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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于万历的说法由来已久。
《明史·神宗本纪》中记载：“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里的神宗就是万历帝。明史专家孟森在《明史讲义》第五章“万历之荒怠”中也说：“明之衰，衰于正德、嘉靖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看来明亡于万历的说法被很多人接受，那么，明朝究竟是如何亡于万历帝之手的呢？
说到万历帝，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怠政。
不过，万历帝并非一开始就如此。他登基不久后，朝堂上由内阁首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辅政。张居正得到太后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提督太监冯保的全力支持，成为帝师，教导万历帝为君之道。此时的万历帝虽年幼，但有张居正辅佐，政局井井有条。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帝也是想有一番作为的。
万历十二年（1584年）年底，京畿周边大旱，老天不作美，而皇帝是天子，要为天下臣民向上天祈雨。为了显示虔诚，从皇宫到南郊往返的20多里（明朝时的1里大约等于现在的576米）路，万历帝都是步行往来。后世以勤勉著称的崇祯帝去南郊祭天，也并非每次都步行。看来，此时的万历帝还算称职。
万历十四年（1586年），对于万历帝，海瑞在恳请致仕的上疏中赞道：“自张居正刑犯后，皇上乾纲独断，无一时一事不惟小民之念。”（《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一十七）大意是说，张居正之后，万历帝独掌朝政，时时刻刻都将老百姓挂念在心上。依海瑞之性格，断不会颠倒黑白。但这一切逐渐发生了变化，自万历十四年起，万历帝就开始不履职了，并且这种情况日甚一日。
之前祭天还步行前往，后面就是坐马车都不去了。祭天在南边，祭地在北边，万历帝一律不去。不仅如此，他连自家的宗庙也不祭拜了。按常理来说，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完成重要政绩，比如打了大胜仗，皇帝都是需要到宗庙告慰祖先的，但万历帝一概不去。
祭拜活动都如此，那朝政自然也不理，万历帝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不上朝的做法，并非万历帝首创，嘉靖帝也曾20多年不上朝。不过，嘉靖帝虽然不上朝，但朝政不乱。为何能如此？嘉靖帝虽不上朝，但是他理政啊！臣下有政事，写了奏章，嘉靖帝会审阅、安排，相当于处理政务的形式由朝会变成了文件往来。所以，嘉靖帝20多年不上朝，却依旧牢牢掌控朝局。
然而，万历帝不一样，他既不上朝，也几乎不理政。不仅如此，大臣们就连见皇帝一面，都是很难的。不只是普通大臣，就连明朝的首辅想见万历帝，都一样困难。比如，明朝大臣申时行担任首辅9年，皇帝召见他的次数屈指可数；而另一位大臣朱庚当了3年的首辅，连皇帝的面都没有见到。至于其他从未见过皇帝的大臣，比比皆是。
文华殿外的文华门成为众多大臣向皇帝请命的地方。在这里，有等待、有哭泣、有呼喊、有廷杖，唯独很少有皇帝的回应，文华门成了万历帝怠政最有力的见证者。大学士方从哲向万历帝请求补充阁臣，上了十多道奏疏，无一回应。方从哲在文华门外候旨，一连6天无果。
其实，大臣们也不必发这么多牢骚，皇帝至少做到了一视同仁，他对自家人也是一样漫不经心。按照惯例，瑞王18岁就应当结婚，但他20多岁还是单身，朝臣多次上书提及瑞王的婚事，万历帝都置之不理。惠王、桂王没有定亲，万历帝同样不做处理。有8年的时间，太子没有老师教导，首辅叶向高屡屡上书请求为太子择名师，万历帝一概不回应，导致后来泰昌帝和天启帝的文化水平都不高。这位德高望重的帝国首辅可以说是绝望的。经过叶向高的力争，朝廷开展了考试，选拔了70多名人才，请求万历帝任命。叶向高为此事前后上书了几十封，但过了两年，万历帝都没有把任命书派下来。
至于外国使臣来朝无人接待；各地饷银押至京师无人签收；监狱里的囚犯数年不审判，导致监狱爆满；都察院8年没有主管等情况，举不胜举。深感绝望的叶向高向万历帝请辞，未得到批准，只能称病在家。皇帝不理事，内阁只有首辅一人，所有文件都涌向叶向高的府邸，堪称大明王朝的一道奇观。更有甚者，科举会试时，朝廷竟找不到合适的官员来主考，叶向高只得亲自主持考试。到了主考那天，叶向高居然又收到了大量的文件。没办法，处理公务的官员们找不到皇帝，就只能找首辅。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首辅到哪里，就把文件送到哪里。
老成持重的叶向高都被逼到这个份上，那性子颇急的吏部尚书赵焕就更不用说了。此时，内阁大学士只有一人，赵焕实际上就是朝廷的二号人物。而且，六部之中，只有吏部尚书赵焕一人在职，户、礼、工三部只有一位侍郎
。赵焕受不了了，上书请辞，我干不下去了，不干了！但也等不到回音。于是，赵焕最后上了一书，就自行离职了。赵焕的前任吏部尚书孙丕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离职的。赵焕走了，万历帝终于发话了，又把他请回来。赵焕以为这次有戏，赶紧上疏，但都石沉大海。
不久，萨尔浒战败的消息传回，辽东危急，百官焦急地等待皇帝决策，但万历帝依旧不理。赵焕坐不住了，率百官到文华门，恳请皇帝临朝议政，但仍没有任何回音。78岁的赵焕坚决不退，到了晚上，最终等来了万历帝的回信，就一个字：退。赵焕怒了，忍不住说：“他日蓟门蹂躏，敌人叩阍，陛下能高枕深宫，称疾谢却之乎？”（出自《明史·赵焕传》）意思简单明了，他日敌人打到京城，陛下难道还可以待在深宫之中，称病退敌吗？赵焕这句话一语成谶，10年后（1629年）变成现实。
萨尔浒惨败之后，辽东空前危急，群臣至少有两次集体请求万历帝出来，和大家一起商讨应对之策，但万历帝一概置之不理。万历帝这样的行为，就连远在南京的各道御史也很不满，上书说：“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20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出自《明史·神宗本纪》）这句话说得很不客气了，说皇帝这样下去，天下就危险了。但就是这份奏疏，万历帝也没给任何回应。
