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揭取敦煌壁画

1922年，兰登·华尔纳宣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俄罗斯人，已大大拓展了人类对中国历史的认知，还顺手牵羊从新疆带回了大量的古迹艺术作品，丰富了他们国家博物馆的馆藏。而在这方面，美国人却一无所获，不得不说是一种耻辱。” 兰登·华尔纳当时担任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今天的费城艺术博物馆）馆长，而后又担任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部主任。华尔纳的这一声明可谓宣告了美国新一轮在中国疯狂收集文物的开始。但是在声明的结尾，华尔纳的语调却是乐观的：“我们在一个地方考古，不能白浪费时间，一无所获。中国幅员辽阔，而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渠道，我们完全失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们要在地上和地下同时全面展开考古作业。”

兰登·华尔纳身材高大，蓝眼睛，红头发，是一位颇具魅力，看起来很像斯皮尔伯格影片中刻画出来的冒险家兼学者式的人物。20世纪20年代，华尔纳曾两次率队前往中国为福格艺术博物馆收集藏品。他脚下穿着标志性的靴子，头戴牛仔帽，蓄着乱蓬蓬的胡须，一副盛气凌人的做派。据说，他是电影《夺宝奇兵》（ Indiana Jones ）的主人公印第安纳·琼斯的人物原型之一。然而，从血统和教养上讲，华尔纳可不是牛仔。他属于以血统为荣的波士顿婆罗门阶层。他母亲祖上有曾担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皇家总督的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爵士。他父亲祖上有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唯一一位同时签署过《美国独立宣言》《美国联邦条例》《美国宪法》《美国权利法案》等建国法律文件的开国元勋。华尔纳的叔父乔治·霍尔（George F. Hoar），是国会议员，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年轻的华尔纳进入哈佛大学（1903届）后，玩赛艇，担任文学杂志《哈佛大学倡导者》（ The Harvard Advocate ）编辑，加入了“速成布丁俱乐部”、印章社和纪念协会，还获得过“班级诗人”的称号。毕业后，他在纽约长岛牡蛎湾罗斯福家的庄园迎娶了洛伦·德雷米科斯·罗斯福（Lorraine d’Oremieulx Roosevelt）——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表妹。

华尔纳的学徒生涯始于波士顿美术馆，师从冈仓天心。冈仓天心是一个日本佛教徒，总是穿着一身和服。今天，冈仓天心为人们所知主要是因为他写过《茶道》一书（1906年）。华尔纳尊称冈仓天心为“先生”。正是华尔纳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期间，该馆收集到了北美洲最好的亚洲艺术藏品。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华尔纳培养了自己的两大兴趣爱好——日本艺术和佛教艺术。华尔纳第一次去日本研修是在1906年，然而实际上他从1904年就开始考古。1904年，他参加了探险家、地质学家拉斐尔·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在中国新疆的探险活动。这个探险队里有气候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和德国考古学家休伯特·施密特（Hubert Schmidt）（曾参加过特洛伊古城的考古挖掘）。探险队的领队是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庞佩利，他既是地质学家，又是勘测员。

1913年，华尔纳离开波士顿美术馆，经欧洲前往亚洲考察旅行，考察在北京设立考古学家培训学校的可能性。这个学校计划对当地人和外国人同时开放，与罗马和雅典的美国学院、中南半岛的法国远东学院大致相似。成立考古培训学校的计划和考察旅行，都受底特律百万富翁查尔斯·朗·弗利尔的启发。然而，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计划立即搁浅。1917年4月，在美国参加“一战”的前夕，华尔纳已经担任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馆长。华尔纳获准离开博物馆，前往西伯利亚地区，此前担任了美国驻中国哈尔滨领馆副领事。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成为美国国务院与捷克斯洛伐克反布尔什维克军团的联络官，后来设法通过沿西伯利亚运行的火车逃出了俄国。（华尔纳曾4次穿越西伯利亚地区，他最喜欢唠叨的一次经历就是：他曾在一列火车的行李车厢中，目睹了白俄罗斯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 宣布自己为东西伯利亚的统治者。）华尔纳的这些经历使得他有足够的自信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动荡的中国，寻找佛教艺术珍宝，与各派军阀和土匪斡旋。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考古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场仇杀。”这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警言出自莫蒂默·惠勒 爵士之口，而惠勒爵士也是因其亲身经历有感而发。惠勒爵士曾担任印度考古研究所所长，参与过印度河谷青铜时代古城的考古发掘工作。19世纪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了许多国家考古探险队的决斗场。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仪器和照相器材，开始在中国西部展开拉网式搜寻，尤其是沿着古代商贸路线——丝绸之路仔细探寻。

