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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能像木村资生那样惊险地躲过原子弹的袭击。但每个人都能回想起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偶然瞬间。那也许是一个更典型的转折点，比如你与未来伴侣的偶遇；或者高中时上的一堂课把你的未来职业规划引入了新领域；也有可能是一次侥幸逃生，比如一次急打方向盘的转弯让你保住了性命；又或者是你的一次慷慨出价被拒绝了，可在这之后你找到了更好的房子。这些时刻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它们显然引发了重要结果。我们会沉思，如果没有发生那些事，我们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因为一个小小的改变，我们无法与伴侣相遇，无法发现自己真正的职业兴趣，甚至还可能遭遇致命危险。
但这些似乎都是极端异常的情况，我们之所以会为这些时刻惊叹，正是因为它们是如此少见，且与众不同。我们觉得自己生活的基石不是运气，而是前途光明的明智选择，我们自认为这些选择是自己独立做出的。我们可能会为该选择哪条路而寻求建议，但我们不会为无法控制的事情而寻求建议（没有人会去买一本求生指南，了解如何在下一次灾难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时逃生）。当我们做出一些改变生活的重大决策时，很明显地，我们正在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挑选适合自己的大学与专业，认真对待第一份工作，选择与对的人共度一生。我们被告知：集中精力将大事做好，其他一切都会没问题。励志类演讲或书籍会告诉你，你自身就是你所探求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想法很受欢迎，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通过个体主义棱镜来看待自己的生活。我们的人生故事不是由群体共同编写的，它是由我们自己写就的。我们的重大选择决定了我们的道路，这意味着我们能控制自己的人生轨迹。要了解这条道路，我们只需要在供奉着自我的神坛前祈祷。
然而，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道路以一种不受控的方式与他人的道路发生碰撞，这种事件往往转瞬即逝，且令人手足无措。我们称这些时刻为运气、巧合或命运，它们被归类为异常。当世界“正常”运转时，生活似乎被一种井然有序的规律所支配，我们相信自己可以主导命运。每当我们遇到那些似乎挑战了我们自信的奇怪巧合后，我们会短暂地喘口气，耸耸肩，继续前进，并为下一个决定自己未来的重大选择做好准备。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思维方式，没人会对此产生怀疑，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
但这只有一个问题：以上这些都是谎言，是承载了时代特征的谎言。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体主义错觉”，我们紧抱住这一错觉不放手，就像落水的人紧抱住漂浮的任何物体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个故事，它让我们清楚地明白：认为自己与其他人、其他事毫不相干的想法是多么滑稽。
2022年夏天，希腊海岸发生了一起悲剧。一位来自北马其顿的游客伊万被海浪卷入海里。 [1] 他的朋友们赶紧通知了海岸警卫队，但搜救一无所获，当地管理部门宣布伊万失踪，并推定他已遇难。18个小时后，伊万奇迹般地生还。这太不可思议了。原来，就在伊万要被海浪彻底淹没之前，他看到一个小足球漂浮在远处的水面上。伊万尽全力向它游过去，他整晚都紧紧抱着这个球不放手，最终获救了。这个球救了他的命。
当伊万幸存的故事成为轰动希腊的新闻时，一位母亲感到万分震惊，她认出了伊万手里拿着的球。十天前，她的两个儿子曾在海边玩过那个球，其中一个男孩不小心把球踢进了海里，那只球便在大海上漂了约128千米，直到它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了快要被淹死的伊万。当初，那两个男孩没有把落入海中的球放在心上，他们耸耸肩走了，又买了一个新球。他们后来才意识到，如果没有自己那意外一脚，伊万现在已经死了。
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往往写在不起眼的边缘位置。微小的细节有时至关重要，甚至是未曾谋面的人做的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选择，也可能决定我们的命运，尽管我们中大多数人永远不会像伊万那样，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生命轨迹如何被他人小小的举动所逆转。而最严重的错误在于，我们错认为伊万的故事只是打破世界正常运转方式的奇闻逸事。实则不然，伊万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窥见那些生活中纠缠不清的关系。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但我们却视而不见。因为我们被一种虚幻的世界观蒙蔽了双眼，假定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都完全掌控着自己的生活。
