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哈佛大学的收藏之路

在审视中美文化关系时，总会遇到一个问题：在提高远东潜在吸引力方面，哈佛大学为何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有些原因不言而喻：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成立于1636年），在新英格兰地区进入航海时代、成为太平洋东部的商业推动力时，哈佛大学已进入成熟的发展期。用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1912届）的话说，1783至1860年间，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时代。那时，美国首次成为世界强国。塞勒姆市的男孩子们，对广州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对纽约的了解程度”。 塞勒姆，这座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海港城市，不仅吸引来了大学生，还创造了巨额的商业财富，使哈佛大学具备经济上的优势，较早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哈佛大学自认为，其职责是培养文化监护人。正如马克·吐温所戏谑的那样：“评价一个人，在波士顿人们会问：他懂得多少知识？纽约人会问：他的身价多少？费城人会问：他父母是谁？”

然而，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对中国、日本产生浓厚兴趣，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其他原因。美国在内战之后精神领域出现无政府状态的时期，在后达尔文时期的几十年里，新英格兰地区的先知先觉者，从爱默生 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去寻找超验的真理。就在中国对佛教的兴趣减弱之际，它却对波士顿的统治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亨利·亚当斯 的妻子克洛沃（Clover）自杀身亡，使他异常震惊。1886年，亚当斯与画家约翰·拉法格 结伴，开始了马不停蹄的环球旅行。最初，他们的目标是到日本寻求涅槃。在奥马哈停留时，拉法格将他们的目的告知当地的一位年轻记者，记者一脸困惑，冲着他们大喊：“它早已经过时了！” 事实上，正如我们下文所述，在美国有一大批人，试图用东方的智慧来对抗镀金时代 的粗俗不堪，而亚当斯和拉法格只是其中的两个代表人物而已。

波士顿人自视甚高，将波士顿看作一个大都市，这一点可以在当地的语言上体现出来，而这很有可能也是哈佛大学与远东产生关联的第三个原因。19世纪50年代以来，“中心”（hub）和“婆罗门”（Brahmin）这两个词与波士顿这座城市以及以家族血统为傲的哈佛大学精英联系在了一起。波士顿人把自己的城市看作在世袭的“婆罗门”阶层领导之下的世界中心，而“婆罗门”是最接近美国贵族的阶层。“中心”和“婆罗门”，是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1829届）创造出来的新词，而不是他的儿子、著名的法学家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写过诗歌《老铁边》（ Old Ironsides ）。正如老霍姆斯所解释的那样，他认为波士顿是“美国大陆的思想中心，同时也是地球的思想中心”。他又谨慎地补充说，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观念源于神旨，他谨慎地为其增加了新的推论：婆罗门不仅要滋养和维护他们信仰的寺庙，还要滋养和维护文化机构。此外，当哈佛毕业生们将目光转向中国时，他们注意到中国的官吏们极为重视中国在艺术和文化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波士顿图书馆建于1807年，是一家私立图书馆。1827年又增建了一个美术馆，每年会专门举办一系列美国和欧洲绘画展和雕塑展。图书馆的创始人提醒其捐赠者：“我们没必要为国家捐赠大笔钱财，我们存下来的钱完全可以捐赠给那些可以给波士顿带来广泛长久利益的机构。” 1870至1900年期间，波士顿“婆罗门”阶层的人捐赠了大笔钱财给哈佛大学、波士顿图书馆、波士顿美术馆（建于1870年）、波士顿交响乐团（建于1881年），还有数量众多的俱乐部、学校、医院，以及波士顿人最后的安息之地：风景无可挑剔的奥本山公墓（建于1831年）。长期以来，人们通过三个标准来判断一位波士顿人是否属于婆罗门阶层：一、在波士顿图书馆有股份；二、在麦克莱恩医院（一家精神病医院）有亲戚；三、在奥本山公墓有墓地。19世纪期间，波士顿还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杂志（如《大西洋月刊》和《北美评论》）、出版社（如小布朗出版社和霍顿·米夫林出版社），以及一个非常具有波士顿特色的基督教派别：非正统却开明的唯一神教派，这一教派与哈佛大学神学院密切相关。据说，唯一神教派宣扬，“上帝为父，人为兄，波士顿为邻”（该教门徒海伦·豪 这样写道）。

“对东方的渴望是当时的一种症状，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文学历史学家范·威克·布鲁克斯 （1908届）写道，“许多波士顿人和哈佛大学人前往日本和中国，他们所抱的态度前所未有，充满寓意。东方艺术是波士顿人的时尚，他们收藏的东方艺术品遍布波士顿的各个博物馆。” 带路的朝圣者是欧内斯特·费诺洛萨 ，他以雄辩著称，在当时那个时代预言了“世界大同”的到来，而这是“即将到来的东西方融合”的结果。 费诺洛萨在19世纪80年代曾经说过，西方文明的活力源于对手段的了解，而东方的力量则在于对目的的了解。“没有目的的手段是盲目的”，他写道，而“没有手段的目的则是无力的”。在镀金时代，这种说法很新奇。费诺洛萨旅居日本时，皈依了佛教。可以想象哈佛的师生在听费诺洛萨朗读他在日本写成的俳句时，脸上的神情是多么困惑。费诺洛萨在诗中写道：

我从西方飞来，

就像一只从破巢飞出的孤鸟。

想要了解喜悦和安详的秘密。

1853年，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市，这一年恰逢马修·佩里 准将的中队启航前往日本的东京湾。他的父亲老费诺洛萨是一名西班牙音乐家，出生于马拉加，在那里他担任教堂唱诗班的指挥，并教授钢琴和小提琴。因此，他得以有机会加入一艘返回美国的船只上的军乐队。他喜欢塞勒姆，于是便在此定居下来，并迎娶了学生玛丽·希尔斯比（Mary Silsbee）——一位东印度船主的女儿，成为圣公会教徒，在马萨诸塞州的音乐界混得风生水起。因此，年轻的费诺洛萨有钱，有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874届）。在大学里，他结交波士顿婆罗门精英，对美国艺术哲学界泰斗查尔斯·艾略特·诺顿 痴迷。美国研究亚洲的另一位开拓者是爱德华·莫尔斯 。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动物学家，先是在塞勒姆市的皮博迪科学院工作，后来致力于日本研究，并将自己收藏的陶瓷艺术品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以此换得了该馆陶瓷部的终身馆员工作。莫尔斯将他收集到的日常用的文物捐赠给了塞勒姆皮博迪博物馆。当日本人请莫尔斯推荐一位哲学老师时，他向波士顿美术馆受托人诺顿求助，诺顿向莫尔斯推荐了费诺洛萨。就这样，年轻的费诺洛萨来到了日本。在日本，他迷上了东方，皈依了佛教。回美国后，成为波士顿美术馆的东方艺术部主任。