欧洲和日本的考古发现公之于众之后，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于1923—1924年对中国西部甘肃省的敦煌开展了首次“探险”之旅。为顺利涉足该领域，爱德华·福布斯馆长向华尔纳和另外一名哈佛毕业生霍勒斯·霍华德·弗内斯·杰恩 求助。杰恩家里有人申请了药品专利，赚了一大笔钱，死后将财富留给了杰恩。杰恩曾与人合写了“速成布丁俱乐部”1921年度剧作《向西去！》的歌词。《向西去！》是一部拿美国禁酒时期开涮的滑稽模仿剧。杰恩身披标志性的浣熊皮大衣，脚穿一双漆皮高跟鞋，在剑桥城附近四处闲逛。毕业后，杰恩在宾夕法尼亚州艺术博物馆做了东方艺术研究员，成为那里“纪念大厅的天才指挥”。

在为中国探险队筹款时，福布斯馆长向捐款人保证，声称哈佛大学拥有“那条早期商贸道路（丝绸之路）特定遗址的记录，肯定会让我们发现一些重要的艺术品和考古珍宝”。 福布斯四处联络，共筹集到了46 400美元——分别来自福布斯、萨克斯、沃尔特、沃伯特、克伦和洛克菲勒等家族，这里面有许多人还是保罗·萨克斯的朋友和亲戚。萨克斯为了不让捐款人对中国之行抱太大希望，谨慎地说：“华尔纳先生带不回多少东西，甚至可能空手而归。” 尽管如此，他还是稍微乐观地补上了一句：“但也有可能华尔纳带回东西的价值，是我们投入经费的一百倍，甚至是一千倍。”

抵达中国之后，华尔纳和杰恩在北京找了一家客栈安顿下来。房间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考古装备：地图、药品、打字机、照相器材和武器（一把猎枪和一把自动手枪）。他们在思考前往西安（古都长安）路上会遇到什么问题以及如何应对。华尔纳总结得很到位：“河南省境内和河南以西地区有土匪，甘肃省和甘肃省以西地区可能会发生暴乱。刚开始我们会经历暴雨和道路泥泞，之后便要忍受干旱和沙漠的严寒。”

起初，他们乘火车前往河南，一路还算顺利。在河南，两人拜会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及其30位幕僚。吴佩孚等人与华尔纳和杰恩共进晚餐，旁边还有乐队演奏军乐。吴司令以“不与北京作对”而知名。 他派了一支10人的武装队伍护送二人走完下一段行程。在护送队和翻译王进仁以及绰号叫“小孩”的厨师的陪同下，华尔纳和杰恩坐在一辆挂着美国国旗的双轮马车上，朝着古都西安出发了（这面美国国旗是华尔纳和杰恩在河南当地找了四名裁缝，临时缝制出来的）。