生命的挂毯是用一种魔力之线编织而成的，这种线的神奇之处在于，你越拉扯它就越长。每一个当下都由看似毫不相干的线混编而成，那些线一直延伸到遥远的过去。当你拉扯其中任意一根线时，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因为每根线都与挂毯的其他部分相连。事实是，正如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的一封信中所写：“我们被困在一个无法逃脱且相互依存的关系网中，被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2]
* * *
1814年，法国博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正在努力研究相互纠缠的奥秘。为什么我们不擅长预测未来？为什么事情的发生总让我们感到惊讶？人类是否可能理解世界变化的原因，从而更好地掌控它？
牛顿在其同时代的科学工作者眼中是一个超人，而拉普拉斯是那个站在牛顿肩膀之上的数学天才。在牛顿之前，世界就像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它严守着自己的秘密。牛顿破解了密码，发现了许多谜题的答案，并将其写成“定律”，来解释物体运动的规律和可预测的行为。牛顿运动定律不仅使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使我们的哲学观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古代，变化和灾难通常被归因于诸神的密谋。船只失事、塔楼倒塌，是因为人触怒了神，或者没有向神供奉足够的贡品。牛顿让这些爱管闲事的神“退休”了。我们已不再需要用神来解释生活或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但兴许会借用它解释支配宇宙的法则从何而来。上帝可能创造了时间，但牛顿运动定律让时钟嘀嗒作响。
牛顿运动定律启发了拉普拉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受严格定律支配的“机械宇宙”中，那么了解时钟的运行机制就能让我们准确预测未来。模糊的世界可以变得清晰。我们只要有正确的工具，就可以像观察当下一样清晰地预见未来。毕竟，在科学革命之前，准确预测台球在桌面上的运动似乎就像一种魔法。有了牛顿运动定律、数学和物理方程，你就有了施展魔法、预见未来的能力。然而，我们真的可以完全预测整个宇宙吗？
拉普拉斯推测，每一件事、每一阵风、每一个分子，都受一套严格的科学规则支配，这就是牛顿的自然法则。因此，如果你想预测打台球的人会不会把球打进角袋，你需要了解牛顿物理学原理、球的重量、击球的力量和角度，还需要知道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如房间里的温度，是否有微风吹进门窗，或者球杆头上有没有残留的巧克粉。拉普拉斯认为，如果你掌握了所有必要信息，甚至包括台球的原子和房间里漂浮的空气分子，你就能非常准确地预测出台球最终会滑向哪里。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想法：如果人类也像台球一样，我们的生活遵循同样的自然法则相互碰撞，会怎样呢？
根据这个逻辑，拉普拉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想象一下，假定一个超自然生物——我们可以称之为“拉普拉斯妖” [3] ，它拥有知晓一切的智慧。它没有能力改变任何事情，但它可以绝对精确地了解宇宙中每一颗原子的每一个细节——从邦迪海滩上一粒沙子的分子构成，到巴拉圭犰狳肠道最深处细菌的化学成分。拉普拉斯认为，如果存在这样的智慧，“对这样的智慧来说，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未来像过去一样，呈现在它眼前” [4] 。换句话说，有了完美的信息，拉普拉斯妖就能将现实看成跨越时空的拼图游戏，所以它会理解为什么每件事会发生，也可以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伊万会对海面上漂浮的足球感到诧异，但拉普拉斯妖不会，它在伊万陷入恐慌时就知道伊万会得救，因为它能清楚地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对拉普拉斯妖来说，世界毫无奥秘可言。
其他科学家和哲学家拒绝接受拉普拉斯妖所在的“机械宇宙”。他们认为，这一立场并不代表我们无法理解机械宇宙，也不代表我们没有正确的工具来测量机械宇宙，关键在于宇宙的奥秘是不可知的。无论技术如何，无论我们能想象出何种无所不知的拉普拉斯妖，未来将永远神秘莫测。并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无法知道。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可预测的“机械宇宙”中，还是一个不确定的宇宙中？
六十年前，爱德华·诺顿·洛伦茨让我们离答案更近了一步。洛伦茨从小就对天气很感兴趣，但读大学时，他暂时搁下了这一兴趣，选择在达特茅斯学院学习数学，后来他又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洛伦茨学术生涯的巅峰期，二战爆发了。此时，美国政府需要所有有才能的人为这场战争贡献自己的智慧，包括崭露头角的数学家。一次偶然的机会，洛伦茨瞥见了陆军天气预报部门的招募传单，这唤起了他童年对天气的迷恋之情，于是他报了名。洛伦茨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了气象系统方面的高级培训，然后被派往塞班岛和冲绳，他在那里负责预测对日本轰炸时的“云层覆盖情况” [5] （美军投放原子弹时，小仓上方“幸运地”出现了始料未及的云层，洛伦茨很可能是那次天气预测工作的关键人物）。