费诺洛萨对哈佛大学同时代人（如亨利·亚当斯）、其在日本的朋友（如列夫卡迪奥·赫恩 ）和早期现代主义作家（如埃兹拉·庞德 ）的影响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费诺洛萨身材修长，洒脱飘逸，口才极佳。可以说，在费诺洛萨1908年去世之前，这位东方倡导者已将波士顿乃至哈佛大学，变成了美国的东亚艺术知识中心。

作为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专家，冈仓天心 （Kazuko Okakura）堪称费诺洛萨的关门弟子和继任者。他是日本移民，长期以来担任该馆中国和日本艺术部主任。冈仓天心虽然不是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 的艺术顾问，但算得上是她的精神导师。加德纳堪称是波士顿芬威区的“皇太后”。1903年，在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乐声中，伊莎贝拉的私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在刚开的这家博物馆里，有两间相连的中国厅。 第一间“中国厅”展示了日本屏风、寺庙屋檐装饰、中国刺绣及其他小件展品。但是，直到博物馆开放之后，伊莎贝拉才与冈仓结识。那时，冈仓刚来波士顿不久，担任波士顿美术馆的顾问。1913年，冈仓在日本去世时，伊莎贝拉在其博物馆的音乐厅里主办了一场焚香悼念活动。伊莎贝拉的一位朋友代表她向冈仓墓碑的碑石上洒水，另一位时常免费为其担任代理的朋友丹曼·罗斯，把冈仓的餐盒和茶杯交到她的手里。同时，接替冈仓担任中国—日本部主任的富田幸次郎 ，从冈仓墓地上拾取了几朵梅花，带回来交给了伊莎贝拉。为纪念冈仓，伊莎贝拉将第二间“中国厅”取名为“佛堂”。在博物馆的凉廊里，摆放着一块中国东魏时期的释迦牟尼造像石碑，明显地显示出该馆的中国主题。这块造像石碑是伊莎贝拉从伯纳德·贝伦森 那里买来的，而贝伦森又是从俄罗斯艺术收藏家维克多·古卢比手中购得 。

1881年，伊莎贝拉在波士顿洛厄尔研究所聆听过莫尔斯有关日本的系列讲座，这些讲座促使她对东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邀请莫尔斯到家里来，给她的客人们也作这些讲座。伊莎贝拉的丈夫杰克是一位铁路投资家。1883年，夫妇两人一起悄然动身去了亚洲，访问了日本、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一路上浩浩荡荡，有好几辆行李车跟随，还跟着众多随从，如搬运工、女佣、私人厨师、牧马人和翻译。他们选择的是一条常规的旅游路线：上海、天津、北京，然后再返回上海，从上海再去香港、广州和澳门。在北京，他们参观了古观象台、明十三陵、长城和圆明园遗址等。伊莎贝拉特别感兴趣的地方是雍和宫，这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教派的寺院。伊莎贝拉在日记中写下了她在此处的见闻：这里的建筑风格，僧人们身上所穿的黄袍、悠扬的诵经声，随处可见的艺术品，其中包括地毯、景泰蓝祭器和巨大的佛像等。夫妇两人还访问了传教士和慈善机构。更为不同寻常的是，由于伊莎贝拉对亚洲宗教有浓厚的兴趣，他们还与一些和尚道士见了面。旅行期间，伊莎贝拉还见缝插针，购物、买照片、把捡拾到的银杏叶夹在了纪念册里，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见闻。在总结19天的中国之行时，她写道：“到处都是尘土和灰垢，但我见识了各种有趣的事物和景象。”

异国旅行很适合伊莎贝拉古怪的性情。在美国国内时，她的行为不免招惹波士顿上流人士的反感。人们曾津津乐道一则故事，说伊莎贝拉报了一个包车旅游团，但是去晚了，她竟然租了一辆铁路机车来接她。还有一则故事说她出席舞会时，后面竟然跟着一名男童，帮她提着裙裾。伊莎贝拉还是一个棒球迷。有一次，在交响乐厅听音乐会时，她在额头中间贴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波士顿红袜队”。在她家的浴缸上面，写着她的座右铭：“多想、少说、不动笔。” 约翰·沃克 （1930届）是国家美术馆的前馆长。尽管他个人并没有和伊莎贝拉交往过，但他对伊莎贝拉所作的描述或许是最贴切的：

伊莎贝拉喜欢抛头露面。她用皮绳牵着一头狮子在动物园里闲逛。职业拳击赛上，她坐在观众席的前排。流行音乐会上，她喝啤酒而不是雪利酒。她身穿低胸露肩紧身裙四处招摇。她有无数位男性朋友，而女性朋友却屈指可数。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1846届）是伊莎贝拉最重要的精神导师。他是有影响力的《北美评论》杂志的创刊人和编辑，其父安德鲁斯·诺顿（Andrews Norton）是新英格兰地区基督教唯一神教派的主教，表弟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是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诺顿是商业王子塞缪尔·艾略特的外孙，而查尔斯·威廉·艾略特是塞缪尔·艾略特的孙子。据传，他是当时波士顿最有钱的人。）查尔斯·诺顿是美国最有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也是“但丁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该学会的早期会长是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 和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 （1838届）。学会成员包括老奥利维尔·温德尔·霍姆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 和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朗费罗曾把但丁作品翻译成意大利文。起初，但丁学会的成员们为了研究并修订朗费罗的意大利文译作，在朗费罗位于剑桥城的“克雷吉公寓”定期会面。后来，他们挪到了诺顿家位于“阴山”（Shady Hill）的老宅。这座宅子坐落在一片绿树成荫的公园里。诺顿金黄色的书房里面，满是绘画作品、勋章、书籍和手稿。正是在这间书房里，亨利·詹姆斯 被介绍给了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

