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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使得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昔日亚里士多德那样博学的天才大师，如今已难再见。这当然并非好事，只是人类为获得现代文明而被迫付出的代价罢了。有识之士很早就在为此担忧。还在20世纪初，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康奈特（J. B. Conant）建议用“科学与学术”的提法来兼顾两者，就已经受到热烈欢迎。那时，“科学史之父”萨顿（George Sarton）博士正在大声疾呼，要在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他选定的这座桥梁不是别的，正是科学史；他认为“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萨顿博士所呼唤的桥梁非但没有建成通车，两岸的距离反而变得更加遥远。不过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我们国内的情况相比）。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当然不是那个去过延安的记者）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及再谈两种文化》中，深刻讨论了当代社会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日益疏远的状况及其带来的困境，在当时能够激起国际性的热烈反响和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在国内，如果说萨顿博士所呼唤的桥梁已经建造了一小部分的话，那么这一小部分却完全被看作自然科学那一岸上的附属建筑物，大多数的旁人几乎不理解，许多造桥人自己也没有萨顿博士沟通两岸的一片“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