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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免使人回忆起十年前的往事。1986年，在山东烟台召开的一次科学史理论研讨会上，我斗胆发表了题为《爱国主义教育不应成为科技史研究的目的》的大会报告。大意是说，如果“主题先行”，以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预先设定的目标，就会妨碍科学史研究之求真——我那时还是“真实的历史”的朴素信仰者。 报告在会上引起了激烈争论，致使会议主持人不得不多次吁请与会者不要因为这场争论而妨碍其他议题的讨论。对于我的论点，会上明显分成了两派：反对或持保留态度的，多半是较为年长的科学史研究者；而青年学者们则热情支持我的论点并勇敢为之辩护。如果说我的上述观点当时还显得非常激进的话，那么在十年后的今天，这样的观点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早已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了。其实这种观点在本质上与上引顾颉刚70年前的说法并无不同。

搞科学史研究，越是考思基本的理论问题，“烦恼”也就越多。本来，如果坚信“真实的历史”是可望可即的境界，那就很容易做到理直气壮；或者，一开始就以进行某种道德教育为目的，那虽然不能提供真实的历史，却也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如果再考虑到“真实的历史”本来就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那就将更加问心无愧）。

然而要是你既不信“真实的历史”为可即，又不愿将进行道德教育预设为自己研究的目的，那科学史到底该是何种搞法？ 2TPwR2AMZUfb0tzieKBdzwyOiIZiHSVWchs+eK8nMX5sZo0uoFRZVbwAocj4TOL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