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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的《波动》初稿写于1974年
，1979年6—10月发表在《今天》第4—6期，署名艾珊。1981年，正式刊登于《长江文艺丛刊》第1期，署名赵振开。对比《今天》版和《长江文艺丛刊》版，后者删去“我只好摸出两块临走时妈妈塞在书包里的巧克力，放进嘴里”，其余未动。而据礼平（刘辉宣）自述，《晚霞消失的时候》写于1976年，应该是10月以后。
1981年发表在《十月》第1期，所以，多种文学史著作均将其归入“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
在西方“新批评”的理论脉络中，“作者”的重要性日益下降，但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由于其尚未完成经典化，无论批评还是阅读，都很难完全摆脱经验制约，因此，引入“作者”的因素，对理解文本，仍然有一定的作用。而颇具戏剧性的是，北岛和礼平都毕业于北京四中，并在同一个班级。
两人之间，有共性，亦有差别，并导致二者的小说在叙事内涵上，既有相似性，差异性也很明显。
研究1960年代，北京四中据有相对重要的位置。“文革”前，这所中学云集了北京的高干子弟和高知子女，而在“文革”中，北京四中不仅是“老红卫兵”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涌现出了挑战“老红卫兵”的新红卫兵组织，比如“四三派”“四四派”等。“四三派”之所以出名，和这一组织创办的《新思潮》有关，特别是在创刊号上，矛头直指“特权阶层”。
礼平和北岛尽管在一个班级，但显然分属两个阵营。礼平是“老红卫兵”的重要成员，而北岛似乎和“四三派”走得更近。
其中缘由，多少和他们的家庭有关。礼平出身于典型的高干家庭，父亲来自红四方面军，母亲则是1937年以后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
这样的夫妻组合，在当时的高干家庭中不鲜见，并多少影响了子女的思想/情感结构。北岛的家庭似乎更复杂些，父亲供职于机关单位，但好像不是一般职员，勉强地说，大概可以归于“知识分子干部”这一类别
，北岛也因此在“文革”中，得以和体制内文人有某种程度的交往。
而在1980年代，“知识分子干部”（包括体制内文人）或明或暗地推动着“思想解放运动”，并塑造了一代知识青年。因此，要理解1980年代，不可不了解这一“知识分子干部”（体制内文人）群体，包括他们的出身、教养、趣味、信仰，等等。因此，在《波动》中，北岛对官僚阶层的批评，是相当激烈的，批评对象，不仅包括了所谓的“造反派”王德发（同样来自官僚阶层），也指向典型的“老干部”林东平。如果不了解“新思潮”以及北岛自身的经历，大概很难理解《波动》的叙事态度。相比之下，《晚霞消失的时候》缺乏《波动》对官僚阶层的批评力度，这同样和礼平的经历有关；而对历史，礼平的叙事态度中，多少包含了一种“大和解”的潜在意愿，这也和礼平后来对自身的反思有关。颇可玩味的是，后来卢新华写出了小说《伤痕》，对“老干部”阶层给予了完全的同情，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文学主流。而北岛和礼平，却或激烈或温和地在小说中对这一阶层进行批评或沉思。因此，将《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纳入“伤痕文学”，的确不怎么合适。
1980年代思想的另一重要来源，则和这些“高干子弟”有关，尤其是进入1970年代以后。经过时间的沉淀，特别是家庭变故和自身遭遇，相继促使一部分“高干子弟”从怀疑“文革”到反“文革”，其中，又分两种走向。一是“民生”问题，这和他们的知青经历有关，其中著名的有张木生等人，这些人先后成为1980年代重要的思想/政策推手，并实际推动了1980年代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
在他们的叙述中，“贫穷”的概念被反复涉及，而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贫穷”正是最为重要的情感动力之一，并延伸到文学写作。另一走向，则涉及文化。1970年代的京城青年（当然是非普通家庭青年），苦闷之余，将兴趣转移到文/艺，而这一文/艺，当然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比如，赵越胜在回忆中，就讲述了他在1970年代的学艺经历，同时，这一文/艺也起到了重新区隔人群的作用。
1970年代崛起的这一文化现象，多有论者将其归于“灰皮书”的影响，但也不尽然。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有两大举措：一是古代典籍的标点整理；二是西方著作的翻译出版，其中尤以文学为最。而当时介绍的西方文学，多为19世纪前后的作品。其时，西方恰逢资产阶级上升阶段，文学中所出现的“个人”形象，尽管不乏野心和贪婪，但也多少显示出这一时期的朝气蓬勃。同时，在“五四”新文化所奠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所谓“高雅文化”，实际上也一直具有浓郁的西方色彩。所谓文化领导权，究竟在谁手里，实际上很难说。因此，倘要研究1970—1980年代“个人”的崛起，这两点不可不注意，尤以后者为甚。
多年以后，礼平回忆：“四中的学生成分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另一方面，也集中了另一类精英，就是曾被我们认为是‘异己’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又说：“我在八一学校是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学生个个全都聪明得成了精”，“这一切让我得出结论：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无法相比。……这纯粹是靠天分，而不是靠努力”。并进一步引申说：“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
这些零零星星的叙述，多多少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960—1970年代北京的文化氛围，“知识”、“高雅”、“文化”，甚至“自信”，这样一些语词的归属权，正在悄悄发生转移。由此，也能多多少少帮助我们理解隐藏在《波动》和《晚霞消失的时候》文本深处的某种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