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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在三十五岁左右吧，我夸下海口说，到了六十岁要开始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于是我下定决心，以此为目标，进行着各种练习。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我就像将这本书小心地搁在神龛上，时不时看上几眼，以此度过我的人生。
就在东忙西忙的过程中，不知怎的，六十岁生日让人等得越来越不耐烦。我的视线日益频繁地转向神龛上那本书。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忍不住了，比原计划提前几年着手翻译这部小说。最初只是想“呃，现在开始抽空一点一点作准备就好”，可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结果用了比想象中还要短的时间一口气译完。或许我就像个小孩，虽然大人一再叮嘱生日之前不能打开礼物盒，可我还是等不及先把它拆开了。这种喜欢提前下手的急性子，不管到多少岁好像都不会改变。
当初，我决定等到六十岁再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有几个理由。一是，我预计（也期待）到了那个年纪，翻译的水平会有所长进。对我来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既然要翻译，就要做到缜密细致，不留任何遗憾。二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已经有几个译本，我完全没有必要慌慌张张去翻译。其他更急待翻译的同时代小说还有很多。三是，我认为“翻译这么重要的一部书，最好还是到了一定年纪，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就像在廊檐上摆弄盆栽一般，优哉游哉地享受这份工作”。至少对于三十多岁的我来说，六十岁是个出奇遥远的世界。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当六十岁近在眼前，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不是谈论“在廊檐上摆弄盆栽”这么悠闲从容的事的时候。仔细想想，也是理所当然，迎来了六十岁生日，并不意味着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不管好坏，这个时间点只是对我这个人的日常非戏剧性的一种延伸。因此，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等到六十岁再开始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或许这是一种轻微的僭越，不过也是一种感觉，觉得“我已经到了可以着手翻译它的时候”。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作为译者我有了某种程度的——当然只是某种程度的——自信。
或许这也跟年龄有关，因为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无论如何都要翻译一下”的越来越少。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必须翻译的作品，或许可以说已经全部译过了。而年轻作家的作品就交由热情充沛的新一代译者们去翻译好了，我还是退回到略微远离时代现实的地方去。“有一天要用自己的笔按照自己的节奏优哉游哉地译出想要翻译的作品”，我心里生出这般奢侈的念头。当然这不是说，我不再翻译同时代的其他作品了。而是我今后打算把“真心想翻译的”东西一部一部译出来（当然也希望能够出版）。但是我想早年的经典在我今后的翻译书目中会占较大的比重，这些都是我常年拿在手中，至今还在阅读的。当然它们多数已经有了公认的好译本，但我还是希望能亲自翻译，只要我的重译有略微的价值就满足了。
数年前，我翻译的J. D.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就是这种重译作品，这本书自然也会进入同一个系列。我没有要对前人的翻译进行批判的意思。不论哪部译作都是优秀的，通过它们，不同语种的读者才能享受到阅读小说的乐趣。如果有读者问我“如今特意推出新译本，意义在哪里”，我只能回答“这确实值得考虑”，然后陷入沉思。但是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我曾写过，翻译这项工作多多少少有个“鉴赏期限”。很多原创作品没有鉴赏期限，但翻译作品却不同。翻译说到底就是一种语言技术问题，而技术会从细节开始日益陈旧。即便存在不朽的名著，不朽的名译在理论上也是不存在的。不论哪部译作（当然我的翻译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的推移都会陈旧，就如同日益陈旧的辞典，虽然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我甚至想，从这种意义上说，通过翻译对原作的“加印”都有可能给作品本身带来损害。所以每个时代都有必要更新译本。至少对读者来说，有多种选择比没有要好得多。
