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重返大地

2010年，由建筑师珍妮·甘设计的摩天大楼爱克瓦大厦在芝加哥落成，并被誉为既适合人类居住，又考虑到其他动物生活的典范建筑。它那波浪形的外立面和烧结玻璃可以避免鸟类接近建筑物的玻璃幕墙，造成鸟类受伤或死亡。对于“动物友好”建筑来说，设定的门槛也许并不高——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将动物排斥在外，甚至视其为“低人一等”。更常见的是，动物只有在被认为对人类有用时，如作为牲畜、家养宠物、实验动物，或动物园和水族馆等消费场所中的景观时，它们的建筑才会被特别设计。如果这些动物并没有特殊的用处，那么它们常被视为“有害动物”，并被清除或消灭。当地球上的建筑行业成为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的主要因素之一时，我们迫切需要改变自身与动物的关系，不仅要在设计建筑时考虑动物，而且要将其视为“共居者”，并寻找一些措施来改变我们长期观念中的“人类例外论”。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真正的“动物建筑”，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本书将阐述30种不同的动物，以开辟思考动物与人类建筑之间真正关系的新方法。书中涉及的动物既有最小的可见生物（昆虫），也有最大的陆生动物（大象），既有家养的猫和狗，也有被鄙视的黄蜂和老鼠。如果建筑能被动物们充分使用，会怎样呢？本书中的例子包括蜘蛛在房间的黑暗角落里结网，燕子在砖墙上为泥巢寻找理想的建筑点，河狸作为“景观工程师”与人类并肩工作，猫和狗利用我们的家具作为自己的休憩场所。人居环境的任何部分都能被非人类生物占据和改造，但人们会非常挑剔地选择允许哪些动物进入，或将哪些动物拒之门外，甚至是清除它们。

在建筑中为动物开辟空间，首先要意识到，非人类生命已经深深地融入我们的建筑以及想象当中。本书通过仔细观察动物如何创造或占据空间和结构，探讨了设计时需要考虑哪些动物因素。通过关注与动物的想象性互动，本书拓展了与其他生物共同生存的可能性。同时，本书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为了人类的居住生活，动物做出了何种牺牲——我们必须更加坦然地接受这一事实带来的不适；面对无法控制的混乱和痛苦，人们需要向前而不是逃避。简而言之，《动物建筑》构建于一个人类与动物已然相互交织的世界，无论我们或它们是否喜欢这样。

在这篇导言中，我将简述一些更广泛的论点，以此来介绍本书如何探索动物与建筑之间的关系。这些论点包括以下问题：第一，建筑的起源以及建筑与自然的关系；第二，建筑师和规划者为什么必须超越以人类为中心的建筑方法；第三，在人类建筑中，动物为何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第四，为何必须开始更多地关注为动物而建的、与动物共居的建筑。本书的主要目标是挑战当前建筑实践中对动物（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自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即把动物视为“他者”，只从其对人类的有用性角度加以解读。打破这种思维模式，就有可能以一种更丰富、更复杂的方式对待动物；放弃工具性思维，就有机会用更开放、更包容的方式理解动物。

建筑：毁灭世界的力量

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现存最古老的人类建筑学专著——公元前1世纪编纂的《建筑十书》（多卷本）中，对建筑的起源进行了推测。他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早期人类（主要是男性）聚集在他们最近一次生起的篝火旁。在这里，人们“首先用枝叶搭建遮蔽物，其他人在山脚下挖掘洞穴，还有人模仿燕子筑巢的方式，用泥土和树枝搭建庇护所” ^[1] 。维特鲁威的著作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被重新发现”后，引发了人们对建筑起源的痴迷，这种痴迷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不同作家的眼中，维特鲁威首次提出的“原始小屋”的灵感来自树木的粗大枝条、用树枝和芦苇进行编织的古老技艺、泥土筑成的白蚁丘、蚂蚁和穴居动物挖掘的巢，以及鸟巢。 ^[2] 建筑历史学家约瑟夫·雷克沃特认为，这种对建筑起源的关注来源于对这门学科进行革新的尝试，反复强调作为人类建筑灵感来源的自然界中的各种案例，是为特定的建筑构思理念寻求普遍甚至神圣认可的一种方式。 ^[3]

