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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向栗树走去，心里想着马戏团。小便的同时，他仍努力想着马戏团，却已经失去记忆。他像只小鸡一样把头缩到双肩里，额头抵上树干便一动不动了。家里人毫无察觉，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桑塔索菲亚·德拉·彼达去后院倒垃圾，忽然发现秃鹫正纷纷从天而降。
——《百年孤独》
我和弟弟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曾让我们承诺和他一起度过二〇〇〇年的新年前夕。在我们少年时期，他又好几次提起这个承诺，那种执拗让我心中不悦。最终我理解了父亲，他是希望自己能够活到那一天。二十世纪行将结束时，他七十二岁，而我四十岁。年少时这个里程碑对我来说遥不可及。我和弟弟成年后，这个承诺很少被提起，但事实上我们确实共度了千禧年的新年前夕，在父亲最喜欢的城市卡塔赫纳。“我们约定好的，你和我。”父亲有些难为情地说，或许也因为自己的坚持有些尴尬。“没错。”我回答说，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再提过此事。他又活了十五年。
他年近七十岁时，我曾问他夜晚熄灯后都想些什么。“我想，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随即他又微笑看补充，“不过还有点时间。不必太过忧虑。”他的乐观是真诚的，并非只是想安慰我。“某天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老了。如此而已，没有任何征兆。这感觉让人喘不上气来，”他又说道，“多年前我听人说过，作家一生中会有这样一个时刻来临，就是再也不能写长篇小说了。头脑再也不能容纳那样一座高楼大厦，再也无法驰骋于长篇小说那片欺骗的土地上了。果真如此。我已经感觉到了。从今以后只能写篇幅短小的作品了。”
他八十岁时，我问他感觉怎么样。
“八十岁的风景是动人的，真的。尽头就要到了。”
“你害怕吗？”
“我感到无限悲伤。”
如今，回想起那些时刻，我都感怀于他的坦诚，尤其是面对那样残酷的问题。
二〇一四年三月一个周中的早晨，我打电话给母亲，她告诉我父亲已经因为感冒卧床两天了。这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事，但她确信这一次非比寻常。“他不吃东西，也不想起床。完全不是平日那个他了。了无生趣。阿尔瓦罗
就是从这种状态开始的。”母亲补充说，她指的是跟父亲同属一代人的一位至交，前一年过世了。“我们过不去这一关了。”这是她的预感。放下电话，我并没有很担心。母亲的预测不过是来自焦虑。她早已步入这样一个时期：周围的老朋友接二连三地离她而去。最近，她也因两个最小的、也是最爱的弟弟的离世而深受打击。然而这通电话让我浮想联翩。莫非这就是最终结局的开始？
我的母亲已经两次战胜癌症，最近需要去洛杉矶做几项医疗检查，于是我们决定让住在巴黎的弟弟飞回墨西哥城陪父亲。我则陪母亲去加州。弟弟刚到家，父亲的心脏内科医生——即主治医生——便告诉弟弟，父亲得了肺炎，最好能让他住院，以便做进一步检查，让几位医生会诊。看来，医生之前已经这样建议母亲好几天了，但她都不情愿。似乎怕进一步检查真的会发现什么。
我和弟弟在接下来的几天通了好几次电话，最终我决定让父亲住进医院。弟弟去给父亲办理住院手续时，接待人员听到父亲的名字后激动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说：“我的天，那位作家！您介意我给我的妯娌打个电话，告诉她这件事吗？她真的需要知道这件事。”弟弟恳求她不要这样做，她勉强让步了，很不开心。为了保护父亲的隐私，他被安排在走廊尽头相对独立的病房，但不到半日，医生、护士、护理人员、技术人员、病人、病房维护和清洁人员，或许还有那位接待人员的妯娌，相继出现在父亲的病房门口，都为看他一眼。于是，医院采取了措施，限制进入相关区域。