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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1980年代，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好回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所以，我选择“退后一步”这个小小的角度，来讨论1980年代的某些特点。
既然是“退后一步”，那么，先要回答1980年代从什么地方“退后”，从哪些问题“退后”。这就涉及1950—1970年代，这三十年是1980年代的前史。
如果说，1950—1970年代有什么特点的话，那么特点之一，可能就是安全。这个安全和冷战有关。
冷战构成了“二战”后新的世界格局，中国在这个世界格局之中，新中国更在这个世界格局之中。冷战对中国1950—1970年代影响巨大，这个影响，一是领土的安全，二是人心的安全。
领土的安全，起自朝鲜战争，冷战中的世界格局进一步变化，后来又因中苏交恶，领土的安全威胁也随之变大。
人心的安全，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安全，这和通常说的“和平演变”有关。“西方”是攻方，中国实际处于守势，但表现出来的形态，是“寓守于攻”。这个“攻”，就是关于普遍真理的争夺。但它的起因，需要讨论。这个起因和冷战有关，也和安全有关。
领土安全和人心安全，构成了一种潜在的焦虑。1950—1970年代，有各种焦虑，安全是最重要的焦虑。这个焦虑影响了国策，也影响了人口的治理方式。
1950年代，毛泽东最著名的论断之一，就是“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关系。“大仁政”讲的是国家的长久之计，这个长久，包括工业化。工业化和现代国家有关，也和安全有关。抗日战争使得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朝鲜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强调工业化，就会有资本积累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只能内部消化。这就牵涉到“民生”，也就是“小仁政”，“小仁政”要服从于“大仁政”，这就是当时的国策。不是说1950—1970年代不注重“民生”，而是说，当“小仁政”和“大仁政”发生冲突时，“小仁政”仍然要服从于“大仁政”。这就是1960年代陈毅和查良镛（金庸）关于“核子”和“裤子”之争的国策背景。
领土安全问题，导致领土内部的安全焦虑，从而出现一种新的人口治理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这个“政治运动”指向残余的旧统治阶级，也指向各种思想改造，更指向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冲突。而在1960年代，则具体表现为“接班人”问题，也就是对“子一代”的争夺。政治运动的治理方式，既给当时的民众提供了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但其极端化和频繁化也搅乱了民众的生活世界，1980年代的“去政治化”，实质是“去政治运动化”。而“接班人”问题，则异化为1960年代的所谓“血统论”，这是当时最恶劣的思想表现。1980年代的反思，实际上建立在遇罗克的思想基础上。
对1950—1970年代的反思，应该建立在冷战和安全的前提下，明了这个前提，才能展开对这个时代的分析，包括民众如何愿意让渡出一部分的权利，以保卫自身的安全。说当时“闭关锁国”，没有错，但是要搞清楚，这个“关”是怎么闭的，“国”又是如何被锁上的。1980年代的意义首先从这里开始。
1970年代的中美建交，是一个大事件，这个事件是1980年代的前提，也意味着安全问题得以暂时被搁置。
1980年代是在安全问题被暂时搁置的前提下展开的，当安全不再成为首要的威胁时，才可能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发展”。这是在一个和平的世界格局中的发展，有自己的考虑重点，也有自己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富裕，所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深得人心。
中美建交是外因，中苏关系缓和也是外因。
1950年代开始的“大仁政”，到了1980年代效果显现。工业化初见成效，国力渐强，是内因。
在这个前提下，1980年代才有可能从容地谈发展。这个发展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启蒙，二是富裕。
启蒙和个人有关系，强调的是个人权利，所以反对“救亡压倒启蒙”。道理很简单，只有安全不再是最主要的问题，才可能从容地讨论“救亡”和“启蒙”的关系，也就是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富裕同样和个人有关，1980年代的发展实际指向的也是个人的富裕，就是所谓的“小仁政”，“小仁政”和民生有关。但“小仁政”有赖于“大仁政”的施行。
这样，就出现了新的人口治理的要求，这个要求，包含了个人要求扩大自己的权利，这个权利既有思想的权利，也有富裕的权利。思想的权利体现在文化阶层，富裕的权利体现在平民阶层。这两种权利要求遥相呼应。所以，1980年代，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结成了一种暂时的联盟。这是1980年代文学所谓黄金期的根本原因。
