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博物馆有价值的藏品都要交代清楚其来龙去脉，一本书在出版之际，也应该交代清楚写书的起因。本书的写作源于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哈佛大学档案中的偶然发现。当时，我和谢林正为撰写《影子竞赛》（
Tournament of Shadows
）一书开展研究。那是我们刚刚完成的一部作品，描述的是俄国、英国和美国如何争夺中亚统治权。该书的主角是斯坦因
。他出生于匈牙利，是古代丝绸之路遗址的探险家。20世纪30年代，斯坦因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赞助下，进行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命运多舛的探险活动。谢林在翻查哈佛大学有关斯坦因的档案时，发现了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的是年轻的劳伦斯·西克曼
写给在福格博物馆工作的导师兰登·华尔纳
的信件。在信里，西克曼表达了他的种种顾虑。谢林拿着师徒之间的往来信件让我看，特别是让我注意其中的一封信，里面提到了中国北方的龙门石窟以及其中一块巨大的石灰岩浮雕。一千年以前，龙门石窟曾是佛教朝圣者的圣地，而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西克曼对于当时自己的处境颇感困惑，写信向导师征求意见。当时，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简称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刚刚开馆（1933年），得到了1100万美元的捐助。为了给该馆征集亚洲艺术品，西克曼踏上了前往中国之路。龙门石窟有上千个无人看守的石窟，宛如迷宫，盗贼遍地。当地农民根据买主的订单来盗窃石窟里的文物。龙门石窟里的稀世珍宝频频现身于北平（今北京）偏僻街巷里的古董店。西克曼内心充满疑问，他应该怎么办？他该不该收集《文昭皇后礼佛图》的浮雕碎片？十几年前，兰登·华尔纳本人曾去过这座佛教石窟，也面临过同样的难题。但华尔纳对文物太痴迷了，把顾虑抛在了脑后。这次，经过再三思考之后，他给西克曼提出的建议是直截了当地把浮雕拿下，费用由福格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分担。最终，《文昭皇后礼佛图》落户在了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西克曼的这种行为是掠夺还是对文物的保护？动乱时期，中国的古代遗址很容易成为盗贼、破坏者及收藏家竞争对手下手的目标。事实的确如此，西克曼的主要竞争对手普艾伦（同样也毕业于哈佛），就设法弄走了《北魏孝文帝礼佛图》。这块浮雕与《文昭皇后礼佛图》出自同一座石窟，目前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明星展品，刻画的是北魏孝文帝与侍从拜佛的场景。这使得我们不禁要问：对于文物保护和收藏而言，正确与错误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当我们参观丝绸之路上的佛教遗址敦煌时，这个问题再次困扰住了我们。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兰登·华尔纳曾尝试用简陋胶水揭取敦煌壁画。我们的当地导游用手指着壁画墙上的凿孔，义正词严地痛斥那些被他认为是盗走壁画的“洋鬼子”。
本书探讨的话题对我们来说并非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谢林拥有艺术史学位，做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黄金时段文化主题纪实节目的制作人，最近还担任了《考古》杂志的特约编辑。我本人曾担任《华盛顿邮报》驻外记者，其间曾获准休假撰写《考古的乐趣》（ The Pleasures of Archaeology ）一书。之后，我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撰写了由《纽约客》杂志连载的《被掠夺的历史》（ The Plundered Past ），以及《艺术博物馆——权力、金钱和道德》（ The Art Museum: Power, Money, Ethics ）等作品。其中，《艺术博物馆》是我为20世纪基金会撰写的一篇报告。在为《纽约时报》撰写有关外交事务的社论时，我还会偶尔撰写收藏方面的文章。
