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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天文学史内史研究的日益完备深入，无可讳言，在这一方向上取得激动人心的重大成果之可能性已经明显下降。因为前贤已将基本格局和主要框架构建完毕，留给后人的，大部分只是添砖加瓦型的课题了。至于再想取得类似《古新星新表》那样轰动的成果，更可以说是已经绝无可能！而且，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许多问题如果仍然拘泥于纯内史研究的格局中，也无法获得解决。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些国内外因素适逢其会，使中国天文学史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方面，“文革”结束后国内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研究生进入科学史领域。他们接受专业训练期间的时代风云，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中间某些人的专业兴趣不无影响——他们往往不喜欢远绍乾嘉余绪的风格（这当然绝不能说明这种风格的优劣），又不满足于仅做一些添砖加瓦型的课题，因而创新之心甚切。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国内科学史界从封闭状态中走出来，了解到在国际上一种新的趋势已然兴起。这种趋势可简称为科学史研究中的“外史倾向”，即转换视角，更多地注意科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影响。举例来说，1990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六届国际中国科学史学术讨论会上，安排了三组大会报告，而其中第一、第二组的主题分别是“古代中国天文数学与社会及政治之关系”和“古代中国医学的社会组织”，这无疑是“外史倾向”得到强调和倡导的表现。
以上因素的交会触发了新的动向。1991年拙著《天学真原》问世之后，受到国内和海外同辈与前辈同行的普遍好评，这一点实在颇出乎我意料。我曾认为书中不少较为“激进”的结论可能很难立即被认可，但结果表明这已属过虑。《天学真原》已于1992年、1995年、1997年三次重印，并于1995年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在国内近年一系列“外史倾向”的科学史论著（包括硕士、博士论文）中，《天学真原》都被列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台湾师范大学的洪万生教授，曾在淡江大学的中国科技史课程中专开了“推介《天学真原》兼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与展望”一讲
，并称誉此书“开创了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之新纪元”——这样的考语在我个人自然愧不敢当，不过《天学真原》被广泛接受这一事实，或许表明国内科学史研究“外史倾向”的新阶段真的已经开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