另外，读过已经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几种译本后，暂且不论翻译质量，它们和我心目中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好像有些许（或 相当 ）的不同。当然，我只是在描述自己对这部小说抱有的个人印象，而非客观的——或学术的——批判或评价，我没有资格说这种伟大的话。只是那些翻译与我的感受多少存在着差异，“我心目中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这不能不让人疑惑。身为一个读者，单纯从个人观点出发，对其他作品产生的这种感受我是不会说出来的，而正因为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我才胆敢直言不讳。这一点还希望各位理解。
反过来说，各位也可以这么理解，我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在极端个人的层面上完成的。我将自己对这部小说抱有的印象明确化，尽可能用具体而明了的文脉将其轮廓、色调和结构为各位读者展现出来，这是我此次翻译的目的。译文虽符合原作，但不知为何抓不住本质、摸不着头脑，这类情况我一直极力避免。
我认为翻译基本上就是热情讲述故事的过程。当然并不是只要意思吻合就可以。如果不能将文章的意象明确传递出来，那么作者的用意也无从传达。尤其是对这部作品，我尽可能做一个热情亲切的翻译者，尽量将一个个文字集合体的内涵用日语说清楚。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极限，我只能说我尽了全力。
上面提到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来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既然如此，身为翻译者，我就有必要具体说说它究竟多么重要。
如果让我“举出迄今为止遇到的最重要的三本书”，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雷蒙德·钱德勒的《漫长的告别》。它们都是我人生（身为读书人、身为作家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小说。倘若只让我从中挑选一本，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不起的盖茨比》。如果没有与这部作品相遇，我甚至觉得自己写出来的小说会跟现在的作品完全不同（或者也许什么都不写，因为这只是纯粹的假设，自然不会有正确答案）。
总之，《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让我如此沉迷。我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也受到很多激励。这部雅致的长篇小说，成为我作家生涯的一个目标，写作世界里的一个坐标轴。我仔仔细细反复阅读它，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不放过，许多部分几乎都能背诵下来。
听我这么说，一定会有很多人露出困惑的表情，“我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可它真的像村上先生说的这样伟大吗？”那么，我不由要追问一下：“如果《了不起的盖茨比》算不上伟大的作品，还有其他什么作品能称得上伟大呢？”当然，我其实也能理解这类读者的心情。因为《了不起的盖茨比》将各种情景极其细致鲜活地描写出来，将所有情感用极其精致多样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不逐行逐句细心阅读英文原作，是无法全面理解其精妙之处的。这一点就是根源所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二十八岁时文笔达到了巅峰。然而翻译成日语之后，无论是否出于译者本意，都会有很多美妙之处受到损伤。就如同上好的葡萄酒经过长途运输一样，独特的芳香和微妙的口感难免会有损失。
所以，很容易形成这样的看法：这种小说阅读原文是最佳选择。然而阅读原文又并非普通读者能够实现的。空气的微妙流动，使得相应的色调、情形和节奏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种自由自在、畅通无阻的美丽文体，没有相当的阅读水准的确很难体会到。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懂英语就能领略到这种等级的叙事美感。
因此，说得夸张一点，《了不起的盖茨比》至今还没有被日本大部分读者 真正 正确地认识。至少，目前读者们（其中很多人从事与文学相关的职业）对它的整体评价令我感到遗憾，我不得不做出这种悲观的结论。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很大程度上就是翻译存在着局限。
当然，也不能说我的翻译就突破了这种障碍。这部作品翻译起来究竟有多么难，我实在太了解了，所以我说不出这种狂妄的话来。我并不是突然转变态度，只是说我的翻译也相当不完善，或者说，想找缺陷的话总还是能找出几处的。我承认这一点。如此完美的英语作品，怎么可能毫无缺陷地转换成其他语言呢？但是即便如此，作为一个翻译者，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会尽我的努力和诚意寻找一条翻译之路，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作品 最重要 、最本质的东西，尽可能有效而准确地表达出来。