如果说重臣们说话，还多少会顾及皇帝的脸面，一些不怕事的中低层官员，话说得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有一个叫雒于仁的七品官，他原本在地方上任知县，不久之后被调到北京做大理寺评事，负责断案工作。雒于仁到了北京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共只见了皇帝3次，他很不满意，到处打听万历帝在干什么。其实，这也不需要特意打听，老百姓们都在议论万历帝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个时期万历帝的怠政远远没有后期严重。到后期，很多官员一次都没有见过万历帝，而雒于仁，一个大理寺评事一年见了3次，已经算不错的了。
不过，这个雒于仁官虽小，脾气却不小，他觉得这样下去大明江山就危险了，于是他向万历帝上了一道奏疏，说：“天下人都在传皇帝得了四种病——酒、色、财、气。第一是酒，皇帝不但喜欢喝酒，而且经常喝到天亮；第二是色，皇帝不但宠爱郑贵妃，还喜欢那些长得标致的小太监；第三是财，皇上要求宦官向自己行贿进贡，有进贡就高兴，没有进贡就发怒，惩罚宫人；最后是气，皇上还爱生气，为了各种小事，比如宫女、钱财等，气得要命。”雒于仁继续说：“这四种病不是用药就可以治好的，今陛下正年轻，还不上朝，长此以往，您到底想怎么样？”
万历帝看到奏疏后，真是气得要命，但雒于仁既然敢写这样的奏疏，自然是做了被处死的准备，所以杀他也没有用。杀了他，反而会让他声名大噪。万历帝也不敢把这样的奏疏发给朝中各部，就把内阁首辅申时行等人召来，指着雒于仁的奏疏说：“你们看，这样一个小官，无君无父之徒，竟然如此侮辱朕，你们管还是不管？”
申时行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多少年，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回复说：“皇上，这个我们不能看。我们看了，到时候信的内容传了出去，全天下人就都知道这些事了。”
万历帝说：“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治他的罪吗？”
申时行回道：“治罪肯定没有问题。但一治罪，这封奏疏就公开了，他骂皇上的那些内容就公开了！”又说：“我去跟他说，让他辞职。”
万历帝无奈，只得同意，那封奏疏也被他留下，没敢发出来。最后，雒于仁打了一张辞职报告，退休了，但他骂皇帝的那些话早就传开了，此时他俨然成了官员们心中的“英雄”。
不过，骂皇帝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朝廷的很多弊病已经凸显。
万历帝荒诞的怠政让人很难理解，这天下难道不是朱家的天下吗？万历帝为何如此呢？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是：万历帝因国本之争和大臣们斗气，最后选择置朝政于不顾。
万历帝的长子朱常洛是他偶然临幸宫女王氏后所生，因朱常洛为宫女所生，所以万历帝并不喜欢他，想立自己心爱的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群臣力谏，说根据礼法应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双方互不相让，立储之争长达15年。最终，万历帝感到自己虽贵为天子，却终被群臣所制，逐渐对朝政失去兴趣，开始怠政。
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有一个疑问，皇帝不是天下之主吗？为何连立个太子的权力都没有？这是因为明朝注重礼法，祖制的力量十分强大，而且连太后也不支持皇帝。有一天，万历帝到慈宁宫陪侍李太后，太后便问他为何不册立太子。万历帝答：“他是都人之子。”太后大怒道：“你也是都人之子！”皇帝听后惶恐不已，跪伏在地，不敢起身。在明朝，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所以万历帝的回答让她十分恼怒。万历帝没能按自己的喜好安排接班人，这可能是他怠政的一个原因。
不过，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一点是，万历帝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明朝中央集权的程度非常高，军政大权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内阁成为皇帝的秘书处，并没有实际决策权。而那些朱家藩王们也被严格控制在自己那一小块封地上，干什么事都得给朝廷打报告。这就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即使皇帝不作为，也没有藩王起来夺权，也没有引发以夺取最高权力为目标的政变或兵变。万历帝的作为，要是放在隋唐时期，他早就被推翻了，皇帝都换几轮了。所以，空前集中的中央集权才是万历帝能肆无忌惮怠政的根本原因——我做事，天下是我的；我不做事，天下依旧是我的。难道万历帝真的就不怕丢了江山吗？当然怕，他要是真不怕，就不会发起万历三大征，也不会下令发动萨尔浒之战了。怠政，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明朝极度中央集权带来的恶果之一，所以明朝会出现嘉靖和万历两任皇帝皆有20多年不上朝的奇葩现象。
那有人就会说了，清朝也是高度中央集权，为何没有出现嘉靖帝、万历帝这样怠政的皇帝呢？就如清朝的祖训“永不加赋”是缘于明朝的教训一样，正是看到了明朝皇帝怠政带来的负面影响，清朝的统治者吸取了这一教训，所以从未出现皇帝怠政。
说完怠政，再来说说万历帝奢靡的生活。
成化斗彩鸡缸杯，是一种存世极少的珍贵瓷器。2014年，一个成化斗彩鸡缸杯在拍卖会上以2.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这个杯子不是到今天才变得这么昂贵，在万历时期就已是稀有之物。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帝有一对鸡缸杯，当时就价值10万两白银。
