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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韩愈揭倡儒家道统论之后以至于北宋中前期，孟子、荀子、扬雄、王通和韩愈等人时常一并出现在诸多士人的道统系谱叙述中，成为继孔子之后儒家之道的主要承递者。北宋仁宗时期，一些士人还将五人并称为“五贤”。五贤之集结，有一个逐渐叠加的过程，而此间的道统人选有时还会超出五贤的范围。
前文谈到，韩愈在《原道》中建构出了一个并不连续的道统系谱，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承递系谱，而孟子之后，道统断裂，荀子和扬雄都“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并不完全具备承递道统的资格。
韩愈对孟子、荀子、扬雄的不同评判，在其《读荀》中就已经基本形成。韩愈最为推崇的当然是孟子，其次则是扬雄，他在《与孟尚书书》中“推尊孟子，以为功不在禹下”
，其《重答张籍书》则明确说“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
。韩愈排辟异端最先效法的也是孟子，其次则是扬雄，后来又注意到荀子，其《读荀》自述说：“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及得荀氏书，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韩愈之所以认为扬雄、荀子也算得上圣人之徒，主要思想根据就在于孟子“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一语。不过，在韩愈看来，扬雄尤其荀子还是不及孟子，《读荀》又说：“考其（荀子）辞，时若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间乎？”韩愈的这个判断应该部分受到了扬雄的影响，扬雄《法言·君子》有云：
曰：“子小诸子，孟子非诸子乎？”曰：“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孟子异乎？不异。”
或曰：“孙卿非数家之书（指《荀子·非十二子》），侻也；至于子思、孟轲，诡哉！”曰：“吾于孙卿与？见同门而异户也，惟圣人为不异。”
扬雄将孟子推尊为不异孔子的圣人，但荀子却在《非十二子》中指责孟子，所以他认为荀子乃是“同门异户”之儒。韩愈本来在《读荀》中同时推崇孟子、扬雄：“火于秦，黄老于汉，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扬雄氏而止耳。”但他最后却在文末下断语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
将本来与孟子并称的扬雄降格为与荀子并列，而这正是《原道》说荀、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的最初版本。
后世学者因为独尊孟子而排斥荀、扬，大多都只看到韩愈批判二者“小疵”的一面，这实际上忽略了韩愈对其“大醇”的总体判断。刘咸炘先生曾敏锐地观察说：“退之言：孔子传之孟子，孟子纯乎纯，荀与扬大醇而小疵。似专宗孟而实不然。当时之视孟、荀、扬固等耳。”
有学者也注意到，韩愈之语看似“有贬抑二氏（荀、扬）之意，究其实则不然”。
韩愈以后至于北宋前期的这段时间里，不宜高估韩愈对荀、扬“小疵”批评的影响，其间继承和发展韩愈道统系谱建构的士人，仍然时常将荀子、扬雄接续在孟子之后。
韩愈对孟子、荀子、扬雄等人的重视和推崇，也有所渊源，此前的一些中唐古文运动先驱都曾称颂过这三人。李华就曾说过：“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
认为孔子传于子游、子夏，其后则子思、孟子继起，其《质文论》则云：“《左氏》《国语》《尔雅》《荀》《孟》等家，辅佐五经者也。”
柳冕也曾说：“荀、孟、贾生，明先王之道，尽天人之际，意不在文，而文自随之，此真君子之文也。”