9月，华尔纳和杰恩在西安停留了四天。他们享受了那里的乡村式温泉，到当地古董店里搜寻宝物，买了一套拓片，上面盖有刚掉了脑袋的直隶总督端方的朱红印章。他们还被引见给了当地官员，并打探到了后面路程的情况。他们离开了古都西安，车上仍然挂着星条旗，但是武装护送队不再护送他们前行。当时西安周围都是高耸的土堆，据说里面埋藏着大量的古物（当然了，也可能会有赝品）。“用不了多少年，这里要么会有盗墓者用笨拙的方式挖开那些土堆，将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贝挖出来，卖到国外市场；要么会有获得特殊许可的考古学家们携带测量尺和照相机过来，满怀敬意地掘开渭河边上的那些帝王陵墓。” 华尔纳在其著作《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里记载了1926年的那次探险。华尔纳在书中做出了这样的感叹：“出了西安城，放眼望去，四周全是土堆，有大有小，有远有近，一眼望不到头。对于盗墓者来说，在这些土堆中走过，没有点克制力还真不行。” （1974年一群农民在西安郊外打井时，发现了第一批埋葬于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兵马俑。）“在经历了大约二十四千米的诱惑之后”，华尔纳和杰恩继续前行，来到了泾河交汇处的泾州，在那里顺走了一批出自公元6世纪左右的石雕佛像。除了一具身体像之外，其他都是头像，他们发现雕像是“从佛殿里供奉的佛像上敲下来的”。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没有法纪的社会。西部地区，土匪和军阀四处横行。从河南到西安的路程，需要跋涉七天。在动身出发之前，华尔纳在笔记中写道：“那里发生了6起谋杀案，30起绑架案，以及无数起持枪抢劫案。” 当时，陕西省驻满了政府军队，准备随时进行反击。意识到前途凶险，杰恩在腰间绑了一把自动手枪。他们还亲眼目睹了三名五花大绑的囚犯被处决：“三颗脑袋从三具身体上滚落下来，士兵们熟视无睹地从旁边走过，任由尸体腐烂，最后被人打扫了去。” 此时，这一干美国人跋山涉水，穿过齐腰高的黑乎乎的淤泥地，来到了离甘肃省首府兰州不远的地方。他们刚刚把车队停到一家小客栈门口，就遭到了政府军的袭击。政府军宣称“因为军事目的”需要征用他们的“马车、车夫和骡子”。 华尔纳要求拜会县令，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记得当时我发了火，决定跟他们大闹一场，因为我知道其他办法都没有用。……到了衙门口，我便开始扯着喉咙嚷嚷，要求把我的名片递进去。县令当时正躺在床上睡觉。‘好吧，麻烦你告诉县令，该起床了。还不起来？好吧，麻烦告诉他，他要是一分钟之后还不起来，一个洋鬼子就会进去把从他床上拽起来，给他穿好衣服！’” 过了五分钟，县令露面了。华尔纳一会儿威胁，一会儿又说好话，还递过去吴佩孚元帅开的信函。“一提到吴佩孚的大名，县令的气焰立刻没了踪影。”最后，华尔纳如愿以偿，要回了属于自己的财物。

敦煌是华尔纳一行人的最终目的地。但是，路上他们绕道去了位于中国内蒙古戈壁滩上的党项黑水城遗址。据斯坦因考证，黑水城就是马可·波罗提到的额济纳（Etzina）城。1908年，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 发现了黑水城遗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根据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艺术中心，其城墙仍然屹立在“满是碎石沙砾的戈壁荒滩上，保存得相当完好。黑水城遗址四周环绕着柽柳沙包和两条干涸的河道”。 党项族源于古代的藏甸民族，1226年，党项族臣服于蒙古人成吉思汗。然而仅一个世纪以后，明朝军队就通过筑坝使额济纳河改道，黑水城因而被遗弃，而后变成了一片荒漠。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抵达黑水城遗址的十几年前，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发现，黑水城遗址下埋藏着大量佛教雕塑、手稿和绘稿。干燥的沙子有利于地下文物的保存。（从黑水城挖掘出来的文物目前保存在圣彼得堡和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

华尔纳抵达黑水城。他凝神观望，四周一片荒凉，令人悲伤。黑水城遗址的美丽完全超出了华尔纳的想象，他在文中写道：

此时，没有守城士兵从城门里走出来检查我的证件，也没有无所事事的弓箭手倚靠在高大的城门楼台上好奇地四处张望；没有客栈的店小二出来迎接我，给我端茶送水，热情忙碌地为我打扫房间，或给拉车的牲口喂饲料。一只灰色雏鹰急速飞离筑在灰色城墙上的巢穴。它笔直地伸开两扇翅膀，在戈壁滩稀疏的荆棘丛和鹅卵石之上低空滑行。这里似乎没有别的生命，就连如洗的碧空之上飘浮着的一朵云以及我脚下的一只甲壳虫，看上去都纹丝不动。此时正是魂灵不愿游走的正午。然而我坚定地相信那座规模不大的空城里也有魂灵的存在，就如同我确信那些坚固的城墙是由人的双手建造而成的一样。我们在黑水城停留的那几天里，这种想法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一直伴随着我。