然而，万历帝的奢靡生活可不仅仅体现在一对小杯子上。郑贵妃过生日，万历帝一次就赏赐了20万两白银，这大约相当于1.1万名辽东士卒一年的饷银。万历帝在万历十二年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历时6年，花费了800万两白银。众皇子们的册封和冠礼、婚礼花费了934万两白银，袍服又花了270万两白银。也就是说，众皇子的这些典礼一共花费了1204万两白银。还有，万历帝令人从湖广、四川、贵州等地运送供皇家专用的楠木等珍贵木材至京城。这些珍贵的木材大多长在深山之中，人工砍伐、长途运输等花费巨大，仅在木材上的花费就高达930万两白银。
更为惊人的是，万历帝曾以皇子们大婚为由，想向户部支取240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巨大到恐怖，被户部官员断然拒绝——户部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这下，皇帝不高兴了，派太监们到地方去查看各省的账上还有多少银两，想全部占为己有。
在众皇子中，万历帝疼爱福王是众所周知的。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福王18岁，万历帝亲自为他操办婚礼。整个婚礼共花费30万两白银，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万历帝自己大婚也才花了7万两白银。福王大婚后，群臣们要求福王就国，但福王去洛阳后要有住处，于是福王府的修建就提上了日程，最后整个福王府的修建费用高达40万两白银，是一般王府的10倍之多。
王府快修好时，大臣们都极力主张福王尽快就国，万历帝又开始设置障碍，说福王需要4万顷良田才能去洛阳。4万顷就是400万亩，须知这是400万亩良田，可不是400万亩土地。以前藩王到封国，都是朝廷先调拨一部分土地，大部分封田是藩王就藩之后再慢慢划分的，万历帝的弟弟潞王就是如此安排的。但万历帝要求先把福王的土地准备好，福王才动身。最后，群臣经过力争，将福王的封田降为200万亩，但这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河南一省根本无法自己解决，最终由河南、湖广、山东3省分摊，而山东还差12万亩的缺口，湖广凑不够，就申请用1万两银子抵扣。
福王府修好了，封田也准备好了，万历帝再也没有理由不让福王就藩了。福王离京去封国时，万历帝十分不忍，福王出了城门，又被万历帝叫回来，如此一连四次。但福王去封国已成定局，无法改变。但福王可不是简单地带着一群人上路就行了，光是路上的开销就是一笔巨款，因为皇帝赏赐的财物太多了。万历帝这么多年搜刮的财物大多给了福王，运输车辆的开支就高达3.4万两白银，运输的船只多达1720艘，开销有多大，自不必说，群臣又免不了和皇帝在福王就国的费用上讨价还价。
尽管过程如此波折，群臣还是为福王的就藩长舒了一口气。后世史家谈迁（《国榷》卷八十二）说：“宠王就国，中外交为东宫幸，如释重负。”福王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他在农民起义中被李自成所杀。但是，大明王朝可不只有福王一位王爷。经过200多年的统治，朱家的龙子龙孙早就达到了一个庞大的数字，不仅是福王，其他的藩王所占田地也绝非小数目。成都平原自都江堰修建后就成为沃野，被称为天府之国，而成都府的良田被蜀王占去七成，军屯又占去两成，留给老百姓的仅一成左右。封在汉中的瑞王也被赐予良田200万亩，陕西一省不够，由陕西、河南、山西、四川4省分摊。
此时的大明已经能嗅出一股危险的味道。天下供到京城的粮食约为400万石（明朝的1石大约等于现在的180斤），官员的俸禄、军队的军饷都得从这里出，而应该发给宗室的就有833万石，这已经是严重入不敷出了。而且，明朝为了在辽东作战，所需军费庞大。钱不够怎么办？加，明朝前后3次加饷52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比户部一年的岁入还要多，老百姓肯定承受不了。所以，加饷的时候说是临时加，打败了努尔哈赤以后也就不加了。然而，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就更需要钱来经营辽东了，这个饷银只能年年加下去。
万历帝如此奢靡，钱自然是不够用的。万历朝又发动了著名的三大征，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代价也很大。平定宁夏叛乱，花了200万两白银；援朝之役，花了700万两白银；平定播州，花了300万两白银。也就是说，光是三大征就耗费了1200万两白银。
万历帝爱财也是众所周知的，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当时辽东局势已经十分危急了，朝廷却还拖欠着将士们的饷银，户部尚书李汝华多次上书，请求万历帝从内帑库中拿一些银子出来，以解燃眉之急，但万历帝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所谓内帑库，也称内库，就是皇帝的私库，由皇帝自由支配。内库的规模很大，由皇帝派太监管理，内库根据所储物资的不同种类又分为若干个库。比如，储藏金银的内承运库，存放布匹、颜料的甲字库等。
当时，广东送了一笔金花银（指明代税粮折收的银两。原意为足色而有金花的银两）进京。金花银是内库银两的主要来源，每年有200万两白银左右。由于辽东军情十分紧急，户部尚书李汝华便私自扣下这笔金花银，运往辽东作为军饷。万历帝知道后勃然大怒，罚了李汝华一个月的俸禄，让他立即想办法把这笔钱补上，不然后果自负。李汝华无可奈何，只能照办。
要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增加收入。
万历十二年，有人建议万历帝开矿，于是皇帝准备派人去勘察，但最终没能成行。万历十六年（1588年），有人上报说紫荆关外广昌（今河北涞源）、灵丘（今属山西）有矿砂，可冶炼出银，万历帝很高兴，但被大臣申时行、王锡爵以“不与民争利”为由强烈抵制，未能实行。万历十八年（1590年），又有人上报说阜平（今属河北）、房山（今属北京）各地产矿砂，请皇帝遣官开矿，申时行等人还是认为不可。