这是从“安全”问题上的“退后一步”，这个“退后一步”发现了很多问题，反思和这个“退后一步”有关，只有退后，才能反思。同时，又发现了通向未来的许多可能性。所以，这个“退后一步”也和未来有关。
和平与发展是1980年代潜在的写作逻辑。
《红灯记》中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构成了一个“阶级情”的共同体隐喻，这个共同体是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核心正是阶级。阶级同时构成了国家的政治主体。
但是，在1950—1970年代，这个政治共同体是不稳定的。当“阶级”这个概念呈现出超强的包容性的时候，它常常突破“出身”的限制，具有一种强烈的召唤性，这种召唤来自共同的政治信仰、理想以及对未来的愿景。同时，它整合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构成一种强大的共同体形式，这就是五星红旗的政治内涵。
可是在激进政治的驱动下，这个共同体开始清除自身的异质性，以求一种更加纯粹的政治形态。1950—1970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都和这种异质性的清除有关。这种对异质性的清除，固然来自“安全”的焦虑，可是持续不断的运动，却对生活世界造成了更多的安全威胁。在某种意义上，政治运动是一种“中断”，是对日常生活的“中断”。频繁的中断，也会引起生活世界的情感反应。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即是对这种“中断”的表述。当代的政治运动，不仅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不同时代不同作品对政治运动的描写，表述了不同时代的社会无意识和相应的情感活动。而这种累积的情感反应在1980年代则构成了明确的政治诉求。
而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共同体也一直处于分裂—整合—再分裂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受到伤害。1980年代，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讲述的，就是这个“伤害”的故事。不能说这个故事不真实，相反，很真实。
“阶级”这个概念也开始退向“出身”，这就是“阶级成分”的流行，从而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社会压抑。1960年代的“血统论”则把这种“成分论”推向极端，是当代最恶劣的思想表现，构成了一种新的不平等的社会形态，以至于张承志在四十年后，仍在思考“歧视”的不平等含义（张承志《四十年的卢沟桥》）。
遇罗克的《出身论》是1960年代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1980年代的政治反思，建立在遇罗克的思想基础上。
“伤痕文学”的意义，不是可有可无的，个人从政治（运动）退出，回到所谓的“亲情”，意味着政治共同体的真正破裂。
因此，1980年代实际上意味着从政治世界退回到生活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
回到生活世界，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消失，相反，1980年代一直在要求结构新的共同体。而这些新的共同体和生活世界的重新发现有着密切关系。
“共同美”是1980年代的重要表征。“共同美”的提法来自何其芳“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里回忆毛泽东同志谈话的文章，毛泽东同志是肯定了共同美感的。他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
。朱光潜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中，是把共同美和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并列的，而所谓人性，即是“人类自然本性”
。人道主义建立在人性和人情的基础上。这就实际构成了1980年代的普遍真理。这种普遍真理是具有政治性的，它要求以此真理结构新的共同体，并生产出一种新的政治形态。这是启蒙精神的实质。
因此，从政治世界的退后一步，并不是真正的“去政治化”，而是重新政治化，在这种重新政治化的诉求中，包含了一种对政治边界的划定，正是这种边界的划定保证了生活世界的安全。这是1980年代的普遍诉求。
这种以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重新构成的共同体，本质上是文明共同体，而文明需要启蒙，这是1980年代启蒙主义崛起的重要理由。文明指向教养，因此，如何习得文明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下，美也是需要习得的，在这里，习得和自然本性（包括共同美）之间，并不是没有裂痕。这个裂痕最终导致1980年代文学的分裂。更重要的是，无法习得的人，自然被归结为愚昧，这就是1980年代文明和愚昧的主题。所以，这个新的共同体也是有边界的，不可能容纳所有的人，而被排除在这个共同体之外的人如何表现，则成为1980年代文学的难题。
1980年代，文明重新区隔了人群，这种区隔有无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歧视，不是一个小问题。1980年代的文学，包括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本质是歧视-伤害，不是压迫-平等。这种有关伤害的叙述，带有一定的阶层性。因此，反歧视的另一面，就有可能生产出新的歧视——对所有庸众的歧视。