尽管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清理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一座密封的小佛塔”。 他们只带了四名挖掘工、一名向导和几匹骆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黑水城遗址坚持挖掘了十天，发现了一些佛教壁画的碎片、若干黏土烧制而成的小还愿佛塔、一只精美的青铜镜（华尔纳确信那只铜镜产于10世纪），还有几件小型泥塑和一些零散的陶器。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几年后，华尔纳满怀嫉妒地从一位朋友、蒙古研究专家欧文·拉铁摩尔 那里获悉，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 “设法在那里扎营，挖掘了数月，他们不但在黑水城遗址挖掘，还沿着额济纳河与汉朝长城遗址挖掘，搞到了一些上乘的物件”。 ）

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他们由失望变成绝望。感恩节夜里，杰恩的双脚冻伤。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无法站起来。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长满了水泡，两条腿肿到了膝盖，还出现了发烧和感染的症状。华尔纳害怕会得败血病，有截肢的风险。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躺在睡袋里靠含鸦片成分的药片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在那里，他们找了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看病，给杰恩用了碘酊消毒。

休整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赴肃州。在肃州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杰恩意志坚定，却连100米都走不了。因此，杰恩将带着他们一路搜集的几马车的战利品和物资返回北京。华尔纳则带着翻译兼秘书王近仁、车夫和四匹马继续向敦煌开拔。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了手。华尔纳将继续顺路南下，大约再走110多千米的路程就到大漠深处的敦煌了。

唐代（618—907）鼎盛时期，敦煌曾是丝绸之路上一个繁华的转口港和佛教圣地。1907年为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服务的斯坦因从道士王圆箓手里，购买了6 500份文书、纸画和绢画。这些文物整整装满了12只大箱子，其中包括世界上最早、印有具体出版日期的雕版印刷书籍《金刚经》。斯坦因付给王圆箓的钱只有130英镑，约合650美元。 1900年，王道士偶然发现了敦煌的“藏经洞”。“藏经洞”里的一些文物已经流散，落入了当地的一些官员手中。后来甘肃省政府命令将原本属于“藏经洞”中的文物放回洞中，恢复原状。斯坦因来到敦煌时，藏经洞口已经安装了铁门，文物被锁在里面保护，而钥匙则由王道士保管。

斯坦因在敦煌附近和莫高窟停留了差不多3个月，与王道士协商购买文物事宜。但是当地爆发了动乱和白喉病。斯坦因也开始发烧，脸浮肿起来，不得不离开敦煌。他劝说王道士出售藏经洞内的一些文物给他，“条件是我们要严格保密：除了我们3人（王道士、斯坦因及其中文秘书蒋孝琬），不向任何人吐露关于交易的一星半点的内容”，交易文物的出处也不能透露给任何“活人”。 5月29日，斯坦因一行人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在高高河堤的掩护之下，避开了当地监管士兵的监视，神不知鬼不觉地运走了那批文物。斯坦因提出购买所有手稿的要求，遭到了王道士的拒绝。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 来到敦煌的“藏经洞”，在里面忙活了3个星期，用500两白银（约合450美元）替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买下了8 000件文书。发现敦煌文书的新闻一直是考古界的轰动事件，直到1922年霍华德·卡特 在埃及发现了图坦卡蒙墓。

20世纪20年代末，伯希和曾在哈佛大学教书。他提醒福格艺术博物馆关注敦煌藏品，说自己“特别渴望西方一些严肃博物馆能够把敦煌的藏品买下来”。 他所说的藏品，正是他和斯坦因未能从敦煌拿走的文物。1916年，在给赞助人查尔斯·朗·弗利尔写信时，华尔纳将敦煌纳入视线范围：“我们必须搞一批壁画在美国进行研究……只是我们不敢把国内的收藏家派到敦煌去购买壁画。那样的话，他们毁掉的壁画藏品肯定比带回来的要多得多。在揭取壁画前，我们必须将壁画所在的位置及其外貌做一个完整的记录。”

在福格艺术博物馆，福布斯馆长欣然宣布：探险队的“探寻之旅”的结果，有可能“只是停留在书面上的研究，因为从有生命的岩石上敲掉雕像，属于故意破坏公共财物罪”。 然而，鉴于之前已有先例，他并未对华尔纳揭取壁画的计划表示异议。1902至1914年期间，德国人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 和阿尔伯特·冯·勒柯克 ，曾率由4名德国人组成的探险队沿丝绸之路北面考察，锯掉过洞窟墙上的壁画。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他发现那些石窟画像，“或许比我见过的任何画作更令人印象深刻”。 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百幅彩绘画像，华尔纳不禁忧虑重重：“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经过训练的画像修复师，只是一名具有考古良知的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是不可能完成的。” 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的面，把在浆胶水桶中浸泡过的纱布一层层叠起来，糊到墙上，当纱布干了之后再揭下来。通过这种办法，他揭下了六个洞窟里的壁画碎片。

