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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滚滚向前，关于殷商的一切都被埋藏到黄土之下。随着世事沉浮变幻，人们逐步将它遗忘，以至于后世之人怀疑殷商的历史是否真的存在过，直到殷墟被发现，尘封已久的故事才重现世人眼前。
在讲殷墟的故事之前，先要提一个人。
1913年的一个下午，一位叫顾颉刚的学生急匆匆地奔向戏园。他课也不上了，作业也不做了，只为了听一场京剧。
顾颉刚是苏州人，这一年刚满20岁，在北京大学读预科。刚到北京他就被国粹京剧深深地吸引，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甚至到了上瘾的程度，学习成绩因此直线下降。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在别人看来他是荒废学业，然而他却从京剧中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京剧里的很多剧目都取材于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迎合观众们的口味，故事情节大多被改写，人物、内容被不断丰富。
比如我们熟知的孟姜女，其原型是春秋时的“杞梁之妻”。杞梁是齐国大将，在对外征战时光荣牺牲，国君带着杞梁的尸体回国都，在城外遇到了等候丈夫的杞梁妻子。国君当下向杞梁的妻子表示慰问，她拒绝了，并说：“杞梁是为国战死，国君理应到家里来吊唁。”到了战国，为了更生动，故事里的杞梁妻子在听说丈夫的死讯后会用优美的哭腔唱出自己的悲痛。到了汉朝，又增添了杞梁妻子把城墙哭塌的情景。到了唐朝，整个故事的主人公和地点都换了，杞梁的妻子变成了孟姜女，被哭倒的城墙也变成了长城。
再如著名的《三国演义》，它是根据三国历史写成的一部小说，故事情节虽精彩，但“草船借箭”“借东风”“捉放曹”等都是在真实的赤壁之战基础上虚构的，只不过由于《三国演义》写得太好，很多人都把这些当作真正的历史。
故事会被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不断改进，每改一次，其曲折程度就跃上一个新台阶，离原来的版本也会越远。
想到此处，顾颉刚年轻的大脑中闪现出一簇火花：史书里的一些人物与事迹，是不是也经过了人们的不断修改和加工呢？
由这个问题出发，顾颉刚不断地深入研究，最终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学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历史是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它往往要经过数代人不断的加工，每一版本都是在上一版本基础之上形成的，就像一层一层的千层饼，最后才变成了人物鲜活、故事精彩的现版本。换句话说，为现代人所知的历史，其实是由数个版本逐层积累而成的。
这一学说如同一颗原子弹轰炸了中国史学界，在人们心中掀起惊天波澜，打破了人们的传统认知。
顾颉刚的这颗学术原子弹有三大观点利器。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在周朝，人们提到最早的君王是大禹。到了春秋，在孔子的著作里出现了尧、舜。战国时，出现了黄帝的传说故事。秦王嬴政统一六国，觉得自己“德兼三皇（天皇、地皇、泰皇），功过五帝”，于是采用“皇帝”的称号——这时才出现了“三皇”的概念。汉朝时，出现了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传说中的很多人物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他们的故事丰满立体，十分详尽，可见这些大都是后人根据需要不断艺术加工后的产物。也就是说，朝代距今越久远，经过艺术加工的工序就越多。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人物愈放愈大”。
很多历史人物往往被传得神乎其神，与飞天遁地的超级英雄有的一拼。这一点上最典型的就是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诸葛亮被后世无限放大，成为无所不能的“神”；关羽也被后人称为“关帝”，甚至被当成财神供起来。换句话说，朝代距今越久远，历史人物被放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实情况，但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现今的人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史书里记载的东周史；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史书里记载的夏商史。这就意味着，我们即使不知道一些朝代的真实情况，但至少可以通过后世对这个朝代的最早记忆、记载，知晓最接近这个朝代的状况。