在20世纪40年代，即使拥有最好的头脑和最好的设备，气象学依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凭主观得出结论。战争结束后，洛伦茨从太平洋那些不可预测的天气系统中吸取了经验，他决定探究一个更宏大、更深刻的课题——天气发生变化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计算机还不具备模拟真实天气系统的能力，尽管如此，洛伦茨还是在他的LGP–30计算机 [6] [7] 上创建了一个简化的微型世界。与现实世界中的天气系统可能包含数百万个变量的真实情况不同，洛伦茨的计算机模型只有12个简单变量，比如温度和风速。在这个简化的数字宇宙里，洛伦茨扮演了拉普拉斯妖的角色：因为在他的虚拟世界里，他总能知道其中所有变量的精确测量值。那么，洛伦茨能像拉普拉斯妖一样，利用这些精准数据预测模型未来的变化吗？
有一天，洛伦茨决定重新进行一次系统模拟。为了节省时间，他从试验的中间流程开始做起，插入先前测算的数据点。他以为，只要将风速和温度设置在相同水平，天气模式就会像之前一样重现。同样的条件，得出相同的结果。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尽管洛伦茨把所有的条件都设置成同之前的一样，但得到的天气模拟结果在各个方面都和之前不一样了。他认为这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但始终找不到原因。在对数据进行了大量核对分析后，洛伦茨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的计算机会将打印输出的结果自动保留到小数点后三位。例如，如果确切的风速是每小时3.506 127英里 [8] ，打印输出将显示为每小时3.506英里。当他将打印输出的结果重新输入模型中进行模拟时，就会产生极小的数据偏差（在这次事件中，只是每小时0.000 127英里的风速）。如此微小的误差看似毫无影响，却造成了结果的巨大差异。
这次事件让洛伦茨产生了一个新认识——它足以颠覆我们对世界的传统认知：即使在一个一切因素都受控的“机械宇宙”中，微小变化也能产生巨大差异，只要把温度升高百万分之一摄氏度，或者把气压降低千分之一帕，两个月后的天气就可能从晴朗蓝天变为倾盆大雨，甚至是飓风。洛伦茨的发现创造了“蝴蝶效应”这一术语，即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此举可能会引发得克萨斯州的龙卷风。
洛伦茨无意中创立了混沌理论 [9] 。我们能从中得出很清晰的启示：如果拉普拉斯妖存在，它的观测必须完美无缺。即使只偏离了一个原子，随着时间推移，拉普拉斯妖的预测也会大错特错。我们现在知道，许多系统都具有混沌性，这类系统对初始条件的细节非常敏感，以至即使它们遵循“机械宇宙”逻辑，也无法准确加以预测。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已经拥有超级计算机，但天气预报仍然不可靠，气象学家甚至很少费心去预测未来一两周以后的天气。微小区别可以导致巨大差异，夏洛克·福尔摩斯曾经打趣道：“我一直秉信一件事情，那就是小事无限重要。” [10] 混沌理论证明福尔摩斯是对的。
微小的变化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因此宇宙的变化对我们来说总是不确定的，甚至是随机的。无论我们在技术上取得多大飞跃，人类永远不会成为拉普拉斯妖。如果我们所看、所经历的每件事背后都有一个“机械宇宙”在运行，我们将永远无法完全了解它。
混沌理论意味着，即使一些看似很好预测的事物，比如台球的运动轨迹，也具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站在台球桌附近的人体重不同，其产生的引力就有所区别，这种极微弱的差异会使一个球在被其他球反弹6~7次后，滑向完全不同的方位。 [11] 所以，无论一位台球运动员击球的角度和力道多么精确，他也无法设计出通过多次碰撞来击球入洞的方案。既然在如此小的空间尺度上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设想一下，对于包含无数个原子台球的世界，又会是什么样的？最微小的波动都很重要。因此，往往只有骗子或愚人才会信心满满地预测未来。或者，正如神学家佩玛·丘卓所说：“如果你要押注于安全性和确定性，那你就来错星球了。” [12]
混沌理论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但也引出了一些让人焦虑不安的问题。如果一个无限小的风速误差可以决定几个月后的一场风暴，那你在周二清晨是该安心地关掉闹钟，还是从床上一跃而起？我们的生活是否被无关紧要的选择和看似偶然的霉运或幸运所支配？令人费解的是：如果1926年史汀生的度假计划能影响到19年后一万多千米之外数万人的生死，那我们所要担心的就不仅仅是是否按下闹钟按钮这种简单的问题。即使我们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但其他80亿人看似无足轻重的选择也同样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轨迹。
如果你能更关注现实，就会意识到我们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个相互纠缠的世界里，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轻轻吹动的涟漪可能在别人的生活中引发或平息风暴。这意味着我们远不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可以掌控世界，因为很多惊天动地的事件可能源于一些古怪、始料未及、不可预测的相互作用。假装相反的情况也许会让人心安：作为个体，我们掌管着一个有序的、不受他人干扰的自我世界。所以，我们就假装是这样的。