记者纷至沓来，聚集在医院大门前，发布消息称父亲的情况不容乐观。无可否认，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父亲的病情在某种意义上将成为公众事件。我们没办法紧闭房门，因为人们对病情的好奇更多是出自关心、崇敬和挚爱。从儿时起，无论事实怎样，父母始终都把我们视作世界上最乖巧懂事的孩子，所以我们得满足他们的期待。我们必须应对眼前的挑战，无论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必须待人以礼，心存感激。同时我们必须让母亲感觉到公众和私人生活的界限被严格遵守，无论我们受形势所迫将这条界限置于何处。这一点对于母亲而言尤为重要，尽管——或者说正因为她实在过于看重那些无稽的电视节目。“我们不是公众人物。”她喜欢这样提醒我们。我十分清楚，我万万不会出版这本回忆录，除非有一天她已经不可能读到了。
弟弟此前已经两个月没有见过父亲，觉得父亲比以往更糊涂了。父亲甚至没有认出弟弟，而且非常焦躁，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在司机和秘书出现后平静了一些。他们轮流来看望他，司机或秘书、厨娘或保姆轮换陪他在医院过夜。弟弟留下来没有太大意义，因为父亲需要在半夜醒来时能看到更熟悉的面孔。几位医生向弟弟问起，父亲的情况与过去几个星期相比如何，因为他们不确定他目前的精神状态是由阿尔茨海默病还是身体虚弱造成的。他的神志不是很清醒，对一些简单的问题也答非所问。弟弟确认，虽然父亲的情况看起来似乎更糟糕了一些，但好几个月前他就已经是这样了。
这家医院是全国几家主要的教学医院之一，所以第二天一大早，一位医生带着十二个实习生出现在病房中。实习生围在床尾，观摩主讲医生检查病人的情况，采用相应的治疗手段。据弟弟说，刚进病房时，年轻的实习医生完全不知道病床上躺着的是谁。他们逐渐才意识到眼前的病人究竟是谁，脸上相继露出难以掩饰的好奇。主讲医生问他们是否有问题时，他们摇头示意，接着跟在主讲医生身后鱼贯而出。
每天至少两次，当弟弟进出医院时，记者就会从嘈杂的人群中喊他的名字。弟弟平日里一向待人以礼，像十九世纪初的绅士，因此当被人直呼名字时他很难置之不理。于是，每次被问到“贡萨洛，你父亲今天怎么样”时，他都不得不走近人群，继而被抓去进行一场即兴采访。我在电视上看到采访的片段，看得出他虽然紧张，也还算应对自如，不过纯粹是出于礼节。我劝他放弃这种做法。我向他解释说，如果大家看到照片上某个电影明星阴沉着脸从咖啡馆里走出来，低着头，全然不理睬周围的人，并非意味着粗鲁或者傲慢。这个明星不过是想保住自己的尊严，尽快走回车上罢了。他听我说话时一脸不安，好像我在劝说他犯罪似的。最终他听从了我的建议，却久久不能摆脱心中的罪恶感，不过，采取这样的做法一段时间后他承认，假以时日，估计自己会把娱乐圈的那一套做派谙熟于心。
父亲的肺炎在治疗后有所好转，但胸透片子显示胸膜区域有积液，而且肺部和肝脏都有阴影。这情形倒是与那些居心叵测的谣言吻合，但医生反对在没有进行活检的情况下妄加推测。阴影部位很难触及，需要全麻才能切取活检组织。鉴于他目前状态虚弱，很可能之后无法自主呼吸，只能依赖呼吸机。这是电视医学节目常常提起的话题，简单明了，容不得任何人质疑。洛杉矶这边，我跟母亲说了这种情况，正如我想象的，她不同意上呼吸机。于是，不能进行外科手术，不能活检，不能做癌症诊断，也就等于不能采取治疗。
我和弟弟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他去给医生施加一点压力，驻院医生或者肺病专家都可以，让医生给出一个预测。于是弟弟这样问道：“假设肺部或者肝脏真的有恶性肿瘤，假设，只是假设而已，那么预后怎样？”那就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吧，也可能多一点，不过前提是必须进行化疗。我把父亲的情况和症状描述给洛杉矶的肿瘤医生——也是父亲的朋友，他很冷静地说：“很可能是肺癌。”随后，他补充道：“如果真的怀疑是肺癌，就带他回家吧，让他过得舒服些，不要再把他送进医院了，住院足以摧毁掉任何人的意志。”我又咨询了身在墨西哥的岳父，他也是医生，总体来说他的反馈是一样的：出院吧，让我父亲，也让所有人都过得更轻松些。