希望各位理解的是，以前我做翻译时，一直提醒自己要放弃小说家的身份。无论翻译哪个文本，我都尽量消除自己的影子，就好像极力让自己成为舞台上的黑衣人。对我来说，忠实的翻译是最重要的。当然，之前我做的各种翻译，或多或少都与我的小说家背景有着关联。但那始终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不是刻意而为。唯独对《了不起的盖茨比》，我要尽可能地发挥身为小说家的有利之处，这一点我从一开始就做出了决定。这并不是过度翻译，也不是改写文字。我只是在各个关键点发挥自己身为小说家的想象力。一边想象如果我是作者会怎么写，一边将菲茨杰拉德文中容易错过的要点一点一点挖掘出来。对那些关键的要点和美丽的枝节，尽可能精细地加以解剖。必要时，也会用较长的词句进行解释。因为在我看来，不这样的话就无法发挥出菲茨杰拉德文字的内在力量。他的文字世界里有个部分，让人想不顾一切投身其中抓住其核心。只有触及那个核心，他的文字世界才能够鲜花盛开。
说得极端一点，我是把《了不起的盖茨比》当成最终目标，走上翻译这条路的。所以这部作品的翻译对身为译者的我来说，既是一个结论，也是一个成就，同时又标志着我迈出飞跃性的一步。当然这终究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个人的课题，与拿到这本书的各位读者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对这部翻译作品，我有几点很在意，也可以说是翻译的基本方针吧。
首先，我将它定义为“现代故事”。这部作品完成于一九二四年，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一九二二年。我翻译它的时候，离小说问世已经有八十多年，也就是说它是很多年前的故事了。但我并不想把它当成一般的经典作品。对我而言，《了不起的盖茨比》必须是一个发生在现代的故事。这是我此次翻译时最优先考虑的事项。所以旧式的措辞、有时代特色的修饰，我只保留下真正必要的部分，其他的尽可能删除，或者将色调调弱一级。尼克、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汤姆等人，就好像生活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是亲人，是朋友，是熟人，是邻居。对话在小说中究竟有多么重要，我是从这部作品里体会并学习到的。
各位在阅读时就会明白，这部小说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形象，他们的对话也相应地各有特色，但又绝不会一成不变。每个人的行为规范贯穿始终，却又根据状况和环境、心理和视角——作为与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与此同时，说话的方式也不断地改变。因此，他们的对话必须是活生生的，他们的每一次呼吸都必须有具体的意义。
另外，我很在意行文的节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具有独特的美感和韵律，会让人联想起优秀的音乐作品。他用这种节奏驾驭着文字，就像童话故事里魔法豆的枝蔓向天空伸展一般展开他的叙述。流利的语言接连诞生，不断成长，为寻求空间流畅地在空中移动，真是一幅美丽的景色。在这种时候，逻辑和统一性偶尔也会被逼到某个角落。语言被吸入空中，多样而暧昧，存在着各种暗示、各种可能。这种表达方式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作为认真的翻译者，我有时候不得不严肃地思考一下。但是读者在阅读中却几乎不会留意到这些地方。因为那无与伦比的优美文字流畅地讲述着故事。他究竟要讲述什么？读者在阅读中毫无不适、毫不迟疑地理解了一切。真正是个天才的文字家。要将这样的作品转换成日语，是一项极难的工作。
因此，我十分重视行文的节奏。我认为这是菲茨杰拉德作品的本质所在，所以我首先要把这种节奏移植到日语这片土壤中，在它周围小心翼翼地添加旋律、音响和抒情诗。与音乐相比，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更加自然，更易于理解。有时他的作品需要用耳朵来聆听，需要出声地朗读。我也不清楚自己能否成功地驾驭。但总之节奏是我翻译的一个要点，是基本方针，这一点我希望各位读者能够领悟。首先有流动的节奏，然后紧密相连的词语自然地喷涌而出。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菲茨杰拉德作品的美妙之处。
对于我自身和这部小说的关联，对于这项翻译工作，我好像说得略微有点多了，虽然仍觉得还是有些没说到。这些方面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暂且先到此为止吧，下面我来讲讲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背景，略微讲一些史实，想必也是我身为译者的一个职责。我只能简单、粗线条（而且就像亲眼所见一般）地略述一二，各位如果对详细情形感兴趣，最好还是去看看传记之类的。
一九二三年，菲茨杰拉德有了写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构想。第二年春，他和夫人泽尔达渡海去法国生活后，才真正开始写作该书。同年，小说完成。一九二五年四月他二十八岁时，小说在美国出版。