伊莎贝拉经常被人称为“杰克夫人”。她经常来听诺顿的艺术鉴赏讲座。据说诺顿讲得忘乎所以时，会发出一声冷笑：“哦，不！这太过火了。” 在诺顿的帮助下，伊莎贝拉成为一名收藏家。有时，诺顿还会担任她的代理人（当诺顿负担不起“阴山”住所高昂的费用时，诺顿还会出售给伊莎贝拉一些善本书和手稿）。19世纪90年代中期，除了费诺洛萨和伊莎贝拉，诺顿的追随者还包括三位得意门生：哲学家乔治·桑塔耶那 （1886届）、艺术史学家兼收藏家查尔斯·洛瑟 （1886届）和散文作家兼评论家洛根·皮尔索·史密斯 。后者成为诺顿另一位学生伯纳德·贝伦森（虽然并不那么受老师喜欢）的内弟。桑塔耶那、洛瑟和史密斯似乎都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不过隐藏得很深。除了诺顿的这三位弟子之外，常到诺顿位于芬威公园的家里品茶的知名本科生还包括亨利·詹姆斯（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 ，还有三位波士顿美术馆未来的捐赠者：内德·沃伦（Ned Warren）（1883届），他向该馆捐赠了一系列古希腊雕像；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 医生（1871届本科生、1874届医学博士）；丹曼·罗斯（1875届本科、1880届哲学博士）。比奇洛和罗斯，还是波士顿美术馆亚洲艺术部的主要捐赠者。

19世纪80年代期间，新英格兰地区积攒起来的商业财富仍然投资在房地产和铁路债券上，同时也使得年轻一代人有闲钱购买艺术品，波士顿婆罗门阶层人士将自己的生意经也用到了波士顿文化机构的运营上，这其中包括波士顿美术馆，他们占据了波士顿美术馆的大多数席位。正如文化史学家尼尔·哈里斯（Neil Harris）所评论的那样：“在波士顿美术馆理事会中，艾略特家族、帕金斯家族和比奇洛家族各有一席之地，23名当选理事几乎全都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老式家庭，都是有钱人。他们之中除一人之外，其他都是波士顿图书馆的股东。他们当中，有11人是‘星期六俱乐部’ 成员，5人曾当过或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监事会成员，其中有一半人加入了萨默塞特俱乐部 或圣博托夫俱乐部 ，许多人之间还有血缘关系。”

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奇洛家族里有人从事中国贸易赚了一笔巨额财富，去世后传给了比奇洛。比奇洛一家三代都是医生。比奇洛的父亲是加德纳家的家庭医生，也是约翰·拉法格、亨利·卡伯特·洛奇议员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密友。比奇洛还是亨利·亚当斯的妻子克洛沃的堂兄，克洛沃很喜欢他。克洛沃和丈夫一样，都热心收藏亚洲艺术品。在楠塔基特（Nantucket）岛西端，有一座塔克纳克（Tuckernuck）小岛，比奇洛在此有一处避暑的房子。亚当斯认为，此处有着“壮丽的中世纪景色”。 比奇洛谢绝女子入内，鼓励男人们结伴裸泳，这使得洛奇议员在期待去塔克纳克岛躲避华盛顿的酷暑时高喊：“去冲浪吧，老兄！去晒太阳吧，老兄！都赤裸起来吧！我的天啊！我多么想一丝不挂！” 比奇洛的图书室里有3 000册图书，客人们在这里可以读到用英、日、汉三种语言写成的关于佛教和玄学的书籍，也能读到成人读物。与随心所欲赤裸裸地或穿着睡衣到处走来走去的客人们相比，比奇洛更喜欢穿着日本和服。但是吃晚餐时，比奇洛要求客人们必须身着正装。

比奇洛聆听过爱德华·莫尔斯的讲座。比奇洛邀请莫尔斯来塔克纳克岛。1882年，比奇洛还陪同莫尔斯去了日本。比奇洛在日本生活了七年，皈依了佛教。1883年，伊莎贝拉·加德纳夫妇到远东旅行时，比奇洛还曾招待过他们。在他们交往期间，比奇洛曾形容伊莎贝拉“能驱散忧郁，活跃气氛，侃侃而谈”。 为向伊莎贝拉表示敬意，他把自己的切萨皮克猎犬起名为“约翰·加德纳夫人”，简称“美女”，因为“在一口气喊完猎犬的全名之后，他就没力气再吹口哨了”。尽管如此，比奇洛也会说伊莎贝拉的坏话。贝伦森也是如此，他背地里说伊莎贝拉是“查尔斯家族的蛇精”。在写给洛奇议员的信中，比奇洛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伊莎贝拉，说她“虚荣自负，爱管闲事，任性冲动”，甚至连“什么是忠诚，什么是背信弃义，都搞不清楚。她会与任何人交朋友，也会任性地甩掉任何朋友”。

1926年10月6日，《波士顿晚报》的头版出现了两条醒目标题，一条是“巴比·鲁斯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完成三次本垒打”。另一则消息的字体更大，报道的是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逝世的消息。当时，波士顿美术馆中国—日本艺术部主任约翰·埃勒顿·洛奇（John Ellerton Lodge）为比奇洛的遗体穿上了灰色和服，给他上身披上了日本真言宗僧侣袈裟，之后将比奇洛遗体火化。 洛奇的父亲亨利·卡伯特·洛奇是比奇洛最好的朋友。遵照比奇洛的遗嘱，他的骨灰被分葬在了两处：一处是（由其祖父创建的）奥本山陵园；另一处是日本的法明三井寺。日本僧侣把比奇洛的骨灰埋在了琵琶湖附近，与其朋友费诺洛萨的墓地相距不远。比奇洛临去世之前，把他收藏的亚洲艺术品捐赠给了波士顿美术馆，总数多达26 000件。

