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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时，托马斯·霍尼格得到了一块写字板，然后把它放进了父亲门店后面的储藏室。那是一个圣诞假期，霍尼格帮助他的父亲利奥干活，他的父亲在家乡艾奥瓦州的麦迪逊堡经营一家小型水管公司。利奥是在城外的农场长大的，所以他只知道一种生活方式，即孩子们天不亮就起床，不上学时就做家务。“你是家庭的一员，这就是你的责任。”托马斯·霍尼格的姐姐凯瑟琳·凯利回忆道。 [1]
所以他没有去滑雪，没有去堆雪人，也没有在树林里奔跑，而是拿起写字板走进了储藏室。霍尼格的工作是清点库存，这项工作并不忙碌，只需要将堆放在货架上的各种部件的制造商和数量整理成表格。如果他懒惰或粗心，那么他的父亲就会不知道手头有什么零件，可能导致生意失败。托马斯·霍尼格在从事这项工作时通常全神贯注，以确保自己绘制的表格准确无误。
麦迪逊堡是一个小镇，毗邻密西西比河的一个弯道，也是驳船的交通中转站。这里有几家大型工厂，其中一家生产钢笔。市中心一片繁荣景象，到处都是小型企业。市中心的汽水店以及与朋友们一起打篮球一直令霍尼格印象深刻。他的父母有七个孩子，他排行老二。霍尼格家的水管生意凝聚了全家人的心血，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那里工作。托马斯的母亲阿琳高中毕业，是当时家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他的父亲利奥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家庭农场，被派去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利奥决定不再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作，于是找到了一份水管工的工作，学会了这门手艺，最终经营起自己的水管公司。
利奥和阿琳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阿琳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上大学。如果说阿琳点燃了孩子们上大学的梦想，那么利奥则让孩子们明白，如果他们决定不上大学，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利奥似乎下定决心要给霍尼格安排一些随着年龄增长会令他越来越不愉快甚至痛苦的工作。霍尼格开始挖沟渠，清理泥泞的沟壑，从地下室把从锅炉上拆卸下来的一个个重零件搬到地上，弄得浑身都很脏。这里面传达的信息很明确：这是一个高中辍学生的生活。
霍尼格决定去上大学。
他就读于堪萨斯州农业小镇艾奇逊的一所天主教学院，该学院由该宗教的本笃会管理。他在这所文理学院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学科，并很快意识到自己只被其中一个学科所吸引，仅仅一堂经济学入门课就改变了他的生活。
经济学就像是一把可以解释一切的神秘钥匙。霍尼格认为，经济学是一项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了生存而做选择进行的科学研究。它不仅仅涉及数学或金钱问题，而且研究的是一个由数百万人组成的社会是如何在没有专制君主进行权威管理的情况下，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并正常运作的。经济学是由一群独立思考的人创造的、关于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和金钱的选择，所有这些选择慢慢聚集成巨大的社会力量。例如，当很多人突然决定购买汽车时，汽车的价格就会上涨，进而刺激公司生产更多汽车、工程师设计更便宜的汽车，这进一步刺激了需求。但当汽车产量太高而没有足够的人想买它们时，价格就下降了。这种动态变化令托马斯·霍尼格着迷。
霍尼格的大学导师告诉他，要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就需要获得博士学位，并且进行至少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他接受了比自己父母的受教育水平高出几个等级的教育。然而，刚研究生毕业，他就收到了征兵通知。霍尼格恰好在1968年毕业，那一年在越南爆发了“春节攻势”。随着战势升级，研究生的延期征兵政策也被暂停了。
当收到征兵通知时，霍尼格正置于一场重创美国公民生活的可怕风暴的中心。1968年时，人们还不清楚作为一个好公民应该做些什么。一方面，霍尼格相信美国的制度。他爱国，笃信宗教，他和其他人一样，在学校宣读了效忠誓言。他曾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和一所天主教大学。因此，当政府告诉他，他在法律上有义务参军时，他就觉得自己应该服从安排。另一方面，霍尼格并非对越南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甚至在堪萨斯州的农村，学生们也在抗议战争。晚间新闻经常播报越南战争的相关情况。霍尼格不想去丛林里杀人，也不想冒着被地雷炸成碎片的风险，但他觉得自己也没有准备好逃避兵役或移居加拿大。
他知道，如果自己这样做，那么父亲会为他的行为深感羞愧。根据征兵通知，他将不可避免地被征召入伍。面对这一情况，霍尼格决定应征入伍，这样他就能早点服完兵役了。他向姐姐解释了自己的决定，并说明了自己的看法。“你知道，作为美国公民，如果我希望享受这个国家提供的所有福利，那么我就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凯利回忆道。