正如雷克沃特所指出的，对建筑起源的推测，可以通过质疑我们的一些基本观念来激发新的思考。谁能说这不是建筑行业的当务之急呢？即使按照最简单的统计数据来衡量，建筑行业也是人类与地球关系的“毁灭狂欢”的主要参与者，这种狂欢是以资本主义消费为基础的。2021年，全球建筑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8%，是所有行业中占比最高的；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增至42%。在全球范围内，每周都有一座相当于巴黎的城市建成，但只有1%的建筑物进行了碳足迹评估。

有时，需要一个局外人来提醒我们建筑行业破坏性的真实规模和恐怖程度。在2016年出版的《垂直》一书中，地理学家斯蒂芬·格雷厄姆探讨了从卫星到地堡，人类的建筑如何越来越多地主宰地球的垂直轴。在最后一章关于采矿的内容中，他揭示了如今的超高层摩天大楼是如何通过对地球难以想象的破坏而建成的。例如迪拜高达830米的哈利法塔（在吉达塔于2025年竣工之前，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就是一座破坏力巨大的建筑——它使用了5.5万吨钢材、25万吨混凝土、700吨铝材和8.5万平方米的玻璃，以及用于内部装修的成吨的埃及大理石和印度花岗岩。所有这些材料，都需要从世界各地开采、提取和加工，尤其是铁矿石和沙子。 ^[4] 而这些材料统计数据并没有告诉我们，开采和制造过程导致了多少有机生命的毁灭，而且这种程度的破坏很少在建造的过程中被考虑在内。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哈利法塔（以及几乎所有的摩天大楼，无论它们从表面上看是多么环保的“绿色”建筑）壮观而闪亮的幕墙十分有效地掩盖了这些建筑材料的巨大破坏力。这些建筑物简直是世界的毁灭者。

在极度令人沮丧的现实面前，我们不难理解，一些建筑师希望回归小规模建筑，以创造截然不同的建筑模式。因此，现在世界各地有数以千计的生态村，它们都以创造“恢复性”环境为前提，建筑则采用可直接使用和可再生的材料。例如，在2009年建成于威尔士的拉马斯生态村，道和霍皮·温布什两位居民就将当地的木材（尽可能使用林地中的倒木）作为自建房屋的主要材料。这里（以及其他许多生态村）的观点，是通过让人类建筑者重新直接参与材料、建筑方法以及基础设施的构建，与大自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尊重和相互促进。然而，即便拉马斯生态村通过对土地的精心管理，真正提高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不可避免的是，建筑依然是一门在本质上具有破坏性的艺术。

砍伐一棵树，将其作为建筑材料，就意味着毁掉一个生命世界（无论在原地种植另一棵树能否抵消这一行为）。即使我们不认为植物具有活生生的生命（当然，如今大多数植物学家都会对此提出异议），一棵树也能养活大量的动物——从钻进树皮觅食的昆虫，到在树冠上筑巢的鸟类。使用枯木可以说更具破坏性，因为倒下的树木所供养的生命通常比活着的树木更多，腐朽的木材能为各种动物、真菌和原生动物提供养料。即使是维特鲁威所描述的最原始的居住行为——在地上挖一个洞或躲进一个山洞——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为了我们人类，其他生命总是被迫迁离和牺牲。事实上，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其生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持续的、不可恢复的能量消耗，这种消耗最终会导致生物的死亡。在这种更为实际的理解模式下，推测建筑的起源并不是一种想象人类建筑回归自然的方式（除非这指的是人类对自然的彻底理解），而是完全相反——通过脱离被视为威胁的自然，退回内部世界（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动物建筑，如白蚁丘和鸟巢）。建造庇护所意味着有目的地将外物排除：建造行为本身就是对外部世界的封闭和分割，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事物。“原始小屋”的外部正是“自然”，而千年之后，外部的“自然”环境又被那些试图为建筑所谓的“自然”属性辩护的人所推崇。关于建筑带来的破坏性，更真实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可以被“解决”（即减少至零），而在于应该如何接纳及减少此类损害——这个问题比寻找可持续或有弹性的建筑方案要复杂得多。