又云：“（扬）雄虽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贾生、董仲舒而已。”
韩愈师从过的梁肃则并重孟子和扬雄，他曾认为“孟轲、扬雄，其知言者欤”
，也曾称赞“孟轲言必仁义，君子志也”
，又曾说“草《玄》《法言》，扬雄有作”
。后来韩愈一度说“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大概少不了梁肃的影响。
自韩愈的道统论正式提出之后，这一论说模式和道统系谱很快便开始被人模仿，林简言即上书韩愈说：“去夫子千有余载，孟轲、扬雄死，今得圣人之旨，能传说圣人之道，阁下耳。今人睎阁下之门，孟轲、扬雄之门也”
，便已开始采用韩愈道统叙事的方式来推崇韩愈。赵德辑录韩愈之文为《昌黎文录》，并序之云：“昌黎公，圣人之徒欤！……所履之道，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扬雄所授受服行之实也。”
也是将孟子、扬雄和韩愈一并纳入孔子之后的道统系谱中。
此后，在唐代最为主张儒家道统论的无疑是唐末古文运动后劲皮日休和陆龟蒙，而皮日休尤甚，他甚至开始为这一新起的儒家道统论寻求官方的认可。皮日休曾上《请孟子为学科书》，大力赞扬孟子“不异乎道”，而“请命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
清人赵翼称赞皮日休此举云：“唐以前《孟子》杂于诸子中，从未有独尊之者。昌黎始推尊之，然亦未请立学。皮日休乃独请设科取士，是能于诸子淆杂之中，别出手眼，别其为儒学之宗，其有功于道学甚巨。”
此外，皮日休又曾上《请韩文公配享太学书》，云，“夫孟子、荀卿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之道，旷百祀而得室授者，惟昌黎文公焉”，希望允许韩愈进入孔庙配享。
皮日休于此所排列的道统系谱是孟子、荀子、王通和韩愈，较之于韩愈《原道》，他排除掉扬雄而增加了王通和韩愈。皮日休对扬雄的否定，体现在其《法言后序》之中。
皮日休非常推崇王通，并在所撰《文中子碑》中将王通和孔子、孟子作比，且云，“孟子叠踵孔圣，而赞其道。夐乎千世，而可继孟氏者，复何人哉”
，颇以王通继承孟子。
陆龟蒙也曾云：“今之学者，始得百家小说，而不知孟轲、荀、扬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于圣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说，沮洳也。孟轲、荀、扬氏，圣人之渎也。六籍者，圣人之海也。”
这是崇重孟、荀、扬之言。他又有诗云：“轲雄骨已朽，百氏徒趑趄。近者韩文公，首为闲辟锄。”
这是崇重韩愈。和皮日休一样，陆龟蒙也崇重王通，皮日休以王通和孟子作比，而陆龟蒙则以王通和扬雄作比，他曾认为“道之始塞而终通（于扬雄）”，又说“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终通”。
而与皮日休不满于扬雄不同，陆龟蒙则颇不满于荀子，他在其《大儒评》中将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归咎于荀子的影响。
皮日休、陆龟蒙在孟、荀、扬、韩之外，又新增了王通进入儒家道统系谱。司空图乃唐末古文运动的殿军人物，其《三贤赞》同样夸赞王通
，他也作有《文中子碑》，文云：“仲尼不用于战国，致其道于孟、荀而传焉，得于汉，成四百之祚。五胡继乱，极于周齐，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圣人之用，得众贤而廓之，以俟我唐。”
即以孟、荀传孔子之道，又以王通继之。
与司空图有所交往的孙郃可能是第一个并重孟、荀、扬、王、韩的士人，《郡斋读书志》著录孙郃《文纂》时述云：“孙郃字希韩，四明人。乾宁四年（897）进士。好荀卿、扬雄、孟氏之书，慕韩愈。”
宋初僧人智圆在其《读中说》中回顾王通被尊崇的历史时也写道：“仲淹之道，《中说》之辞，没然不称，唯陆龟蒙、皮日休、孙郃稍道其美。”