考虑到德国人的做法，华尔纳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美国收藏的其他中国绘画作品具有同等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 他描述了自己如何与王道士展开心理战，结果华尔纳“拉下脸面，直截了当地提出揭取壁画”。

华尔纳写道，在严寒的天气下，从洞壁上取下艺术品有相当大的困难：“胶水在墙上冻住，即使我用热水稀释，也无法渗透。在我还没有把胶布糊在墙上之前，它就冷却了。总的来说，我对成功把壁画揭下来没报太大指望。”

最后，华尔纳用一层毛毡、一层纸交替地将揭下来的壁画碎片包住，外面再捆上了绳子。而这一切华尔纳仅花费了150美元。这笔钱是以捐赠的名义给王道士的。“那只是付给王道士的一大笔小费而已，其中包括饭费、牲口饲料费，还有付给王道士的心灵开导费。我考虑让福格艺术博物馆把最后那项费用付了。要知道那段时间我不在国内，没办法去哈佛学院礼拜堂做祷告。”

但是，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瑰宝，是一尊3.5英尺（约106厘米）高的唐代彩绘菩萨像，是华尔纳他们用锤子把它从基座上敲下来的。华尔纳回忆说，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而那5个夜晚，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甚至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把那尊菩萨像放上车之前，华尔纳小心翼翼地用他的内衣将菩萨像包裹起来，生怕返回北京的路上颠簸坏了。他们在路上走了18天。“虽然我在回来的路上没穿内衣和袜子，”他汇报说，“一想到我的内裤和袜子发挥了效用，对菩萨像光滑鲜活的肌肤起到了保护作用，避免已经剥落的颜料再度受到损坏，我的内心就备感温暖。” 对王道士及其助手进行再三质问，并对藏经洞洗劫一空之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没剩下什么有价值的卷轴画或手稿了。他们这才决定动身返回。

对于自己窃取敦煌石窟文物的行为，华尔纳常用的辩解理由是：敦煌石窟人迹罕至且已遭到破坏。敦煌石窟在19世纪的回族地区动荡中已经遭受过破坏。斯坦因和伯希和两个人都认为那些可以从敦煌石窟搬走的文物放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日后会有更多的收藏家和博物馆研究员，以同样的理由为他们从中国运走文物的行为作辩护。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华尔纳哀叹道：“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一道道深深的划痕。你从一排排佩戴华丽头饰的侍女面前走过，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头像。在一幅画像上，菩萨端坐在中间的宝座上，众神站在四周。有一位舞女在菩萨面前的毯子上跳舞。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保存完整……有些可爱的面庞上，竟然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端坐着的菩萨正讲着《莲华经》，嘴上却被人涂上了斯拉夫语里的脏话。”

对于那些斯拉夫语涂鸦，华尔纳将其归罪于中国人对敦煌的漠不关心。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过不了多久那里是不是还会爆发动乱呢？再过二十年，敦煌或许将变得不值一看。”

尽管如此，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校董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的事只字未提。在福格艺术博物馆，华尔纳搞到的敦煌壁画被移交到了丹尼尔·瓦尼·汤普森 手里。他是福布斯的学生，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汤普森曾建议华尔纳使用一种“剥离技术”，可以将壁画表层从墙壁上揭掉，汤普森本人曾用这种方法揭取过欧洲壁画。1974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尝试不算怎么成功：“华尔纳使用的胶水不是那种又薄又稀的胶水，他用的胶水很厚，根本就没法处理。石窟的墙壁很凉，胶水抹在上面很快就冻成了果冻状。” 在后来文物保护专家桑奇塔·巴拉钱德兰（Sanchita Balachandran）引用的汤普森的报告中，汤普森提到了壁画《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涂上胶水的纱布变得异常松弛，没有粘下来任何色彩。或者说粘下来的色彩要比预期的少很多。” 事实上，人物的面部完全消失。一位舞者的画像被认为“最没有修复的希望”，它损坏得过于严重，无法被纳入福格艺术博物馆的收藏品中。巴拉钱德兰曾两次尝试修复《一位佛徒的头部和肩膀》的画像，试图将壁画的色彩层与涂上胶水的纱布剥离，无果而终。壁画的“可区别特征已被彻底破坏”。

