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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3日，托马斯·霍尼格早早就醒了
，他知道当天他必须做什么，也知道自己大概率会失败。他要投出一票，而且要投出反对票。他打算持不同意见，他知道这种异议可能会被定义为他的政治遗产。霍尼格试图阻止一项政策的颁布，因为他认为那很可能会变成一项灾难性的公共政策。他认为这样做是他的责任，但现实的车轮已经在转动，这项政策即将成为现实。这“车轮”比他强大得多，是由华尔街的大银行、股市和美联储的领导层推动的，每个人都知道霍尼格那天会输掉，但无论如何他都会投出反对票。
霍尼格时年64岁，是美国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这个职位赋予了他对美国经济事务的非凡权力。那天早上他正在华盛顿，因为他是美联储强大的政策制定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每六周召开一次会议，以有效地决定美国货币的价值和数量。大多数美国人不怎么考虑钱，也就是实际的货币，或者我们称为美元的东西。事实上，“美元”这个词只是美国货币的俚语，它实际上被称为联邦储备券。人们每天都在花联邦储备券（如果他们有幸拥有的话），但他们很少想到这个复杂的、基本上看不见的、可以让货币凭空出现的系统，这个系统就是美联储。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是地球上唯一可以随意创造美元的机构。
因为霍尼格是美联储的高级官员，所以他不得不时时刻刻思考货币问题。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就像一个压力很大的大楼管理员思考大楼的管道和供暖问题一样。霍尼格不得不将货币视为一个需要管理的系统，而且要管理得恰到好处。当你运行创造货币的系统时，你必须小心谨慎而且极为正直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否则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比如这座大楼可能会被水淹或者着火。
这就是为什么在11月的那个早上，当霍尼格在华盛顿特区醒来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住在高档舒适的费尔蒙特酒店，他从堪萨斯城的家中到首都出差时总是住在那里。霍尼格是来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例行会议的。当该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时，其成员通过投票来决定美联储的行动方向，该委员会有12名成员，由位高权重的美联储主席领导。
霍尼格在过去一年里一直投反对票。 [1] 如果你统计一下他在2010年的投票，就会发现结果是：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他的不同意见是在意料之中的，但如果你了解霍尼格的性格，就会感到惊讶。因为从本质上讲，他其实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在一个小镇上出生和长大，十岁前就开始在家里的水暖器材店里打工。他在越南战争中当过炮兵，退伍回国之后也没有反对越战。相反，他进入艾奥瓦州立大学经济学和银行专业学习，最后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担任监管部门的经济学家。在美联储，他从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变成了一个规则执行者。霍尼格一步步晋升，于1991年成为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并一直任职到2010年。作为12位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之一，他的职责阐明了美国货币体系的结构。美联储与世界其他央行系统不一样，它就像是不同动物各种疯狂基因的混搭，一部分是私人银行，另一部分是政府机构。人们谈论美联储时就好像它只是一家银行，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地区性的银行网络，所有这些银行都由华盛顿特区的一个中央办公室控制。霍尼格有着其他人认为的地区联储银行行长应该具有的好脾气。他说话温和，彬彬有礼，袖扣紧系，穿着细条纹西装，整天谈论的是资本要求和利率等问题。霍尼格既是一个制度主义者，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但在2010年底，他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
霍尼格在酒店房间醒来后有了一段独处的时间。在投票日开始之前，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他刮了胡子，穿上西装，打了领带，收拾了手头的文件。如果他对投票那天要做什么有任何疑问，那么他就不会对外宣传。他花了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准备这次行动。他所投出的这一票反映了他在美联储的职业生涯学到的一切。他试图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帮助美联储度过非常时期。
2008年末，在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后，美国的金融体系崩溃，对于像霍尼格这样的人来说，那一时刻是一个起点。经济学家和央行行长将随之而来的恐慌称为全球金融危机，并最终给这一时刻贴上了自己的神圣标签——GFC（全球金融危机）。中央银行的世界被整齐地划分为两个时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世界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世界。全球金融危机本身就是世界末日，整个金融体系彻底崩溃，还有可能引发另一场大萧条。这意味着将有数年创纪录的高失业率、经济困境、政治动荡和无数公司破产。这场危机促使美联储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
美联储的一个超级能力是可以创造新美元并将其注入银行体系。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美联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了这个超级能力。因此，许多反映美联储在这一时期行动的金融图表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即一条平坦的曲线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反弹多年，然后像反向闪电一样飙升，上升的峰值反映了美联储为对抗危机而创造的空前规模的货币。1913—2008年，美联储逐渐将货币供应量从50亿美元增加到8 470亿美元。