在波士顿的单身汉鉴赏家和博物馆赞助人中，丹曼·罗斯是另一位显贵。罗斯收集艺术品的标准是能够传世。罗斯博士头衔繁多：教授、艺术家、收藏家，还在设计理论方面发表了有影响力的论文。最重要的是，他还是波士顿美术馆和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理事和捐赠者。罗斯一生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11 000件藏品，捐赠给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1 500件藏品。虽然罗斯的收藏领域广泛，但本书关注的焦点是他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

艺术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 爵士曾经写道：“我的收藏品，是记载我生活的日记，是我唯一记录下来的日记。” 这句话用在罗斯身上也很贴切。如果你翻看他与许多博物馆管理者、策展人、收藏家伙伴，以及与诸如约瑟夫·林登·史密斯（Joseph Lindon Smith）和伊莎贝拉等朋友的来往信件，你会发现他很少在信中谈论自己的私事。他在信中记叙的都是他所看到过或所收藏的物品、旅行路线，以及如何陈列其捐赠藏品的建议。有一次，担任过波士顿美术馆策展人的屈志仁 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研究了罗斯捐赠的藏品，发现“罗斯是一位伟大的收藏家。在认识罗斯之前，我不相信有什么‘眼力’之说，认识罗斯之后，我改变了我的这一看法”。

“我收藏文物的动机是我喜欢秩序和美感，”罗斯正在准备写一本自传，他在为自传所作的笔记中解释说，“收藏艺术品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我有钱可花，于是便出钱把相中的艺术品买了下来。”有朋友来拜访时，“我发现自己总是向他们讲述我是怎么把收藏品搞到手的，同一个收藏品的故事我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于是我把收藏品送到了波士顿美术馆。最初是租借，后来我干脆就捐赠了出去。”

罗斯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了一批中国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5幅南宋早期的罗汉图。它们是周季常和林庭硅的作品，创作时期是在1178—1188年间。13世纪，一百多幅中国卷轴画被带到了日本，这5幅罗汉图就在其中，后来被收藏于日本京都的禅宗寺庙大德寺。1894年，费诺洛萨安排租借了其中的44幅画，在美国举办了场展览，在波士顿鉴赏家中引起了轰动。展览正式向公众开放之前，罗斯带朋友伯纳德·贝伦森与费诺洛萨会面，一起观看了展览。在意大利绘画鉴赏方面，贝伦森闻名遐迩，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对佛教艺术也有强烈兴趣。观看过这次展览之后，贝伦森的兴趣转变成了一种激情。在给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玛丽·史密斯·科斯特罗伊（Mary Smith Costelloe）的信中，贝伦森写道，他惊奇地发现“东方艺术，正在超越德国画家丢勒 和意大利画家詹蒂利·贝里尼 ”：

在勾画单个人物或群体方面，这些画作与我们最好的欧洲画作一样，堪称简洁而完美……我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费诺洛萨欣赏画作的时候，身体在战栗。而我感到目眩。甚至身材矮胖的英国人丹曼·罗斯，也兴奋得上蹿下跳。我们忍不住互相戳一下身体，掐对方一下脖子，甚至哭出声来。毫无疑问，我从未有过这样的艺术体验。费诺洛萨已陷入密宗佛教不能自拔，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到惊奇。

大德寺亟待修复，寺庙便将收藏的中国画抵押给了一位日本收藏家，获得一笔数额可观的贷款。似乎寺庙的僧侣同意将其中的10幅画在美国出售。展览结束时，罗斯买下了5幅上乘画作，并最终将其捐赠给了波士顿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也购买了5幅画。更耐人寻味的是，费诺洛萨声称有两幅画不知道放到哪里了，这两幅画没被展出过，也没有送给波士顿美术馆或罗斯。然而，费诺洛萨后来却将这两幅画卖给了查尔斯·弗利尔。博物馆研究员则猜测，或许大德寺还欠费诺洛萨一份人情或佣金。1908年，那批画运回京都后被视为日本国宝。后来，日本人对那次卖画行为懊恼不已。

1895年购买那批中国画，标志着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开始。在许多年里，它们都是西方收藏的顶级中国画作。丹曼·罗斯捐赠的另一幅名画是《历代帝王图》。 1928年日本裕仁天皇登基时，《历代帝王图》在日本东京展出。此前，这幅画是中国福建省一个林姓家族的私藏品 。1931年，丹曼·罗斯通过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把它买到手。

《历代帝王图》长度超过5米，绢本设色，可能是美国收藏的最早的中国卷轴画。购买这幅画时，罗斯和波士顿美术馆策展人富田幸次郎都认为它是唐代宫廷画家阎立本的原作，直至今日，波士顿美术馆的网站也是这么注明的。但学者宁强教授则认为，它是后来北宋时期（960—1127）的摹本。绢画描绘了唐朝以前十三位皇帝及其侍从的形象。宁教授推理说，“之所以选择这十三位皇帝，动机是为了使唐太宗的统治合法化”。 唐太宗篡权，谋杀亲兄，逼迫父亲退位，“《历代帝王图》似乎是在他的授意之下创作的”。每位皇帝画像旁都有榜题文字。北周武帝宇文邕，北朝北周第三位皇帝，公元560—578年在位，其画像旁的题字是“毁灭佛法”（宇文邕的宰相信奉道教，宇文邕的行为深受其影响）。 富田幸次郎断言，“作为肖像画，这幅卷轴画的质量属于上乘，堪称是世界级的杰作”。

富田幸次郎先是拿着《历代帝王图》的小型摹本让罗斯看。他回忆，“罗斯看完后说：‘我怎么才能够得到它？’我告诉他那幅画目前在中国。他说：‘想办法搞到手。’提到价格问题时，听说要值几万美元（经济大萧条时期6万美元），他说：‘我没那么多钱，但是我现在就去筹钱。我给律师打电话。’罗斯确实给律师打了电话。律师说：‘罗斯博士，你是单身汉，有足够的钱，但是你一次不能用掉这么多钱。’” 罗斯做了抵押担保，贷了一笔巨款，波士顿美术馆则提前支付了余款。罗斯在遗嘱中给波士顿美术馆留下了一笔钱，用以偿还那笔贷款和利息。因为如富田幸次郎所说：“他就是这种言出必行的人。”