如果将建筑与自然的关系视为一场艰难的谈判，那么基于对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理解，谈判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破坏。人类学家蒂姆·英戈尔德提出了“对应”的概念，用来描述人类如何尊重所居住的世界。需要承认的是，所有生物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对应”是“与世界同行”，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种理解模式下，“生命在永恒地发展和变化，既相互结合又相互区分，各不相同” ^[5] 。思考建筑对应关系的一个有用方法是考虑土地的性质，英戈尔德在一篇文章中回应了艺术家蒂姆·诺尔斯于2015—2019年在苏格兰高地建造的一处临时住所。在这里，英戈尔德将建筑的起源重塑为“回到土地”，即建造一个渴望隐匿的藏身之处，因为隐蔽是抵御自然的最佳方式。与坚不可摧的建筑地面（想想沥青路面或混凝土地面）不同的是，这个庇护所是“一个由不同材料构成的错综复杂的折叠空间”，在这里，人类就像“在摇篮里一样依偎其中，巧妙地利用其现有的特征，只做最基本的添加”。 ^[6]

建筑连接着世界，它并不试图在人类和自然之间建立一座不可渗透的壁垒，而是参与创造其中的交互关系。当我在2019年春天参观拉马斯生态村时，我被社区里的人如此开放地在建筑中容纳动物所震撼。例如，在我下榻的旅馆里，一只来造访的黄蜂蜂后正准备在天花板上搭建新巢。在隔壁道和霍皮·温布什的木结构房屋里，一只欧亚鸲多次飞过敞开的前门，从厨房里叼走食物碎屑，而西仓鸮等鸟类则在屋顶内部筑巢，通过墙壁上有意凿出的圆孔进入室内。正是这两座建筑上的孔洞让动物得以进入室内，不管是精心设计的，还是临时修建的，门窗和墙壁之间都留有缝隙。在传统的建筑中，多孔性被极力避免，人们用各种专业材料来密封所有的缝隙。拉马斯的开放式建筑为我们呈现的是，如果我们为动物提供便利，它们就会与我们的生活融为一体。面对筑巢的黄蜂，我明显感到不适，这让我明白，真正的生态建筑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或许是人类对自然的本能排斥，因为自然总是不请自来，试图融入我们的生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建筑上的缝隙在很多情况下是对生态的“诅咒”，它们会浪费宝贵的能源。这甚至是环保组织“隔热英国”发出的号召：密封不良的建筑不仅在英国的碳足迹中占很大比例，而且在其他许多拥有大量历史建筑的国家中也是如此。 但是，也许问题的关键在于，针对人们认为的建筑问题而采取的所谓“解决方案”往往只关注收益，而忽视了任何类型的建筑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损耗。

人类的建筑每时每刻都在受到大自然的侵袭，大自然总是试图将它重新纳入“怀抱”；只有不间断地维护才能防止建筑被外界侵蚀。在最微观的层面上，不透水的物质总是被内部的熵或其他事物的摩擦所分解，无论我们把这些事物看作无生命的（天气）还是有生命的（植物、动物、真菌和原生动物）。从建筑学角度而言，废墟或许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相互侵蚀的有力表达：废墟证明了人类关于永恒的愚蠢见解，有力地打破了建筑不可能衰败的幻想。如果建筑要向外界敞开大门，那么它就必须放弃追求永恒的假象。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审视维特鲁威所想象的原始人类住所了。我们看到的并非一个掌握技术能力的、成为衡量万物（包括他的第一座房子）的标准的人，而是深知自己脆弱性的人类，也就是说，人类与其他生命的世界紧密关联，其他生命无休止地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无论他们是否希望如此。由于接受了这种脆弱性，人类已经知道，他们建造的任何庇护所都将不可避免地最终回归到土地中。因此，建筑的起源势必会迎来建筑的终结，也会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建筑消亡时会发生什么。 ^[7]

全新的现实主义

向动物敞开大门，意味着要从“以人为中心”中解脱出来。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转变在哲学和其他学科中被广泛称为“后人文主义”，成为挑战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和世界观的主要驱动力。 ^[8] 许多试图将人类从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尝试都源于当前的一种认识：人类对地球的统治已经对其他生命形态（特别是动物）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某些动物的数量已经减少了60%以上。一些建筑师开始正视这种破坏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所遗留的问题，近年来诞生了一种特别的哲学流派——“物导向本体论”（有时被称为“OOO”），它被证明在开辟其他建筑构想（考虑因素不仅包括人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9]