这种基础货币的增长是一种斜坡式的缓慢上升。然后从2008年末到2010年初，美联储印制了1.2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它在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里印制了相当于过去100年的货币，比经济学家所说的基础货币多了一倍多。所有这些新货币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美联储创造货币的方式只有一种：制造新的美元，然后把它们存放在大银行的金库里。只有大约24家特殊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有特权获得这些原始美元
，使得这些银行成为货币供应的发源地。银行系统的过剩资金从2008年的20亿美元膨胀到2010年的1.2万亿美元，比以前高了800倍。
在这一切形成的过程中，美联储为美国金融体系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建立在数量惊人的新货币之上。霍尼格有机会目睹这一体系的创建，因为他是创建该体系的委员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一开始，也就是在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他投票支持了这些非同寻常的努力。
2010年11月3日上午，霍尼格在为一场争论做准备，这场争论的主题是关于金融危机结束后美联储将采取什么行动。艰难而缓慢的经济复苏才刚刚开始，这是美国经济史上极为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是经济状况在两个阶段间过渡的重要时刻。美联储必须决定新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的，而霍尼格对美联储所选择的道路感到越来越苦恼。
根据以往的报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六周召开一次会议来确定利率。这意味着美联储决定了短期贷款的价格，这个数字最终会渗透整个经济体系，并对每个公司、员工和家庭产生影响。基本体系是这样运作的：当美联储提高利率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当美联储降低利率时，经济则会加速增长。因此，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委员就像核电站控制室里的一群工程师，当需要更多的电力时，他们通过降低利率来加热反应堆；当环境温度变得很高时，他们通过提高利率来冷却反应堆。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期间，美联储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利率降至零，这基本上是历史上首次（利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短暂接近零）。经济学家称零利率为“零界限”，它一度被视为某种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们相信，利率不可能降到零以下。利率实际上就是货币的价格。当利率高的时候，货币就贵，因为人们得付更多的钱去借钱。当利率低的时候，货币就便宜。当利率为零时，货币对银行来说实际上是免费的，它们可以直接从美联储获得资金。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成本不可能降到零以下，因此零利率下限反映了美联储控制利率能力的局限性。在雷曼兄弟破产后不久，美联储就触及了零利率下限，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利率降至零之后，美联储没有试图再次加息，它甚至开始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自己不会试图提高利率。这让银行有信心在自由货币环境中继续放贷，因为银行知道零利率的日子将持续一段时间。
但到了2010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面临着一个可怕的两难境地，将利率固定在零似乎还不够，经济已经复苏，但状态依然不佳。失业率仍为9.6%，接近深度衰退水平。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的人都知道，高失业率和持续失业的影响是可怕的。人们如果长时间失业，就会失去技能，失去希望，被时代抛在后面，这加重了他们当初被解雇时所承受的经济损失，甚至连他们子女的收入潜力也会长期下降。美联储内部迫切需要阻止这一进程，还有一种风险是经济反弹可能会完全停滞。
这就是为什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开始考虑如何在2010年打破零利率下限。美联储领导层在11月会就一项激进的试验进行投票，这项试验将首次有效地实行负利率，向银行体系注入更多资金，并将美联储置于美国提振经济增长的核心位置。没有人知道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就像现在美联储所做的所有事情一样。它们故意给这个试验性项目起了一个神秘的名字，人们很难理解它，更不用说关心了。该项目被称为“量化宽松”。如果该项目得以实施，它将重塑美国的金融体系，并重新定义美联储在经济事务中的角色，这将使霍尼格一直投票反对的所有事情都看起来很古怪。他计划投票反对量化宽松政策，而他只能孤军奋战。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就量化宽松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公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围绕美国货币供给的政治斗争变得越来越与世隔绝，甚至是隐蔽的，因为它们是由美联储领导人来决定的。
货币政治曾经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问题 [2] ，它一度引发人们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就像2010年围绕税收或枪支管制的辩论一样。早在1896年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就将货币政策作为一个主要议题。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想要利用这个话题来赢得愤怒民众的支持。这导致了有史以来最有力、最著名的关于美国货币的政治声明。布莱恩在一次竞选演讲中宣称：“你不应该把人类钉在黄金十字架上！”布莱恩在那次演讲中特别谈到了金本位制，还谈到了短期利率和基础货币，而这正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经常秘密辩论的问题。在布莱恩时代，货币政治如此炙手可热是有原因的，当时美联储还没有成立，管理货币供给仍然属于公共领域的民主行为。在1913年美联储成立时，这一切都结束了。当时控制货币供给的权力完全归属于美联储，美联储接着巩固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权力，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随后开始了闭门辩论，关于货币的决策被筑起了一堵高墙。