1853年，丹曼·沃尔多·罗斯出生于辛辛那提市，父亲是约翰·卢德洛·罗斯（John Ludlow Ross），母亲是弗朗斯·沃克·沃尔多（Frances Walker Waldo），家里的另外3个孩子都先后夭折。如丹曼所说：“我是家里留下的独苗。” 1862年，丹曼全家迁居波士顿，离母亲沃尔多家那边的亲戚很近。如丹曼回忆说：迁往波士顿，是因为父亲“不想参军后把妻子和独苗儿子留在河对岸就是敌人的辛辛那提”。 丹曼的外祖父亨利·沃尔多是阿摩司·劳伦斯（Amos Lawrence）的生意合伙人，两人联手投资了波士顿北部的劳伦斯工厂，生意十分兴隆。受外祖父的影响，丹曼一生喜欢收藏纺织品。丹曼的父亲也是一位精明的企业家，他与兄弟马提亚·丹曼（丹曼的名字即源于此）联手，购买了大量依然处在开发状态的波士顿后湾区的房地产。此外，他还有其他生意，例如电力公司、装修公司和亚麻钓鱼线生产厂。在波士顿，生产亚麻钓鱼线是一桩特别有利可图的生意。当时的美国尚未开始征收所得税，丹曼的父亲约翰·罗斯得以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

1871年，丹曼进入哈佛大学，跟随约翰·亚当斯学习历史。当时，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刚把亚当斯从首都华盛顿挖到哈佛任教。大四时，丹曼参加了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美术史及其与文学之间关系》的课程。诺顿认为，历史应当遵循实践。因此，虽然他的课程并不要求学生画素描和油画，但需要学生先上完查尔斯·穆尔（Charles Moore）所授课程《绘画、雕塑和建筑的设计原则》。受诺顿启发，丹曼还对英国知名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及其所推崇的前拉斐尔派画家产生了兴趣。丹曼受导师影响，深信艺术教育会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水平。后来，在美国工艺美术运动中，丹曼是第一批改变自己艺术信仰的人。

丹曼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跟着亚当斯读博士。1883年，他出版了关于德国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1884年，丹曼的父亲去世，丹曼随即终止了历史学术研究。这种决裂非常决绝：“我把一大批有关古代法律的藏书都赠送给了哈佛大学，将曾经存放书籍的书房扩建、重新布置，改造成了适宜开展绘画和艺术品收藏等活动的工作室。”丹曼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再加上波士顿后湾区公寓式酒店卢德洛大厦（建于其家族所有土地之上，对面就是三一教堂）的租金收入，使他得以一生衣食无忧，周游世界，对艺术、绘画和收藏进行研究著述。

丹曼博士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在哈佛大学讲授设计理论。起初，他在哈佛大学建筑学院授课，1909年转到了美术学院。年过七旬时，他仍坚持上讲台。一位学生回忆起他时说：“他身材魁梧，容光焕发，他讲的设计理论多少有些教条。他偶尔会气喘，但对收藏、教书和美的鉴赏充满了渴望。”

丹曼深知对工匠和学生传授艺术的重要性，因此特别喜欢在暑期学校为工匠和学校教师上艺术课。然而，他教起课来非常独断专行。有人曾如此描述安德鲁斯·诺顿牧师：“诺顿到教室来不是为了寻求真理的，而是作为真理的发现者给大家讲授真理的。” 这种描述用在丹曼的教条式的教学风格上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他对学生们的影响很大，”丹曼的一位学生评论说，“他并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他对学生的研究发现毫无兴趣。他坚信自己的方法是最棒的，这是他教学上的一个严重的缺陷。”

丹曼研究方法的基础，是上手接触艺术品原作。他经常邀请学生们到他位于克雷吉大街的家中吃晚餐，在高屋顶、堆满艺术品的收藏室里上鉴赏课，让他们有机会观摩尚未送到博物馆的艺术品。他对学生的建议是：“某类艺术品的最高标准是什么，要做到心中有数，直到你遇见更好的。要学会品鉴，只挑最好的买。不要在不同类型的东西之间做比较。”丹曼退休后，仍然用心培养可塑之才。他在1928—1929年挑中的一个学生就是刚刚入校的劳伦斯·西克曼。后来，西克曼当上了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馆长，丹曼被认为是在艺术上对西克曼影响最大的人。丹曼向富田幸次郎推荐，让西克曼负责管理他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的藏品。西克曼汇报说，富田幸次郎“非常宽容，非常热情”。丹曼还建议西克曼“学习语言，但不要当语言学家；钻研艺术，但不要做‘美学家’”。

虽然丹曼属于首批收藏莫奈作品的美国人，但很快就对印象派失去了兴趣，认为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与绘画大师的作品相比过于肤浅”。 他强烈反对现代艺术，反对马蒂斯、毕加索和德国表现主义画家，阻止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印象派画家和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丹曼是福格艺术博物馆“罗斯研究系列藏品”的保管员和名誉研究员。结果，在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保罗·萨克斯的鼓励之下，林肯·柯尔斯坦 、爱德华·沃伯格 和约翰·沃克等人在哈佛广场成立了“哈佛大学当代艺术学会”，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是受该学会的启发创立的。沃克在自传《与捐赠者交往实录》中写道，丹曼“对自认为属于颓废艺术的，像希特勒一样独断专行，坚决阻止其传播”。

1895年，波士顿美术馆任命丹曼担任博物馆理事（丹曼的叔父马提亚·丹曼·罗斯是该馆创立理事会成员，丹曼担任理事也算是继承了其叔父的志向）。因此，丹曼进入了波士顿亚洲艺术收藏家的婆罗门俱乐部，其中包括查尔斯·戈达德·维尔德 博士和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等人。维尔德家中也有人做中国贸易赚了一大笔财富，后来被他继承。维尔德将其从费诺洛萨处购得的亚洲艺术私藏品捐赠给了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的亚洲艺术部，弥漫着一种强烈崇拜日本的氛围。丹曼最初只是收藏日本艺术品，但很快将收藏兴趣扩展到了亚洲其他地区，包括中国。丹曼曾在1910年和1912年到中国旅行过两次。陪同丹曼到处旅行收集文物的，不但有他的堂兄弟路易斯·纳瑟斯特（Louise Nathurst），还有画家约瑟夫·林登·史密斯和赫维·E.韦策尔（Hervey E. Wetzel）（1911届）。丹曼对画家史密斯给予资助，在卢德洛大厦的顶楼为他提供了一间很大的画室。