这些还不是最带劲的观点。顾颉刚最具颠覆性的一句话是：“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
很多人听后会觉得自己的历史算是白学了，已有的知识体系土崩瓦解。因为按照顾颉刚的说法，五帝、夏、商、西周的历史都不可靠。有人想过反驳顾颉刚，但顾颉刚只用两句话就将对方拍死在地上：
“旧有的文献经典不足征信。”
“实物材料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不够充分。”
言下之意，东周以前的历史文献记载很不可靠，如果想辨别其真假，就要像破案一样有实际的铁证！
顾颉刚提出的这一学说正是史学界著名的“古史辨派”。
由于顾颉刚出身崇尚学术自由的北大，老师是著名的胡适，又身处宣扬打破旧思想的禁锢、追求新思想的五四运动大背景下，天时地利人和全部凑齐，这个学说被人们迅速接受，顾颉刚本人也成为历史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从此，研究历史的学者都会强调“信史”的重要性。信史，即指真实可信的历史，如果史书上记载的历史毫无根据，那就如同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
“古史辨派”石破天惊，但并非全无问题。它的确摧毁了陈旧的古史体系，但它只管摧毁，不作建设，徒留一片废墟。近代欧美史学界通过考古的方式将人类的历史越推越远，而“古史辨派”则一下子把中国历史砍去了两三千年，所以鲁迅先生才对“古史辨派”评价道：“有破坏而无建设。”
要如何在被“古史辨派”轰炸过的废墟上重建东周之前的历史呢？
与其围绕书本里记载的历史争吵不休，不如少费点口舌，多干点实事。考古学者们拿起锄头往下挖，终于挖出了能证明那段历史的遗迹与文物。
其实历史已经悄悄留下一些线索，只待世人自己去慢慢探寻真相。
清朝末年，河南安阳的一些农民发现土里有刻了字的骨头，这些骨头被称为“龙骨”，可以当作药材卖给药商。药商把这些“龙骨”贩卖到各地，其中一部分流入了北京药铺。
某天，一个叫王懿荣的国子监祭酒
去药铺抓药，无意中发现了刻在骨头上的文字，学识渊博的他断定这是商代的文字，这一发现轰动世界。原来所谓“龙骨”正是殷商时用来占卜的乌龟甲或者牛的肩胛骨，而刻在甲骨上面的文字被后世称为“甲骨文”。
确定了商朝的文字，又要如何证明史书上记载的商朝历史是真实的呢？
很多文学爱好者读过文辞优美的《人间词话》，它的作者是一生留着辫子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王大师在文、史、哲领域全面开花，他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威震学界。
什么是二重证据法？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犯罪嫌疑人承认自己杀了人，可是光凭写在纸上的供词难以将其定罪，还得找到作案凶器，提取上面的指纹，验证指纹是否为犯罪嫌疑人的。如果确认，便同时有了物证和供词，基本就可以定罪了。
同样，探寻历史真相也需要实际的“物证”和纸上的“供词”。
由于很多历史据今很遥远，史书上的记载经过无数次传抄流转，内容的可信度已经被打上大大的问号。如何印证史书上写的是真的呢？只有出土文物了。文物是历史的亲历者，是无言的百科全书，更是无法用笔纸篡改的铁证。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是让传世的史书与出土的文物相互印证，从而得知史书里写的是否真实。
记载商朝历史最为详细的就是“史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殷本纪》，而王国维从已发现的浩瀚甲骨文中复原了商王世系，发现竟然与《史记》里的商王世系大体一致，司马迁记载的真实性得到了部分印证。
初步确定商朝是真实存在过的，接下来就要向发现甲骨文的源头进发，去发现更多实证了。
1928年，傅斯年（后来的北大校长）成立了赫赫有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后不久便派出考古队伍前往河南安阳，作为先头部队的董作宾等人发现了商朝后期都城殷的遗址。此后，考古工作在李济的主持下正式拉开大幕，他曾在哈佛大学读到博士，回国不久便从事考古，被人尊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不挖不知道，一挖吓一跳，沉睡了3000多年的殷都慢慢揭开神秘的面纱，惊艳世人。安阳殷都从盘庚迁都到纣王灭国历经273年，它的遗址被称为“殷墟”，其恢宏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