福格博物馆的第一次探险被萨克斯家族、福布斯家族及其他资助者认定为是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华尔纳的说服能力。基于探险队的有限成果——雕像、西安拓片、敦煌壁画碎片、石窟照片——福格博物馆的管理者说服了铝业百万富翁查尔斯·马丁·霍尔 的遗产管理人，于1925年资助博物馆50 000美元，对中国西部进行第二次探险活动。过世的霍尔先生曾经也是一位收藏家。霍尔先生遗产的受托人主要对资助福格和华尔纳所说的“大计划”——中美学者合作计划——感兴趣。在霍尔先生遗产基金的资助下，1928年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成立，其宗旨是致力于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它的成立代表着“大计划”终于结出了硕果。名义上，华尔纳还是探险队的领队。 但是，华尔纳只是待在北京，为“大计划”在中国寻找意向合作伙伴。

杰恩带领探险队在北京待了数月学习中文。如杰恩所言，“在他对中文有差不多的了解之前，他不想带领这支新探险队”。而他所说的对中文的了解还包括学会“用几种中国方言骂人”。杰恩喜欢在他身上的每一寸皮肤上纹上纹身。“他坐在浴缸里洗澡时，背后看起来煞是一道风景。”杰恩一行终于从北京出发，前往敦煌，意在揭取更多的壁画，但向中国政府隐瞒了此行的目的。除了杰恩，新探险队成员还包括未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员普艾伦、文物保护专家丹尼尔·汤普森、外科医生霍勒斯·斯廷森（Horace Stimson）以及摄影师理查德·斯塔尔（Richard Starr）。那一年，华尔纳44岁，而其他美国探险队员还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在北京，华尔纳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许可，可以在敦煌作研究和拍照，但“特别警告他们……不得从洞窟里拿走任何东西”。 但是，该探险队的规模、汤普森的加入（一位壁画揭取专家），以及杰恩与福格艺术博物馆之间的来往信件，都明显地说明他们的计划远不是在敦煌洞窟里拍照做记录这么简单。他们讨论了从一个或几个洞窟里揭取整张壁画的计划。其中最大胆的方案，是汤普森提出的“飞机搬运计划”，即每月一次分批将物品运送到北京附近的总部。“用飞机运输10至12小时，远比用马车拉上3个月更为安全。”汤普森给普艾伦写道，普艾伦把建议信转交给了保罗·萨克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将每批东西转移出去，并放到安全的地方，以免落入我们的竞争对手或土匪手中。……飞机是运送雕塑的完美方式，漫长的陆路运输可能会将塑像颠成碎片。”

3月25日，探险队已离开北京将近两个月，还差一个月就要到敦煌时，遭遇到了一件事情，这预示着他们后面的探险行动困难重重。此时，重组后的探险队成员有美利坚大学的郑智明（Justin Jacobs）、杰恩及其队员，翻译王近仁、北京国立大学（即北京大学）学者陈万里博士。他们在甘肃省罗汉洞石窟附近的泾川县遇到了一群愤怒的农民。根据陈万里出版的日记记载，大约有20名村民“紧紧抓住马的缰绳，不让我们离开”。 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很多农民，“引发了一场骚乱”。他们“指责杰恩打破了几尊佛像”。人群不断聚集，直到探险队拿出现金，以每件2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尊大佛像和18尊小佛像。双方刚达成协议，当地县令就赶了过来。县令判定这桩交易无效，将钱退回给了探险队。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五卅事件等于给中国处于升温中的“反洋鬼子”运动火上浇了油。此时，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正在前往敦煌的路上。上海一家日本纱厂发生了罢工。其间，工厂的警卫向罢工者开枪，打死了一名工人。由英国人控制的上海警察队驳回了对枪杀事件负有责任的工厂资方的起诉。随后，在公共租界对面的南京路，发生了大规模学生游行。英国警察向游行群众开枪，至少打死了11名示威者，打伤多人。中国各地随即发起了反对外国人的抗议活动。传教士和外国人被迫撤离。据报道，在随后发生的长达数月的骚乱中，死伤人数超过几百人。