霍尼格参加了基础军事训练，他在训练中被教官大声训斥，并被教会如何使用步枪射击。他发现自己并不会被分配到步兵部队，而是将成为一名炮兵，这让他松了一口气。炮兵部队远离前线，而步兵在前线与敌人近距离作战。“炮兵阵地与步兵阵地有着天壤之别。步兵阵地简直就是人间炼狱。”霍尼格后来回忆道。
霍尼格被派往越南战场大约七个月时间。他的头衔是火力方向控制专家，也就是发射重型火炮的专家。有一次他被派往西贡（越南共和国首都）以北的一个基地，帮助一支从新罕布什尔州来的国民警卫队。他在那里遇到了乔恩·麦基恩，并成为一生至交。当时，他们二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都接受过炮兵射击的训练。这是霍尼格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他被分派承担记录和计算重要数字的工作，这项工作责任重大。
霍尼格和麦基恩在一个地堡里工作
，它位于名为“火力基地”的营地中心。营地被布置成一个大圆圈，周围布满沙袋和带刺的铁丝网，营地夜间有步兵守卫。霍尼格的掩体在营地中心，由一个巨大的金属储存容器制成，里面塞着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台大型有金属外壳的计算机。老照片展示出地堡里拥挤的环境，天花板上挂着松动的电线，头顶上挂着临时照明的灯，墙上挂着量角器和图表。士兵们在炎热的天气里赤膊上阵，他们晚上睡在小床上。三门至六门榴弹炮位于中心外围。榴弹炮发射出的重型炮弹有一个人的前臂那么长，重约100磅
。炮弹可以击中一英里
以外的目标，其破坏性是巨大的。步兵在战斗时会用无线电向火力基地发送支援请求。榴弹炮的炮弹必须快速发射，并被以近乎完美的精度投准。一次失误的射击可能会导致美军士兵丧生，或是摧毁附近可能藏有当地居民的村庄。
作为火控专家，霍尼格和麦基恩参加了一个由三名士兵组成的小组
，他们轮班工作12小时，指挥火炮的射击。这个小组经过计算确定如何发射炮弹来保护他们看不见的部队。三名士兵都尽可能快地为每一次炮击做着一系列复杂的计算。如果他们失误，就会有人因此丧命。他们轮流做不同的工作。第一名士兵在地图上标出战场的坐标，并在炮弹需要降落的确切位置上插一枚大头针。霍尼格整理每天由气球收集的天气数据，绘制影响炮弹轨迹的风速和湿度水平的图表。
所有这些数据都被交给第二名士兵，他会计算出火炮应该如何瞄准，然后发射。做起来比听起来要复杂得多，因为要考虑的变量太多了。士兵们必须计算出火炮应该装多少火药，炮弹的轨迹应该多陡，以及大炮的左右轴（即“方位角”）应该设置在哪里。然后，进行这些计算的士兵将数据输入一个巨大的金属盒子，盒子的前面有键盘，它被称为野战炮数字自动计算机（FADAC）。“我们对计算机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麦基恩回忆说。他们经常手工重新计算。最后，第三名士兵操作无线电，指挥外面操作火炮的小组。
这一切对霍尼格来说并不容易。他一生都在接受基督教教义，强调非暴力和爱自己的邻居。他对发生的一切不抱有任何幻想。他说：“这里的整个计划就是尽可能多地杀死敌人。”他还知道，如果自己的团队犯了错误，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霍尼格和他的团队成员收集了所有能收集到的数据，尽可能快速有效地进行计算，复核这些数据，然后下令开火。他说：“我只是做了计算，发出信号，然后把它从我的脑海中抹去。”
据他所知，该小组从未犯过导致美国士兵或平民死亡的错误。
在前线附近待了七个月后，霍尼格被调遣到一个更大的营地，并加入了一个分析炮兵事故的专家小组。他研究了糟糕的数据、糟糕的决策或错误的沟通是如何导致灾难的。一个错误的假设、一个关于气压的错误信息，或者一个错误的命令，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霍尼格幸免于近身肉搏，但他目睹了战争是多么混乱，并且毫无意义。他的一群炮兵部队朋友在返乡途中乘坐的卡车遭遇了地雷，车上的人都死了。霍尼格对这些人很熟悉，他们在作战任务只剩下两天的时候去世了，这真的很残忍。
在1970年回到位于麦迪逊堡的家时
，霍尼格和其他在越南服役的士兵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他们必须让自己理解在海外看到和做过的可怕的事情，他们还不得不在美国人对他们的政府失去信心的时候这样做。很多士兵都在抗议，霍尼格理解其中的原因。这场战争永久性地破坏了美国人对统治他们的民主制度的信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一系列地区性报纸在1971年发布了一则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秘密政府报告，该报告显示，美国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向公众撒谎。仅仅两年之后，尼克松总统就被卷入了一起政治丑闻事件，被指试图在水门酒店对竞选对手的总部进行窃听。这是一个任何年轻人都可能对美国的制度失去信心的时代，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确实对此失去了信心。
霍尼格向父亲寻求建议。利奥·霍尼格在20世纪40年代也上过战场，之后通过努力过上了好日子。他给儿子的建议简单明了：勇往直前。这句话对霍尼格开启新的生活很有帮助。
在越南的时候，霍尼格时常与麦基恩说起他未婚妻的事。她的名字叫辛西娅·斯蒂格曼，是霍尼格在堪萨斯上大学时交往的堪萨斯城女孩，他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一开始他们的相处并不顺利。辛西娅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她热爱艺术。当她问霍尼格对什么感兴趣时，他说他的爱好是数学和经济学。他们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在堪萨斯城市中心的一家酒吧里喝了一杯。酒吧里很昏暗，当霍尼格试图带辛西娅去舞池时，他径直撞到了墙上。辛西娅说：“他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实际上只是自嘲地笑了笑，并没有试图用虚张声势的言语来缓解尴尬，也没有试图让我觉得他知道舞池在哪里。我当时就想，这家伙太棒了，因为他会自嘲。”