我需要跟母亲坦言，向她证实她最担心的事：这个跟她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男人已经到了绝症晚期。我一直等到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们俩独处的时候。我先是小心翼翼地跟她回顾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继而说到了现在所面临的情况，她一边听一边看着我，有点漫不经心，还有点昏昏欲睡，就像在听一个已经听了很多遍的故事。然而，说到关键之处，我尽可能简单扼要：他很可能得了肺癌，或者肝癌，又或者两者都有，只剩几个月的生命了。她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电话响了，于是她接起了电话。这让我措手不及。我怔住了，呆呆地观察她，看着她跟某个身在西班牙的人说着话。她说得生动又有活力，完美地回避了刚才的话题，让我有些诧异。她的神态看上去优雅、美丽，甚至可以说动人心魄。尽管她坚强、历经沧桑，但也是凡人。她简短地聊了几句，挂断了电话，平静地转过身，对我说道：“所以呢？”就好像我们在讨论走大路还是走小巷似的。“贡萨洛后天就会带他回家。咱们也得飞回墨西哥去。”她表示赞同，尽可能地理解这一切，之后问我：
“所以说，就到此为止了？我是说对你爸爸而言。”
“是，看上去是这样。”
“我的天！”她说道，点燃了电子香烟。
书写深爱之人的死和写作本身一样历史久远，然而当我真正准备这样做的时候，瞬间哽住了喉咙。把这一切诉诸纸上的想法让我感到恐惧，落笔时我无比愧疚，重读时又万分沮丧。真正让人心乱如麻的是，父亲还是一位名人。倾诉的需要之下或许埋伏着想要在这个庸俗时代一举成名的意图。也许应该拒绝它的召唤，保持谦卑。无论如何，谦卑是这浮华尘世中我所偏爱的为人之道。但写作的永恒规律如此：主题选择了你，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
几个月以前，一位朋友曾经问我，父亲失去记忆后的情形是怎样的。我告诉她如此一来他就仅活在当下，没有了往昔的重负，也摆脱了对未来的期待。而对未来的预测依托于先前的经验，经验对进化而言意义重大，也是叙事的起源，如今却在他的人生中不再扮演任何角色。
“那么，他也就不知道自己注定会死去，”朋友总结道，“这是多么幸运啊！”
当然，我给她描绘的不过是简化了的图景。是对现实的改编。过去仍有意义，在他意识清醒的那部分生命中。他曾在人际交往方面有非凡的能力，依靠它的遥远回声，他对交谈的任何人都能问出几个不会出错的问题：“你最近过得怎样？”“现在住在哪儿呢？”“你家人怎么样？”有时，他会探险似地尝试做一些更具野心的交流，但半途就迷失了，丢了思维的线索，一时语塞。他一脸迷茫，有时还闪过些许尴尬，就像微风中吐出的一口香烟，这是对过去的背叛，与人交谈对他来说曾经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妙语连珠，风趣诙谐，引人遐想，激发一场论战。他的那群老朋友将他视若珍宝，不仅因为他是出色的作家，更因为他是伟大的交谈者。
未来并非完全被他抛诸脑后。夜幕降临时，他常常会问：“今晚我们去哪里呢？我们去个有趣的地方吧。我们去跳舞吧。为什么？又为什么不呢？”如果你岔开几次话题，他便又忘记了。
他能认出我母亲，亲切地称她为“梅切”“梅塞德斯”“妈妈”“圣人妈妈”。不久前，有那么几个月是艰难的。他记得一生钟爱的妻子，却坚信眼前这个女人——虽然一再声称是他的妻子——不过是个骗子。
“这个女人为什么在这里发号施令，掌管家里的一切？她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母亲气得发疯。
“他这是怎么了？”她难以置信地问道。
“妈妈，这不是真的他。是阿尔茨海默病造成的。”