无论我们出于何种原因去否认世界的整体统一性，无论我们多么热切地把世界放入一个个彼此隔绝的分格收纳盒，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是现实存在的，它驱动着万事万物的发展。我们生活在一个彼此纠缠的世界，一旦接受了这一真相，你就会清楚地看到：意外、随机和混乱的“计划外”事件会构成许多事情的起因。在这些事件中，偶然非常重要，信号和噪声之间没有明确界限，二者无法割裂。或者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噪声，一个人的噪声或许会成为另一个人的信号，即使我们无法察觉它们。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身上，我的曾祖父曾娶过一个精神病患，如果没有100多年前那桩悲惨的案件，就没有现在的我。你的生命中也会有类似的关联，不过我希望它们的性质没那么可怕。一个个由偶然和意外搭建起来的微小“人生转折点”串联起我们的生活，它们无穷无尽。我们想假装这不是真的，但现实并不在乎我们的想法。我们永远在他人吹动的涟漪中冲浪——希腊海岸外，伊万真切地体验到了这一事实，而我们大多选择无视。
适用于个人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社会。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了“黑天鹅” [13] ，指那些沉重打击了我们自满情绪的重大意外事件。近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变得愈加错综复杂。这算不上是新颖的观察结论，但它确实意味着微小的改变、意外和偶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导致“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冰岛的一座火山爆发可能会使数百万人陷入困境；一艘船搁浅在苏伊士运河会导致几十个国家的供应链中断；新冠疫情期间，在中国，确诊病例所在场所会被封闭隔离。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一个高度关联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不仅纠缠在一起，而且还在不断变化，即便我们感觉不到。当你在读本章内容的时候，你也在改变。你正在衰老（谢天谢地，衰老的幅度很小），你大脑中的神经网络也在不知不觉间随着你的阅读而发生变化。至关重要的是，即使你此刻似乎没有做任何他人关注的事情，但某些当下看起来与你没有丝毫关联，且没在你身边发生的事，也可能会在未来改变你的生活，而你却对此毫无感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准确地指出：“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不再是同一条河，人也不再是同一个人。” [14] 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鲁补充说，我们不仅仅是被动的观察者。当你踏入河流时，你就改变了它。没有什么是静态的，微小变化会在时间进程中产生巨大的累加效应。
科学家，特别是那些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家早就知道这个道理。在一个混沌系统中，比如洛伦茨研究的天气系统，任何一个子集的微小变化都会对其他所有部分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这些科学家无法忽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没有什么是真正独立的，任何事物都是统一整体的一部分。
有一小群人会比我们更深入地体验到这个真理，他们就是那些得以看到整个地球在黑暗太空映衬下的人。那种景象极为震撼，会在瞬间重塑一个人的世界观。不过，少数有幸看到整个地球景观的宇航员并不是多愁善感、容易被美景所左右的浪漫主义者。当美国太空计划开始时，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招募的是理性且机械的实用主义者，这些人最不可能被感性或敬畏心打动。NASA担心，那些具有哲学家和诗人气质的人可能会在关键时刻操作失误。
尽管NASA选择的宇航员都性格沉稳甚至有些冷漠，但所有见过蓝绿色地球全貌的人都会因那无与伦比的震撼景象而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这是我一生中看到过最美丽、最动人的画面。” [15] 阿波罗8号任务的指挥官弗兰克·博尔曼曾这样描述。阿波罗14号的飞行员埃德加·米切尔对此表示同意，他指出，这一经历让他感到一种“合一的狂喜”，他开始意识到所有存在物之间都存在无法被打破的联系。凝视窗外，他突然想到“组成我身体的分子和组成宇宙飞船的分子都是从很久以前宇宙中一颗古老恒星的熔炉里燃烧锻造出来的” [16] 。对那些从太空看到地球的人来说，这种感受是如此普遍而深刻，以至它有了一个专业术语：总观效应 [17] 。
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会受困于有限的视野。努力扩展视角，就像宇航员从宇宙飞船向外眺望一样，你会清楚地察觉到，个体主义是一个海市蜃楼，没有什么是真正独立的，“联系”定义了我们的存在方式。
看起来，一个相互交织的世界好像会令人心生恐惧。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或者跨越半个地球的一个陌生人的决定会让你陷入死亡风险，一个几十年前随意的选择会导致全社会遭遇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无论你喜欢与否，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即使是那些早已故去的人做出的已被人遗忘的决定，仍然很重要。如果1905年威斯康星州的四个孩子没有被谋杀，你就不会读到这句话了。