这是杰恩一行人来到敦煌时的社会背景。他们一到敦煌，立刻被一群愤怒的示威者包围，其中还有“一队骑兵警卫”。 杰恩告诫华尔纳：“你们去年离开敦煌后，当地民众对你们带走文物之事极为不满，因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谴责敦煌县令收受贿赂让你们带走了文物，要求将县令革职。”因此，华尔纳不得不留在了安西，那里离敦煌还有3天的路程。华尔纳补充说：“如果我此时在敦煌，情况会更糟糕。”现在，华尔纳担心“去年王道长只是送给了我几块壁画残片和一尊泥塑，经当地人这么一传，会不会变成了所有的石窟被我洗劫一空……按照他们的逻辑，当地的饥馑和干旱恐怕也是由我引起的”。 正如杰恩在向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福布斯馆长所汇报的那样：“我得出的结论是：任何试图揭下壁画的行为都是愚蠢的。” 自探险队上次探访敦煌以来，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受损壁画上揭下几块碎片是一回事，而试图揭下整个洞窟或多个洞窟的全部壁画又是另一回事。揭下几块残片很快就能完成，不会引起道士或当地民众的过度不安。而揭下整个洞窟或多个洞窟的全部壁画则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当地人的极大关注，很可能还会引发骚乱……而我们也可能会惹上很大的麻烦，将来福格博物馆或‘大计划’再想派探险队来此开展活动，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敦煌石窟距离敦煌县有24千米。探险队白天必须在警卫的护送下穿越一片沙漠，单程就要接近5个小时。因此，探险队每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三天的时间加起来也就总共有10个小时的时间进行研究和拍照，而且拍照时还不允许使用闪光灯。于是，“洋鬼子”勉强逃过一劫，除了沿途参观一些洞窟时顺手拍了几张照片之外，“一无所获”。多年之后的1987年，美国学者陈毓贤（Susan Chan Egan）在其撰写的《洪业传》（ A Latter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中透露，秘书兼翻译王近仁出卖了探险队。他曾向在美国读过书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洪业忏悔，称华尔纳首次在敦煌石窟揭取壁画时，他就在现场。洪业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联系，然后副部长通知探险队后续旅程的沿途官员给探险队提供保护，但“决不允许他们触碰任何历史文物”。

1930至1931年，福格艺术博物馆派出了最后一支探险队。由于华尔纳在中国已不受欢迎，这次由斯坦因领队。然而，由于洪业从中阻拦，探险队再次受阻。天津报纸《大公报》头版新闻声称，斯坦因此行的目的是掠夺新疆的文物。 新近成立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则公开指责斯坦因是破坏公共财产者，抗议西方机构剥夺了“文物的合法拥有者、最能胜任研究（中国文物）的中国学者”对文物的拥有权。 因担心斯坦因的探险会影响将来“大计划”的实施，刚刚成立的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呼吁将斯坦因召回。

担任探险队领队的日子结束了。备受挫折、悔恨交加的华尔纳返回福格艺术博物馆，担任该馆东方艺术研究员直至1950年退休。华尔纳不愿意离开剑桥城，曾在1927年拒绝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邀请。后来，大都会博物馆将这个职位给了普艾伦。保罗·萨克斯在给福布斯写的便函中，提到了这一点，并对华尔纳做了如是评价：“你我都知道，华尔纳并不特别适合做常规办公室的工作或常规教学工作，抑或其他常规工作。他是一个个性如此鲜明的人，一位良友。从长远看，他是一位具有个人魅力的宝贵人才。他选择了我们，而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真是我们的福气。” 华尔纳放弃了考古事业，进入哈佛大学教书。虽然没有评上正教授，但一直是哈佛大学深受欢迎的讲师，讲授“中国和日本艺术”，这是美国考古学领域刚刚开设的首批课程之一。试讲期结束之后，华尔纳“为二十位年轻学生准备了正式的午餐，而学生们以为老师只是把他们邀请过来照相而已。我们经常聚集在艺术博物馆里，一边欣赏珍藏艺术品，一边用功复习考试。我提前把考试题目都透露给了他们，他们本以为这样就会很容易通过考试，然而到了考试的时候才发现提前知道考题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华尔纳在著作中经常会插入一些俏皮话，偶尔也会使用俚语，思路十分清晰。他认为华而不实是写作的大忌。学生们如果在作业中犯了这个错误，就会发现他们的老师用黑水笔在一旁写下“华而不实”字样的评语。华尔纳一生都对射箭和放鹰狩猎饶有兴趣，业余时间会用木头削制成猎鹰。他十分健谈，经常会去“酒馆”和“星期六”，这两家俱乐部是波士顿婆罗门阶层人士和哈佛大学校友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在“酒馆”俱乐部举办的圣诞晚宴上，华尔纳带领大家一起唱圣诞颂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尔纳参军服役。据说，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和长崎后，他冲进白宫，说服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不要再去轰炸奈良和京都，尽管他本人对此予以否认。他说，他的任务只不过是提供详细标注出文化遗址的地图而已，并没有权力决定轰炸哪里。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在奈良和京都为他竖碑，并在他死后授予他二等“瑞宝章”，这可是日本人授予外国人的最高等级的勋章。此外，华尔纳还受到了日本昭和天皇的接见，他写道：

