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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话又要说回来，顾炎武之说误导今人，顾炎武本人却毫无责任。责任全在今人自己，在今人用现代概念去误读古人。顾炎武“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一语中的“天文”一词，是古代中国人的习惯用法，与现代中国人习惯的理解大相径庭。
“天文”一词，在中国古籍中较早出现处为《易·贲·彖》：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又《易·系辞上》有云：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天文”与“地理”对举；“天文”指各种天体交错运行而在天空所呈现之景象，这种景象可称为“文”（如《说文》九上：“文，错画也”），“地理”之“理”，意亦类似（至今仍有“纹理”一词，保存了此一用法）。是故可知古人“天文”一词，实为“ 天象 ”之谓，非今人习用之“天文学”之谓也。顾炎武的名言，只是说古时人人知道一些天象（的名称）而已。
为了更进一步理解古人“天文”一词的用法，可以再举稍后史籍中的典型用例以佐证之。如《汉书·王莽传》下云：
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莽数召问，太史令宗宣、诸术数家皆谬对，言天文安善，群贼且灭。莽差以自安。
张宿出现彗星，按照中国古代星占学理论是凶危不祥的天象（详见后文），但太史令和术数家们不向王莽如实报告，而是诡称天象“安善”以安其心。又如《晋书·天文志》下引《蜀记》云：
（魏）明帝问黄权曰：天下鼎立，何地为正？对曰：当验天文，往者荧惑守心而文帝崩，吴、蜀无事，此其征也。
荧惑守心也是极为不祥的天象，结果魏文帝死去，这说明魏国“上应天象”，因而是正统所在；吴、蜀之君安然无事，则被认为是他们并非正统的证明。
“天文”既用以指天象，遂引申出第二义，用以指称中国古代 仰观天象以占知人事吉凶之学问 。《易·系辞上》屡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皆已蕴含此意。而其中另一段论述，以往的科学史论著照例皆不注意，阐述此义尤为明确：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图》《洛书》是天生神物，“天垂象，见吉凶”是天地变化，圣人——统治者——则之效之，乃能明乎治世之理。勉强说得浅近一些，也可以理解为：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中模拟出处理人事、统治社会的法则。这些在现代人听起来玄虚杳渺、难以置信的话头，却是古人坚信不疑的政治观念。关于“天文”，还可以再引班固的论述以进一步说明，《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天文二十一家”后班固的跋语云：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论各门学术之性质，在古代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极大的代表性。他所论“天文”之性质，正代表了此后两千年间的传统看法。
至此已经不难明白，中国古代“天文”一词之第二义，实际上相当于现代所用的“ 星占学 ”（astrology）一词，而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astronomy）之谓也。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了，本书这一章的标题中用的是“ 天学 ”而不是“天文学”——自从五年前撰写《天学真原》一书开始，我在书籍和论文中谈到中国古代这方面情形时，就大量使用“天学”一词。这当然不是因为喜欢标新立异，而是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此后这一措辞也逐渐被一些同行学者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