菲茨杰拉德一九二〇年刚出道，便给文坛带来了冲击，他一连出版了《人间天堂》（处女作）和《美丽与毁灭》两部长篇小说、《飞女郎与哲学家》和《爵士时代的故事》两本短篇小说集，成为时代的宠儿。一战以后，美国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新文化日益兴盛，时代寻求着新的英雄。英俊、无畏、华丽的流行作家菲茨杰拉德作为年轻人心声的代言人，正是社会需要的文学象征。而且对于站在时代前端、从旧有观念中解放出来、享受着随心所欲的物质生活的年轻女性来说，他那美丽的新婚妻子泽尔达简直就是个公主。
菲茨杰拉德过着奢侈的生活，同时拼命为大众杂志写赚钱的短篇小说。其中多数都是结局完美、没有一点邪恶的娱乐作品，也夹杂着几篇美得令人窒息的杰作。这些短篇佳作至今仍有许多读者。这位二十出头、不谙世事而且常常缺乏稳定性和自制力的青年，为什么能如此成功？这至今仍是一个谜。当然与莫扎特、舒伯特的情形一样，可以用“天才”这个词来解释一切。
虽然过着喧哗的生活，菲茨杰拉德心底却深藏着很大的野心：有一天要写一部刻画时代的杰出的长篇小说。快速创作短篇小说让他生活无虞。当时的大众杂志稿酬出奇地高，与写长篇获得版税相比，依照市场需求写畅销的短篇小说更能获得高额的经济回报。但是，没有一部沉甸甸的长篇作品，是无法作为一流作家被社会认可的，这就是当时文学界的现实——今日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只有极个别例外。菲茨杰拉德绝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轻量级的作家，他觉得只要环境允许，自己也能写出经典的长篇小说。《人间天堂》《美丽与毁灭》都是不错的长篇，评价还可以，销量也不少。但是他心中依然存有“能够写出更具深度的文学作品”的抱负与念头。
初入文坛和新婚的热闹告一段落之后，一九二二年菲茨杰拉德二十六岁时，和泽尔达远离纽约市区的喧嚣，搬到郊外长岛大颈去生活。他打算在这里平心静气地进行创作。但是，活泼爱热闹的泽尔达无法忍受安逸的郊区生活，再次过上了喧闹的日子。但实际上，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这也不是完全无益的消耗——至少长岛夜夜笙歌的生活成为日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故事背景。
菲茨杰拉德属于以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为基础进行创作的作家（所以他身边需要泽尔达这样台风眼般活泼的女性），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长岛的浮华时光，《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杰作也就无法诞生，或者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作品，那些活色生香的宴会场景肯定是不会存在了。投入和产出不均，成为菲茨杰拉德这位作家的一个弱点。投入的能量过大，产出却不多（这是他小说家生涯前半期的状况）；努力投入之后，可供产出的素材又不够了（这是他写作生涯后半期的情形）。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时，这两个方面在最大限度上达到了绝妙的平衡。如此完美的均衡状态，在菲茨杰拉德的一生中再也没有第二次。
一九二四年，为了寻求更安静更适合创作长篇小说的新环境，也为了削减日益增加的生活开支（其实无论怎样改变住处，这个目的终难实现），菲茨杰拉德夫妇又搬家了。他们离开长岛，坐轮船横渡大西洋，来到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不断搬家对菲茨杰拉德而言——关于这一点我也深有同感——犹如宿命。他无论如何都无法在一个地方好好待下去，因此他这一生也就从没有过自己真正的家，只是不断地租房子。攒钱的事他也从没做过。痛快是痛快，但无论居住环境还是经济状况，都从未让他得到过安宁。
姑且不论这些。在风光旖旎的法国南部，菲茨杰拉德（罕见地）下定决心全力以赴投入到创作中。可是泽尔达却觉得这种生活很无趣。长时间没有他的陪伴，令她十分厌倦。她发牢骚说，短篇小说在游乐的空闲简单几笔就可以写出来了，为什么非要这么拼命地写长篇，做如此麻烦的事情。菲茨杰拉德对长篇小说抱有的那种热切愿望，她根本就不能理解。这样一来不就完全不能玩乐了吗？好不容易来到这么美丽的国度却……她不知该怎么打发无聊的时间，不禁涌起想要报复丈夫的念头。当菲茨杰拉德将心血倾注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上时，她和年轻英俊的法国海军飞行员有了私情。这是那年夏天的事。
泽尔达在少女时代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年轻的驻地军官们——当然菲茨杰拉德也在其中——就有过几次这样轻浮的恋爱。她属于那种难以取悦、无法顺利相处的女性。菲茨杰拉德习惯了其他男人对泽尔达的迷恋，他对妻子与自己牢固的感情纽带很自信。起初他并不在乎她有外遇，心想“只要不妨碍我的工作就可以”，但当他发现泽尔达深陷其中时，不禁愕然不知所措。认识他们（泽尔达和飞行员）的朋友几乎都有意无意地暗示两人发生过性关系。当然现在无从判断真伪，只能想象情形大致如此。