可见孙郃对于孟、荀、扬、王、韩五人都很推崇。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政治动荡，文教衰颓，五代文字流传至今者并不算多，关于五代时期士人道统观念的资料则更少。入宋以后，五代的混乱局面逐渐澄清，以柳开为代表的一些士人开始重倡古文运动和儒家道统论，而孟子、荀子、扬雄、王通和韩愈等人也重新受到重视，儒家道统系谱建构终又逐渐得以展开。
柳开初名肩愈而字绍先，意即承继韩愈、柳宗元
，后因“乐与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曰仲涂”
。柳开称自己“爱扬雄、孟轲之述作”
，并“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
，又模仿韩愈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
他在自传《东郊野夫传》中说，“孟、荀、扬、韩，圣人之徒也。将升先师之堂，入乎室，必由之”，并称自己“惟谈孔、孟、荀、扬、王、韩以为企迹”。
比柳开稍晚的种放认为：“绵历千古，有能卓然屏去异说，扶持圣教，自孟子而下，止于二三人而已。”
种放极重孟子，有《述孟志》上下二篇传世。
在孟子以外，种放也重扬雄、王通和韩愈，其《辩学》云：“自古圣人立教化之大者，则曰孔子；传其道，则曰颜渊，潜心乎仲尼矣。后世又明孔子之教者孟轲，……广轲之道则扬雄，……嗣雄之旨，则曰王通，……如通之学者，则曰韩愈，愈尊夫子道，以为迨禹弗及。……呜呼，愈死，未有卓然明其学、显其道者。”
种放“又条自古之文精粹者，汉则扬子云，隋则王仲淹，唐则韩退之”
，还曾作有《嗣禹说》，该文“大底以排斥释氏为意，谓尧水禹治，若禹之勤，世有嗣者，而迹殊矣。乃始陈仲尼能嗣禹绩，次列孟轲、扬雄、王通”，文末并云：“能嗣禹者，韩愈也。”
赵湘也曾写道，“今之人慕圣贤，未若周公、孔子、孟轲、扬雄之心也”
，又说“《周礼》之后，孟轲、扬雄颇为本者，是故其文灵且久”
。张咏则尝称某人“能辨舜、禹、商、周所由之道，扬、孟、韩、柳驳正之旨”
。王禹偁《投宋拾遗书》也叙述了孔子、孟子、扬雄、王通、韩愈的传道史，并称某人“履丘、轲、扬雄之业，振仲淹、退之之辞”
，他又赞许某人“读尧、舜、周、孔之书，师轲、雄、韩、柳之作”
，并曾说“言王道者，孔子、孟轲、荀卿、扬雄而已”
。李垂于天圣八年（1030）六月所作的《大宋绛州修夫子庙记》也写道：“孟轲、荀况、扬雄、韩愈之徒，正性天质，孜孜思及，落笔行事，推诚理人，蔚焉而其文光，炳焉而其德耀。”
孙何曾赞许某人“师孔宗孟，交荀友扬”
，其《尊儒》一文也曾云：“扬雄著《法言》，以周公、孔子为真儒；又世之知言者，以孟轲之徒为大儒，岂诬也哉！”
他还曾说“传道行教如孟轲、扬雄者”云云
。他在其《文箴》中述及“文”之传承，云“后贤谁嗣？惟（孟）轲洎（荀）卿”，“扬雄歘焉，刷翼孤翔”，而“续《典》绍《谟》，韩（愈）领其徒”。
孙何还颇重王通，阮逸《文中子中说序》曾说：“五季经乱，逮乎削平，则柳仲涂宗之于前，孙汉公（何）广之于后。”
僧人智圆在其《读中说》中也谈道：“孙汉公作《辨文中子》一篇，可谓御其侮阐其幽也，使横议者不能塞路。由是后学耻不读仲淹之书，耻不知仲淹之道。使百世胥附于王通者，汉公之力也。”
可惜孙何《辨文中子》今已不传。
除了柳开、种放、赵湘、张咏、王禹偁、孙何等人外，另一位支持并参与古文运动的重要僧人智圆，也对孟、荀、扬、王、韩多有述及。智圆曾称自己“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
，“于学佛外，考周、孔遗文，究扬、孟之言”
，并“欲左揽孟轲之袂，右拍扬雄之肩”
，希望能“踵孟肩扬”
。智圆因为“世谓大儒者，必以荀、孟配而称之”，而作《辨荀卿子》一篇以为荀子辩护。
因为“孟轲以来，力扶圣道者，未有如子云者也”，而作《广皮日休法言后序》为扬雄辩护。
此外，智圆还作《让李习之》为王通《中说》文辞俚俗进行辩护
，又作《读中说》为王通《中说》模拟《论语》辩护
。在《对友人问》中，智圆云：