丹曼极为仰慕史密斯的画作。1886年，为报答史密斯为其授课，丹曼出资带史密斯一同去欧洲旅行，欣赏欧洲的绘画杰作。正是在这次旅行中，他们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后来，他们又一同前往墨西哥、欧洲和亚洲旅行，在旅程中，他们肩并肩作画，友谊因而变得更加深厚。丹曼最终成为一名技艺娴熟的学术性画家。大约50年后的一个秋天，在丹曼去世前不久，他从威尼斯给史密斯寄出了一封信。在信中，丹曼回忆起他们共同经历的过去：“那时，我们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我们的一些最优秀的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我们制定了一个直至今日始终坚守的标准。很少有人像我们那样了解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意大利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对我来说，它已经改变了。我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爱德华·福布斯 把哈佛大学生赫维·韦策尔引荐给了丹曼，称其是“一名雅士”。年轻的韦策尔刚开始是丹曼的学生，后来变成了弟子，再后来成为丹曼的终生挚友。1912至1913年，韦策尔跟随丹曼一起去日本和中国旅行，他们途经东南亚、印度、埃及和欧洲各国。丹曼为两人定下了收购藏品的规矩：要做好被人拒绝的准备。他们与古董商会面，参观他们的店铺，忽略那些“考古或历史因素”，收购最上乘的藏品，并心怀这样的理念：“博雅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想象力，而培养想象力不仅要通过阅读最好的书籍，还要通过见识最佳的物品。”

导师丹曼称韦策尔“有辨别能力、非常挑剔”，“渴望欣赏自己认为精美的东西，充满热情；其品位和判断几乎不出差错”。韦策尔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有足够的资金购买重要收藏品。因此，丹曼希望韦策尔能接替他担任理事。1917年，波士顿美术馆授予韦策尔波斯艺术荣誉策展人的称号。韦策尔几乎将自己的财富和时间都投入进去，把波士顿美术馆的波斯藏品打造成世界一流。韦策尔还在波士顿路易斯堡广场购买了两栋相互毗连的房子，用来存放越来越多的藏品，假以时日，韦策尔的藏品完全可以用来办一座小型博物馆了。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韦策尔没能遂愿。由于心脏问题，韦策尔申请入伍被拒绝，于是他到美国红十字会巴黎总部当了一名志愿者。韦策尔感觉自己此行可能一去不复返，便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旧馆策划了一场展览，展出了他所珍藏的中国、日本和朝鲜文物。1918年，韦策尔死于肺炎。 韦策尔分别向福格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遗赠了10万美元，用于购买重要艺术品。他所珍藏的东方艺术品也一分为二，分别捐赠给了这两家博物馆。在他捐赠的藏品中，有中国北魏时期（386—534）的佛教许愿碑，直到今天，它仍然在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国展厅展出。为纪念年轻的朋友韦策尔，丹曼向波士顿美术馆捐赠了一尊柬埔寨雕像。

1913年，为纪念波士顿美术馆研究员冈仓天心，丹曼·罗斯向该馆捐赠了一尊中国东魏菩萨石像。这尊菩萨像出土于中国洛阳的白马寺，体积巨大，十分精致。冈仓天心是1906年在中国首次见到这尊菩萨像，当时刚出土不久。1910年，冈仓天心重返中国，希望把菩萨像买下。然而，它已不见踪影。后来，菩萨像现身于巴黎古董商保罗·马隆（Paul Mallon）的店铺，使得冈仓天心再次见到了它，将它买下。

“丹曼叔叔”是波士顿美术馆和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库房的常客，有时还不请自来。他把自己的收藏品存放在了福格艺术博物馆，占用了那里相当大的空间，这些收藏品经常是策展人竞相争夺的对象。和比奇洛一样，丹曼习惯参与幕后的谋划，喜欢对波士顿美术馆石膏像收藏和博物馆人事变动之类的事情出谋划策。丹曼给哈佛大学校长和波士顿美术馆受托人劳伦斯·洛厄尔写过一封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据我判断，波士顿美术馆的组织管理工作做得非常糟糕。” 当时，丹曼对波士顿美术馆各个部门的运营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亲爱的老丹曼·罗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当时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的一位研究员有感而发。“事实上，丹曼差不多就是美术馆的主人。”福格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兰登·华尔纳补充道：“他对自己发现的藏品洋洋自得，会拽着我们请他介绍其所购画作的价值所在。他自吹自擂，喜欢被人点头称是。要是谁拒绝他提出的任何小小的要求，那这个人肯定是心胸狭窄。而且，我们发现，对他点头称是是明智之举，毕竟是在他的启发之下我们才意识到柬埔寨雕塑、南印度青铜器和科普特挂毯是各自领域里顶尖的作品。” 丹曼不仅对购买什么藏品提出建议，有时他还会对甄选作品的判断是否“成熟”表示怀疑。 譬如后来成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的普艾伦打算同华尔纳和霍勒斯·杰恩（Horace Jayne）去敦煌为福格艺术博物馆购买壁画（参见第四章），对此丹曼就曾表示过怀疑。虽然丹曼未坚持要求把他的藏品集中存放，但还是建议在其所有藏品上贴上“丹曼·罗斯藏品”的标签，这样“在我去世后多年，我还能像一本书或一幅画那样，与波士顿人民交谈”。

为庆祝丹曼八十大寿，波士顿美术馆为这位捐赠者举办了一个派对，并在该馆的9个展厅展出了丹曼捐赠藏品中的精品。1935年9月12日，在去欧洲进行又一次收藏之旅期间，丹曼在伦敦的酒店房间里去世，享年83岁。日本的山中商会（丹曼正是从这家古董商购得《历代帝王图》卷轴画）捐献出一只唐代陶罐，将丹曼的骨灰装入其内，运回他在剑桥城的老家。