总之，菲茨杰拉德知道了这一切，他严厉地质问泽尔达。泽尔达承认爱上了飞行员，并提出离婚。这让菲茨杰拉德受到强烈打击，甚至连小说创作也中断了，他向二人发出最后通牒（就像小说中汤姆面对黛西和盖茨比时的情形一样）。在一连串的起伏之后，泽尔达和法国飞行员短暂的夏季恋情宣告结束。泽尔达冷静下来，认认真真地思考（如同黛西那样），不得不选择留在菲茨杰拉德身边。但是，这次事件为两人今后的生活留下了阴影。
埋头工作的丈夫，另寻欢乐的妻子——如果能将这看作是司空见惯的事，倒也罢了，可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他不再能集中精力安心写小说，他在情感上对妻子的百分百信赖受到了莫大的伤害。这种痛楚和焦躁，恐怕都深深影响了他在小说中对黛西形象的塑造。或许可以更恰当地说，创作时情感上遭遇的冲击无意中让他得到小说家所追求的一种“滋养”。
尽管如此，菲茨杰拉德依然想方设法坚持写作，终于完成了作品。一九二四年十月末他将《了不起的盖茨比》手稿寄给了出版社。编辑麦克斯韦·帕金斯立即给他回复了一封赞美的信。菲茨杰拉德也很高兴，他期待着这部小说能创造新的销售纪录。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理想。菲茨杰拉德曾暗自期待卖到十万册左右（这可以让他在经济上进入安全地带），可实际却只卖出两万册多一点。绝大多数评论都是赞誉之词，但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畅销。扣去预付款，收益所剩无几，很是寒碜。为什么销售会如此惨淡？恐怕是因为这部小说对于一直追捧菲茨杰拉德的年轻粉丝们来说，内容过于深刻复杂。他们向菲茨杰拉德寻求的是明朗洒脱、略带伤感的都市小说。也就是说，菲茨杰拉德比读者们走得更远了，理智而骤然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了不起的盖茨比》被评价为“名留文学史的杰作”，被美国高中选为必读书目，每年的销量达到数十万册，这都是菲茨杰拉德身后的事情了。他“想写一部不朽的长篇小说”的愿望终于实现，只是很遗憾，他在世时没能目睹这一景象。他生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将他视为“过气的流行作家”，把他扔在历史的黑暗中，几乎不予关注。酒精依赖症、泽尔达的疯狂和治疗、养育独生女儿等等重压，他都一个人承担，同时还忍受着经济上的长期压力，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文学上的野心和良心。菲茨杰拉德饱尝艰辛，坚持小说创作（不论有无全盛期和辉煌可言，他的多数作品都是值得细心阅读的佳作），直至一九四〇年去世，年仅四十四岁。临死之前，他都一直认为：海明威才是当代的文学巨星，与之相比，他自己只是学到了一些技巧的文学娼妓。有篇文章记载了他的这种真实想法。许多人认为这是菲茨杰拉德特有的“失败主义倾向”，而他的这种倾向也有着不得已为之的成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了不起的盖茨比》曾绝版过一段时间，有一年他的版税收入总额只有三十三美元！而与此同时，海明威则成为文学界的英雄，深受年轻人崇拜，在全世界博得了盛誉。
但是二战以后，海明威的文学声誉渐渐下降（或者说之前过高的评价得以纠正），而另一方面，美国文坛以几位文艺评论家为首，戏剧性地发起了对菲茨杰拉德文学的再评价运动，其结果就是令他的文学声名从此牢固不可动摇。的确，如今再阅读他的作品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他被重新估量的同时，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所受的评价却在逐年恶化。与海明威的作品相比较，《了不起的盖茨比》立足点非常精彩，艺术性也没有丝毫的破绽。海明威最好的长篇我认为是《太阳照常升起》，但即便是这部作品也明显比《了不起的盖茨比》差一个档次。有个成语叫“盖棺定论”，但常见的情况是盖棺后很长时间也无法形成定论的。
不管怎样，有一件事不可否认，如果菲茨杰拉德没有留下《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伟大的作品，对于他的再评价——即便有——也不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结果。这部小说对他而言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夜色温柔》真的很优美、很深入人心，我也非常喜欢，但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相比，细节上就难免有掉以轻心的地方。菲茨杰拉德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一九三四年，他在一次回忆中这样说道：“创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几个月是我最纯粹地保持着艺术良心的时期。”那么为什么其他时期没能做到这一点呢？当然存在各种原因。但是，菲茨杰拉德曾经的好友海明威对此有过一番独特的见解。“能创作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伟大作品的作家，为什么会沉迷于酒精，过着浮华的日子，而不去认真写作呢？原因我不是很清楚。但当有一天我见到了泽尔达，就一下子恍然大悟了。”泽尔达忌妒菲茨杰拉德出众的才华，只有把他从创作中拉出来她才能获得满足。这就是海明威的解释。他在给麦克斯韦·帕金斯的信中如此写道：“菲茨杰拉德获救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泽尔达死去，一是他弄坏自己的胃不能再喝酒。”海明威曾很认真地告诫菲茨杰拉德，泽尔达的脑子有问题，最好还是及早分手（当然菲茨杰拉德无视他的意见）。