孔子没，微言绝，异端起，而孟轲生焉，述周、孔之道，非距杨、墨。汉兴杂霸，王莽僭篡，扬雄生焉，撰《太玄》《法言》，述周、孔、孟轲之道，以救其弊。汉魏以降，至晋惠不道，中原丧乱，赏罚不行。隋世，王通生焉，修六经，代赏罚，以晋惠始而续经，《中说》行焉，盖述周、孔、轲、雄之道也。唐得天下，房、魏既没，王、杨、卢、骆作淫侈之文，悖乱正道，后韩、柳生焉，宗古还淳，以述周、孔、轲、雄、王通之道也。
智圆在这里没有提及荀子，但其《叙传神》一文则云：“仲尼得唐、虞、禹、汤、文、武、姬公之道，炳炳然犹人之有形貌也。仲尼既没，千百年间，能嗣仲尼之道者，唯孟轲、荀卿、扬子云、王仲淹、韩退之、柳子厚而已，可谓写其貌、传其神者矣。”
智圆在此并列孟、荀、扬、王、韩，而且还增加了柳宗元。
宋仁宗庆历前后，古文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其时提倡和推广孟、荀、扬、王、韩这一道统系谱最力的，无疑是“庆历三先生”中的孙复和石介，他们还开始将此五人并称为“五贤”。
孙复在《上孔给事书》中说：“自夫子没，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惟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彼五贤者，天俾夹辅于夫子者也。”
在其《信道堂记》中，孙复又写道：
吾之所为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吾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三十年，处乎今之世，故不知进之所以为进也，退之所以为退也，喜之所以为喜也，誉之所以为誉也。其进也，以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进也，于吾躬何所进哉？其退也，以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退也，于吾躬何所退哉？其见毁也，以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见毁也，于吾躬何所毁哉？其获誉也，以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获誉也，于吾躬何所誉哉？
孙复在此完整且反复地表述了自己尊崇的儒家道统系谱，即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于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五贤”的道统系谱。此外，孙复有诗云：“孟轲荀卿扬雄氏，当时未必皆生知。因其钻仰久不已，遂入圣域争先驰。”
又曾认为自西汉至李唐，“至于始终仁义，不叛不离者，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而已”
。孙复于五贤之外颇重董仲舒，其《董仲舒论》特别强调说：“孔子而下至西汉间，世称大儒者，或曰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而已。……至于董仲舒，则忽焉而不举，此非明有所未至，识有所未周乎？”
希望将董仲舒也列入道统系谱之中。
今传石介文字中关于五贤道统系谱的表述比孙复更多，其《救说》叙述儒学史云：“周室衰，诸侯畔，道大坏也，孔子存之。孔子殁，杨、墨作，道大坏也，孟子存之。战国盛，仪、秦起，道大坏也，荀况存之。汉祚微，王莽篡，道大坏也，扬雄存之。七国弊，王纲圮，道大坏也，文中子存之。齐、梁来，佛、老炽，道大坏也，吏部存之。”
他曾说“古之圣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轲，有荀卿，有扬雄，有文中子，有吏部”
，又曾说“孟轲、荀卿、扬雄、文中子、吏部能得圣人之道”
，还说“孟、荀、扬、文中子、吏部，勉而为中，制而为法”
，还说“天授之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孔子之道复”