这一真相其实并不可怕，反而很奇妙，生命每一刻都被赋予了潜在的隐形意义。它颠覆了个体主义世界观，当我们做出重大决定时，我们不仅是在掌控自己的命运，事实上，即使是我们做出的最小的决定也很重要，也会改变世界。威廉·布莱克的诗《天真的预言》开头几行蕴含了这一深刻的科学道理：“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
是时候调整一下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看待自己的方式了。我们混乱、交织的生活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惊人事实：我们什么也控制不了，却影响着一切。 [18]
* * *
之所以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事实，是因为我们被大量相反的信息所“轰炸”：大众推崇的是个体主义。掌控世界的谜思无处不在，尤其是在现代西方社会。现代文化的一切都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主角，可以驯服一切，整个世界要屈从于我们的异想天开。成年人会专门在网络上直播自己的不满情绪。渴望成为“网红”的孩子比渴望成为宇航员的孩子多两倍。 [19] “美国梦”是打了兴奋剂的个体主义妄想。我们自己说了算！如果这是真的，那我们的确可以忽略其他人的某些决策在时空中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但时不时地，生活中隐藏的关联会用伊万和足球那样的故事来给我们当头棒喝。个体主义神话会接连遭遇一个个诸如此类不和谐的障碍，而我们只是耸耸肩，继续生活，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
西方现代性是当今世界重要的观念和信仰体系，它创造了一些精简的说法来解释我们生活和社会中诸多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认为个体独立掌控自己世界的信念无处不在，以至当一个人说出“实际上，我们纠缠于一个统一的因果网中”时，他的口吻像是一个新时代的励志书作家，而不是一个揭示事物真相的科学家。（在科学领域，理论物理学家往往是最乐于接受并传播这一信念的群体。）
现代荒谬信念将现实的巨大复杂性简化了，它使得我们能把令人抓狂的混乱塞进整洁的收纳盒，让一切看起来更容易管理。这些盒子用确定性取代了不确定性，用有序取代了无序，用优雅的简洁性取代了混乱的复杂性，用一个由（大多数）理性个体做出独立选择的世界取代了彼此纠缠的偶然世界，它们成了我们的安慰剂。人类喜欢直截了当的故事，比如X导致Y，而不是一千个不同因素共同导致Y。我们专注于寻找引发大事件的单一重大变化，而忽略了那些可以在堆积后造成雪崩的小雪花。我们甚至把浩瀚的大自然也放进一个单独的格子里，把它当作一个可供远足去野餐的场地，而不是把我们与自然统一看作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们的日常语言处处能体现出这种荒谬的信念，正如哲学家阿伦·瓦兹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谈到自己的出生时，我们常常说我们来到了“世上”，但其实我们明明就是来自“世上”，那些早就存在于宇宙中的原子被重新聚集排列后，有幸暂时地组成了一个人。 [20] 无论你往哪里看，类似错误的假设比比皆是，其中最具欺骗性的谎言之一，就是认为我们可以安心忽略生活中的微小波动。当代文化格外重视个体主义，这使得人们很容易无视那相互关联的真相——我们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是每个人都会沉溺于个体主义错觉。哲学领域中的原子论和关系论之间存在本质区别。 [21] 原子论思想认为，个体天然是相互独立的，正如同我们在描述宇宙中任何物质时，都可以通过其原子构成将它们细分。研究的重点是组件，而不是组件间的相互作用。哲学家伊丽莎白·沃尔加斯特曾总结，在原子论思想中，“组成社会的个人就像一桶水里的分子一样，是可以互换的——社会只是个人的集合” [22] 。西方哲学传统倾向于强调原子论。
东方哲学倾向于以关系思维为主导。相对于组成部分本身，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才是最重要的。关系思维认为，个人只能以身为更大事物的一部分去理解，也就是说，在社会和语境中，我们都被定义为自然界中更广泛整体的一部分。在关系思维中，我们根据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来定义自己的身份，比如某人的配偶、母亲或会计师。即使我们以原子论的角度来思考，我们的生活也是以关系来定义的。个人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构成了社会。没有人会在鸡尾酒会上介绍自己是“人”。
东西方思维的分歧从何而来？一些人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动物学历史的偶然性造就的。在《圣经·创世记》中，上帝宣告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一切爬虫。”在这个构想中，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其他部分泾渭分明，基督教诞生前后，中东和欧洲居民基本秉持以上信念。骆驼、牛、山羊、老鼠和狗组成的动物王国截然不同于人类世界。