我曾与谢林合作发表过三部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2011年，我俩同时被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邀请去做2012年秋季学期的高级客座学者。对我们这种有此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份无法拒绝的邀请。推荐我们的是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教授威廉·罗杰·路易斯（Williams Roger Louis）。
然而，要想应聘成功，我们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我们得搞一个研究项目。我们便想到了在哈佛大学看到的那些档案，想到了我们曾经对中国的一些考古遗址所作的实地考察。于是，我们便决定做这样一个课题：西方收藏家们是如何痴迷于中国艺术品的？这种痴迷源于何处？他们又是如何搞到中国艺术品去充实美国各大博物馆的馆藏的？我们的研究项目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批准。进入圣安东尼学院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实施我们的研究计划：与学者会面，旁听讲座，参加学术会议，一头钻进名不虚传的赛克勒美术图书馆，在一排排书架上寻找我们所需的研究资料，在浩瀚的书海里徜徉。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
是圣安东尼学院的院长，出生于加拿大。与我们共进午餐时，她问我们是否了解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的亚洲藏品。我们对其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愿意去做调查研究，于是该博物馆的亚洲藏品便成为本书一章的探讨内容。一学期的工作结束时，我们已经确信，我们所选的研究项目层次丰富，隐藏着许多意外惊喜，在一个个藏品故事的背后会涉及一个个痴迷的收藏家、充满激情的博物馆馆员以及精明睿智的古董商。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被人遗忘，但如果你对他们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就会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兴趣。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博物馆收藏的亚洲艺术品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和博物馆文化在蓬勃发展，而我们却在市面上找不到任何与这两个问题有关、专门写给收藏爱好者的书籍。这更坚定了我们继续对此课题开展研究的决心，经过为期两年的艰辛劳动，我们最终将这本书交付到了读者的手中。
前往圣安东尼学院之前，我们向学界朋友们征求意见，特别是艺术史学家约翰·奥尼安斯
以及大英图书馆前中文部主任、现已退休的吴芳思
，请他们给我们推荐牛津大学的权威人士，以便我们去了牛津大学之后可以向其请教。他们不断提到两个人的名字：柯律格
和苏立文
。前者是牛津大学首位专攻亚洲艺术的教授，后者是资深中国美术评论家。柯律格出生于苏格兰，与我们会面时，他邀请我们去旁听他开设的关于中国明代的课程，明代是他最喜欢的中国历史时期。柯律格讲课时旁征博引，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论证了其在畅销著作《中国艺术》（
Art in China
）探讨的主要观点，即“中国艺术”这一说法实属用词不当。在他看来，将中国的书法、雕塑、陶瓷和绘画归于一类，将它们看成一个同质的整体的普遍做法，起始于西方学者，并没有考虑到中华文明的真正规模之大、悠久的历史及其多样性。柯律格在讲课时以及在和我们的谈话中反复强调，在评论中国艺术的每个类型时，有必要考虑到这门艺术的流变及特殊性。柯律格曾当过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常常引用自己学术著作中的论断，并拿自己当该博物馆馆长的经历来作佐证。
苏立文也同样让我们对其感兴趣。他出生于加拿大，在英国长大。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当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苏立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斯坦福大学亚洲艺术系当过二十多年系主任，之后成为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荣誉教授。我们在圣凯瑟琳学院给他留了一张便条，向他解释我们的研究项目，请求与其会面。