自启蒙运动开始以来，西方主流哲学和科学思想一直认为，只有当现实与人类思想相关联时，现实才具有意义，这一基本假设被称为相关主义。从表面上看，像这样的人类中心主义似乎很荒谬——毕竟，动物、植物和岩石等事物是确实存在的，这似乎很明显。然而，承认人类之外的其他事物确实存在（或者说，它们与人类同样平等且独立存在），就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因为它直接挑战了我们能够获取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的所谓能力——这是科学界经常提出的主张。对于“物导向本体论”的拥护者来说，解决这个哲学问题的办法就是简单地接受所有事物都平等存在，而人类对其他事物的认识永远只能是片面的，不可能面面俱到。著名理论家格雷厄姆·哈曼和蒂莫西·莫顿则更进一步，认为这种不完整的知识更类似于审美体验而非经验观察，而且审美感知实际上先于科学方法。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事物之间的关系总是间接的，或者说是“有距离的”，因为平等的存在意味着一种事物永远不可能详尽地了解另一种事物。 ^[10]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事实上，一些科学家，尤其是量子力学和宇宙学领域的科学家，如今正是这么做的——将对建筑师的思考及工作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莫顿在其众多著作中，反复运用建筑类比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例如在《人类》（2019年）一书中，他认为我们需要在设计方法中培养对非人类事物的善意，想象一位具有生态意识的建筑师决定建造一座“能够被青蛙、蜥蜴和灰尘所影响”的房子。然后，他反其道而行之，让人们注意建筑中的基础设施类型，这些基础设施已经承认（虽然是消极地）非人类事物的在场，即“（试图）消除非人类事物的过滤器、空调和防霉油漆”。 ^[11] 我们可以把密封剂、胶水和砂浆添加到建筑中无处不在的防御性材料列表里。显然，扭转这种负面态度，会使房屋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截然不同。但此处的重点并不是强迫建筑师和住户欢迎霉菌、危险物，或是具有破坏性的昆虫进入家中，而是重新培养人们对长期被忽视的非人类事物的迷恋，这正是促进人类与其他生物“团结”的首要条件。莫顿认为，要让其他生物与我们人类一起“享受快乐”；他举例说，麻雀和其他喜爱人类建筑的鸟类一样，喜欢在屋顶的空洞中筑巢。 ^[12]

向动物敞开大门的另一种方式是承认它们是建筑者。尽管迈克·汉塞尔等动物学家已经肯定了动物建筑结构（如白蚁或园丁鸟的巢）的复杂性和精密性，但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只有人类建筑师才能够建造出他们想象中的建筑；其他动物之所以从事建造，只是因为它们遵循着刻在基因里的预先编码的本能。 ^[13] 本书的第一章将更详细地探讨这一观点：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即使是没有大脑的动物，比如蚂蚁和白蚁，在集体建造时也会表现出一定的个体能动性。 ^[14] 此外，对动物建筑的研究表明，人类所称的“环境”（即指人类建筑之外的领域）实际上与建筑紧密交织在一起。典型的例子就是河狸建造的堤坝和巢。这些结构并不是仅仅“坐落”在环境中，将环境封闭或隔离；相反，河狸建造的建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构造”环境。事实上，河狸正被人类用作“自然”方案，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泛滥。这表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建筑和环境是相互交织、共同构成的。然而，许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的是，建筑与环境的共存适用于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无论它们是否建造了某种建筑。这是因为，环境从来不仅仅是某种既有的生命形式的所处之处；相反，它是由无数部分构成的庞大有机体，这些组成部分也积极地塑造和改变着环境。

我们对这种观念感到如此不安，也有力地提醒我们，人类中心主义仍在主导着我们对人类建造环境的理解。不过，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最近，我和一位建筑师朋友在家乡曼彻斯特散步时，驻足欣赏了当地建筑师伊恩·辛普森在市中心设计的乌尔比斯大楼，这是一座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用钢材和玻璃建成的异形建筑，非常引人注目。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的朋友发现大楼的一个金属支架边缘长出了一簇苔藓，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将苔藓摘下。他这样做的理由是，这些苔藓预示着大楼即将衰败：随着时间的推移，苔藓会破坏固定铆钉的橡胶垫片，从而需要昂贵、耗能、耗时的维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朋友争辩说，摘掉苔藓比允许它继续生长更符合生态学原理，因为苔藓上有大量的微动物群落；从长远来看，让一座建筑破败不堪肯定会耗费更多的资源。对我的朋友来说，精心保护建筑的结构和材料完整性正是建筑的“可持续性”所在。