相比之下，在许多东方文化中，古代信仰倾向于强调人类与自然世界的统一性。一种观点认为，这可能部分是因为猴子和猿类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极为常见，人类在这些动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正如生物学家罗兰·恩诺斯指出的那样，在马来语中，orangutan（红毛猩猩）有“森林中的人” [23] 的意思。印度教有猴神哈努门，中国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会圈养长臂猿。该理论认为，由于这些灵长类动物的存在，我们无法忽视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自然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姑且不论起源问题，关系论和原子论的对立在宗教中也有体现。印度教中的“梵”（大我） [24] 被认为是一切事物的本原或根源，与它对立的是“阿特曼”（小我），后者所认为的“个体独立存在”只是幻觉。印度教中的吠檀多派主张，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自我”只是幻觉时，才能真正解脱。因此，印度教徒明确地给个体主义贴上了“错觉”的标签。与此相一致，佛教徒寻求获得“无我”的感觉，这正是个体主义世界观的反面。相较于个体认同，许多土著文化更倾向于相信生命交织在一起，例如，住在马德雷山脉的塔拉乌马拉人用一个被称为“Iwfgara”的概念来形容“所有生命的相互联系与整合” [25] 。
基督教也有这样的思想，早期欧洲基督徒认为上帝不是与自然分离的，而是自然的一部分——上帝“无所不在” [26] 。正如《上帝的历史》一书的作者卡伦·阿姆斯特朗所解释的那样，这意味着上帝不是一个存在，而是存在的本身。到了启蒙运动时期，上帝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将上帝看作一个独立个体，牛顿认为他“精通力学和几何学” [27] 。
如今，现代基督教更为推崇自我优先的个体主义信念，它会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当祈祷者祈求上帝的神圣干预时，上帝更像是以个体身份行事。在现代新教的一些分支中，“成功神学”已经生根发芽，根据这种新生宗教思想，个人的忠诚信仰、对宗教事业的捐赠，以及积极思考都将直接得到上帝的奖励。财富被列入这份奖励的“菜单”中，但拥有与否全取决于你，只有你有“下单”的权利。
对许多后启蒙时代的基督徒来说，写就我们生活剧本的不是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神性”，而是一位高高在上的真神。伊万没有溺水而亡，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里，各种故事线交织在一起，碰巧“缠结”出了一个“挽救之扣”，而是因为上帝——一位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通过一系列隐秘行动，为他送去了救命的足球。这是一种重要的解释转变，它强化了个体主义信念，让人们相信世界是由个人有意且独立的选择所塑造的。美国文化受这种观点影响尤为严重，正如“新教工作伦理”所提倡的那样，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的虔诚，这正是彻底的个体主义救赎观。
随着时间推移，个体主义越发巩固，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已感知不到自身与自然世界存在的紧密联系。我们现在把自己看作一种高高在上的存在物，而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相较于现代人，遥远的狩猎—采集者对科学技术几乎一无所知，但他们更“理解”大自然，他们不能跨海对话，也不能遨游太空，可他们的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于与自然世界的直接接触。相比之下，尽管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创新和科学进步后，大多数现代人都能掌握一些精深的专业知识，但每个人的知识覆盖领域极为狭隘。如果你被困在一个热带岛屿上，与来自古罗马或中世纪英国的商人或农民在一起，比与精通办公软件的现代专业人才在一起，大概更可能活下来。
现代人类只掌握了一小部分关于世界的科学原理，但通过将各个领域的知识碎片拼凑在一起，我们已经获得了之前人类难以想象的力量。这是还原论 [28] 的伟大胜利，它假设我们可以将复杂现象分解成单个部分。了解各个部分，就了解了整个系统。但是，你越是把系统视为可拆解的部分，就越容易忽略其中相互交织的联系。还原论已被证明非常有用，它帮助我们取得了惊人的科学进步。但我们过于关注什么是有用的，而忘记了什么是真实的。相互关联的关系即便没有比组件的关系更重要，但起码有与其同样的地位。个体主义越是被置于现代科学的显微镜之下，它就越经不起推敲。
如今，甚至连“个体”的科学定义也在被逐渐修正。一些生物学家已经开始不再将“一个有机体”视为个体，而是将其视为“共生功能体” [29] ，其中包括一个核心宿主（以人类为例，核心宿主就是指一个人）以及生活在宿主体内或周围的生物圈。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事实上，我们确实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而是人类细胞和所有有关微生物（包括真菌、细菌、古菌和病毒）的集合。人体内居住的微生物和人类细胞的比例约为1.3∶1。 [30] 正如生物学家梅林·谢尔德雷克所说：“你肠道中的细菌比银河系的星星数量还多。” [31] 最新研究证据表明，病毒会影响我们的生物钟， [32] 寄生虫会改变我们的思维， [33] 而我们体内的微生物群会引发情绪障碍。 [34] [35] 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从来不是“自己”。如果连我们的思维都会受到那些生活在我们体内的微小有机体的影响，那么个体主义，即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世界又从何谈起呢？以上结论可能会让人无所适从，但它是事实。