到了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用兵，这年冬天，朝鲜战事打响。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乾清、坤宁两宫受灾，需要重修。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大火烧了皇极殿（明朝的皇极殿就是现在的故宫太和殿）、建极殿、中极殿，三大殿被毁。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今贵州遵义）用兵，战争耗费了明朝大量的银两。
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皇帝拿没钱向群臣说事，群臣束手无策，所以就通过了矿税之法。当时，代行内阁政务的张位为了顺应万历帝的心意，就同意了。同意的理由和万历帝开矿的理由一致：矿产出于天地之间，其开采掘取既有利于国家收入，又不伤害小民，完全是可以实施的。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开矿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对于开矿，万历帝是这样说的：“我大明年年作战，国库空虚，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宫殿还没有修好，我怎么忍心加派给民众呢？”这是皇帝在为自己辩解。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对于这一点，臣子们看得十分清楚，御史张养蒙说：“陛下借着修宫殿的名义开矿，实际上却把银两全部藏进了内库。”当时任职国子监祭酒的方从哲也说：“矿税都被运进了内库，对外没有供给军队，对内也没有用于修建皇宫。”
臣子们确实不给万历帝脸面，将遮羞布扯得一干二净。实情正是如此，宫殿的修缮最终花费了200多万两白银，工部出了130万两白银，剩下的都由户部和兵部出，而修缮需要的一些巨大的楠木因有库藏，直接用就可以了，所以并没有动用内库的钱财。但是，万历帝哪管这些，钱是要收的，既然内阁已同意收矿税了，那就要执行。
当初，万历帝想开矿增加收入，以为普通老百姓肯定不会去开矿，收的都是大户人家的钱，就不会增加普通老百姓的负担。然而，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万历帝派了一大批太监到各地去采矿，王忠到昌平，王虎到真定、保定、蓟州、永平、房山，丘乘云到四川，李敬到广州，等等。开矿需要勘探，需要修路，需要运输，但这些太监都在深宫里长大，哪里知道什么采矿之法？但是他们手中有权，可以采用包采制。于是到了地方后，太监们找到地方官和当地大户摊派任务：你们这里有没有矿产资源我不管，你们怎么采矿我也不管，只要到时候交给我指定金额的银两就行。
地方官开不到矿，就用钱来补；大户们开不到矿，就用家产来抵。而这些地方官和大户哪里肯自己吃亏，也是层层摊派下去，最终还是压到了普通百姓头上。从表面上看，万历帝开矿针对的是达官贵人和商人，但在那套官僚体制之下，都是一级压一级，层层往下摊派，最终的受害者当然是普通百姓。
而且，万历朝的采矿是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并开始向外邦蔓延。万历三十年（1602年），福建人张嶷给万历帝打了一个报告，说海外吕宋机易山（今菲律宾马尼拉西南角的港口甲米地）的金子和银子很多，可以去那里开采金矿和银矿，每年能获得10万两黄金、20万两白银。万历帝一听非常高兴，马上令其带人去机易山采矿。此时的机易山已被西班牙人所占，张嶷表明想在机易山采矿后，西班牙人极其愤怒，驱逐了张嶷一行人，还对机易山的明朝商人进行了血腥地大清洗，最后被杀的大明臣民多达2万。万历二十年，日本入侵朝鲜，明朝作为宗主国，立即派兵入朝对日作战，第一阶段的战争结束后，万历帝赶紧让一批矿工进入朝鲜四处寻找银矿，但一番折腾下来，一无所获。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万历帝为了采矿，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了。他如此疯狂地开矿，最直接的原因是明朝国库没钱了，而各项开销大。先不说万历三大征的花销（平定宁夏叛乱耗银200万两，援朝耗银700万两，平定播州之乱耗银300万两），就拿万历帝个人花销来说，也是惊人。比如郑贵妃过生日赏银20万两，潞王就国赏30万两，修建定陵耗800万两，皇子册封等用1200万两……而当时全国一年收入也不过400多万两。这个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明朝财政体制的不合理。
明廷曾经发行过纸币，但由于滥发，失去了流通性，民间认可的货币还是白银。明朝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铸币权，以白银为货币的流通形式，让朝廷在财政上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在拥有铸币权的情况下，明朝还可以适量地超发货币来转移财政问题，比如陕西干旱，朝廷没钱，就适量地印纸币解决一下燃眉之急。但在白银作为货币的情况下，朝廷是没有办法的，每一两白银的赤字都会实实在在地反映到士卒的军饷上去。朝廷少收入一两白银，就会让辽东某一士卒的军饷少一两白银。
其实，万历帝竭力开矿就是要解决白银的问题，但他没想到是，大明实际上并不缺白银。明朝在丝绸、瓷器等商品贸易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在国际贸易上对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处于顺差。在以白银为硬通货的时代，这导致的结果就是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明朝。具体流入的数量至今未有定论，有一种说法是每年流入明朝的白银接近300万两，这就意味着从16世纪到17世纪，有3亿两白银流入了明朝，还有外国学者认为世界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白银为明朝所有。