她看着我，仿佛我在搪塞她。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段时期竟然最终过去了，她恢复了在他头脑中的位置，又变回了与他相依为命的伴侣。她是最后的纽带。至于他的秘书、司机、厨娘，所有在这个家里工作了多年的人都被他视为家人、亲近的人，他们的存在让他有安全感，他却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我和弟弟去看望他，他久久地、仔细地凝视我们，带着肆意的好奇。我们的脸触动了某种遥远的东西，但最终他没有认出我们。
“隔壁房间的那两个人是谁？”他问保姆。
“您的儿子。”
“真的？那两个人？见鬼，简直难以置信。”
几年前，还有一段更艰辛的日子。父亲能明显意识到记忆正在慢慢消散。他坚持不懈地寻求帮助，一次又一次强调他正在失去记忆。看着一个人这样焦虑，并且忍受其无止境的絮絮叨叨，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他说：“我靠记忆工作。记忆是我的工具，是我的原材料啊。没有它我无法工作，帮帮我吧。”如此，他以不同的形式不停重复着，一说就说上一个小时，乃至大半个下午。这让人身心俱疲。不过，这段日子最终慢慢过去了。父亲慢慢恢复了平静，有时会说：“我失去了记忆，但幸运的是我会忘记我失去了它。”或者说：“所有人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这倒是挺好，我喜欢这样。”
他的秘书告诉我，一天下午看到他独自一人站在花园中央，望向远方，迷失在思考中。
“加夫列尔先生，您在外面这儿干什么呢？”
“我在哭。”
“哭？可是您没有哭啊。”
“我是在哭，只不过没有眼泪。你没发现我的头脑像一坨屎吗？”
还有一次，他对秘书说：“这不是我家。我想回家。回我爸爸家，我的床就在他的床旁边。”
我们猜想他指的并不是爸爸，而是他的外公，也就是上校（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灵感来源）。八岁前他都和外公一起生活，那是对他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人。他当时睡在地上的一张小床垫上，就在他外公的床旁边。祖孙两人自从一九三五年后就再没有见过面。
“这就是您的父亲，”他的秘书对我说，“即便是最糟糕的事情，他也能用美好的方式讲出来。”
某天早晨，一位任职于一家医疗设备租赁公司的女士送来一张护理床，在父亲秘书的监督下将它安装在了客房里。不久之后，在当晚的新闻中，那位女士看到一辆救护车把我父亲送回家中，才知道护理床是为谁准备的。第二天她代表她的领导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能够为父亲提供护理床是他们的荣幸，当然，这张床将免费供我们使用。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婉言谢绝，因为她认为买任何东西永远须得自己付钱才行。但我们劝说她这件事就暂且如此吧，不必自寻烦恼。
父亲出院后，他的出院证明被发表在一份小报上。很可能是弟弟遗失了文件，被一位探病的家属捡到了，接着此人将它送给了自己的女儿，这个姑娘正因外科手术在医院休养，而她恰好是父亲的铁杆读者。至于最后如何到了媒体手中尚且是个谜。
自从父亲住院的消息泄露以来，媒体和仰慕者便开始聚集在我家门口。从医院回家的那天，聚集了近百人。市政府派来警察，在大门口拉起警戒线。载着父亲的救护车倒进了车库，可是车身太长，车库门无法关闭。弟弟、保姆还有父亲的秘书拉起几条床单，以免将父亲从救护车后门抬出送进屋子时被人拍照。让我非常气愤的是，弟弟撑着床单的照片遭到曝光，他那样做不过是为保护家庭的最后一点尊严。冷静，我对自己说，门前的大部分人是父亲的读者和严肃媒体，而非哗众取宠的小报。
朋友和医生进出我家时都会尴尬地被记者纠缠、询问近况。家庭成员通常会走另一个车库，进来后即刻关上身后的车库门，才得以幸免。父亲的秘书告诉我，那个星期我母亲曾偶尔出门，有一次车库门打不开了，她不得不来到十几步开外的正门。她从车上走下来的那一刻，街上突然鸦雀无声，人们肃然起敬。母亲径直走过去，头微微前倾，仿佛沉浸在思绪之中，不过显然没有受外界的干扰，就好像她不过是从卧室走到盥洗室似的，没有留意又或是并不在意周围环境因她产生的改变。父亲曾多次说过，母亲是他此生遇到的最令人惊叹的人。