如果主张相反的观点，就意味着反常地将无序和毁灭引入建筑，因此，这种观点不仅是建筑师所厌恶的，也是居住在建筑中的人们所排斥的。但是，真正的生态建筑能从其他地方产生吗？那些将设计作为生态危机解决方案的人也许忽略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例如，购买一个定制的鸟巢，将它安装在墙上，似乎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可以缓解城市中鸟类急剧减少的问题。但这一做法也恰恰反映出人类越来越不能容忍鸟类可能更依恋的地方，即建筑物本身材料结构中的缝隙和孔洞，这样的建筑通常被贬义地称作“年久失修”。向动物敞开大门意味着需要改变人们将此视为“威胁”的态度。也许，与我的建筑师朋友相反，我们需要对其他生命带来的混乱和破坏更加包容。

在建筑中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某些方面来说是违反直觉的。让所有动物平等地生存当然是可能的，但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乔治·奥威尔的著名论断似乎总是适用：“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15] 在建筑物中，所有动物都处于一个等级森严的价值体系：宠物（尤其是狗和猫）在上，害虫（昆虫、蜘蛛和啮齿动物）在下。然而，这种价值体系是可以改变的——尽管肯定会让“上位者”感到不适，但可以促进人类与动物之间更丰富的互动。面对人类建筑活动所造成的巨大破坏，适度的让步也是可能的。如果我们愿意让其他生物分享我们的空间，就会产生一种累积效应。目前，我所做的微薄贡献就是让蜘蛛留在家里阴暗角落的蛛网上。

成为动物

人类如果能够在建筑中更加贴近动物的生活，是否就能理解动物的真正需求，是否有可能像其他动物（甚至是其他人）那样思考？1974年，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问道：“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这篇文章经常被人类或其他动物的意识研究引用。 ^[16] 内格尔之所以选择蝙蝠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蝙蝠具有利用声呐感受器进行感知的能力，而人类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内格尔认为，试图通过科学分析来理解蝙蝠的声呐，只会让人类与蝙蝠之间的共情变得更加遥不可及：这种客观性在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制造了距离。但是，内格尔也反对想象性的研究模式——它们只是人类对蝙蝠的肤浅想象，与真正的蝙蝠确实相去甚远。内格尔的结论是，我们无法理解蝙蝠（或其他任何生命形态，包括其他人类）的“外来”感知。当涉及感知和想象时，人类个体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己的主观性中。人们会忍不住将自己试图理解的一切事物都拟人化。

内格尔对人类想象力的贬低受到了物导向本体论的有力挑战。例如，伊恩·博格斯特在其著作《异形现象学》（2012年）中断言，想象力是一种无价的能力，它能让人类与陌生的事物产生共鸣。我们可以像博格斯特本人一样，把蝙蝠的声呐想象成潜水艇或飞机控制系统的声呐：我们很容易就能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感知形式创造成图像（毫无疑问，你此刻正在这样做）。 ^[17] 当然，这些完全拟人化的比喻也在意料之中。博格斯特对内格尔的悲观主义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拟人化的类比使人类超越了自我，是与真正陌生的事物建立共情的尝试。与科学的客观性不同，想象力从未宣称对非人类的认知可以详尽无遗；相反，如前所述，它尝试从侧面或一定的距离来重新理解。政治理论家简·贝内特认为，拟人化的相关风险（迷信、浪漫主义、万物有灵论等）“反驳了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与其他事物之间产生了共鸣，我们不再凌驾于非人类环境之上，或置身其外”。 ^[18] 贝内特认为，拟人化的危险远不及当前的人类中心主义，后者正在迅速剥夺地球上剩余生物的生命。

小说家J. M. 库切在《动物的生命》（1999年）一书中，也挑战了内格尔的悲观主义。在这本书中，虚构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在一家学术机构发表了两场演讲，为人类对动物的富有想象力的认同能力进行辩护。在对内格尔的直接挑战中，她断言“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另一种存在的程度是无限的”，通过“富有同理心的想象”，我们可以体验到“活生生的蝙蝠是……充满生命力的”，就像“完整的人类”是“充满生命力的”一样。库切对科学客观性的所谓“中立性”进行了严厉而有争议的控诉，他通过自己虚构的人物提出，纳粹制造的恐怖死亡集中营是杀手们无法“将自己代入受害者的位置”的直接后果：大屠杀既是邪恶政权及其灭绝机器所造成的，也是想象力的失败产物。 ^[19] 就我们看待动物的态度而言，这样的比较似乎有些极端，但其目的是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精心策划的、无休止的动物大屠杀（如今每年有数百亿动物供人类食用）的真实规模和恐怖程度。