昨天，我受到了昭和天皇陛下的接见。接见的时间很短，我可能一生也只有这一次机会目睹他的容颜。天皇非常亲切，让我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就座，还没等侍从翻译完就似乎完全明白我用英语说了什么。事实上，双方都不需要翻译，但是我不知道皇宫内人们打招呼时都怎么说，可能有时候对天皇没有用敬语而显得特别无礼……接见的最后，天皇对我说天气炎热，让我保重身体。（我当时上身穿着一件黑色毛毡布料外套，这是我为了去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做讲座而在伦敦买的。下身穿着一条灯笼裤。）毫无疑问，当时我看起来满脸通红，特别是我知道没有武士会在天皇的面前擦拭额头，而我的额头却不住地大面积冒汗。

华尔纳去世时，感恩的日本人在京都、镰仓和奈良为他举办了悼念活动。镰仓的圆觉寺挂出了他的照片，同时还有十几位禅师为他吟诵《莲华经》。

然而在中国，华尔纳被视为盗窃者。2004年在敦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要求海外收藏者将从敦煌带走的文物全部归还给敦煌。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敦煌文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数十套收藏系列中。福格艺术博物馆还坚称，华尔纳替他们收集的敦煌文物已全额付款，他们有收据为证。

华尔纳在敦煌开展活动的时代与当今的时代完全不同。在那个时代，外国人带走敦煌文物费尽周折，而且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辩解理由，那就是：敦煌文物在中国并不受重视，且严重遭到破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这些文物出现在了西方系列藏品中，才推动了今天人们对敦煌文物的保护行动。这段历史虽然有争议，但是结尾却令人感到欣慰：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开始对敦煌文物进行数字化处理。现在，人们可以通过一个巨大的可检索数据库在线访问数千张敦煌文物的照片。该项目由六家博物馆和图书馆合作，所收录的文物不仅来自敦煌藏经洞，还来自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遗址。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文物修复专家，在温控设施内对敦煌手稿进行修复，将前人留下的背衬、糨糊和条框清除掉。

福格艺术博物馆收集的敦煌文物目前被保存在哈佛大学的亚瑟·赛克勒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 Museum）。我们上次去剑桥城时，赛克勒博物馆因整修而闭馆。然而，我们此前参观时，赛克勒博物馆只展出了一尊菩萨像和两块壁画残片。詹姆斯·库诺在其所著《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百年收藏》（ Harvard’s Art Museums: 100 Years of Collecting ）一书中，并没有将华尔纳收集的任何一件敦煌文物收录在内。尽管如此，赛克勒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人员参与了敦煌文物的修复工作，从中获得的知识令他们受益匪浅。他们利用所获知识对其他主要博物馆（如波士顿美术馆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亚洲壁画展览提供监管和协助服务。至于敦煌石窟，我们1995年去那里参观时，发现壁画被揭掉的地方还留着白色的方形切块和黑乎乎的胶渍。导游将这些地方指给外国游客看时，他们总是面露愧赧。 wdF8SuVHLQuUpvLXCAYej9AVAqZRlWNEneg6uEAAU4FiOBT40L6rtZ8XWS4zhqZ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