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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族文人的笔下，黑龙江流域常被描绘成僻远空旷的苦寒之地，其实两岸部族众多，名称也令人眼花缭乱，如索伦、通古斯、野人女真，如室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锡伯、赫哲、费雅喀、奇勒尔……既有民族的概念，也有部落联盟与氏族的内涵，又因历史演进而变乱游移、融汇掺杂，颇不易理清端绪。或也正由于此，可证自古以来就有大量华夏先民在黑龙江流域繁衍生息，证明这条流过东北之地的大河，与黄河、长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生活在黑龙江两岸的各个大小族群，隐约可见肃慎、靺鞨等古老民族的传衍，可见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开创帝业之皇族遗胤，若往远古上溯，黑龙江流域的初民究竟来自何方？俄国汉学家希罗科戈罗夫基于文化人类学的考察，认为“应该到中国本部去寻找通古斯人的发源地”
，并说其体质类型可以在华北、华东汉人中找到。前辈学者金毓黼的研究更为具体，勾勒出一个可能的迁徙路线：山东半岛—登州—旅顺，再播迁于黑龙江两岸。他推测那时的海平面较低，“自登州与旅顺间，可成一脊，以为由山东通于辽东之捷径”，认为“古之肃慎族当起于山东半岛，再由登州之海中之脊而移居于东北”。
这一说法得到考古学的有力支撑，不管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片文化，还是更晚的楔形石核文化，在黑龙江的考古发掘中皆有发现，从而推导出“由华北地区迤逦北进的古人，有的向西伯利亚、北美阿拉斯加和日本北海道继续蔓延”。
往古幽眇，情景已无法再现，难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坚忍、执着和无畏，又经历了怎样严酷的岁月和漫漫长途。
在隋唐典籍中，黑龙江通常被叫作“黑水”“黑河”，应来源于当地部民的称呼，应也与唐朝设立黑水军、黑水都督府相关联。至辽代已有“黑龙江”之名，显示出辽人对这条大河的熟悉，应也意味着耶律氏对龙图腾的文化认同。当其盛时，纵兵攻灭渤海国，继而挥师向南，先击后唐，复灭后晋，在开封宣布国号为“大辽”。黑龙江上中游的室韦、女真、奚等部落多被慑服或打服，纷纷归顺。契丹统治者整合国内丁壮，向南攻城略地，也将占领区的男女人口大量迁徙至本土（称“内地”）。金毓黼《渤海国志长编》有《宗臣列传》《诸臣列传》《遗裔列传》，记载了这个“海东胜国”之君臣群奔高丽的情形，而更多的则被掳掠为“俘户”，集体西迁，造成黑龙江下游居民的大量流出。至后晋覆灭，少帝石重贵奉表求降，得封“负义侯”，与皇室成员等被押解北行，忍饥挨饿抵达黄龙府，不久又被命前往西北千余里的怀州，最后被安置在建州，辽朝划出五十多顷土地，让他们耕种自食。那里距后来努尔哈赤率部起事之地甚近，却不知那些个质朴骁勇的开国将领中，有谁是后晋皇族的血胤？
后晋是一个短命王朝，至于契丹建立的大辽，则享国两百多年。及其衰微，内而兄弟阋墙，外而强敌逼临，节节败溃，帝国沦亡的过程也是无比悲惨。元人所纂《辽史》，素以简陋见讥，而读其《天祚帝纪》，仍能见出大辽覆亡时的离散悲情：
辽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塞外，席卷河朔，树晋植汉，何其壮欤？……降臻天祚，既丁末运，又觖人望……金兵一集，内难先作，废立之谋，叛亡之迹，相继蜂起。驯致土崩瓦解，不可复支，良可哀也！
回视历代王朝之兴盛废灭，哪一个不是如此呢？
天祚帝耶律延禧至众叛亲离之际，想投奔西夏，过沙漠时猝遇金兵追来，徒步逃出，历尽饥寒，于保大五年（1125）二月被拿获，数月后死去。在此之前，皇子耶律淳在燕京被拥立，建立北辽，不久亦覆灭；而能臣耶律大石率部出逃，建立西辽，后来又有了东辽与后辽等，竟将大辽皇祚又延续了一百八十多年。辽人西迁，一路上走走停停，恶战接着恶战，终得在中亚的楚河流域落定，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附近布拉纳城）。后蒙古攻灭其国，西辽贵族又辗转进入今伊朗之地，建立了后西辽小政权，1309年始被伊尔汗国吞并，当年那些契丹族人也随之消散，不知所踪。
一个王朝的败亡，不仅仅是政权的分崩离析，还意味着属民的四处漂泊逃散。大辽遗民中也有不少携家向东向北播迁，到了黑龙江左岸，达斡尔族即其一。近人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部族志》，称：“大贺本系姓氏，唐时契丹君长为大贺氏，玄宗以后遥辇氏继之，唐末始移于耶律氏”，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敕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依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易大贺为达呼尔”。
由于史料的严重匮乏，我们对许多历史留白处难以填补，关于大贺是否辽代“三耶律”、达斡尔是否大贺遗裔也存在争论。所可确知的是，辽亡之后，一批遗民辗转抵达黑龙江左岸，开荒造房，定居下来。这里要感谢陈述先生等一批史学家的努力，他们考索钩稽，根据语言、族群传说及生活习俗与辽代契丹人有相同的特点，认为达斡尔族的祖先是契丹人的一支，于金灭辽时北迁至黑龙江左岸，发展为达斡尔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