，在《尊韩》一文中，石介更直接称“孟轲氏、荀况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为“五贤人”。
石介述及道统系谱而未并列五贤的文字还有很多，如他批评说：“天下人目盲，不见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
他称许士建中“能存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
。石介说“孔子、孟子、扬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虚生”
，“孟轲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祖述孔子而师尊之，其智足以为贤”
，“孟轲、扬雄、文中子、韩愈能得之（孔子之道）于下”
，“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相与止其横流颓波”
，他在《与士建中秀才书》中也高度评价了孟、扬、王、韩的卫道、传道之功
。
有的士人也开始并重孟、荀、扬、王、韩五人，且不乏将五人并称为“五贤”者。孔道辅是孔子第四十五代孙，于宋仁宗朝政治有一定影响，他曾“以孟、荀、扬、王、韩五子排邪说，诩大道，像设于祖堂西偏”，并“为之记”。
孔道辅在《五贤堂记》中写道：“五星所以纬天，五岳所以镇地，五贤所以辅圣，万象虽列，非五星之运，不能成岁功。众山虽广，非五岳之大，不能成厚德。诸子虽博，非五贤之文，不能成正道。”该文大力颂扬了五贤的卫道之功。
名臣韩琦也有类似的举动，其序《五贤赞》一文云：“余既新夫子之宫，乃绘诸弟子及左氏而下释经诸儒于东西序，又图孟、荀、扬、王、韩五贤于书楼之北壁，遣人自国庠得前人所撰孔子弟子暨释经诸儒之赞，署于其侧，独五贤者无赞焉。”然而，“五贤者，圣人之亚，学者之师”，不可无赞，韩琦因而亲自分别为之作赞。
韩琦还曾在一个策问中云：“孔子没，能传其道者，孟、荀、扬、王、韩五贤而已矣，其著书立言，与六经相左右。”并问道：“五贤之事业，于孔子之道，固其先后。子大夫明乎先圣之术，愿次其优劣，著之于篇。”
此外，黄庭坚之父黄庶《上富大资政（富弼）书》也写道，“孟、荀、扬、韩、文中子，其生也皆相去百年或数百年，其心莫不相识者也”，并自述云：“某平生读尧、舜、周公、孔子、孟、荀、扬、韩、文中子之书，恨不得出于其时，为其臣与子弟。”
祖无择在为李觏文集作序时也写道：“孔子没，千有余祀，斯文衰敝。其间作者，孟轲、荀卿、贾谊、董仲舒、扬雄、王通之徒，异代相望。”
祖无择于此还在五贤之外增加了贾谊和董仲舒。
相比于地方孔庙，中央孔庙在对道统新思潮的反映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正如黄进兴先生所观察的，“中央孔庙位于京畿重地，仪典森然，管规严格，似难变通；反之，地方孔庙因地制宜，显得较为灵活，不只瞬时反映时代思潮之情态，且能预示孔庙变动的趋势”
。
孟子等人进入孔庙享祀，在唐代的地方孔庙中就已经有了先例。韩愈《处州孔子庙碑》记云：“（李繁）既新作孔子庙，又令工改为颜子至子夏十人像，其余六十二子，及后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轲、荀况、伏生、毛公、韩生、董生、高堂生、扬雄、郑玄等数十人，皆图之壁。”
即已将当时并不在孔庙祀典中的孟子、荀子、韩婴、董仲舒、高堂伯、扬雄等人增入孔庙祭祀系统之中。宋初，类似的例子越来越多。柳开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在润州重修孔庙时，“自颜子及孟子已下门人大儒之像各塑缋，配享于座”
。其后，陈襄于皇祐元年（1049）所作的《天台县孔子庙记》，也记县令石牧之修成的孔庙增以孟、荀、扬、韩从祀。
上文谈到，孔道辅在曲阜孔庙修建五贤堂以褒扬孟、荀、扬、王、韩五贤的卫道之功；韩琦皇祐五年（1053）在并州新修庙学时，则“图孟、荀、扬、王、韩五贤于书楼之北壁”。据周希孟《连江县建学记》，朱定嘉祐元年（1056）任连江县令时所修的孔庙中，也“以颜渊、曾参而下十人配享，七十二弟子及传经左氏、公、穀、孟、荀、韩、扬、王通之徒从祀”