想象力将我们带入动物生活，对建筑学有着重要影响。首先，它可以拓展我们对人类建造的建筑与动物建造的建筑之间关系的认识。例如，通过加深对动物建造的结构进化的认识，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建筑的起源，这不是为了重申人类的能力优于动物，而是为了找到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在更平实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动物建筑者，首先是对动物的建筑保持更持久的好奇心，并容忍我们的不适感。许多建筑师已经在这样做了，尤其是在生物仿生领域。“仿生”一词最早出现于1962年，近年来才开始指在设计中有意识地模仿自然过程。 ^[20] 仿生设计包含了大量的实践，此处无法一一列举，但它总是以对自然的实用性理解为前提。在这里，大自然以各种方式向我们揭示了解决人类问题的更有效方法，展示了“闭环”的能量转移方式，或揭示了我们尚未发现的结构形式。毫无疑问，大自然激发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建筑，例如2012年至2020年间，麻省理工学院的中介物质研究小组用蚕丝创作的两座展亭，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并没有改变长期以来的观点，即自然存在于人类之外，作为一种工具供我们使用。

探索建筑与动物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采用非工具性思维方式，并且要加入物导向本体论所强调的想象力。正如我在《未来城市》一书中所论述的，对想象力的强调可以拓展我们对自然的理解 ^[21] ，通常会导致自然“在外部”概念的逐渐消失，转而更多地体现为所谓的“自然-文化连续体”，用蒂莫西·莫顿更简洁的定义来说是“网状” ^[22] 。想象力使人类和动物的生活之间的对应关系大量增加。在本书中，这些对应关系是从虚构作品、电影和艺术作品中的动物以及建筑物（包括已建成的和构想中的设计）中的动物提取而来的。建筑不仅仅是建筑物（更不用说那些真正由建筑师设计的建筑了），它还代表着一种连接——制造者与使用者的共存、空间与形式的共存、材料与思想的共存，以及各种流动（人、非人类事物、设施、信息、时间等）的共存。通过将动物与建筑联系起来，本书论证了建筑的扩展领域，即建筑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且建筑始终与“自然”密不可分。在这种理解模式中，真正的主题和焦点是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是任何一个事物本身，无论它是建筑物、建筑视觉效果，还是非物质理念。正是事物之间的联系链构成了世界上真实的存在。

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开放态度似乎与建筑创作背道而驰，因为我们通常认为，设计的本质在于将富有想象力的构思转化为实际建筑物［例如，建筑师彼得·卒姆托在他的论文集《思考建筑》（1998年首次出版）中就对此进行了阐述］。但是，持更开放的态度对待“不建造”显然也没有什么坏处。毕竟，在全球变暖和物种灭绝问题上，建筑行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设计师们多半对此一无所知，减缓建筑生产速度无疑会对生态环境大有裨益。也许，就像建筑教育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设计师在想象领域中停留的时间可能会比现在更长。在这里，建筑师会和英戈尔德所认为的一样，认识到与世界相对应并非意味着从远处描述它，而是与其他人（包括人类和非人类）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并对它做出回应。 ^[23] 通过建筑师的想象力，动物本身将获得某种形式的自主权。

用建筑去关爱

在建筑和动物之间建立联系，核心在于将“关爱”作为人类建筑中主要的驱动因素。这一理念应用于宠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正如第五章所述，狗和猫等家养动物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建筑设计中的共居者。人们普遍认为宠物主人知道如何照顾动物，即使他们经常将动物的情感拟人化。然而，要关爱那些“不受欢迎”的建筑入侵者——人类通常称之为“害虫”或“害兽”时，情况则困难得多。非营利组织“扩展环境”提供了实用的在线资源，旨在促使人们给予建筑中的动物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合作设计提案和每年一度的新型动物建筑设计竞赛。其网站资料也特地扩大了设计师的“客户”范围——昆虫与猫狗并列，鸟类与蜥蜴同时出现，甚至还有蝙蝠与牡蛎等。

