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碎后求助谁

“我们只能自求多福了。”

伴侣深深地伤害了我们。我们的痛苦堪比遭遇拦路抢劫或者遭受肢体攻击。然而，面对后者，我们不需要孤军奋战，有相关的社会机制来帮助我们应对困难。保险公司、警察部队、法院，乃至监狱系统，可以帮我们找回应得的正义。就算是我们的老板突然发觉自己已经对我们忍无可忍，他们通常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解雇我们。我们的社会早就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权利保障机制，以保护我们的就业不受雇主的心血来潮和市场的残酷竞争侵害。从文化角度来看，我们的集体正义与补偿体系主要围绕金钱、工作和财产而构建。

可是，在另一个对我们来说同等重要的领域——爱情与亲密关系，我们却往往求助无门。我们既没有办法请律师打官司，也不能因为有人伤了我们的心而到警察局去控诉对方。我们只能自求多福了。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能让我们得到补偿，甚至连帮助我们应对痛苦的法子也几乎没有。而如果我们牙痛或是腿断了（在痛苦程度上与心碎差不多），便会有早已迭代成熟的解决方案摆在面前供我们选择，社会也早就为我们建立好了各种专门提供帮助的庞大机构。

此处的重点并非提倡要有专管失恋的律师或专治心碎的医生，毕竟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把前任送进监狱或把自己送上手术台。秉承一种乌托邦精神，我们不妨去想象一个更好的社会，它会用与应对工作和财产关系同等的雄心和热情去面对心碎的议题，并且同样肯花上几十年的时间，耐心地解决心灵伤痛这一不容忽视的普遍问题。

未来的失恋专家们会仔细聆听我们的哭诉，他们很可能会建议我们阅读某一本书或听某类音乐（比如莫扎特的歌剧《女人皆如此》——“他们都是这样的”——剧中的每个人都曾让伴侣失望）。我们会被引导着去审视自己对亲密关系的期待，也会被温和而坚定地引导着去思考自己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我们会被鼓励重新思索在下一次步入浪漫世界时，应该警惕什么样的人，或者应该找寻什么样的人。

我们总是很难想象庞大的社会如何能有效应对私人问题——正如生活在17世纪的人们很难想象存在一支可靠的消防队一样。亲密关系的结束是人存于世必将面临的风险。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人们在求助于他们的失恋专家时，会对此刻的我们投来怜悯的目光，因为在我们遭遇亲密关系的失败时，几乎没什么地方可供我们寻求智慧、安慰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