就这样，费诺洛萨、比奇洛、丹曼和韦策尔等人，最终实现了他们作为收藏家的目标：通过收藏艺术获得了来世。他们捐赠的艺术品将在波士顿美术馆展厅与世长存。

1896年，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开馆，成为新英格兰地区寻求亚洲珍宝的另一个划时代事件。这座博物馆以威廉·海斯·福格的名字命名。福格是缅因州贝里克郡人，靠中国贸易发家。他麾下有一家船运公司，在五个中国港口和两个日本港口有办事机构。福格和妻子伊丽莎白·珀金斯·福格周游世界，收集东方奇珍。福格去世时，他的房产价值150万美元。1891年，福格的遗孀从中拿出20万美元捐赠给哈佛大学，建立了哈佛大学的第一座艺术博物馆，并拿出夫妇二人收藏的珍奇古董作为博物馆的首批藏品。博物馆刚成立时，新展厅是文艺复兴风格（由理查德·莫里斯·亨特 设计），理事们仍在摸索管理经验。1909年，理事们选择了当时还很年轻的爱德华·沃尔多·福布斯（1895届）担任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此时，博物馆藏品众多，类型丰富：石膏像、东方瓷器、照片、幻灯片、版画、古希腊陶器和几幅英国水彩画。这几幅水彩画几乎不怎么露面。福布斯经常说，这些画“所处的展厅你看不到，旁边的演讲厅你也没有机会进去听演讲”。

所有的这一切在爱德华·沃尔多·福布斯的任职期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福布斯属于彻头彻尾的波士顿婆罗门阶层。人们都说他与外祖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长得很像，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像祖父一样走运。在他的祖先中，有两位是开拓中国贸易的船长。他的父亲威廉·哈撒韦·福布斯（William Hathaway Forbes）与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合伙创办了贝尔电话公司。作为哈佛大学本科生，爱德华·福布斯极其崇拜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后来，福布斯考察了欧洲一些著名艺术博物馆。1903年，福布斯成为波士顿美术馆的理事，时间长达60年（福布斯的讣告中说，其任期之长超过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在位时间）。

福布斯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个地道的波士顿人。他受过艺术熏陶，善于品鉴伟大艺术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他讲授《绘画方法与过程》，这门课是文物保护领域的开拓性课程。他要求学生临摹大师们的作品，使用相同的颜料来模仿大师们的风格。然而，福布斯同时也有不安分、不循规蹈矩的一面。小说家海伦·豪是福布斯家的一位朋友。她在回忆录里描述福布斯曾“闯入在马萨诸塞州米尔顿举办的一场正式婚礼，头发凌乱，沉重的靴子上沾着泥，手里拿着一束蔫了的野花，带着爱默生家典型的茫然纯洁的神情，就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福布斯喜欢音乐，会演奏竖琴、钢琴和大提琴。在诺森岛，福布斯家有一处房子，是福布斯家及其亲戚（包括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度假的地方。在那里举办派对时，福布斯会一边弹奏吉他，一边吟唱老歌。如海伦所说，他脑子里似乎记着唱不完的歌。回到波士顿，福布斯的行事风格大变。这位早熟的嬉皮士会与人理智地进行商业谈判，为哈佛大学买入查尔斯河沿岸的地产。福布斯觉得，大学里记账的那些会计们，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个地区潜在的商业价值。

在为自己选择博物馆助手时，福布斯也同样不循规蹈矩。有两个名字脱颖而出：一个是博物馆副馆长保罗·萨克斯 ，另一个是到处去旅游的东方艺术策展人兰登·华尔纳。有人猜测，福布斯正是通过这两个人，间接体会到了只有艺术界自由的灵魂才能体验到的不同寻常的冒险经历。萨克斯（1900届）上台之后将福格艺术博物馆发展成为一个培养新一代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训练营。福格艺术博物馆通过华尔纳（1903届），对中国开展了几次探险寻宝之旅，将中国佛教圣地的雕像和绘画作品搬到了美国，也引发了至今仍在持续的争论。

首先说说萨克斯。1915年，正在寻找副馆长的福布斯从高盛集团公司挖来了保罗·萨克斯。高盛集团是一家投资银行，由萨克斯的外公马库斯·戈德曼（Marcus Goldman）创建。萨克斯的父亲塞缪尔·萨克斯（Samuel Sachs）成了其外公的合伙人。两个家族都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有渊源。父亲希望长子萨克斯能够成为家族公司的合伙人。但是，萨克斯对艺术痴迷，对银行业务根本提不起兴趣。保罗·萨克斯曾回忆说：“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艺术家。然而，我却上了大学。即便这样，我还是没有死心。我开始收藏版画和素描作品。毕业后的15年里我一直在收藏和搞收藏研究，期待着有一天机会降临，我能够重返哈佛大学。”

萨克斯接受了福布斯的邀请，在“阴山”安居下来。这处房子曾是查尔斯·艾略特·诺顿与妻子米塔和3个女儿在剑桥城的居所。萨克斯在哈佛大学教授“美术15A”。这是美国大学开设的第一门博物馆培训课程。这个研究班仅招10名学生，通常在周一下午上3个小时的课，并且还会不定期到大西洋彼岸拥有丰富艺术品的城市进行实地考察。阿格尼斯·孟根 曾担任萨克斯的研究助理，为萨克斯收藏的素描作品编撰目录，后来成为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首位女馆长。在谈到萨克斯如何培训未来的博物馆策展人时，阿格尼斯回忆说：

一间很长的房间里，摆放着几张齐肩高的书柜。保罗·萨克斯会从书柜上一层宽宽的书架上随意拿起一枚古币、一幅波斯细密画、一幅15世纪德国版画或是一件中世纪象牙雕，把它放在一位看起来似乎有些吃惊的学生手中，请这位学生对作品的美学品质、设计或是其潜在的意义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保罗·萨克斯的博物馆课很快广为人知，仅仅成为其班上的10名学生之一，就已成为1921至1948年间在上流艺术界寻找工作的敲门砖。 共有388名学生选修过萨克斯的博物馆培训课，其中至少有160名学生后来在美国主要博物馆担任重要岗位，其中有几位学生后来还当上了知名博物馆的馆长，这些博物馆包括：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位于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以及哈特福德市的沃兹沃思学会。

