社会农业条件下，人们很少遇到昆虫问题。这个问题是随着农业的规模化生产而出现的——在大面积的土地上仅种植一种农作物。这样的种植方式为某些昆虫数量的激增提供了便利条件。单一的耕种方式只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大自然赋予大地多样性，但人们却热衷于将其简化。这样，人类亲手毁掉了自然界中早已存在的制约和平衡，这种制约之一就是大自然对每种生物适宜的栖息地都做了一定的限制。很明显，以小麦为食的昆虫在麦田的繁殖速度要比在混种小麦与此类昆虫不适应的其他作物的农田快得多。
农业的规模化提升了作物生产力，但也催生出了虫害的问题——为使用大型农用机械而在大面积的土地上仅种植一种农作物，为某些仅以这种作物为食的昆虫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从而成为其数量激增的便利条件。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情况下。在上一代或更久以前，美国大城镇的街道两旁都种上了高大宏伟的榆树。而现在，他们满怀希望创造的美丽风景面临被完全毁灭的威胁，因为某种由甲虫传播的疾病席卷了所有的榆树。如果栽上多种植物，使榆树和其他树种共存的话，甲虫就不可能泛滥成灾了。
榆树
榆树是美国的主要行道树，在美国城镇中大规模种植。它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适应能力，在大部分气候条件下，都能生长得非常茂盛，为人们提供宽敞的树荫。
现代昆虫的另一个问题必须放在地理变迁和人类历史的背景中思考：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生物从自己的领地向新的区域不断蔓延入侵。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其最新著作《入侵生态学》中对世界性的大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的描述。在上亿年前的白垩纪时代，泛滥的海水切断了很多大陆之间的连接，各种生物被困在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隔离自然保护区”内。在那里，它们与同类的伙伴隔绝，慢慢衍生出了许多新的物种。大约在1500万年以前，当一些大陆板块被重新连通后，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一运动现在仍在进行，而且得到了人类的大力协助。
植物的进口是当今物种迁移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总是难免随植物一起迁移。检疫手段虽然是个新办法，但并不是完全有效。仅美国植物引进署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大约20万种植物。目前美国植物大约180种主要害虫中，近90种是意外地从国外带进来的，其中大多数是搭植物的便车过来的。
在新的领地，由于逃离了天敌对它们的控制，入侵的动植物可能会蓬勃生长，泛滥成灾。因此，最麻烦的昆虫是从外界传入的，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这些入侵活动，不管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我们人类造成的，可能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检疫和化学药品之战是仅仅能换取时间的昂贵方法。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正如埃尔顿博士所说，“我们不仅仅是需要抑制某种动植物的新技术”，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掌握动物种群与环境的关系来“促进生态平衡，抑制昆虫的暴发，并且防止新的入侵”。
很多必备知识唾手可得，但我们并未关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雇他们来政府部门工作，却把他们的建议当作耳旁风。我们任凭致死的化学药剂像下雨似的任意喷洒，仿佛别无他法。事实上，倒是有很多办法可行，而且只要提供机会，凭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很快发现更多的办法。
我们是否陷入迷惘之中，失去了意志和判断好坏的能力，进而不得不接受低劣有害的东西呢？如生态学家保罗·谢泼德所说，“用生活的冰山一角将生活理想化，对自身的环境恶化的容忍却超出极限……我们为什么要容忍带着慢性毒药、平淡乏味的居住环境、并不全是敌人的熟人圈子、机械马达的噪音，和勉强够用让人不至于发疯的休息？谁会愿意生活在一个仅仅是不致死的世界里？”
保罗·谢泼德
（Paul Howe Shepard，Jr.1925—1996），美国著名生态学家。他认为，人类在狩猎和采集环境中度过了99%的社会历史，因此形成了依赖自然获得情感和心理成长的模式。谢泼德的著作已成为生态学的里程碑式著作，为现代原始主义的思想铺平了道路，著作的基本要素是“文明”本身与人性背道而驰——人性是一种由我们的进化和环境塑造的意识。
然而，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创造一个化学消毒、无虫害的世界激起了一部分专家和大多数所谓虫害管理机构的巨大热情。无论从哪方面看，那些忙着推广农药的人都在滥用职权。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尼勒·特默说道：“负责监管的昆虫学家扮演着起诉人、法官、陪审员、估税员、税务员和司法官员等多种角色，来发号施令。”最明目张胆的滥用职权就发生在各州和联邦机构中，却不受制约。
我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不能使用化学杀虫剂。我要指出的是，我们正随意地把毒性很强和对生物影响巨大的化学药物交到那些对此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人们手中。我们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也没有让他们知晓其中的危害，就让这么多人接触到这些有毒的药物。如果说美国《权利法案》中没有规定“公民有权免受由私人或公共机关散播致命毒药的威胁”，那确实是因为，纵使我们的先辈智慧过人、具有远见卓识，也无法预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此外，我还要进一步指出，在我们很少或从未调查化学药品对土壤、水、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时，就允许它们投入使用了。由于我们不够谨慎，对滋养万物的整个自然世界未能给予足够关注。将来，子孙可能不会原谅我们的所作所为。人们对自然界所受威胁的了解、认识依然有限。现在是所谓的专家时代，这些专家们每个人只盯着自己的问题，而意识不到或者不愿意把它放在更加宏观的层面。这也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盛行着为了赚钱不计任何代价的做法。
当人们抓住一些杀虫剂造成有害后果的确凿证据并进行抗议时，政府就会给他们喂下半真半假的安慰剂。我们迫切需要尽快结束这份虚假的保证，不要再为令人厌恶的事实包裹糖衣。灭虫人员所造成的危害正由公众承担。只有在了解到事实的真相之后，人们才能做出决定、并且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正如金·罗斯坦德所言，“忍耐的义务给予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① “非选择性农药”与“选择性农药”相对，表示对一切病、虫、草害均具有杀伤力的广谱性农药。而“选择性农药”则只对一定种类的病、虫、草害起作用。
② 土壤银行（Soil Bank），指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推行的一项计划。具体是向农民支付费用来让他们停耕部分土地以保护水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