几天后，我们学院的门房向我们转交了苏立文的手写回信。他在信中同意与我们见面，并邀请我们去他位于牛津市郊区的北牛津公寓和他共进晚餐。当时他已是94岁高龄，还在怀念已去世多年的中国妻子吴寰。苏立文曾把自己撰写的十几部著作全部敬献给了他的妻子。多年来，苏立文一共收藏了大约500件中国现代艺术品，其中一些典藏品正出借给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在该博物馆的一个特别展厅里展出。他的公寓楼里没有电梯，我们得走着上去。公寓房里摆满了中国艺术藏品，正中间悬挂着吴寰的遗像。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两位长相可爱的亚洲女人，苏立文的助手。两位女士正忙着准备中意混合风味的意大利面。苏立文大踏步走到我们跟前。他个子不高，精力充沛，蓬起的银发宛如头上戴着一顶银白色的王冠。随后他谈到，西方学者不管是对中国古代艺术还是当代艺术都存在一定的误解，而且这些误解久而久之居然变成了老生常谈，而他六十年来一直对这些误解进行驳斥。苏立文还谈到当今中国的先锋派艺术，那是他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对于中国当代先锋派艺术，苏立文接触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当代先锋派艺术品只不过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亦步亦趋的模仿，但也有人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对过时的中国传统艺术流派的东施效颦而已。那真是一个令人回味的美妙夜晚。我们与他的会面很及时。2013年10月苏立文去世，享年96岁。他把自己珍藏的最后一批艺术品遗赠给了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在牛津大学度过的这段时光，提醒我们注意到了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雷区。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既不是对中国艺术史的描述，也无意对中国艺术进行批评分析。对那些未必多么富裕的收藏家痴迷中国艺术的原因，我们只是进行了推测。我们也无意去锤炼或提高读者们鉴赏中国艺术品的能力。相反，我们的关注点是人，是那些对中国艺术品充满好奇心、被中国艺术品弄得神魂颠倒的北美人和欧洲人，而不论我们如何界定何为中国艺术。正如拿破仑喜欢走运的将军一样，我们也喜欢走运的收藏家、博物馆馆员和古董商。在1900至1949年期间，这些人赚得盆满钵满。其中，收藏家有：著名的沃特斯父子、查尔斯·朗·弗利尔
、J. P.摩根
、小约翰·洛克菲勒
及其夫人艾比、丹曼·罗斯
、亚瑟·赛克勒
、艾弗里·布伦戴奇
；博物馆研究员有：兰登·华尔纳、劳伦斯·西克曼、李雪曼
、波世·莱兹
、普艾伦和方闻
；古董商有：卢芹斋
、山中定次郎
和奥托·伯查德
。同时，我们的叙述也涉及了一些不那么走运的人物：多才多艺却死因不详的乔治·凯茨
，不幸被砍掉脑袋的清朝官员端方
，以及明显死于自杀的鉴定家劳费尔
。我们在书中还提到了银行家爱德华·冯·德·海特
，他是一名纳粹分子，行为怪异、神秘，把自己的大量收藏品捐赠给了苏黎世的里特贝格博物馆和伍珀塔尔市的冯·德·海特博物馆。四名加拿大人也榜上有名：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创始人查尔斯·库雷利
、加拿大圣公会主教怀履光
、由皮毛商改行做古董生意的乔治·克罗夫茨
，以及长老会牧师和甲骨文专家明义士
。
在致谢中，我们向许多人表达了感激之情：一大批老中青学者、博物馆研究员、古董商、档案管理员等。没有他们及时必要的帮助，即便再拖延十多年，我们的研究项目也难以完成。在故事叙述的每处重点，我们都竭力将与关税、营业税以及艺术市场的各种动荡因素相关的全球性经济力量考虑在内。尽管如此，我们十分清楚，讲述故事时必然会对叙事材料进行甄选，这样难免会有疏漏。一些知名收藏家的珍藏值得给予更多关注，对此我们有些力不从心。这些收藏家有：查尔斯·贝恩·霍伊特（Charles Bain Hoyt），他捐赠给波士顿美术馆的大批陶瓷器皿现已成为该馆亚洲展厅的明星展品；“芝加哥最杰出的女士”凯特·斯特吉斯·白金汉
，在其姐姐露西·摩斯去世之后，将其收藏的数百件藏品捐给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阿尔弗雷德·皮尔斯伯里
，他的青铜器藏品使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熠熠生辉；以及最近几年向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捐赠藏品的布鲁斯·代顿（Bruce Dayton）和露丝·代顿（Ruth Dayton）夫妇。至于本书其他不足之处，我们已经向读者做了交代，欢迎收藏界的朋友们批评指正。浩瀚的收藏界里有珍品无数，引人入胜，而我们两位只不过是刚踏进收藏界大门的新手而已。
卡尔·梅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