萨克斯的学生们不仅把文物研究和文物保护看作自己的使命，也对收购艺术品原作充满了激情。他们学会了处理和品鉴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珍藏品，培养出了鉴赏家的眼力。（后现代派的策展人将“鉴赏家”一词看作一种诅咒，对他们来说，这个词明显带有精英主义和排外的特征。）萨克斯对学生的培养与爱德华·福布斯对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定位不谋而合。用萨克斯的话讲，爱德华·福布斯下定决心“不仅要把福格艺术博物馆打造成一座艺术宝库，而且还要使其成为一处设施精良的教学场所。他打算把博物馆办成一个研讨场所，为本科生和成熟的学者带来启发和灵感。福布斯不狂热追求收藏文物的大小，但对质量决不妥协。福布斯比其他人更早地认识到让学生与艺术品原作打交道的重要性”。

这必然造成了一个关键性的结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博物馆策展人和馆长的升迁通常取决于博物馆藏品数量的增长。因此东亚成了想要廉价购买文物者的天堂。对福布斯馆长而言，这不仅是一个审美或道德问题，还牵涉到眼下的一个实际问题。1923至1924年，哈佛大学批准了一个200万美元的筹款项目，计划将福格艺术博物馆当前这座狭窄的大楼改造成一个个空间宽敞的展览区域。这就意味着在拟于1927年开放的展厅中，需要有更多优质的藏品展示。福格艺术博物馆要扩建，要进行旅行考察收集文物，都需要筹集资金，而保罗·萨克斯成了主要筹款人。虽然萨克斯身高不到1.60米，秃顶，身体浑圆，但他依靠必胜信念以及与局内人闲聊沟通的能力，最终化解了筹款难题。在工作上，萨克斯与福布斯紧密配合，以至于有人跟他们俩开玩笑，说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双胞胎”。1995年，在接受采访时，福布斯馆长的女儿罗萨蒙德·福布斯·匹克哈德（Rosamund Forbes Pickhard）回忆说：“他们俩在一起真是一对活宝。他们会冲出去买报纸，嘴里还唠叨着，‘有人死了没有’？（葬礼对他们来说是绝佳的筹款时机）”

钱和艺术品朝着两人蜂拥而至。作为搭档，萨克斯和福布斯两人相得益彰。福布斯讨人喜欢，优柔寡断；而萨克斯干脆利落，直截了当。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在新馆开幕时所言：“如果没有福布斯和萨克斯两位先生的巧舌如簧，就不会有这座崭新的博物馆。”

然而，仅靠巧舌如簧，很难将福格艺术博物馆半空的展厅装满，也很难做到在从亚洲流入的艺术品和文物上盖上哈佛大学的藏印。在先辈和课堂顿悟的影响下，博物馆的绯红色神秘感在与日俱增 ，正如格伦威尔·林达尔·温思罗普 （1886届）捐赠事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1943年，温思罗普把或许是美国收藏的最好的中国古代玉器和青铜器遗赠给了福格艺术博物馆，同时还有一大批19世纪美国和欧洲绘画作品与素描作品。温斯罗普捐赠的艺术品总数高达4 000件，据可靠估计，是美国大学有史以来接受过的最大一批此类艺术品捐赠。这一捐赠事件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温思罗普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首任总督约翰·温思罗普（1588—1649）的直系后裔。他有魅力，行为古怪，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伯克郡景观建筑师。冬天，他到纽约的联排别墅居住，那里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只有一个街区。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门口，挂着温斯罗普的家族徽章。在许多年里，温思罗普在纽约的家，成了萨克斯学习艺术鉴赏的学生们的必经之地。而温斯罗普则不透露姓名地坐在旁边，对学生们的反应做出评价。

收藏家在外人眼里看来，不免行为古怪。有些收藏家喜欢和校友们抱团，但是让人觉得真正有意思的是那些独行者，他们自愿探索遥远且充满挑战的领域。而格伦威尔·温思罗普就是这样的一位特立独行者。作为哈佛大学的学生，他和许多人一样，深受查尔斯·艾略特·诺顿的影响。诺顿作为人文学科的巨匠，开创性地使艺术史成为一门学科。如爱德华·福布斯所言：“你随便找一位那些年在哈佛大学上过学的人，问问他：从哪门课中收获最多？答案最有可能是‘从诺顿教授的美术课中收获最多’。选修诺顿艺术史课的人中，也有一些游手好闲之人和体育生，因为他们听说这门课很容易通过。我认为即便是那些人，也是刚开始来看笑话，但后来却变成了诺顿虔诚的崇拜者。”

温思罗普继续在哈佛大学学习，获得了法学学位。但是，在温思罗普眼里看来，律师职业和做生意都没有艺术对他有吸引力。诺顿点燃了他的艺术热情，马丁·伯恩鲍姆（Martin Birnbaum）又为此添了一把火。“伯恩鲍姆受过律师的训练，具有艺术品经销商的天赋，而内心却是一个小提琴家。”他们一起研究当代西方艺术，一起研究冷门的文物收藏领域——中国玉器和青铜器。1960年，伯恩鲍姆在自传《最后的浪漫》中想象了老年温思罗普在家中的情景：“温思罗普独自吃晚餐，主要是水果和蔬菜。之后，他会拿出一本喜欢的书读，或整理自己所藏珍宝的卡片目录……这幅场景或许只有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才能准确地描绘出来。软木贴面的房间里一片安静，偶尔会被落地钟的报时声打破静谧。当美妙的钟声在房间里回荡，房间主人的身影走来走去，将藏画挂在墙壁上，给藏画编目，或者重新整理摆放在房间里的中国玉器或鎏金铜器。”

平心而论，格伦威尔·温思罗普是一位隐士，他追求的是赏鉴艺术品特别是中国艺术品所能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享受。而哈佛校友中，有一些收藏家则性格外向，热情洋溢。事实上，没有人能比兰登·华尔纳更能充分体现这种激情的两面性。 yGhYUeBRhReOp4jJujJgZRjeyotC33Uh/IKUS/jWmWBl5cOwNgULHGyMvMnzTkx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