这么多的白银没有进入国库，对朝廷来讲是一个重大损失。明朝的主要收入来自田赋，这是自秦以来延续了1000多年的传统，但在明朝后期，手工业逐渐发达，对外贸易昌盛，朝廷却没有将以田赋为主的税收制度改为以田赋和商税混合的税收制度，这不得不说是明朝财政政策的一个重大失误。
万历帝开矿其实是在田赋以外增收，很显然，万历帝看到了经济的变化，却选错了方式。只是采矿，万历帝还不满意，他又向各地派遣征税太监，遍布全国，但主要在江南和京畿，因为这些地方商贸繁荣，抽税自然更多。
据时人冯琦的记载，无论是税或者矿，采取的都是包税或包矿，太监们带着人到地方之后，指着某家的房屋说这家有矿，这户人家立即家破人亡；太监们指着某个小贩的货物说这个有漏税情况，小贩的货物立刻被没收。为开矿和收税所设的名目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定陵注略》中有记载的就多达47种。税目如此繁多，已不是雁过拔毛，而是剥皮抽筋了。
这样的做法自然广遭非议，反对者很多。有官员上书给万历帝说：“从长江顺流而下，一日可行三四百里，今三四百里间就有五六拨官员拦江把截，收取各种税。”那么，万历帝知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有问题呢？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
万历三十年，万历帝突然患病，以为自己命不久矣，他急召首辅沈一贯交代后事。万历帝对沈一贯说：“我死后，请您把太子辅佐为贤君。原来设矿监和税监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大殿还没有完工。现在可以停下来，把派出去的太监都召回吧。”他说完这番话后，沈一贯赶紧出去拟旨。
大臣们接到这道圣谕，如获至宝。当晚，阁臣、九卿都在朝房值班，通宵加班商议、安排这件事。第二天，万历帝又缓过来了，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叫太监赶紧找沈一贯，把那道谕旨追回来。大臣们坚决不肯，说天子无戏言，既然说了，我们就要下发。来追缴圣谕的太监一拨接着一拨，前后来了20多个太监。沈一贯不给圣谕，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可以停止开矿征税！太监们过来抢夺，双方搏斗中，有人的额头都被打出血了，沈一贯只得把圣旨交了回去。
其实，太监们也不是都赞成皇帝收回战命，司礼太监田义就据理力争，而且言辞激烈，气得万历帝要杀了他，但田义仍坚持己见，毫不退缩。后来，田义见到沈一贯，一口唾沫吐过来，说：“您要是再稍稍坚持一下，矿税就撤了，为何如此胆小怕事啊！”沈一贯虽贵为首辅，但面对田义的指责，也只得忍气吞声。
万历帝一共在采矿、增税上收了多少钱呢？10年间一共收了白银约569万两，金约1.2万余两。这个数字其实不小，但这里面有一个大问题，收税的太监们无人监督，中饱私囊、贪污腐败的情况极为严重。当时就有官员说，如果把这些所得分成十成的话，进入皇帝内库的只占一成，被太监们贪污的占两成，那些为太监们办事的占去三成，而那些趁机为非作恶的地痞流氓则占去了四成。
一些贪污腐败的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山西巡抚向皇帝揭发，税监孙朝每年约收4.5万两白银，只上交了约1.6万两白银，剩下大约2.9万两白银全部被其私吞。山东巡抚举报税监马堂每年收26万两白银，只上交7.8万两白银，7年总共贪污了近130万两白银。还有一个叫陈增的税监被人举报，他的下属贪污白银40万两。一个下属都贪了这么多，陈增本人贪的自然更多了。这个下属被处死后，陈增害怕牵连到自己，竟然吓得病死了。万历帝得知后，不是下令清查贪污的案情，而是立即下旨，派人搜查陈增的财产，赶紧送到宫里。
如此残酷地四处搜刮，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各地百姓纷纷反抗。在湖北负责采矿征税的太监陈奉，为了采矿和征税无所不用其极，引起众怒。他在荆州时，数千人上街游行；在沙市时，他被商民驱逐；在黄州时，他又遭驱逐。陈奉恼怒之下，上疏告状，万历帝撤了一批地方官为其撑腰。陈奉又差人去追一笔横财——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子的墓中珍宝，未能得偿所愿，他竟然下令遍挖境内的古墓寻宝。此等行径很快就遭到官员弹劾，万历帝没有表态，实际上是默许了陈奉的行为。
武昌官员冯应京力数陈奉的九大罪，皇帝派锦衣卫前来，并不是捉拿陈奉，而是逮捕冯应京。此举引起了百姓们的极大不满，他们包围了税监，打伤锦衣卫，将陈奉手下的6人丢入江中。此时，各地的反抗此起彼伏，云南百姓抓住税监杨荣，直接处死，万历帝得知后竟数日不食。临清的税监马堂巧取豪夺，与民众发生矛盾，40多个衙役直接被民众打死。
太监高淮在辽东引发的动静最大。文秉《定陵注略》记载，他向各军户索要：在所散放马三匹，要银一百二十两；香袋二百个，要银二十两；包头十联，要银十四两；发银四两，要籴豆四十石。
辽东的士兵彪悍，誓要生吞高淮。从四月到六月，辽东前屯卫、锦州卫和松山卫先后发生兵变，遥相呼应，矛头直指税监高淮。辽东巡按王业弘、巡抚李植及山海关主事吴钟英，都力请万历帝召回高淮。
当时，官员们也反对此番做法，轮番上疏，请求万历帝停止开矿和征税，都未获批准。内阁辅臣沈鲤想到一个法子，他说，其实，开矿后百姓只是第二受害者，最大的受害者是万历帝。万历帝一听，忙让人问他原因。沈鲤说：“今国家把名山大川凿破，灵气发泄尽了，将来圣躬岂不受亏？”万历帝常住深宫，身体一直不太好，这句话对他的触动很大，而且民众和官员们的一致反对，也是万历帝不得不考虑的。
在各方压力之下，万历帝逐渐从各地撤回了矿监、税监。
万历朝的战事十分频繁，其中就有广为人知的万历三大征，即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这三场战争的结果都是明朝获胜。
（1）宁夏之役
终明之世，明朝与蒙古各部的战争一直在持续，只是规模不尽相同。北部边防始终是王朝事务的重中之重。
哱拜原本是蒙古鞑靼部人，因内讧而在嘉靖中期投降了明朝。投降之后，哱拜的表现还算不错，奉命出战时多有斩获。哱拜因军功被封为副总兵，其子哱承恩被封为指挥使，充巡抚门下旗牌官。
哱拜常年在军中任职，素有威望，其子哱承恩，义子哱塞、哱云、哱洪皆是彪悍勇猛之将。当时的将领都有“家丁”，名义上是国家的军队，实际上就是听命于武将的私人武装。家丁都是最精锐的士兵，养一名家丁的费用是普通士兵的数倍甚至10倍，其地位远高于普通士兵。而且，将府招募家丁之时就严格挑选，能充任家丁的皆为能征惯战之辈。哱拜的家丁和部属多达3000余人，对外是抗击蒙古的利器，但如果安抚不当，也有可能伤及自身。宁夏巡抚党馨对哱拜强大的势力心存芥蒂，想削弱他的势力，处处为难他。