海明威的推测在某种意义上击中了要害，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忽视了一个关键点。菲茨杰拉德从本质上说，是需要泽尔达这个发热点的，而泽尔达在本质上也同样需要菲茨杰拉德。他们两人通过这种关系，才能巧妙地交换灵感，提高创作技巧。所以，这两人在人生搭档的选择上绝对没有错。只是他们的热量都很强烈，完全超出了一般常识的范围，所以不可能长期维系良好的平衡。另外，两个人都缺乏维生所必需的实际能力，也都没有意识去弥补彼此的缺陷。即便有意识，他们也各自存在着致命的不足，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相互弥补。因而无论怎样，两人关系上的破绽都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泽尔达年纪轻轻就患上了精神疾病，这一点太出乎意料，也太过于悲剧了。
总之，我们只能将两人罕见的结合（或者说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缘分）视为天生注定的，来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近乎完美的小说（“ 近乎 ”这个词永远只是个修饰语），并为此感到庆幸。我们只有通过追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泽尔达的关系，来了解这部作品诞生的原因。即便如此，对于他们奢华、潇洒而令人惋惜的命运，我们也只能报以深深的沉思。
本书翻译的过程中，承蒙柴田元幸先生的帮助，与以往一样，整个校订过程都仰仗先生的参与，个别不明之处得以修正。先生还提出了几点宝贵意见，均已在译文中反映出来。在此真挚地向先生表达深切的谢意。
当我提起翻译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时，美国人首先都会问：“那么，盖茨比的口头禅old sport该怎么翻译成日语呢？”我是这样回答的：“就直接保留了old sport。”他们全都一副迷惑的表情，问道：“难道不能找个合适的日语词汇吗？”当然，如果有“合适的日语词汇”，我也乐于使用，但我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这一点还望各位谅解。关于old sport这个词，我已经思考了二十多年，一直觉得“无法用其他的词替代”。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得出相同的结论——除了直接用“old sport”，别无他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够努力，轻易地放过了这个词。“我只是认为，old sport”就是“old sport”，译为其他任何词都不可能。我已经这样决定了。话说回来，如果它只在个别的场景出现一下，还是有几种合适的译法的，那就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了。但是现在它作为重要的关键词在作品中出现，除了保留原形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Old sport”恐怕是当时英国人的说法，意思应该与今天的old sport接近。反正美国人是不用这种表达方式的，类似的表达在美式英语中应该是my friend吧。大概是盖茨比在牛津时学会了这种说法。等回到美国后，他将这个词用作了口头禅，而且装腔作势地一直使用。菲茨杰拉德通过这个称呼隐隐表现出盖茨比与生俱来的演技——很怪异同时又很天真。这种浅显的庸俗与粉色西服、黄色跑车一脉相承，样样惹得真正出身上流社会的汤姆·布坎南生气。能准确传达出这种语感的日语词汇，我花了二十多年时间也终究没有找到。
我还要讲讲另外一种个人感受，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最让我费心、最花精力的是开头和结尾部分。为什么呢？这两个部分都美得令人窒息，而且是早有定论的名篇。读上几遍还是只能感慨文字的美。每一个词都有丰富的含义和实质，既具有深刻的暗示性，又犹如乙醚般清淡，想要捕捉时它却从指间溜走。坦白说，我没有足够的自信能将开头和结尾翻译得如想象中那么好，所以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着手译这部作品，一直将它搁置在神龛上。说老实话，这是不能声张的（有可能的话，我希望这部分用小字印刷），至今我还是没有自信。反复推敲多次，我还是只能说“我竭尽全力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夏天优美而悲伤的故事，我想不管形式如何，只要我们能享受到这一切就可以了。而且我希望各位能够理解四十多年来我将这部作品视为瑰宝的几个理由，只要能理解一点点就好。我希望能与各位温馨地分享这些想法，这是我最终的愿望。唠唠叨叨写了一大段，说不定其他的意义也没有了。
（本文系村上春树为他翻译的日文版《了不起的盖茨比》所写的后记，中文由张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