殷墟中，最让世人印象深刻的有三样东西：青铜器、甲骨文、人殉。
从殷墟挖出了无数精美绝伦的大小青铜器，让人眼花缭乱。青铜的叫法是相对于红铜的。红铜就是我们常说的纯铜，质地偏软，不适合做物件，而青铜是纯铜与锡的合金，坚固耐用，既可以做兵器，又可以做餐具、炊具，还能做成祭祀用的大鼎。青铜器原本是金灿灿的，由于埋在土里的时间太长，表面才泛起绿色的铜锈，所以被称为“青铜”。影视剧里，君王经常用绿色的青铜器，这是完全错误的。
殷墟中出土的最著名的青铜器就是前文提到的司母戊大方鼎（后母戊大方鼎）。经专家考证，铸造这个大鼎需要两三百人同时协作，只要有一道工序出现问题，全部活都白干。
要证明一个古老文明的存在，最有利的证据就是发现它的文字。国外很多学者不承认夏朝的存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夏朝时期的文字。
青铜器之外，殷墟中还先后出土了10多万片甲骨，甲骨上的文字便是甲骨文。甲骨文从象形文字演化而来，是一套成熟的文字，在殷墟发现了它，说明在盘庚迁都前甲骨文就已经出现并被使用了。
甲骨文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它的出现让汉字走向了表意的道路。虽然你没有学过甲骨文，但是仔细看的话也能猜出很多字的意思，因为现代人所用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两者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目前，被发现的甲骨文有4000多字，已破译的有1300字。
甲骨文记载的内容又被称为“卜辞”，它向世人展示了商朝历代君王的身份信息，事无巨细地向世人讲述殷商的故事，还原了一个鲜活的殷商时代。可以说，它是刻在骨头上的历史书！
商人在生活中除了吃饭睡觉，还有一件事就是占卜。只要遇事不决，不论事大事小，都要占卜一下才能安心。占卜一事虽说是迷信，但是商人对它格外严肃认真，还有专门负责占卜的职业人士，他们就是贞人。
卜辞由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组成。贞人把占卜的时间和自己的名字刻在甲骨上，这是叙辞。命辞是需求占卜的人向祖先神灵提的问题。占辞是占卜的结果，多数记载是凶或吉。一段时间后，等事情尘埃落定，贞人会将占卜结果是否应验也刻下来，这就是验辞。它们就和我们小时候写作文时老师强调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六要素一样。
以武丁时期的一段卜辞为例：“庚子卜，争贞。翌辛丑，启？犷贞？翌辛丑，不其启？王曰：今夕其雨，翌辛丑启。之夕允雨，辛丑启。”
叙辞：“庚子卜，争贞。”（贞人争在庚子日这天占卜。）
命辞：“翌辛丑，启？犷贞？翌辛丑，不其启？”（第二天是辛丑日，天气会放晴吗？第二天是辛丑日，天气会是阴天吗？）
占辞：“王曰：今夕其雨，翌辛丑启。”（商王武丁看了骨头上的裂纹显示出的兆，表示今天傍晚要下雨，第二天辛丑日会是晴天。）
验辞：“之夕允雨，辛丑启。”（果然傍晚下了雨，第二天天气放晴。）
青铜器和甲骨文虽然重要，可如果参观殷墟博物馆的话，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另一个——人祭！
那场景实在令人毛骨悚然，简直是人间炼狱。
有这么一句话：“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它精练地概括了先秦时期三个朝代的特点，意思是夏朝崇尚忠诚，殷商崇尚鬼神，周朝崇尚礼乐制度。
商朝确实处在一个强烈的鬼神崇拜氛围中。在商人看来，只要祭祀祖先神灵的工作做得好，国家就能兴旺发达。这本来也没什么，就像清明节时我们也会祭奠死去的亲人，可我们最多烧点纸钱，烧个纸人，而商人却很“实诚”，生怕死去的亲人在阴间寂寞，或是高贵的神灵没有人伺候，所以总要杀个大活人给他们送过去。献给祖宗神灵的活人叫人牲，他们在商人眼中如同牲口一样。
商人一次人祭杀三四百人是常态，有的时候甚至一次可以杀千人以上。单单在出土的甲骨文的记载里，因人祭而死的人总数就有1.4万人。专家做过一个测算，这意味着武丁在位期间商朝平均每天要少0.6个人！
商朝人祭的数量巨大，这意味着需要大量活人。如何获取数量如此庞大的人牲呢？奴隶显然是不够的，那就通过打仗来抓俘虏，用这些俘虏来祭祀。不过如果你以为用来祭祀的都是奴隶或者俘虏，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商人也没有放过自己人。地位高贵的人死后常常舍不得自己身边的亲人、侍从、奴隶，于是便会要求他们随自己一起到地下去。这些倒霉的殉葬人都是死者生前选中的，他们地位不低，但也难逃一死。
然而无论用多少人去祭祀，商人也不能保证自己的王朝长治久安。在西方，崛起的周人正虎视眈眈，伺机要结果这个逐渐腐朽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