万历十九年（1591年），经略郑洛征兵宁夏，党馨派游击将军土文秀率千人前去。对此，军力更强大的哱拜十分惊讶，请求以所部3000人一起出征，但被党馨阻拦。党馨为何不让哱拜前去？道理很简单，不给他建功的机会。哱拜虽然没能参战，但也看出各镇兵马并不强大，心中甚为轻视。而党馨想削弱哱拜的势力，欲治哱拜“冒粮”之罪，又久久不给哱拜的军队发放过冬的衣服、棉花、粮食。同时，哱拜的义子哱云、土文秀有功，按理应升职，党馨迟迟不予办理，他还以哱拜之子哱承恩“强娶民女为妾”，将其鞭笞二十。
党馨的做法非但没有削弱哱拜的实力，反而激起了哱拜的不满，矛盾一步一步激化。于是，心存不满的哱拜挑唆部下发动叛乱。其家丁刘东旸桀骜不驯，与亲密者80人进入关帝庙商议，规定谁杯中的酒花最大，就选谁主事，最终刘东旸杯中的酒花最大且最持久，故推其为谋主举事。叛乱发生后，巡抚党馨当然跑不掉，第一个被杀。总兵张惟忠只身前往安抚，却无力阻止叛乱，遂自杀。刘东旸自称总兵，以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但真正掌握叛军的是哱拜、哱承恩父子。
叛军知道朝廷会来军平叛，遂先下手为强，向宁夏周边进攻，从河西到玉泉的47座城池相继陷落。同时，叛军联络河套的蒙古多罗土部领主著力兔、蒙古某部首领宰僧进犯平虏、花马池两城，陕西全境为之震动。明军派人前来招降，叛军的要求是承认叛军的人事安排，并世镇宁夏。这样的要求是不可能接受的，明军遂调集兵马平叛。
平叛的过程并不复杂，叛军兵力不足，掳走所占47座城池的物资之后，全数放弃，龟缩于宁夏城（今宁夏银川）内固守，并寄望于蒙古骑兵能牵制明军。陕西三边总督魏学曾、甘肃巡抚叶梦熊均派兵前往平叛，合兵4万进攻宁夏城。但叛军本就是精锐部队，又倚坚城，明军全力攻城却始终无法攻破。
七月，叶梦熊、魏学曾决掘黄河大坝以淹宁夏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涌入城内。不仅如此，城中粮尽，士兵开始杀马为食，马匹仅剩500匹，百姓只能吃树皮、烂皮靴，饿死者众多。但叛军依旧不投降，仍寄希望于蒙古骑兵。
八月二十一日，河套部著力兔率领大军来解宁夏之围，被明将李如松、麻贵、李如樟击溃，著力兔大败，退回塞外。这意味着宁夏城陷入孤立无援之地，破城指日可待。明军的后援不断到来，进一步加强了攻城的能力，明军遂发力猛攻，叛军不能敌，南城丢失，退入大城。
明军监军梅国祯适时实行离间计，让本就处于高度紧张中的叛军自相残杀，哱承恩杀了刘东旸、许朝后向明军投降，哱拜畏罪自缢而死。至此，历时7个月的宁夏之乱结束了。
（2）朝鲜之役
就在宁夏之役激战正酣时，大明的东北方向又出事了。日本的丰臣秀吉举重兵跨海对朝鲜作战，意图以朝鲜为跳板，进一步攻伐大明。
丰臣秀吉有一个堪称疯狂的计划，他要攻下大明，然后占领印度，在目标达成后，他计划住在宁波，让天皇住在北京。丰臣秀吉要实现这个计划，首先就要占领朝鲜。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书信中说：“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满百岁，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
大意是说，人生在世，不过百年，我岂能安心久居于岛上？现在想向贵国借道，越海翻山，直接进入大明，让大明四百州全数归我，实行我们的风俗，并在大明永久地施行王政，这是我丰臣秀吉的平生之志。
为实现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派9路日军16万多兵力进攻朝鲜，这只是丰臣秀吉发动的部分兵力，这年春天他在日本调集的总兵力已经超过了33万人。当日军踏上朝鲜半岛发起进攻后，朝鲜军根本无力阻拦，很快就一溃千里。在此前的200年里，朝鲜超过万人的军事行动只有3次，而且最多的一次才调集不到2万人。面对日军如此大规模的进攻，朝鲜毫无招架之力，一败于海上，二败于尚州，三败于汉江，最终连平壤也丢掉了，狼狈的朝鲜国王赶紧向宗主国明朝求救。
另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早已拉开了帷幕。丰臣秀吉实际上忘记了他正处于世界的大浪潮之中，日本有诸多的贸易商人对丰臣秀吉庞大的计划早有耳闻，这些消息也被带到了明朝，而且明朝也向日本派出了谍报人员。
万历二十年，在做了充分的准备后，福建巡抚许孚远派军官史世用暗中到泉州府同安县，乘海商许豫的船只，扮作商人与其一同前往日本的萨摩州。史世用将他在日本一年多时间内从事间谍活动搜集到的日本情报汇集整理后，刊刻成书，这就是明朝关于日本最全面的情报书籍——《倭情备览》。
后来，朝鲜国王李昖听闻史世用的事迹，对史世用及其书表示了极大的关心，特意召见了史世用。当时，《倭情备览》成了明军将领必读的日本情报书，当时的总指挥即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杨镐常备此书，还将此书送给朝鲜官员，让其了解日本的国情。
明朝已知悉丰臣秀吉的野心，断然不能坐视不理。万历帝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备倭经略，带兵出战。宋应昌给朝鲜国王写了封信，以示安抚，信中这样写道：
圣天子赫然震怒，命本部以少司马秉节钺总权衡，爰整六师，大彰九伐。谋臣如雨，运筹借箸者接踵而来；猛士如云，齿剑淬刃者交臂而至。已行闽广浙直集战舰，合暹罗、琉球诸国兵，掩袭日本，以捣其巢。复调秦蜀燕齐敢战之士，并宣大山西诸镇雄兵，深入朝鲜，以殪其众。龙骧虎贲，长驱鸭绿江头；雷厉风飞，直抵对马岛下。
这信的文采远胜丰臣秀吉那篇干瘪的文章，初战中明军却败了。朝鲜为了让明朝快速出军，或多或少地隐瞒了日军的信息，导致明军对平壤的敌军战力估计不足。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在豪言中视日军为草芥，在部署上却不得不小心行事。由于不熟悉具体情况，游击将军史儒率领2000骑兵在前，祖承训带3000骑兵在后接应。史儒进到平壤附近时，因道路不熟误中埋伏，时逢大雨，火器也无法发挥作用，史儒无奈之下命士兵下马作战，最终全军覆没，史儒力战殉国。祖承训率领3000骑兵来救，乘敌不备，攻入平壤，随即陷入巷战。这场战争的结果是祖承训仅带着数人逃出。