霍尼格从战场回来后和辛西娅结婚了。霍尼格是3月回来的，他于6月进入了艾奥瓦州立大学，计划在那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会继续前行。
当霍尼格在艾奥瓦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学时
，他的学习方式在后来看来非常奇怪。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转变为一门似乎是关于如何迅速致富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家提出了为大公司和银行的行为辩护的理论，为国际贸易协议、外来衍生品的新金融交易铺平了道路，并坚持不懈地推动股票持有人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霍尼格致力于一种不同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研究了美国的民主政府如何与自由市场共存，霍尼格研究了资本主义、民主和监管可能相互支持的方式。
例如，他的硕士论文是对艾奥瓦州所得税的深入研究。他在论文的开头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州政府的义务急剧增加，各州曾经只限于通过和执行法律，但现在它们致力于开展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比如运营高速公路和提供福利。这种监管状态的扩张已经在美国政界激起了愤怒，但霍尼格在他的论文中绕过了这一争议。他没有批评监管型政府，但试图弄清楚经济学家如何帮助其发挥作用。监管型政府的规模是美国公民不断做出选择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至少应该运行良好。霍尼格研究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政府在税收起伏不定时如何制定每年的预算。令他焦虑不安的是，一个政府可能会因为未能分析正确的数字而无法实现预算目标。他的论文在这件事上用了感叹号：“个人收入下降5%可能意味着财政收入下降2%或3%，而此时政府已经批准了更多的支出！”
霍尼格认为，国家应该聘请尽职尽责的数字计算专家和经济学家尽可能准确地预测未来的销售税和所得税可能是多少。在长达155页的图表和引文之后，他的最终结论谨慎保守得不能令人满意，预算的设定总是具有令人抓狂的难以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他写道：“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现有的数据，尽可能做出最好的判断。”
为了写博士论文，霍尼格把注意力转向了银行体系。到20世纪60年代末，银行之间的合并速度很快。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霍尼格担心，这可能会造成一个由超大型机构主导的银行体系。他后来回忆说：“我几乎可以看到社区银行终结的开始。”与研究政府税收问题的方式类似，霍尼格用一种狭隘的方式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写了一份技术性很强的报告，旨在帮助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否应该批准或拒绝某项银行合并。他是通过调查消费贷款市场得出这个结论的，消费贷款是人们用于买车或送孩子上学的贷款。霍尼格指出，当银行之间没有太多竞争时，它们倾向于向人们收取更多的借款费用（通过收取更高的利息）以及支付更少的钱来储蓄（通过提供更低的利率）。霍尼格收集了全美50个州的贷款数据并进行了分析。他发现有证据表明，消费贷款市场是“细分的”，银行不必直接与信用合作社等其他机构竞争贷款业务。这意味着，监管机构应该只考虑银行合并对银行之间所有权集中度的影响，而不考虑它可能对某一特定领域的所有贷款集中度产生的影响。这不是那种能上头条新闻的发现，但它可以帮助很多人，并保持银行业的竞争力。
几十年后，这些论文将阐明霍尼格是如何思考银行和金融的。他没有研究如何提高利润率或使市场更有效率。相反，他研究了银行的结构，并思考它是如何影响社会的。这反映了在霍尼格成长的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银行家有赚钱的动机，但是政府有责任确保银行服务于更广泛的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并提供一个健康的货币循环系统。在这种观点看来，银行的结构非常重要。
考虑到自己的研究领域，当霍尼格博士毕业时，他所追求的不是一份银行的工作，而是研究银行政策，这可能并不会令人惊讶。霍尼格听说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正在为银行监管部门招聘一名经济学家，便给美联储写了一封信，列出了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优势。他在1973年被录用了。霍尼格和辛西娅搬到了堪萨斯城，对于辛西娅来说这就是回家，而对于霍尼格来说则意味着搬到大城市去。每天早晨，他来到市中心的联邦储备大楼，加入一个经济学家团队，分析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辖区内各银行的行为和运作情况，该辖区包括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克拉何马州、怀俄明州，以及密苏里州和新墨西哥州的部分地区。霍尼格在这里开始了他在该机构内部运作方面的长期学习，这将决定他整个职业生涯。他正是在这里看到美联储有多么强大，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