这种思维方式与我们的直觉背道而驰。但是，已故的现代最具独创性的哲学家之一——德里克·帕菲特曾借助一个离奇古怪的虚构场景，揭示了我们传统的“个体”概念 [36] 存有较大的缺陷。想象一下，你有世界上最小的镊子，它可以进行精细微妙的操作，一次夹住一个人体细胞。假设你和麦当娜一起进入手术室，你坐在房间左边的椅子上，她坐在右边的椅子上，然后，一位外科医生不厌其烦地开始将你们俩身上的细胞进行交换，一次用镊子夹住一个，周而复始，来回数十万亿次，直到你们身体的全部细胞互换完。
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思想实验中最极端的情况，如果只换一个细胞，你还是“你”；如果你体内所有的细胞都和麦当娜的互换了，那么把坐在左边椅子上的人还当作“你”就显得很荒谬了，毕竟，此刻坐在右边椅子上的人看起来和“你”一模一样，而左边椅子上的人则和麦当娜一模一样。但令人困惑的地方在于，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你自己的呢？当你30%的细胞被替换后，你还是“你”吗？或者是50.1%的细胞被替换后？这里没有明确的答案。 [37]
因此，只要仔细观察目前依然占主导地位的个体主义范式，你就会发现它明显的缺陷，即使轻微的怀疑也会轻易将它击碎。值得庆幸的是，一旦承认了个体主义幻觉，我们就得以窥视一些令人欣慰的启示，进而知晓自身是如何真正与世界相融合的。帕菲特在阐述自己的思想实验时得出结论：认识到相互纠缠的存在方式会让人彻底释放，甚至感到振奋。
“我的生活就像一个玻璃隧道， [38] 我在其中穿梭的速度一年比一年快，隧道尽头是黑暗……当我改变观点时，玻璃隧道的外墙消失了。现在我感觉自己像住在户外，我的人生和他人的人生还是有区别的，但差异变小了。他人同我之间的距离更近了。我不只在意自己的余生，还在意他人的生活。”了解现实的纠缠关系会改变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
认识到混乱的、错综复杂的现实后，你会得到一些反直觉的结论，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探索这些结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揭开“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的谜团，我们会以不同方式思考我们的起源、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甚至变化本身。
我们将着手解决以下6个大问题。
1.每件事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吗？还是事情有时就这样发生了？
2.为什么微小变化有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3.为什么我们会执着于故事书里的“现实”，即使它不是真的？
4.难道我们不能用更好的数据和更复杂的概率模型来预测和控制偶然吗？
5.偶然从何而来？为什么它会让我们措手不及？
6.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世界的混沌，我们能过得更好、更快乐吗？
当我们将这些问题的答案聚集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微小、随机，甚至是意外变化——偶然，通常比我们所认为的要重要得多。可能你认为自己在沿着一条直线划水，可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像漂浮的足球一样，在不确定的海洋上随波逐流。相比我们幻想中的那个世界，真实世界充斥着更多的意外性和随意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神秘主义基调可以追溯到最早——20亿年前，地球史上最大的一次偶然。
[1] Michelle Butterfield,“Tourist Survives 18 Hours at Sea by Clinging to Soccer Ball of Greece,” Global News Canada , 14 July 2022.
[2] Martin Luther King Jr.,“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16 April 1963.
[3] R. Hahan and R. Hahn, Pierre-Simon Laplace, 1749–1827:A Determined Scienti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David P. Feldman,“Newton, Laplace, and Determinism,”in Chaos and Fractals: An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online ed., Oxford: Oxford Academic, 17 December 2013).
[5] “The Bulletin Interviews Professor Edward Lorenz,” MIT Bulletin 45 (2)(April 1996).