“扩展环境”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人类对动物态度的多样性的认知，以及对那些不受欢迎的动物的更多关爱。因此，本书将扩展“动物建筑”的范畴。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你将看到由动物建造的结构（巢穴、土堆、洞穴和贝壳），受到动物建筑启发的人类建筑（包括动物形状的结构，以及基于动物建筑工程原理的建筑），为动物居住而设计的结构和空间（例如动物园和畜牧业建筑），无意识设计而形成的供动物（例如城市下水道中的老鼠）栖息的空间和场所，以及在文学、电影和艺术作品中有关上述所有事物的隐喻形象。

一个有力的案例证明了跨物种感知的潜在广度（我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将再次提到），那就是艺术家弗里茨·海格的“动物庄园”项目，它从2008年一直持续到2013年。 在九座不同的城市，海格组织了各种活动，鼓励人们参与建造对各种本土物种（包括蝙蝠、鸟类和昆虫）具有吸引力的建筑和栖息地，这些物种是艺术家的“野生动物客户”。“动物庄园”项目在欧洲和北美的九座不同城市开展，每次活动都与生活在这些城市的动物共同“合作”。除了为动物建造栖息地外，该项目还举办了各种活动，激发了人们对本土动物的兴趣和认知（项目鼓励城市居民自己进行建造）。这种生态设计的整体方法旨在培养人们对城市动物的关爱，否则它们就会远离人们的视线。该项目还提出了一个具有颠覆性的问题：为什么设计只能局限于人类客户？早在1998年，地理学家詹妮弗·沃尔奇就将对城市动物的关爱描述为“创造一座动物城”，即一座重新自然化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中，人类将邀请动物回归，从而形成“关爱动物的伦理、实践和政治”。沃尔奇认为，人类对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划分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可渗透的社会建构”。 ^[24] 正如“动物庄园”项目所展示的那样，所有动物都有不同的特性，如果我们将对它们的关爱渗入设计，就必须考虑到每种动物的主体性。

这似乎是一项艰巨且过于概念化的任务，但它可以植根于日常实践，不仅涉及建筑师、规划者和学者，还涉及每一个人。我在本书其他部分将提到多种多样的具体案例。因此，我们可以学习如何在花园或学校里建造“昆虫旅馆”，同样，我们也可以对试图进入我们房子的昆虫更加好奇和宽容。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关注动物在家里的行为，比如观察蜘蛛如何在两堵墙之间织网。如果我们对蜘蛛感到恐惧，我们可以考虑如何管理这种阻碍接触的反感情绪。我们可能会仰望高楼，希望看到越来越常见的城市游隼，但我们同样可以通过网络摄像头近距离观察这些鸟类。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扩展对动物的理解，但我们也可以通过小说和电影中富有想象力的互动来增加对动物的同理心。我们可以考虑在房子的墙上为鸟儿安装巢箱，但我们也可以更加宽容地对待建筑物上的“缺陷”，因为这些裂隙为鸟儿提供了生存所需的空间。最后，我们可以更多地认识到，为了人类建造的环境，哪些动物不可避免地成为牺牲品；或许我们可以组建或加入一些社群团体，努力改善这种境况。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还有更多的案例。本书详细讨论了30种动物，但它们只是“环境”中庞大生命（有感知能力）网络里的一小部分。我将这些动物按照一定类型组织起来，形成了松散的主题。第一章探讨了节肢动物的微型世界：讨论昆虫和蜘蛛如何自己进行建造，以及它们如何占据人类的建筑和想象。第二章的重点是鸟类，它们本身就是完美的建造者，有着独特的“驾驭空气”的能力；这个章节还阐述所谓的“魅力物种”——游隼，以及那些被忽视或嫌恶的物种——鸽子，探讨了当这些动物占用人类建筑物时，人类如何与它们打交道。第三章探讨了人类倾向于偏爱某些“野生”动物而非其他动物的现象，通过关注一些已经习惯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动物（老鼠、蝙蝠和狐狸），挑战了人类通常在家养和野生之间所做的区分。本章还探讨了某些动物（大象、蜥蜴和猿猴）如何挑战人类的传统观念，尤其是当这些动物在动物园中出现时。第四章转向人们感到陌生的水生世界，探讨了人类与水生动物的关系如何受到实用性（人类食用牡蛎和鲑鱼等水生动物）和疏离感（如章鱼和海豚的非凡智慧）的双重驱动。最后一章回到了我们更为熟悉的领域，探讨了驯化如何深刻影响生物（很小一部分）与人类建造的空间和结构之间的互动，讨论范围包括人类与宠物（狗和猫）的亲密关系，以及一些人选择食用的动物（牛、猪和鸡）。