美国宪法中没有任何内容要求，甚至没有特别授权创建一个中央银行。 [2] 但事实证明，没有中央银行，一个现代国家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美国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试图在没有建立一家由政府运作的银行来控制货币的情况下勉强度日。1776—1912年，美国曾两次建立中央银行，又先后将其废除。这个国家反对设立中央银行，因为它把太多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种集中的权力会破坏整个美国的规划，在理想的情况下，美国的规划是把政府的控制权交到普通公民手中。1836年，当安德鲁·杰克逊撤销美国第二家国家银行的特许经营权时，不难理解他称其“危及人民的自由”的原因。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家银行控制了整个金融体系，这家银行的领导人可以决定谁能得到贷款，而谁不能。这家银行的领导人将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种情况都是对国家不利的。
早期的美国银行体系是分散的，这是一场灾难。没有中央银行就无法稳定运作的原因是，每个现代国家都需要一种可靠的货币形式。货币是持有价值并将价值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的交换媒介。如果没有货币，人们仍然会用玉米换取烟草，并试图计算出交换比例。
如果没有中央银行发行国家货币，创造货币就成了一种家庭手工业。在19世纪中期，美国有数千种不同的货币流通（一次统计显示有8 370种货币），这一阶段十分疯狂，被称为“自由银行”时代。任何银行都可以发行货币，而被发行的货币是由银行自己担保的。因此，如果银行破产，货币也会随之失去价值。每个人都必须对银行的健康状况做出判断，以确定是否使用它的货币。一个人从伊利诺伊州的一家银行拿到钱，然后去俄勒冈州旅行，结果却与酒店的店员争论伊利诺伊州的货币是否有用。
国会在南北战争后通过了一项法律，特许建立了一系列全国各地的全国性银行，其中包括发布了更加统一的货币。但即使汇率问题得到解决，还有第二个理由表明央行的存在是必要的。美国的银行系统仍然极度脆弱，经常受到恐慌和破产的影响，在1893年、1895年和1907年，接二连三地爆发了严重的银行恐慌。银行挤兑在恐慌中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一个全能的中央银行能够印制钞票并充当最后贷款人，在所有银行同时需要钱的时候提供贷款。在没有最后贷款人的情况下，银行只能动用手头的所有储备进行相互救助，否则就会倒闭。美联储被赋予了印钞的权力，在恐慌期间，把钱自由地贷给那些原本状况良好的银行，这一行为产生了阻止恐慌的效果，因为借款人知道美联储在那里。美联储通过一项名为“贴现窗口”的计划发放紧急贷款。
除了银行恐慌，还有第三个问题。当时还没有中央银行来管理货币的总体供应。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起伏不定，但货币供应量却无法随之变化。
例如，每年秋天，农民从当地农村银行提取现金，以雇用工人来收割庄稼。这减少了中西部银行有限的现金储备，从而使银行担心手头可能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履行义务。因此，当这些农村银行现金不足时，它们转向求助芝加哥等城市的大型地区性银行来获得现金。这些地区性银行随后求助于纽约的银行，而纽约的银行又求助于欧洲的大银行。这可能会引起一场恐慌，这样的恐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1873年的银行恐慌导致了持续大约六年的大萧条。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组建央行的主要推动力并非来自银行家。它来自令人愤怒的民粹主义和自由白银运动，这些运动是由美国中部愤怒的农民发起的，他们需要贷款才能生存。货币政治突然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公共问题。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黄金十字架”（cross of gold）演说。
20世纪初，呼吁建立中央银行的运动全面爆发，但直到华尔街银行家决定支持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才具有了现实的政治可能性。一群超级强大的银行家在1910年聚在一起，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为美国中央银行制定了蓝图。银行家在一个名为杰基尔岛的豪华度假胜地会面，正是这次会面使得未来的电影制作人和作家时常把美联储称为“来自杰基尔岛的生物”，仿佛这是银行家强加给美国的一个秘密阴谋。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威廉·格雷德在其具有开创性的关于美联储历史的著作《圣殿的秘密》（ Secrets of the Temple ）中所阐明的那样。银行家确实在美国参议院推动了他们的计划，但他们利用的是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公众情绪。在当时的美国，设立中央银行是大势所趋。