这一由人性等要素重新结构的共同体，基本排除了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也因此带来纯真的主体性要求。在这种要求中，1980年代对世界表现出最大的善意，审美论代替了政治论；同时，一旦它走出这种纯真的主体性，面对一个真实的政治经济学的世界，难免进退失据。当社会重新阶级化以后，这种普遍人性的有效性，就会导致文学的怀疑。
1950—1970年代，政治性很强，尤其到了1970年代，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政治正确”。1980年代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政治正确”的反思，当时有句话，叫“假、大、空”，非常形象。
可是，1950—1970年代的政治，究竟是什么？这个政治有很多面向，其中一个面向，是教化，但不是简单的规训。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根本上是平等，是劳动者的权利
，不仅仅是政治关系，还意味着伦理关系。因此，教化本身带有道德意味，要求对人最终的完美塑造。
毛泽东对这种完美的人的概括，体现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这种教化下形成的个人品格，就是德性，是现代的君子，是儒家传统的现代性转换。不过，现代的德性，突破了传统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辨，是无分国族、阶级的德性，所谓“六亿神州尽舜尧”，即是。因此，这一德性，又多少有了一点阳明心学的意味。
1950—1970年代，对普通人，也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之一，即是高尚，高尚也会构成压力。德性压抑了欲望。人总是有欲望的，甚至包括对庸俗的欲望。
所以，1980年代从“政治正确”的退后一步，实际上会带动许多领域的变化，包括德性。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是。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代背景。
而导致这种退后的关键一点，就是经济，在文学上，就构成了围绕“生计”的叙事。这个“生计”，就是贫穷。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起点是贫穷，贫穷构成一种社会恐惧，这种恐惧压倒一切，包括德性。而改革的终点，是富裕。富裕构成了改革的正当性，同时构成了改革的合法性。从起点到终点，势必要重新改写革命史，革命史的起点是压迫，终点则是平等。这是隐藏在1980年代最为根本的冲突。
1980年代的改革，从生产力开始，而如何解放生产力，是实践的重要内涵。生产力从生产关系中的脱颖而出，将带来诸多方面的巨大变化，其中包括务实的政治品格。这个时候，文学选择现实主义，有着充分的时代理由。
但是，政治并没有消失，生产力中间隐藏了重新政治化的要求。1980年代的文学，是有政治性的。这个政治性围绕“私”这个概念展开，在展开的过程中，随之生产出新的冲突，不过，这种冲突主要局限在道德领域。计划经济的逐渐松动，同时威胁了公共性的观念领域。
尽管在1980年代，所有制并未根本变动，但私有经济的成分开始出现，个人从精神走向物质，走向物质的个人带来社会活力，这个活力由野心和欲望构成。
1957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标志是公私合营，这也意味着新民主主义的终结。尔后开始的社会主义实验，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带动了各个领域的变化。政府逐渐地“全能”化，单位则政府化，是个小全能的政府，生老病死样样管。文化也开始单位化，政治化是一面，另一面是政府化，这个政府化改变了文化场域的结构。文化人成了“公家人”，生老病死也有人管。现在喜欢讲文学的生产制度，文化的“公家人”，是重要的生产制度。当然，文学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一方面，文化的单位化保证了文化人的生活，这一点，文化人是满意的；但是，思想和表述的自由，是文化的根性，这一点，又和文化的体制化是冲突的。这个冲突，在1980年代全面展开。当然，1980年代的文化人也一直没有放弃鱼和熊掌兼得的心态。
1950—1970年代，公有制是核心，公有制在文化上的反映，是激活了相关的传统，这些传统包括大同思想，也包括“公”的道德观念。所以，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包括纯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是，1950—1970年代，道德（传统）隐藏在社会主义里，这和1980年代不一样。1980年代，社会主义隐藏在道德（传统）中。所以，社会主义改造，是“公”对“私”的改造。这个改造既指向所有制，也指向人心，里面是有教化因素的。
但是，有一个领域是特殊的，这个领域是农村。尽管农村也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不可能彻底，即使人民公社化，公社也不可能全能化，生老病死样样管，做不到。做不到，就有特殊化。所以，人民公社是半计划经济，另一半是自然经济。这个半计划半自然的经济形态，就形成了公私兼顾的1950—1970年代的农村现实。反映在文学中，农村题材的小说，公私冲突要远甚于城市。这里面，有经济基础。而相比其他阶层，农民从这个体制的得益也是最小的。