我们商量后决定，父亲不能再睡在主房了，因为对他的护理会影响母亲的睡眠。我们把他安置在走廊另一头的房间里，那是一间客房，平时也用作放映室。几十年前，那里曾经是一个很大的露台，中学生常常聚在这里抽烟，后来慢慢改成了封闭的房间。
我们把父亲安顿在护理床上后，他沉重地喘着气，我们差点没有听懂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我要回家。”母亲解释说他已经在家里了。他看了看四周，神情绝望，显然丝毫没有认出这是自己家。他做出他特有的动作：颤抖地抬起右手，划过脸颊，把手停在额头上，慢慢向下抹过双眼，闭上了眼睛。这还不算完，他又皱起眉头，紧紧闭住双唇，噘起嘴。他总是用这样的表情来表达精疲力竭、聚精会神，或听到某个消息后怅然若失的感觉，这样的消息通常跟某个人陷入困境有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常常看到父亲露出这样的表情。
父亲平时的两位助理和两位轮班护士负责照顾他。白天值班的护士让人印象深刻，她是父亲出院时医院推荐的。这位护士年近四十，已婚，没有孩子，热心又和善，做事稳重，通情达理。她手写的护理记录非常详细，字迹清晰工整，包括用药和餐食，一天中房间的窗帘拉开和关上的时间，充分保证父亲房间里适度的阳光照射。能看到有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实在赏心悦目，并且能得到这样一位具有同理心的医护工作者的协助，确实令人宽慰，这一切都让她成了我家不可或缺的朋友。而且她对待病人总是那么亲切，跟父亲说话时总是称呼他为“可爱的小伙子”或者“我的爱”。唯有一次，我看到她心神不安。在查看最新的医嘱时，也许她认为某个处方并不完整，又或者她觉得父亲“拒绝心肺复苏术”的要求有欠妥当。整整半个小时，她放下了手边的一切，反复翻看那份医疗文件，又发了好几通电话留言。最终她跟心脏内科医生通了电话，对医生的解答表示满意。之后，母亲最后一次盖上了刻有姓名首字母的印章，而我也做出保证，表示所有的要求都是家人一致的愿望，护士才回归她的日常工作当中，如释重负。
父亲时不时地醒过来，引起周围人的一片躁动。家人、照顾他的人，往往还包括家庭医生，所有人无不愉快地跟父亲交流。我们问他问题，倾听他的回答，小心维持我们的交谈。我们为他能醒来而欢欣鼓舞，医生和护士为能跟这位传说中的大师交谈而激动不已。他说话很得体，我们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甚至忘记了他多年承受着阿尔茨海默病的折磨，忘记了眼前这个跟我们说话的人其实在走神，根本听不懂什么，甚至都很难说那真的就是他。
每天我们为他翻几次身，给他做按摩和拉伸。如果他醒着，我能看出他身上洋溢着一种带着倦意的快乐。某天下午，一位年轻的医生来看望他。这个年轻人是医院的首席实习医生，他父亲是哥伦比亚人。他问我父亲感觉如何，得到的回答是“糟透了”。护士做了冗长的汇报，提到父亲身上出现了皮肤炎症，所以他们一直在“护理他的睾丸”，为他涂抹油膏。父亲听后，一脸错愕。其实他在笑，他的表情不会说谎：他在开玩笑。接着，为了让大家听得明白，他补上一句：“她说的是我的蛋蛋。”所有人都笑岔了气。他的幽默感似乎战胜了阿尔茨海默病。这是他的本性。总的来说，对于自己的身体，父亲是内敛的。甚至还有些腼腆。不过，我觉得父亲在被照顾的过程中并未有某种失去尊严的感觉。他对于自己所获得的关爱一定心存感激。
护士交班的时候——两位护士和两位助理，有时还包括一到两位保姆，她们会聚到房间里交谈几分钟。有一次，在为父亲换床单时，父亲的秘书看着他的双脚说，她早就听说他有一双漂亮的脚，可以前从没有看见过。当时所有女人都围过来看，纷纷表示赞同。可她到底是从哪儿听说的这事呢？我真想不出来。但我最好别问。
有时，几个女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话声把他吵醒了。他睁开眼，几个女人转向他，亲切又崇拜地向他问好，不由得让他眼前一亮。有一次我恰巧在隔壁房间里，听到女人们哄堂大笑。我走进父亲的房间，问发生了什么事。她们告诉我，父亲睁开双眼，专注地看着她们，然后冷静地说：“我可没办法跟你们所有人云雨一番。”