但是杰基尔岛的银行家确实在秘密会议上取得了一场重要的胜利。他们确保了美国中央银行不会篡夺华尔街私人银行系统的权力，这一点非常重要。民粹主义者提出了各种计划，使美国货币的控制过程民主化，甚至直接绕过大银行。1889年提出的一项计划要求美国财政部在全国各地建立一个由谷物电梯和仓库组成的网络，这些网络将成为分散的“次级国库”，农民可以在那里存放农作物作为贷款的抵押品。杰基尔岛的银行家摒弃了这种荒唐的想法。他们把华尔街置于拟议中的联邦储备系统的中心。当美联储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时，它将通过商业银行系统来决定如何将货币分配到经济体系中。
国会对杰基尔岛计划进行了辩论和修改，《联邦储备法案》于1913年通过，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家持久的中央银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美国人对拥有中央银行的紧张情绪从未消失。美国需要一个中央银行，但人们又不想要一个过于强大的中央银行。这种紧张情绪已嵌入美联储的基因中。美联储既是政府机构，也是私人银行。它由华盛顿特区控制，但也是去中心化的。它被赋予了对货币供应的完全控制权，但并没有取代私人银行系统。它与选民绝缘，但对政治家负有广泛责任。
这种紧张情绪也体现在美联储的组织架构中 [3] ，这就是美联储由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组成，并由华盛顿特区管理的原因。设立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行可能是国会极为奇怪的创举之一，即将公共政府与私人企业结合在一起。每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都由该地区的一组私人银行所有（这些私人银行持有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股票，但不能出售）。每个地区的私人银行都在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中占有席位，董事会负责挑选行长。这是为了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的体系，地区联邦储备银行既要对所在地区的社区银行负责，也要对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负责。
虽然美联储应该看起来像美国（一个由12家地区性银行组成的联邦制国家），但每次美联储的章程被国会更新时，它的治理权就变得更加集中在华盛顿。美联储的权力现在主要掌握在委员会手中，委员会共有7人，由总统提名并经国会批准。美联储委员和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表现得最为明显。委员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拥有多数席位，他们制定议程，委员会的权力只在紧急情况下才会变大。当美联储成为最后贷款人时，委员可以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没有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这就是1973年聘用托马斯·霍尼格的机构。美联储内部的生活吸引了他，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这是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妥协的结果，似乎是美国为解决难题所能创造的最佳制度。美联储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监管银行业，帮助确保银行恐慌和银行倒闭不会破坏整体经济的稳定。霍尼格将在监管部门工作近20年，这意味着他是一名银行监管者，他非常适合从事这项工作。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帮父亲清点家里水管店的库存；作为一名士兵，他也曾帮助计算炮弹的弹道。在美联储，霍尼格帮助分析了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辖区内持续流入的银行数据。
这就是霍尼格能在一线观察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银行业危机的原因。
霍尼格经常会与当地银行家争论。
争论的实质通常集中在一个至关重要的话题上：资产的价值。银行家常常认为他们的资产比美联储审查员认为的要值钱，这种分歧的后果是巨大的。霍尼格和他的团队试图确保银行不会发放危险的贷款，也不会过度扩张，以避免倒闭的风险。这些有问题的资产被银行作为抵押品持有。如果银行持有更多的抵押品，它就能发放更多的贷款。但如果美联储裁定其抵押品的价值低于银行认可的价值，那么银行就需要筹集资金来弥补其贷款的价值。在极其严峻的情况下，银行可能会被接管并基本上宣告解散。如果争论很激烈，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看出谁在这段关系中掌握着权力。美联储的审查人员可以接触银行的记录和员工，他们可以看到银行贷出了多少款，以及这些款被贷给了谁。