所以，1980年代的改革，选择从农村开始，不是没有道理的。
尽管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并没有彻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但是集体所有制已经松动，最终，人民公社解体。
土地承包，是1980年代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把公私冲突推向文化的浪尖。不过，土地承包并没有带来农村新的阶层分化，这也是事实，这和土地的所有权关系没有根本变化有关。真正变化的，是现代市场的崛起和对农村的渗透，这个渗透才造成了农村的阶层分化。
但是改变已经开始。1980年代的退后一步，在文化上，是从公领域的逐渐退出。这一退出，开始改写文学史。曾经被1950—1970年代压抑的“发家”思想开始成为社会实际的主流文化。《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成为1980年代农村改革文学的真正起源。
这个退后一步，在思想史上，即是从大同退向小康，《礼记·礼运》篇讲“大同”与“小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是理想。“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是谓小康。”这是现实。1980年代乃至以后的问题，是小康的问题。
无小康，则无大同，这是1980年代的共识，后面是对贫穷的恐惧，也是对“一大二公”的怀疑。怀疑的依据，是效率，这个效率指向富裕。富裕得到官方的支持，启蒙则由知识者推动。二者有合有分。
但是集体所有制开始动摇，同时动摇的，是坚固的思想结构，这个结构既包含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包括传统的价值观念，二者在当代史上是混杂在一起的。
所谓个人，即从这种生产关系中脱颖而出，在平民阶层，这个个人不是从苦闷中生产出来，而是从贫穷中挣脱而来，它和启蒙主义者设想的个人并不完全一样。它是物质的，不完全是精神的，却是1980年代真实的个人。所谓束缚性的关系，也不是封建的宗法关系，而是集体所有制的关系。但是在1980年代，这种集体关系常常被指认为封建关系。这是1980年代个人产生的真正前提，因此，1980年代的个人，有其独特内涵，并不完全等同于“五四”以后现代史上的个人。所以，1980年代的个人，是需要认真辩证的。1980年代有两种个人，一种是精神的，遵循的是“苦闷—觉醒”的写作逻辑，这一点，和“五四”类似；另一种，是物质的，主要由“贫穷—富裕”构成。二者有分有合，并非老死不相往来。
所谓物质的个人，由物欲构成，说得通俗点儿，就是私心，它是1980年代乃至以后的个人的起点。这个起点包含了个人为了生存的努力，然后成为经济人，再走向理性。这样一种个人的演化史，并不等同于启蒙主义者对人的完美设想，却是1980年代个人含义的真实变化。1980年代再现了西方现代性的漫长过程。
私欲构成了1980年代文学隐蔽的叙事动力，并成为一种新的崇高的美学形态。任何一个文本，都由多重叙事构成，最为隐蔽的叙事，则表现出写作者对自我乃至世界的想象。在合作化小说的背后，隐蔽地表现出写作者的大同理想；而在1980年代文学的后面，则是小康。
但是，私与私之间，是有战争的。私的扩张没有边界，边界最终由“战争”界定。因此，小康才会产生法和制度，这是《礼记·礼运》篇对法和制度的起源性的猜想。
私和私的战争，引起1980年代文学的紧张，这种紧张主要表现在道德领域。公的概念并没有在1980年代完全消失，也不可能消失，但公的概念逐渐退回到道德领域。即使在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文学中，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最初的赞美渐渐转变为困惑和怀疑。在文学中，则是从计算到算计，一旦个人进入“算计”，叙事者就会警惕，比如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个人的扩张导致了共同体的分裂，19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
这一“大变局”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并继续蔓延到各个领域，自我是这个“大变局”的核心概念。“潘晓来信”集中表现了这一“大变局”的价值困惑。
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是这一“大变局”的经济基础，也是各种思想乃至情感动荡的经济基础。1980年代的讨论，最后还是要回到经济基础，回到政治经济学上来。
1950—1970年代的文化场，思想上是一元论，相应的，是制度上的“一体化”（洪子诚）。这种一体化，激活了一部分思想乃至文学的潜力或者活力，当然，同时也压抑了另外的思想和文学的活力。
因此，1950—1970年代的文化，根本的问题是结构。结构的问题，有些来自政治，有些也未必。
从某些具体的文学作品来看，它们没有问题，有些堪称经典，里面有很多深刻的想法。但是整体结构过于单一，这是供应端的问题。比如说，那些通俗化的文学就很难进入这个结构。实际上，社会对文学的需要是非常复杂的，高雅和深刻都是文化的必需品，但是通俗甚至低俗也未必不被社会需要。实际上，文学需要解决的是剩余物，剩余物需要排泄的通道，把这些通道统统堵死，未必高明。而排斥这些通俗文化，和政治教化有关，也和新文学传统有关。这方面，1950—1970年代的文学，继承的仍然是新文学的传统。恪守这一传统，也会影响政策。回过头看，1950—1970年代的文学，表现形式是通达的，但实质上，很干净，干净也是一种高雅。这和主流社会有关。1950—1970年代的文学，本质上是一种主流文学，要求构造新的主流文化，因此，天然地具有一种保守性。