对美国人民来说，量化宽松政策对霍尼格的困扰与困扰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事情同样重要。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辩论具有技术性和复杂性，但其核心是在经济体系中选择赢家和输家。霍尼格之所以反对量化宽松，是因为他知道，量化宽松将创造破纪录的巨额货币，而这些货币将首先被送到华尔街的大银行。他相信这笔钱会拉大富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它只会让一小部分拥有资产的人受益，还会惩罚一大群靠工薪生活并试图省钱的人。同样重要的是，这股货币浪潮将鼓励华尔街的每一个实体，在一个充斥着廉价债务和大量借贷的世界里采取越来越冒险的行为，这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具有破坏性的金融泡沫，而正是这种泡沫当初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这就是霍尼格几个月来在秘密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会议上所主张的，他的论点变得愈加尖锐和直接，会议不时被他的反对票所打断。
事实证明，霍尼格的担忧和预测几乎完全正确，也许没有任何一项政府政策比美联储在11月那一天开始执行的政策更能重塑美国的经济生活，也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比美联储的政策更能拉大贫富差距。理解美联储在2010年11月做了什么，是理解随后十年经济发展的关键，即资产价格飙升、股市繁荣，而美国的中产阶级则进一步衰败。
起初，当霍尼格开始投反对票时，他还在努力地说服他的同行，试图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但这一努力被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破坏了，伯南克是量化宽松政策的创立者。他是一名学者，于2002年加入美联储，在2006年成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领导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行动，这让他声名鹊起。他在2009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并在《60分钟》节目中亮相。在拯救金融体系方面，伯南克让美联储这家央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影响力。他在2010年决心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伯南克认为霍尼格的担忧是错误的，并通过亲自游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巧妙地打消了他们的疑虑。
显然，霍尼格的反对票不太可能动摇他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同行的选择，他的异议现在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他在向公众传递信息，他想让人们明白，美联储将做一些意义深远的事情，而有人曾反对它。他想要传达的信息是，货币政治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涉及那些解方程式的聪明人。这是一种政府行为，一项公共政策会影响到每一个人。
霍尼格整装完毕前往酒店大堂，他将在那里，在投票之前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碰面。
2010年，当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来到这里时
，美联储把他们安排在费尔蒙特酒店，他们早上聚集在酒店大堂等待美国极有权势的车队之一来接他们。美联储派出车辆将他们作为一个小组接到总部大楼，在华盛顿特区早晨拥挤的交通状态下，这段路程大约需要15分钟。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们有时一起乘坐一辆面包车，有时则会乘坐一两辆轿车前往。
这些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之间有着深厚的合作意识
，霍尼格和他们很合得来。霍尼格的外表可以用标准的银行家来形容，他的下巴方方正正，脸颊上还有一个酒窝，他的眼睛是蓝色的。他长得很普通，可以说长着一张就是你期望在办公桌对面看到的银行人士的脸，这个人即将为你提供一笔合理的30年期的住房贷款。他个子很高，穿着风格保守。他讲话的节奏和用语与他衣着低调的颜色及剪裁相得益彰。他有条不紊、有分寸地娓娓道来，从不让言语超前于自己想传达的信息。在情绪激动时，他会不停地重复“看”这个词，而这就是他表达情绪的极限了。
多年以来，霍尼格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在酒店大堂，他可以很轻松地与其他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闲聊。他们之间有着一根很少有外人能够理解的纽带。他们操纵着美国经济机器的很大一部分，当然在这个操作过程中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人。比如，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珍妮特·耶伦，她可以说是美国极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之一，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担任美联储经济学家，之后分别在哈佛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她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精通宏观经济学，但她的布鲁克林口音从未改变。当谈到美联储下一步可能做什么的时候，她回答得非常直率且极富魅力。