。
以上这些传世文献中可以见到的例子，都是唐宋道统思想发展新动向在地方孔庙中的体现。而这一动向，也最终体现在了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的孔庙祭祀制度改革中，孟、荀、扬、韩终于正式进入国家孔庙祀典，仅有王通被拒之门外。然而，本书第三章将会谈到，到元丰年间，新儒学学派之间关于五贤的争论实际上已经完全白热化，而且荀子、韩愈已经被当时的各派思想领袖排斥在了道统系谱之外。
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庚寅，“判国子监常秩等乞立孟轲、扬雄像于孔子庙庭，仍加爵号。又乞追尊孔子以帝号。诏两制与国子监、礼院官同详定”。常秩所请得到翰林学士元绛和判太常寺李清臣的明确支持
，但是“翰林学士杨绘以为加帝号非是”，“后不果行”。
其后，因为试吏部尚书曾孝宽上札于朝，曰：“臣左领使京东西路，邹鲁实在封部。伏见孟轲有庙在邹，属兖州。未有封爵载于祀典。况先儒皆有封爵。孟轲自古尝以其书置博士，朝廷亦以其书劝学取士。宜有褒封，载于祀典。”礼部和太常寺建议加封孟子邹国公，尚书省最终于元丰六年十月奉敕通牒施行。
据孙复作于景祐五年（1038）的《兖州邹县建孟子庙记》，兖州孟子庙乃孔道辅任职兖州时所建。孔道辅因孟子故里在兖州，便搜寻孟子之墓以表之，并于孟子墓旁建立孟庙以祀之，且“以公孙、万章之徒配”。该庙始建于景祐四年，于景祐五年春完工。
不过，当时孟子并未进入国家孔庙祀典，更没有孟庙祀典，所以这个孟庙也更多地具有家庙性质，孙弼《邹公坟庙之碑》即说：“景祐五年春，置庙于其（孟子墓）旁，取门人高弟配焉。以此子子孙孙奕世相传，居多近其所，岁时奉祭冢庙。”
曾孝宽请封孟子爵位，其动机之一应该就是为了实现孟庙祭祀官方化，从而使邹县孟庙摆脱单纯的家庙性质。
其后，“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言近封孟轲为邹国公，谓宜春秋释奠，与颜子并配”。太常少卿叶均、博士盛陶、王古、杨杰、辛公祐等人以“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为由，表示反对。但是，这一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唐代即已以诸多汉晋传经之儒享祀。与太常寺的意见不同，以林希为首的礼部官员则极力支持陆长愈的建议，他们引用唐代以汉晋传经之儒配享孔子的故事，有力地驳斥了太常寺的意见，并进一步建议说：“孟子于孔圣之门，当在颜子之列。至于荀况、扬雄、韩愈，皆发明先圣之道，有益学者，久未配享，诚为阙典。伏请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所有荀况、扬雄、韩愈，并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一贤之间。所贵上称圣朝褒崇儒贤，备修祀典之意。”
礼部的意见最终得到朝廷允许。元丰七年五月壬戌，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设位于兖国公之次。荀况、扬雄、韩愈以世次从祀于二十一贤之间，并封伯爵：况兰陵、雄成都、愈昌黎”
。经过此次礼议，不仅孟子进入孔庙配享，荀子、扬雄和韩愈也得以从祀。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熙宁七年和元丰年间的两次孔庙礼议中，虽然前者因反对而失败，后者则在反对声中最终成功，但其实两次争论中的反对声音，一则“以为加帝号非是”，一则以为“凡配享从祀，皆孔子同时之人，今以孟轲并配，非是”，都是纯粹从礼制的适宜与否上着眼，并没有明确否认孟子、扬雄等人的道统地位。第二次礼议中持反对意见的杨杰，其《无为集》中有一篇《荀扬大醇而小疵赋》，该文末尾总结说，“荀也倡道于前，扬也和之于后。助诗书礼乐之化，谨父子君臣之守。斯文未丧，大疵则否。何韩愈氏重而过之？盖责贤人也厚”
，对荀子、扬雄还是持总体肯定的态度，也更加看重二人“大醇”的一面。