即使在新文学传统的内部，也充满排斥性，排斥性的后面，是政治正确。这一传统也被继承，现实主义排斥现代主义，社会生活排斥个人生活，等等。所以，讲一体化，是要考虑多种因素的，当然，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政治。当代生活，政治挂帅，这个政治，是观念化的，也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改造社会，也改造人心。这本来无可厚非，立国同时要立教（文化），但是过于单一的文化，反而因此丧失了文化的活力。文化领导权是在各种表述的博弈中逐渐确立的，它依靠的是同意而不纯粹是服从。
1970年代，重要的思想事件是“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该文章明确要求表述的自由，实际上，即是要求思想的多样性。文学上，则是赵振开（北岛）的《波动》和靳凡的《公开的情书》，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在当时都是异质性的存在。这种异质性要求的，是异端的权利。所以，《今天》杂志的创刊词，引用了马克思的原话：“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而《读书》杂志，则提出了“读书无禁区”的口号。
思想的压抑，形成了思想者的“苦闷”，而“苦闷”需要“觉醒”，“觉醒”则需要阅读，这就引入了现代史上另一种叙事逻辑，始于苦闷，终于觉醒，即“苦闷—觉醒”的叙事逻辑。这种叙事逻辑服从于启蒙的需要。这样，现代史上就有三种基本的叙事逻辑：压迫—平等；贫穷—富裕；苦闷—觉醒。这三种叙事逻辑分别对应于革命、改革和启蒙，同时作用于1980年代，相互纠葛，也相互排斥，并因此构造出不同的文学形态。当然，所谓“压迫—平等”的叙事逻辑，在1980年代变异为“歧视—伤害”，这一变异是重要的，它催生的是一种新的歧视，对应的是1980年代的伤痕叙事。
但是，最重要的是反思。退后一步，产生反思，反思打开诸多的写作领域。
诸多写作领域的形成，意味着不同的思想探索，这些探索有些得到政治的支持，有些未必。何况，政治本身也在探索。1980年代并不完全是鸟语花香，意识形态的冲突同样渗透在文学的探索之中。政治运动也并未完全消失，当然，相对于1950—1970年代，运动的强度和烈度有所降低。这也是事实。
思想探索以及因此引起的文学探索构成1980年代的文学景观，现实主义不再一家独大。对人的探索也从社会转向内心，“向内转”推动了现代主义的崛起，现代主义包括现代派、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启蒙本身也面临挑战。异化和异端构成文学探索的两个面向。1980年代的异化发端于政治反思，但又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在人心的小世界中，试图找到异化更深刻（也可能是更浅薄）的成因。异端推动了思想乃至文化的创新，影响或者延宕着主流社会（文化）的形成。因此，在1980年代文学的内部，冲突一直绵延不绝。冲突的核心正是改革，各种力量都在试图影响改革的走向。
1980年代的特点之一，正是所谓的“退后一步”，从激进的政治实验退后一步。这个“退后一步”逐渐确立了改革的具体内涵。
“贫穷”是1980年代改革最为重要的理由。因为“贫穷”这个概念的存在，彻底清除了倒退的可能，所以，1980年代的“退后一步”，实际面向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所有的冲突和争论是有关未来的冲突和争论。
1980年代的“退后一步”，出现了多种历史可能性，而如何选择构成了1980年代的内在焦虑。
在这里，“西方”的影响是巨大的。说1980年代人是西方主义者，有点言重，但以西为师也是存在的。这一影响，来自现代化。怎样现代化是1980年代最为根本的思想动力，也因此导致改革的内在分裂。而1980年代的文学也在这种冲突中逐渐由社会的现代化转向人的现代化。当然，这个现代化实际上又是语意不清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能指，并以此组织各种不同的叙事。
西方的影响同时构成影响的焦虑，这种焦虑意味着“本土”的崛起，这就是1985年前后产生的文化热，文学上，则是“寻根派”的崛起。
1980年代的“退后一步”并不意味着1950—1970年代的彻底消失，这个时代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也一直以各种隐蔽的形式影响着1980年代的文学。1980年代的文学以反思革命为起点，但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着革命的遗产。当然，这个遗产最后转化为革命的伦理遗产，并且以传统的形式出现。
1980年代是一个过渡的时代，形成了两个时代的深刻断裂，而创造性正是产生在这种深刻的断裂之中。1980年代的意义在于，它通过各种冲突，也通过各种探索，为下一个时代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尽管时代的变化并不完全依赖思想或者文学，但思想或者文学的言说仍然提供了打开下一个时代的某种可能。真正的社会变化仍然来自改革叙事，“市场”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后来所有的冲突都是围绕这个“市场”展开。但是，1980年代仍然是我们的“来处”，在这个“来处”中，“小我”战胜“大我”，个人的崛起形成了所谓的历史“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