然后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理查德·费舍尔，他看起来完全是一个老牌投资银行家。费舍尔把他的白发梳到脑后，穿着整洁的西装，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以一种夸张且巴洛克式的风格发言，在他的长篇独白中混合了诗意隐喻和玩笑。就在几个月前，费舍尔是这样开场的：“主席先生，我要通过一则故事来表述自己的论点。三个得州人申请当侦探……”这是典型的费舍尔式开场白。还有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瑟，他是一位保守的学者，以及自称“通货膨胀狂人”的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年轻的行长查尔斯·埃文斯。
他们都是与霍尼格一样的人，他们说同一种语言，承受着同样的压力。自1973年加入美联储以来，霍尼格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这样的人打交道。但他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地位随着他投出的每一张“反对票”而变得每况愈下，霍尼格把自己一步步推向美联储权力结构的边缘。
霍尼格的异议引起如此紧张的局势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与美联储的运行方式有关，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达成共识和一致投票至关重要。世界需要相信美联储的领导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更像是解数学题，而不是政治。在公众面前，那些执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睿智人士被描绘成拥有博士学位的公务员，他们相当于是在解复杂的方程式，而不是做出政策选择。当一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表示反对时，这种幻想破灭了。外界会指出，对于美联储应该走哪条前进道路，其内部可能会有相互矛盾的观点，甚至是激烈的辩论。全体一致的投票会帮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保有权力，但其实该组织否认自己拥有权力，声明这里只有一群根据规则手册运行“核电站”的聪明的工程师。
霍尼格的异议造成如此紧张局面的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原因密切相关。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达成共识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它所做的决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美国的民主机构日益瘫痪，这使得最高法院和美联储等非民主机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在霍尼格下楼去酒店大堂的那天早上，这一现实被电视播报，并登上了头版头条。费尔蒙特酒店为客人提供了免费的《纽约时报》，该报在11月3日上午头版刊登了一条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一紧急情况。标题写道：“共和党拿下了白宫。”标题下面用较小的字体宣布：“奥巴马和民主党议程受挫，科莫获胜，茶党展示力量。”
前一天是美国的选举日 [3] ，是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的首次中期选举，这次关键的投票将决定谁会控制国会。就在两年前，选民按下并且用力按下了“改变”这个按钮，这一举动让民主党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两院。现在选民再次按下了“改变”这个按钮，夺走了众议院的控制权，并通过减少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削弱了民主党对参议院的控制力度。这是对奥巴马政府的指责，且这也只是针对华盛顿民选政府众多指责中的一个。到了2010年，几乎每一次选举都是一次变革。选民先是把旧人赶走，然后又把新人赶走。美国选民的动机似乎主要是发泄愤怒和不满，而他们在保守的茶党运动中找到了一种表达这种愤怒的新形式。茶党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原则，那就是说“不”原则。茶党致力于彻底停止政府的工作，《纽约时报》援引一名茶党活动人士的话说，她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阵地”。
像美国国会这样的民主机构，如果在最需要它们的时候停止工作，那么这是一种耻辱。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凭空而来。这次崩溃发生在一个经济体系内部衰败多年之后，而且这个经济体系已经不再为大多数美国人服务。该体系存在的问题是多样而复杂的，它们都为危机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负债累累的工人、实力雄厚的银行发放的高风险贷款，以及被严重高估的市场价格。人们借了更多的钱，部分原因是工会的衰落剥夺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压低了他们的工资，破坏了他们的工作条件。贸易协议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因为新技术意味着需要更少的工人。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依赖资金不足的政府项目，如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社会保障，这样就造成了巨额的政府债务。美国的教育制度也落后于其他国家。多年的放松管理意味着银行系统被少数专门制造与销售不透明和高风险债务工具的大公司所控制。这些都是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而联邦政府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有一些保守的方法以及一些开明的方法被用来处理这些问题。而随着茶党候选人当选参议员，国会根本不打算处理这些问题。联邦立法机构已经关闭，一个发展停滞且功能失调的时代开始了。