[6] 1956年发布的计算机，内存大约有30千字节。——译者注
[7] James Gleick, 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New York: Viking Books,1987).
[8]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9] Edward Lorenz, The Essence of Chao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10] Arthur Conan Doyle,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Collins Classics (Glasgow, Scotland: William Collins, 2016).
[11] Michael Berry,“The Electron at the End of the Universe,”in A Passion for Science , by L. Wolpert and A. Richa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12] Pema Chödrön, Living Beautifully with Uncertainty and Change (Boulder,CO: Shambhala, 2012).
[13] Nassim Nicholas Taleb, 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14] D. J. Allan,“The Problem of Cratylus,”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75(3) (1954): 271–87. See also G. S. Kirk,“Natural Change in Heraclitus,” Mind 60 (237) (1951): 35–42.
[15] F. Turner,“Earthrise: How Man First Saw the Earth,” Technology and Culture 51 (1) (2010): 272–74.
[16] Ezzy Pearson,“The Overview Effect and Apollo,” BBC: Sky at Night Magazine , 23 March 2023.
[17] N. Kanas,“Spirituality, Humanism, and the Overview Effect during Manned Space Missions,” Acta Astronautica 166 (2020): 525–28. See also D. B. Yaden et al.,“The Overview Efect: Awe and Self Transcendent Experience in Space Flight,” Psychology of Consciousnes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 (1) (2016).
[18] 这是密歇根大学复杂系统专家斯科特·E.佩奇教授经常引用的名言的改编版。
[19] Chloe Taylor,“Kids Now Dream of Being Professional YouTubers rather than Astronauts, Study Finds,”CNBC, 19 July 2019.
[20] Alan Watts, The Book: On the Taboo against Knowing Who You A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6).
[21] J. Baggini, How the World Thinks: A Glob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London: Granta Books, 2018).
[22] Elizabeth Wolgast,“Primitive Reactio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17(4) (1994): 587–603.
[23] See Roland Ennos, The Wood Age: How Wood Shaped the Whole of Huma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21).
[24] H. Chaudhuri,“The Concept of Brahman in Hindu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 (1) (1954): 47–66.
[25] E. Salmón,“Kincentric Ecology: Indigenous Perceptions of the Human Nature Relationship,”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10 (5) (2000): 1327–32.
[26] Karen Armstrong, Sacred Nature: How We Can Recover Our Bond with the Natural World (London: Bodley Head, 2022). See also Karen Armstrong, A History of God (New York: Vintage, 1999).
[27] S. D. Snobelen,“Newton’s Theology,”in Encyclopedia of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ces , ed. D. Jalobeanu and C. T. Wolfe (New York: Springer, 2022),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31069-5_106.
[28] A. Rosenberg,“Reductionism in a Historical Science,” Philosophy of Science 68 (2) (2001): 135–63; and P. J. Verschuren,“Holism versus Re ductionism in Moder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Quality and Quantity 35(2001): 389–405.
[29] See, for example, R. Guerrero, L. Margulis, and M. Berlanga,“Symbiogenesis: The Holobiont as a Unit of Evolution,” International Microbiology 16 (3) (2013): 133–43.
[30] 具体数值存在多方说法。——编者注
[31] Merlin Sheldrake, Entangled Life: How Fungi Make Our Worlds, Change Our Minds and Shape Our Futures (New York: Vintage, 2021).
[32] G. Mazzoccoli et al.,“The Circadian Clock, the Immune System, and Viral Infections: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logical Time and Host-Virus Interaction,” Pathogens 9 (2) (2020).
[33] See, for example, Erik Stokstad,“A Parasite Makes Wolves More Likely to Become Pack Leaders,” Science 24 (November 2022).
[34] A. Minuti et al.,“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Gut Microbiota Dysregulation and Mood Disorders: A Narrative Review,” Current Research in Neurobiology 3 (2022).
[35] 例如，弓形虫会显著影响受感染动物的行为——感染了弓形虫的狼会变得更加大胆，其更有可能成为狼群领袖。弓形虫也经常在猫身上被发现，这意味着养猫的人更有可能被感染弓形虫。一些研究表明，弓形虫也会显著改变人类的行为。目前世界上大约1/4的人是弓形虫感染者。
[36] 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See also David Shoemaker,“Personal Identity and Ethics,”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ed. Edward N. Zalta (Stanford, CA: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Fall 2021).
[37] 该思想实验与“忒修斯之船”相似。2世纪，古罗马时代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忒修斯之船的木板被逐渐替换，直到所有的木板都不是原来的木板，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
[38]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