王通未能在元丰改制中进入孔庙，或与王通其人其书的真实性存在疑点有关，
也可能与王通不排佛、老有关。王通其人及《中说》一书（一名《文中子》）的真实性在北宋一直争论不断，南宋就有人说过：“文士又有请以王通氏陪从祀者，使无其人，容有是举乎？”
如此可见，确曾有人提出过让王通也进入孔庙从祀的建议。不过，孔庙祀典关系重大，必须慎之又慎，王通身上的疑点，尤其是否真有王通其人的疑问，应该是阻碍其进入孔庙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孟、荀、扬、韩之所以能够在元丰七年进入孔庙，与他们排斥异端之功密切相关，陆长愈在奏请以孟子配享孔子时云：“以其闻先圣之道，距杨、墨之言，后世为有功，而孟不在颜下。”
南宋时，朱熹弟子曾问道：“退之一文士耳，何以从祀？”朱熹回答说：“有辟佛老之功。”
朱熹也曾说：“孟子配享，乃荆公请之。配享只当论传道。”
大概元丰七年推动孟、荀、扬、韩一并进入孔庙享祀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卫道之功，朱熹此语即为此而发。孟、荀、扬、韩进入孔庙享祀后，随即出现的一些祭告孟子等人的文字，如晁补之元丰七年所作《北京国子监奉诏封孟荀扬韩告先圣文》《诏封孟荀扬韩告先师文》，也都是在颂扬诸人的卫道之功。
然而，《中说》却载：
子曰：“《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或问佛，子曰：“圣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轩车不可以适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恶多门久矣。”曰：“废之何如？”子曰：“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纵风止燎尔。”
子读《洪范·谠议》，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曰：“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
王通虽尽心于儒道，但是他不仅不排佛、老，而且认为三教可一。大概因为王通不排佛，古文名僧智圆和契嵩都对他推崇备至，这更让王通其人其书染上了一些佛教色彩，李觏便曾说“流俗之视《中说》如视佛书”
。总之，这显然与元丰七年因卫道之功而推动孟、荀、扬、韩享祀的思路相悖。
王通虽然未能和孟、荀、扬、韩一同进入孔庙，但《中说》一书还是颇受朝廷重视。朱熹曾说：“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
《玉壶清话》就记宋太宗曾“命苏易简评讲《文中子》”
。景祐四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学士李淑上言说道，“经典子书之内，有《国语》《荀子》《文中子》，儒学所崇，与六经通贯。先朝以来，尝于此出题，只是国序未有印本。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诏可。
可见科举考试于《中说》中出题在太宗一朝就已出现，而李淑请求刊刻《中说》，无疑进一步推动了《中说》在社会上的流传。终宋一代，《中说》作为“经典子书”，科举考试于此中出题一直未绝。明朝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改制波及孔庙，王通最终还是得以进入孔庙从祀。
嘉祐年间，金君卿曾上奏说：“欲乞申敕内外主司，凡试进士诗赋，只于九经正文中出题目；其策论，亦详于三史及荀、孟、扬雄书中通用。如此行之，则学者皆务深于经术，而有道之士出矣。”
结合上引李淑所言，可见在官方系统中，孟、荀、扬、王（韩愈本非诸子，故不论）影响科举要大大早于其进入孔庙祀典。而在《孟子》升经以后，一直到南宋，都不时可以在各种科举项目的出题书目中看到荀、扬、王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