遭遇惨败的明军，不断从关内调集兵力，明朝任命刚刚从宁夏战场上凯旋的李如松总理蓟州、辽东、保定、山东的军务，并充任防海御倭总兵官。李如松在平壤之战中取得空前大捷，并收复平壤。战后李如柏报告：斩首1500多人，烧死6000多人，淹死5000多人。
在之后的交战中，双方基本处于一个势均力敌的态势，日军有兵力上的优势，明军在战斗力上占优势，而明军烧毁了王京城南的龙山粮仓，让日军无法固守王京。战场的胶着让双方不得不坐到了谈判桌前。双方的和谈要价都很高，明朝的谈判使者沈惟敬和日方谈判人员小西行长为了能够达成和谈，竟然伪造了丰臣秀吉的“降表”。丰臣秀吉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遂再次发起战争。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初，日本出动陆军约14万人，水军7200人，水陆并进，再度入侵朝鲜。二月，明朝再次议定援朝，以麻贵为总兵官，统率南北诸军。三月，明朝命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并任命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州、辽东、保定军务，经略御倭。
第二次入朝作战的明军陆续增兵，最高时多达11万之众。双方的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日军虽退守在沿海一带的倭城里，明军也联合了朝鲜军对日军发起了多轮进攻，但实际上双方各有胜负。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失去主心骨，遂从朝鲜半岛撤军。
《明史·日本传》这样评价这场朝鲜之役：“久之，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然自关白侵东国，前后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朝鲜迄无胜算。至关白死，兵祸始休，诸倭亦皆退守岛巢，东南稍有安枕之日矣。”
（3）播州之役
就在明军和日军在朝鲜作战之时，明朝境内西南的一些土司又开始蠢蠢欲动。土司是明朝授予少数民族的官职。
杨应龙是播州土司，他的祖上自唐朝开始就受封于此地，延续到杨应龙时已经700多年。播州横跨川贵两地，多山地，方圆2000里，播州土司为西南最大的土司之一。明朝对土司的管理采取的是羁縻政策，既要用军事压力来压制他们，又要用经济利益稳定他们。对于发动叛乱的，明朝就进行改土归流，也就是用武力打下土司的土地，撤掉土司，设置地方官，并定期更换。
杨应龙对明朝是有过贡献的，比如他曾派兵去川西北作战，明朝的皇宫被烧了，他也赶紧进献名贵的木材。不过，此人桀骜不驯，俨然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万历十八年（1590年），有人向朝廷报信，举报杨应龙造反。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应龙喜欢小妾田氏，田氏想上位，就在杨应龙面前说大老婆张氏的坏话，最后张氏被杨应龙赶出了家门，更严重的是，田氏派人杀了张氏。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张氏的家族也是当地的土司大族，岂能忍下这口气，所以就向朝廷状告杨应龙谋反。
贵州巡抚主张立即出兵镇压杨应龙，但播州地跨贵州、四川两地，地形复杂，军事镇压并非上策。四川巡按李化龙建议给杨应龙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贵州和四川的主官意见不统一，这事就需要朝廷拿主意，但首辅申时行却让两地自行商量解决。之后，两地的意见还是没办法统一，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
最终的结果是，杨应龙被带到重庆接受讯问，杨应龙提出用4万两白银赎罪，还说自己可以带兵5000支援朝鲜作战。此时正值朝鲜战争期间，不想节外生枝的朝廷就免除了杨应龙的死罪，但留其次子作为人质。
不过，杨应龙并没有真心认罪，赎罪的罚银也没有交。这时发生了意外，作为人质的杨应龙次子在重庆去世了。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杨应龙公然起兵反明，正式走上了反叛的道路。而明朝忙于朝鲜之役，根本无法分身，所以对这次叛乱先搁置处理，对其采取防守策略。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杨应龙率兵8万血洗綦江，全歼5000名官兵并屠城。尸体蔽江而下，江水染成红色。綦江紧邻重庆，重庆为之震动。杨应龙打下了綦江之后，立碑设界，想把自己占领的地方都划为播州所有。这一战令万历帝震怒，而此时朝鲜的战事已经结束，遂命李化龙总督八路军马，合围杨应龙。明军出动24万人马，其中三成是士兵，七成是后勤保障人员。杨应龙面对优势兵力的明军，只能且战且退，同时，那些与杨应龙有矛盾的土司也趁机落井下石。最终，杨应龙在明军合围之下战败，自杀身亡。
播州的事情闹了好几年，明朝真正征调大军作战只用了114天。战后，播州也被一分为二为遵义府和平越府，遵义府归四川管辖，平越府归贵州管辖。播州之役大大树立了明朝在西南的威信，但也暴露出明朝的羁縻政策对西南土司的无力，这才有了后来规模更大的奢安之乱。
（4）战争的问题
万历三大征均以明朝的胜利而告终，但也暴露了明朝的很多问题。比如，最先开始的宁夏之役，监军向皇帝上报军中一片混乱。战斗开始后，没有旌旗指引，没有金鼓信号，也没有号令，军队不成行伍。更要命的是，军粮还不到位，马匹病死、饿死的多达一半。到了发放箭矢时，数量不够。有4万士兵，但箭矢只有1万支，只能4个士兵发1支箭。明军围住宁夏城时，想制造攻城器械，却发现找不到木头，造火器也缺乏铁，更严重的是找不到熟练的工匠。如此种种，实在令人触目惊心。若非明军军力占优势，又用水淹城池，恐怕战事没有那么快结束。
而且，明军的士卒们状态散漫。战斗结束后，宁夏城内的叛军出城收集箭矢，跨过战壕取箭，士卒们也不过问。每到攻城之时，明军士兵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鸡血染红衣服，诈称受伤，等到验伤时，才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受伤。还有些士卒半路就逃跑了，此后借战死之名蒙混上级过关。