片刻之后，母亲进来了，她的出现和声音让父亲喜形于色。
我们小时候，父亲和母亲每天午睡，几乎从未有过例外。时不时地，父亲会请求我们，如果他睡过一定时间，就叫醒他。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和弟弟就明白了这是一项颇为危险的任务。如果我们叫醒父亲时距离他太近，又或者轻轻推了他一把——天哪，愿上帝保佑我们——他便会从梦中惊醒，一边大叫一边挥动双手，仿佛在跟什么人或者事物搏斗以求自我保护，十分恐惧，气喘吁吁。他得缓上好一会儿，才能重新融入这个世界。于是，我和弟弟找到了一个办法：我们站在卧室门口，用一种单调、低沉、平缓的声音唤他的名字。即便这样，他有时还是会在惊吓中醒来，但大多数时候不会了。若他的反应可怖，我们就赶紧撤退到走廊上去。
如果他醒来的时候状态不错，便会用双手搓一搓脸，就像在从容不迫地洗脸似的，然后用他最喜欢的小名唤我们兄弟两人：小狗子，小驴子！他招手示意我们过去，让我们亲吻他的脸颊，接着问道：“有什么新鲜事？你们过得怎么样？”夜晚听到他一边痛苦地呻吟一边艰难地喘气也是寻常事，这个时候母亲会使劲摇晃他的肩膀，把他叫醒。有一次，我看到他午睡时从不安中惊醒，问他究竟梦到了什么。他闭上眼睛开始回忆。
“那是美丽的一天，我乘着一只没有船桨的独木舟，在一条毫无波澜的小河中，向下游平静地、缓缓地漂着。”
“这样的画面中怎么会有噩梦呢？”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
然而，我相信他一定知道。尽管他坚决否认自己的作品中有故意为之的象征，尽管他对那些诠释故事中隐喻的学术理论或是严肃文学批评不屑一顾，却很清楚自己像所有人一样，不过是潜意识的奴隶。他很清楚一些事物无疑代表着另一些事物。而且正如很多作家一样，他为“失去”这一主题和它极端的表现——死亡而着魔。死亡，既意味着秩序又意味着失序，既自成逻辑又荒诞无稽，既不可避免又令人无法接受。
七十岁的最初几年，几轮化疗前后，父亲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起初他构思了一个系列的书，第一本由最早的回忆开始，一直写到他二十七岁时移居巴黎当驻外记者。然而第一本之后，他便没有继续写，更多是因为他担心书写辉煌时期最终会沦为一种炫耀，就像很多名人的回忆录一样。炫耀自己认识诸多名门望族，和某某共度的某个夜晚，或者参观了某位知名画家的书房，又或是跟这位或那位国家元首共谋大计，再或是与某位神圣化的反叛者共进早餐。
“只有第一本书让我感兴趣，”他说，“因为它讲的是我如何成为作家的岁月。”
在其他场合他还曾说：
“我八岁之后就没什么有趣的事情了。”
正是在那个年纪，他离开了外公外婆的家、阿拉卡塔卡镇和那个为他最初作品赋予灵感的世界。父亲曾坦言，他最早的几部作品，都是对《百年孤独》的尝试。
为了寻找记忆，父亲锁定了几个学前的玩伴，他们中的很多人自从当年一别便再无音信。结果往往是他最终只跟这些朋友的儿子、女儿或者妻子说上了话，因为朋友已经离世了。他心里早已预料到一些朋友过世了，但听到他们是近几年才离开的，他大受震动。那些人曾享受完整的人生，或多或少感受过幸福的、硕果累累的时光，在七十岁这样一个世界平均预期寿命的年纪去世了。如此看来，他的这些同龄人的死倒也不算悲剧，不过到了生命自然周期的末尾。这段日子后，他总是喜欢说：“很多以前被认为不会死的人正在死去啊。”惹来一阵笑声，他也自得其乐。
虽然父亲善于社交，对于公众生活也应付自如，但他实则是个含蓄内敛的人，甚至有些神秘。我并非想说他消受不起自己的名声，又或是受了几十年的追捧还不曾自我陶醉过，但他确实对名望和文学成就持怀疑态度。这些年来他不止一次提醒我们（也提醒他自己），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和博尔赫斯可都没获得过诺贝尔奖，他最偏爱的三位作家也没有得过：弗吉尼亚·伍尔夫、胡安·鲁尔福、格雷厄姆·格林。他常常觉得成就不是他努力赢得的，而是偶然发生在他身上的。直到晚年时他才重读自己的作品，那个时候他的记忆正在不断衰退，在此之前他从不重读，因为他怕因发现作品中的缺陷而羞愧，怕自己的创造力会因此枯竭。