生命形态创造了所在的环境，而环境实际上是这些创造的总和。那么，为什么人类中心主义，即认为人类生活在“环境”之外的观点，会如此根深蒂固呢？也许，任何治疗师都会告诉你，失去幻想总是比失去现实要难得多。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人类例外论幻想的持续存在正在危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用简·贝内特的话说，正是人类，也只有人类“把自己渗透或藏进了环境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又声称自己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环境。贝内特敦促我们放弃“将人类与非人类割裂开来的徒劳尝试”，转而“更文明、更有策略、更巧妙地与非人类互动——正是它们与人类共同组成了环境”。 ^[25] 如果说本书有一个核心目标的话，那就是在我们对建筑和城市的想象、设计及生活方式中，倡导放弃人类例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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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truvius, Ten Books of Architecture , trans. Morris Hicky Morgan (Cambridge, MA, 1914), p. 38.

[2] 参见Joseph Rykwert, On Adam’s House in Paradise: The Idea of the Primitive Hut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 (Cambridge, MA, 1981)。

[3] 参见Joseph Rykwert, On Adam’s House in Paradise: The Idea of the Primitive Hut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 (Cambridge, MA, 1981)，p. 192。

[4] Stephen Graham, Vertical: The City from Satellites to Bunkers (London, 2016), pp. 372—387.

[5] Tim Ingold, Correspondences (Cambridge, 2021), p. 9.

[6] Tim Ingold, Correspondences (Cambridge, 2021)，p. 107。

[7] 参见Stephen Cairns and Jane M. Jacobs, Buildings Must Die: A Perverse View of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 2014)。

[8] 参见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2013)，该书对后人文主义进行了理论综述，但没有考虑到新近出现的物导向本体论。

[9] 参见Joseph Bedford, ed., Is There an Object-Oriented Architecture? Engaging Graham Harman (London, 2020)。如果希望阅读对物导向本体论的通俗介绍，参见Graham Harman,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A New Theory of Everything (London, 2018)。

[10] Harman,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 pp. 61—102，以及Timothy Morton, Being Ecological (London, 2018), pp. 33—35。

[11] Timothy Morton, Humankind: Solidarity with Nonhuman People (London, 2019), p. 143.

[12] Timothy Morton, Humankind: Solidarity with Nonhuman People (London, 2019)，p. 144。

[13] 参见Mike Hansell, Built by Animal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nimal Architecture (Oxford, 2009)。

[14] 参见Mike Hansell, Built by Animal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nimal Architecture (Oxford, 2009)，p. 60。

[15] George Orwell, Animal Farm [1945] (London, 1971), p. 114.

[16] Thomas Nagel,“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Philosophical Review , LXXXIII/4 (1974), pp. 435—450.

[17] Ian Bogost, Alien Phenomenology; or, What It’s Like to Be a Thing (Minneapolis, MN, 2012), pp. 62—65.

[18]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NC, 2000), p. 120.

[19] J. M. Coetzee, The Lives of Animals (Princeton, NJ, 1999), pp. 33—35.

[20] 参见Michael Pawlyn, Biomimicry in Architecture (London, 2016)，以及William Myers and Paola Antonelli, Bio Design: Nature + Science + Creativity (London, 2018)。

[21] Paul Dobraszczyk, Future Cities: Architecture and the Imagination (London, 2019), pp. 129—139.

[22] Timothy Morton, The Ecological Thought (Cambridge, MA, 2010), p. 29.

[23] Ingold, Correspondences , p. 200.

[24] Jennifer Wolch,“Zoöpolis”, in Animal Geographies: Plac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Nature-Culture Borderlands , ed. Jennifer Wolch and Jody Emel (London, 1998), pp. 122—123.

[25] Bennett, Vibrant Matter , p. 116. oQVZUOG48gwdOcIEetztr4tIbdX86IPS8P46vyPGTdNNdm/JiioYUzXcEWNH/SU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