不仅如此，明军内部军纪败坏，这里以冒功为例。明军平时的收入主要来自月粮，但这仅能保证温饱，真正可观的收入来自战争。如果有战事，士兵的收入是平日的数倍，杀敌获首得到的奖励更是可观。比如，朝鲜之役之前，明军士兵一年的军饷在18两白银左右，入朝作战后则达43两白银之多，而且斩获一个敌人首级，往往能得10两白银甚至更高的奖励。
如果是对蒙古作战，封赏就更可观了，因为蒙古军都是骑兵，机动性很强，明军想斩杀并不容易，朝廷曾规定擒获一名蒙古兵赏白银30两，斩杀一名则赏20两白银。斩杀敌人，不仅有赏银，还可以升职。宣德九年（1434年），朝廷就曾对作战的将士们规定：斩杀三人就可以升一级。北京保卫战期间，于谦就曾规定：生擒或者斩杀一名敌人，就可以升一级。这么丰厚的奖赏之下，战场上士兵们都以争抢敌人的首级为先，往往一个敌人被杀死，就有好几个士兵一拥而上去抢首级。
敌人的首级关系着士兵们的收入和前途，但真正杀敌是要拼命的，并不是那么容易，于是冒功成了一个常见现象。即便是李成梁这种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将，也有杀良冒功的记录，一部分明军更擅于此。有人为了赏金，直接购买他人的首级；有人恃强夺取别人斩杀的首级；有杀了老百姓，冒充敌人首级的；甚至有士兵斩获一敌人首级，却被别的士兵杀害，拿两个首级去领赏。官员在查验时，全凭塘报，下属斩获的首级越多，自己上报的杀敌数也会越多，所以他们不会过多查验。如果监军来查验，又因不熟悉情况，往往会被蒙在鼓里。
三大战役中，明军在播州和宁夏面对的敌人力量都相对弱小，胜利得相对轻松。真正考验明军的是朝鲜之役，丰臣秀吉拥兵30多万，跨海作战的兵力超过15万，明军在朝鲜与其作战，整体上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日军最后的撤退完全是因为丰臣秀吉身亡，否则战事还将持续得更久。丰臣秀吉死后，日军在撤退中还能保证队形，并没有太多损失，也说明日军的主力尚存。
不过，万历年间，明朝对外并不只发生了这三场战争，明缅战争和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明朝都失败了。而且，万历三大征的代价是巨大的。据《明史·陈增传》记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万历帝的怠政、奢靡的生活以及在矿税上的横征暴敛，给国家造成了极大伤害，再加上频繁的战争，万历帝统治下的大明王朝已经危机四伏。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京赶考的山东举人陈其猷在京城驿站的房间内来回踱步，辗转不寐。他以举人的身份参加考试，所以能住进官方驿站。但身处室内，他的心久久难以平静，一路上见到的灾民惨状让他寝食难安。于是，他提笔绘制了21幅《东人大饥指掌图》，并作了序，想上报给万历帝，让皇帝体察民间疾苦，内容是这样的：
臣自正月离家北上，出境行二十里，见道旁刮人肉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于是毛骨懔懔。又行半日，见老妪持一死儿，且烹且哭，因问曰：既欲食之，何必哭？妪曰：此吾儿，弃之且为人食；故宁自充腹耳。臣因此数日饮食不能甘。
这样的人间惨剧，就活生生地发生在万历朝，老百姓的生存都成了问题。然而，陈其猷所描述之事并不罕见。根据《青州府志》记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山东青州府推官黄槐开的一件申文中写道：
自古饥年，止闻道殣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耳。今屠割活人以供朝夕，父子不问矣，夫妇不问矣，兄弟不问矣。剖腹剜心，支解作脍，且以人心味为美，小儿味尤为美。甚有鬻人肉于市，每斤价钱六文者；有腌人肉于家，以备不时之需者；有割人头用火烧熟而吮其脑者；有饿方倒而众刀攒割立尽者；亦有割肉将尽而眼瞪瞪视人者。间有为人所诃禁，辄应曰：“我不食人，人将食我。”愚民恬不为怪，有司法无所施。枭獍在途，天地昼晦。
当我们在谈庙堂上的荒谬时，民间早已是一片水深火热。老百姓生活得举步维艰，社会矛盾一点一点累积时，外患也在一步一步逼近，压得大明王朝喘不过气来。努尔哈赤在辽东节节胜利，逐步逼近。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攻掠抚顺，俘虏人畜多达30多万；七月，清河失陷，兵民万人全部陷没。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战死45870人，其中将领310人，损失物资无数；六月，开原失守，全城7万人被杀；七月，铁岭沦陷，明军损失4000人，被掳杀的百姓超过万人。
明朝在辽东的首府辽阳，实际上已处于努尔哈赤的直接威胁之下，而就在努尔哈赤即将攻打辽阳的前夕，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在位长达48年的万历帝去世了。万历帝在遗诏中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多年不上朝做了检讨，还自我批评，说不该派太监去各地征收矿税，并安排发放内库的钱两充辽饷，还废除了所有未被取消的矿税，重新起用那些因建言而获罪的官员。
大多数时候，遗诏都是死者想说的话，但也有一些时候是活着的人借死人之口，说出自己想做的事。明朝的大臣们也只有利用草拟遗诏的机会，以皇帝遗诏的形式昭告天下，将自己的想法全部付诸实施。万历帝去世后的3天内，朝廷两次动用内库的200万两白银急充边饷。清除万历朝弊政的行动，正在稳步地向前推进，但积弊已深，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清除的。当押银官路过昌平时，昌平守陵军因为对发饷有异议，又被守陵太监教唆，一气之下把皇帝给边军的赏银抢了。
祸不单行，刚继位的泰昌帝仅一个月就去世，大明王朝在短短两个月内就发生了两次国丧。年仅16岁的天启帝继位，在内忧外患之下，他又该如何面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