我飞回洛杉矶，因为要继续拍摄手头的一部电影，需要在那里待上几天。那是一部关于父与子的影片，我们正在忙着拍一段长镜头的高潮场景：父亲因为一系列事件濒临死亡，而对于这一切儿子负有部分责任。这场父子对手戏之前是一次事故，父亲垂死，接着是运送和清洗遗体，最后的告别仪式中遗体将被火化，父亲将会从这个世界上被彻底抹掉。我拍摄这段的时候正好是父亲在世的最后几个星期，这是一个痛苦的巧合，却无可避免。我将其视作某种不得不忍耐、接受的事情：或许这是上帝的幽默感。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无法再假装这样的工作不是一种折磨。这实在是煎熬。我憎恨自己曾写下这样的故事。为了能缓解一些痛苦，我暴饮暴食，尤其是巧克力。或许唯一值得讲述的是欢笑的日子。下次我一定这样做，我保证。又或许不。
我当导演后，有那么几年，常常被问到哪些艺术家对我的影响最大。我乖乖地列了一串长长的名单，上面的人或多或少都颇具原创性，而且大部分人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够诚实。没有一位导演、作家、诗人，没有一幅画作或者一首歌曲，比我父母、兄弟、妻子和女儿们对我的影响更大。人生中几乎所有值得学习的东西我都是在家中学会的。
我回到墨西哥时，父亲出院回家不过一个星期，母亲看上去已经相当疲惫。她问我是否真的相信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显然她感觉自己有些吃不消。其实父亲在家中休养时无声无息。他住在离主卧很远的一间房间里，白天和晚上都有人照顾，总的来说他看起来非常平静。在家中其他地方，似乎感觉不到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然而，对母亲来说，那个房间里的钟滴滴答答地走着，缓慢而残酷，像教堂的钟声一样震耳欲聋。
我对她说要不了那么久，但这不过是出于对她的安慰。第二天早上心脏内科医生来了，为父亲检查了很长时间后改变了看法：不是几个月，而是很可能还有几个星期。也许，最多三个星期。母亲静静地听着，抽着烟，或许并存释怀和哀伤。
不久之后，一位四十岁上下的老年病医生过来给母亲讲解最后阶段如何护理。这是我们最近接触的众多医生中最年轻的一位，有点让人意外——如果我们假设年轻人无法理解老年的种种苦痛。母亲向他提了各种问题，就像她对所有人做的一样。他坦言自己正处于淋巴瘤缓解期，这让我不得不用新的眼光审视他。一时间，他看起来虚弱而腼腆。和那些比他大好几十岁的病人相比，他自己有可能面临更为紧迫的危险，这想必让人胆怯。他对我们说，那个时刻来临时，如果我们想加快整个过程，父亲的输液就可以停一停。他解释道，一些国家认为输液是人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拒绝提供给病人。墨西哥的法律不同：生命的终点临近时，家人不再给病人输液并不罕见。病人在那个时候通常已注射镇静剂，不会痛苦，他补充说。我们陷入了沉默，就好像面前是一场实验戏剧的怪诞独白。这些想法诱人又荒谬。切合实际，富余恻隐之心，却又意味着弑杀。
我和母亲坐在电视前看着新闻，她突然对我说：“咱们得做好准备，到时一定会人仰马翻的。”她指的是父亲去世时如何面对媒体，如何回应读者和亲友。自从父亲住院的消息公布以来，不计其数的人已经开始致电或来信。之后，几家媒体报道说父亲已经回家度过最后的时日。父亲已经八十七岁了，所以猜测他身体确实出现了问题也不算鲁莽。
我们跟弟弟商量，父亲去世后，我们要立刻给自己熟悉的报社记者打几个电话。其实清单很简短：两家哥伦比亚的报社，其中一家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另一家则是父亲二十多岁时初入文坛的阵地；墨西哥方面，我们选择了墨西哥国内主要媒体人之一，一位既负责广播也负责电视的女士。我们还会给几个亲近的朋友致电，以便他们能够用他们认为恰当的方式传播这个消息。其中自然包括父亲的代理人兼挚友，同时还有巴塞罗那的一对夫妇和他们的一个兄弟，后者对于我们在哥伦比亚的家人来说至关重要。所有这些人之前都已经得知，最后时刻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