霍尼格对这项工作非常着迷，他知道这对保持金融体系稳定至关重要。这份工作也是一项挑战，判断一家银行的健康状况是很复杂的，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资产价值的争论如此重要。如果俄克拉何马州的一家银行向一家石油钻探公司提供100万美元贷款，这笔贷款的风险取决于银行收到的作为抵押品的资产的价值，一种常见的担保形式是油井未来的预期收益，但这具有很多变数。如果在贷款期限内，平均每桶石油的价值为20美元，那么抵押品可能价值15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贷款是超级安全的。但如果油价跌至每桶10美元，抵押品就只值75万美元，此时贷款看起来风险更大了。这就是银行家与审查人员陷入争论的原因，资产的价值总是有争议的。
随着20世纪70年代内外部形势的发展，这样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最终变成了绝望。其原因可以追溯到美联储本身。当霍尼格的审查员小组成员试图保证银行系统的安全时，他们正受到一个与美联储不同的、更强大的机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破坏。华盛顿的政策委员会所做的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银行的行为，而美联储本应让这些银行保持健康。
在20世纪70年代，美联储鼓励银行发放风险越来越高的贷款。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利率维持在极低的水平，部分原因是1970—1975年曾出现过两次经济衰退。美联储希望创造就业机会，鼓励投资，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因此，尽管创造如此多货币产生的不良影响一年比一年明显，但它仍将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一政策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食品、燃料和电子产品等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方面。1973年，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率为3.6%，这意味着大多数人购买商品的成本每年上涨3.6%。到了1979年，通货膨胀率已飙升至10.7%。这种变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它既体现在杂货店和加油站的价格上，也出现在公司的薪资管理部门，因为公司需要每年大幅加薪，才能让员工的收入跟上生活成本的上涨。
美联储不仅推高了消费者价格，也推高了资产价格。这种形式的通货膨胀引起了霍尼格等美联储审查员的警惕。作为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辖区内所有银行的一项重要资产，农田的价值急剧上升。商业地产的价值、油井和钻井平台的价值也是如此。这些资产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抵押品，它们不断上涨的价值鼓励了更激进的放贷。整个中西部地区的银行都向农民发放了大笔贷款，其理论依据是，农田的价值将持续上涨，从而支撑贷款的价值，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石油业和房地产业。霍尼格听说过一些短期建筑贷款，这些贷款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发放：房地产价值会迅速上涨，一旦建筑完工，这些贷款就可以重新获得融资。
这促使银行发放风险更高的贷款。高通货膨胀率和相对较低的存款利率使银行和投资者都不愿存钱，因为与通货膨胀造成的损失相比，储蓄只能获得很少的利息。银行必须找到一些可以获得良好回报的资金，霍尼格和他的团队看着这一切发生，但他们对此无能为力。随着资产价格上涨，银行却辩称贷款是安全的，银行是稳定的。美联储的审查员可能会持有不同的看法，但银行家提供的数据对他们有利。
霍尼格在1981年被提升为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监管部门的副总裁，负责管理一支由大约50名银行审查员组成的团队。他得到这份工作时正好赶上了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课——美联储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他看到了长期的通货膨胀突然出人意料地停止时发生了什么。
霍尼格说：“这是一场巨大的崩溃。一次又一次失败，一次又一次损失，一次又一次危机。”
[1] 作者2020年对托马斯·霍尼格的采访；作者2020年对凯瑟琳·凯利的采访；阿琳·霍尼格的讣告，2011年1月；Scott Lanman,“Thomas Hoenig Is Fed Up,” Bloomberg Business week , September 23,201; Sewell Chan,“Fed’s Contrarian Has a Wary Eye on the Pas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 2010。
[2] Roger Lowenstein, America’s Bank: The Epic Struggle to Create the Federal Reserv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6); William Greider, Secrets of the Temple ： How the Federal Reserve Runs the Count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3] Peter Conti-Brown, The Power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