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教会了我和其他几代人知识上的诚实。”与纪德成为莫逆之交后,莫里亚克对纪德表达了感激之情。
透过朋友们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个自我立法者的逐渐成熟。他笔耕不辍,在欧洲每一次动荡与和平交错的历史进程中见证、记录与反思,他变得越来越像一个道德家—不是对主流道德小心翼翼地遵守抑或破罐破摔地对抗,而是审慎地确立与塑造独属于自己的道德法则,岁月与洞察让他越来越诚实、坦然地对待自我,他也越来越习惯于把自己作为方法,观察人类的正义、德性、意识、神性以及劣性。《田园交响曲》在他五十岁这年问世,此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具有足够的经验与智慧来面对道德的问题了。所以,这部小说扣上了三部曲的最后一环,他交出的回答,正是莫里亚克提到的“诚实”,只不过,这种诚实仍然不是用简单的“赤诚”或者“坦白”来传递的,它就像河底砂石中的金沙,需要读者拨开泥沙,方可见得。
1919年问世的《田园交响曲》可以被视为《背德者》与《窄门》的结合,它延续了纪德“表达与掩饰”“自白与自欺”的核心命题,又把以往写作中所涉及的宗教、禁欲、压抑等元素和谐地融为一体,故事显得更加立体丰盈,技巧也更加醇熟。当然,纪德从来不是一位对“好看的故事”着迷的作家,相反,他在书信与日记中都谈到过对“流畅”和“好看”的厌弃,它们不过是老派作家用以吸引读者的把戏,当作家满心想着一挥而就地写出一个充满逻辑、速度与悬念的“好看故事”时,他更多地是在讨好读者。纪德看似傲慢的拒绝让人想到神学家 C. S. 路易斯那个有趣的对照:看小说只会看事件(event),相当于听歌只会听调调(tune),一个现代作家需要的,始终都是借由故事,勘探人类思维更深处的矿藏。也正因为如此,这部脱胎于狄更斯《炉边蟋蟀》的小说具有明显的“反狄更斯”气质,虽然两位作家都讲到了盲女、错位的爱以及收养等情节,但狄更斯更习惯以巧合、主流价值观以及喜气洋洋的结局为读者们奉上一道简单爽口的甜点,读者与作家一样,绝不会背上任何伦理与道德的负担。纪德对狄更斯“惩恶扬善”“大团圆”的伦理观深恶痛绝,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中就毫不留情地批评过狄更斯的“幼稚”,而在本书中,他也彻底地瓦解了狄更斯的原故事,让乏味简单的道德金字塔垮塌,于一片狼烟与废墟中升起了对于人性更为深沉的拷问。
与《背德者》中的米歇尔或者《窄门》中的阿丽莎类似,《田园交响曲》中的神父也建立在纪德最根本的艺术观之上:他被择定了一种与其本性相悖逆的社会角色,以至于他的一生不得与既定的角色周旋应对,或顺从或对峙,或认输或对抗。然而,在纪德看来,任何为了按照既定规则行事而偏离天性的行为,都是对自我的背叛,也都是不诚实,所以,纪德诚实的思考,是从对于不诚实地对待自我中析出的。这部小说仍然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叙事者是一位牧师,他偶然间救下了一位失去庇护的盲女,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出于宗教的救赎情怀才救下了女孩,可是妻子比他更早地发现了他的私心:他对女孩存有私欲,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女孩当成是真正的孩子或者学生,他在她身上倾注了恋人般的心血,为她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天天远离妻子与五个孩子。
在很多微小的细节中,我们看到纪德揭露人潜意识的手法变得更加成熟了。当牧师第一次看到盲女时,他将她描述为“就像一堆无意识的肉体,任由自己被别人带来带去”。此处的笔法极为精湛,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牧师自认是上帝的代理人,那么他应该看到的是被拯救的“羊”,或者是“可怜人”,如果牧师自认为是一位长辈,那么他应该看到的是孩子,可是他看到是“肉”—活色生香、青春洋溢而且任人带走的肉体,只有从一个男人包含色欲的眼睛中,才能看到这副肉体。因而,牧师从一开始对女孩的描述中就暴露了他不自知的潜意识。只有成熟的作家,才会在极简的一笔中向读者传递关于人物形象的大量秘密,像美国作家奥康纳只花了一笔来说一个女人的脸像“卷心菜”,但足以让读者领悟这是一个耽于厨房琐事、毫无灵魂的乏味的女人形象;或者像卡夫卡,也只花了一笔描述一个女人的手指长了“蹼”,如此古怪的“蹼手”却足以激发读者意识与想象—这个女人也许像海妖塞壬一样,专门引诱别人。显然,到了《田园交响曲》时期,纪德的笔力也已经成熟了。
除了细节上的成熟,《田园交响曲》还以更为微妙的方式呈现出纪德的反讽与隐喻艺术。小说的名字源自贝多芬的同名乐曲,牧师用它作为自然之美和音乐之和谐的例子,他所收养的孤女天真无邪,相信自己看不到的世界就像那部交响乐那样和谐美丽。但是对于田园梦幻的相信,都是建立在“盲”与“瞒”之上的,这本身就是对田园梦幻的冷酷讽刺;此外,牧师对于盲女恢复视力的恐惧,从故事情节上来看固然是怕她看到自己老朽的模样不再喜爱,从隐喻的层面上谈,也可以理解为牧师对直面真正自我的拒绝,不再遮蔽、不再盲目,有时候恰恰是不可忍受的。这情形,也许就像柏拉图在著名的“洞穴喻”中描绘的,一些人走出黑暗的洞穴,却由于无法承受刺眼的天光,只得再次返回了洞中,满足地栖居在自我欺瞒中。所以,孤女既可以视作牧师潜意识恋慕的对象,也可以理解为牧师自我欺骗、自我遮蔽的象征本身。
之所以选择牧师作为主角的职业,也和纪德对宗教的态度有关。他对《圣经》《福音书》有着极深的领悟与热情,但他从来不打算屈服做一位信徒,也从未从根本上被宗教中的任何形而上学原则所困扰。然而,在母亲与妻子身上,他看到了太多被外在律令捆绑本性、无法舒展的悲剧,因而意识到宗教对于现代人来说仍然是最强有力的外在规训。纪德是这样一个人:他拒绝制定任何教条,而是以一种自律的态度来训练自我、治理自我从而解放自我,反过来,与宗教相关的信徒往往会成为他试图抨击和解绑的对象。简而言之,他关注诚实而非救赎,关注伦理而非宗教,在很多方面,他都近乎于“渎神”。所以,我们会从与纪德过从甚密的诗人克洛岱尔讲述的那则往事中看清纪德的态度。在一次与主教共进晚餐的过程中,克洛岱尔点燃了一个可丽饼,火苗高蹿之时,他说:“这就是上帝要对纪德做的事。”
纵观纪德的三部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品叙事艺术的日渐成熟,也看到作品背后那个人的成熟,他不断丰富着自己思考的主题:个人与上帝的关系、灵与肉的纠缠、大胆的价值判断对传统伦理的挑战、伪造与表达之间的暧昧、中产阶级的道德观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狼狈为奸……然而,它们又统统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上:我们能否勇敢地认清自己、说出自己并且扩展自己?通过这些看似不同的故事,纪德走上了一条与他最喜爱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的路:在最个殊的故事中展现人类最普遍的经验,它们终将超越一时一地、移风易俗的习惯、记忆与规则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