这给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11月3日，美联储成为美国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驱动力。如果说美国选民是刚刚投票要求停止政府行动，那么他们其实是在美联储即将启动一项前所未有的激进计划的时候投票的。这就是美联储能够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的原因。早在2008年，在国会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并开始讨论刺激法案和银行救助计划之前，美联储就已经拿出了大约1万亿美元。12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正在绘制美国经济发展的路线图。
正是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托马斯·霍尼格决定开始他一连串的反对，他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成员之一。霍尼格如此频繁地表示反对，似乎乐在其中。《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个题为“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定期专栏
[4]
，在霍尼格每一次投反对票后采访他。霍尼格不仅破坏了一个以共识为导向的美联储的形象，还在试图引起人们对这一事实的关注。这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那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引发了强烈的回响，他们经常发表讲话，出差参加相同的会议和颁奖典礼。霍尼格本来在那个圈子里很受欢迎，但现在他的同伴在与他交谈时感到不安。他们问他是否确定继续做他正在做的事情。
霍尼格和伯南克主席之间的关系虽然从未亲密过，但现在却成了敌对关系，以至于多年以后，伯南克在撰写回忆录时，把书中少有的刻薄的评论留给了霍尼格。伯南克将霍尼格描述为一个不忠诚、固执，甚至有点心理不平衡的人。
当汽车到达的时候
，霍尼格和其他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穿过酒店大堂的玻璃门走了出去，来到宽阔门廊下的半圆形车道，等着搭车。霍尼格上了车，车子缓缓驶出车道，驶入早上繁忙的车流中。从酒店到美联储总部会穿过华盛顿西北部的雾谷（美国国务院的戏称，以讽刺其发言人的发言经常含糊其词），这是这座城市中一个安静的地方，远离国会大厦和白宫周围喧嚣的街道。其中一条通往美联储总部的路线穿过华盛顿广场，这是一个小公园，公园的中央有一尊美国第一位总统的雕像，他骑着马，手中拿着一把剑，微微向后倾斜，似乎随时准备进入战场。
随着风景逐渐远去，霍尼格只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用来思考，为这一天做好准备。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每一名成员都会提出一个论点，霍尼格一直在努力准备自己的声明。那一天将要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辩论，霍尼格需要仔细整理自己的观点。
就连美联储的基本政治方向都会让局外人感到困惑。 [5] 在美国，政治争论的战线是相对清晰的。保守派想要限制政府的干预，自由派想要扩大政府的干预。每晚在有线电视新闻中上演的愤怒辩论往往源于这两种广泛的治理理论。但美联储的政策是混乱的，在这个更广泛的框架内没有多大意义。美联储内部的基本紧张关系是借用外交政策领域的术语——“鹰派”和“鸽派”来描述的。在外交政策上，鹰派主张积极的军事干预，而鸽派则通过外交支持来反对积极的干预。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术语在用于美联储时却被颠倒了过来。美联储内部的鸽派主张进行更积极的干预，而鹰派则试图限制美联储的干预范围。
美联储内鹰派和鸽派之间通常是从通货膨胀的角度来辩论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的危险状态。如果将美联储的经济学家视为一群监督经济增长的核工程师，那么通货膨胀就会被视为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灾难。上一次通货膨胀冲击美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是人们记忆中的一个混乱时期，从肉类到汽油再到房屋，各种商品的价格都在失控地上涨。当央行将利率维持在过低的水平太长时间时，就会导致通货膨胀。鹰派痛恨通货膨胀，因此希望保持更高的利率，并限制美联储的行动。鸽派不那么害怕通货膨胀，因此更愿意大量印制钞票。
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是谁在美联储内部开启了鹰派和鸽派的主题，但它一直存在。例如，珍妮特·耶伦经常被描述为鸽派，因为她支持低利率和更多干预。相比之下，托马斯·霍尼格和理查德·费舍尔则被描述为鹰派，因为他们试图提高利率，限制美联储对市场的干预。不用多说，鸽派在公众心中形象更好，谁会对鸽派有异议呢？似乎是鸽派富有同情心，想要帮助经济和劳动人民，而鹰派则更严厉，想要阻止美联储帮助劳动人民。
霍尼格在2010年的行为让他成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超级鹰派，甚至把他变成了更坏的人。从经济角度来看，他被视为史前野蛮人，经济学家称之为“梅隆主义者”，这个词源于大萧条时担任财政部长的安德鲁·梅隆。在经济学的世界里，真正的恶人并不多，而梅隆是其中之一。梅隆有一点非常出名：无情和妄想。这种名声来自他在市场崩溃时给赫伯特·胡佛总统的一条建议。梅隆告诉胡佛：让大火熊熊燃烧，让人们破产吧。他认为这次危机是一种道德清洗，为未来更好的经济发展扫清道路是必要的。据报道，梅隆告诉胡佛要“清算劳动力、清算股票、清算农民、清算房地产”，这一建议既虚幻又无情的原因在于，梅隆的经济理论是错误的。清算造成了一个失业增多、支出疲软、增长缓慢的下行周期，而且持续的时间越长，扭转这种局面的难度就越大。梅隆敦促胡佛清算这么多的价值，也就是清算了未来数年的经济增长。
不可思议的是，有些人要在2010年推行梅隆的观点，看来这好像正是霍尼格所做的。美联储试图采取鸽派立场促进经济增长。霍尼格投票反对这些计划，显然是想让美联储在人们正遭受9.6%失业率痛苦的情况下袖手旁观。极端鹰派、梅隆主义者霍尼格与时代格格不入。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托马斯·霍尼格的名声越来越固化。在霍尼格提出一系列不同意见多年之后，纽约一位自由派财经记者在被问及霍尼格时，立即回答说：“是的，他是个怪人。”大约同一时间，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谈到霍尼格时说：“他错了。”霍尼格的担忧被普遍认为是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而且这种担忧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通货膨胀从未到来。多年来，霍尼格的故事变成了一个被放错位置的《圣经·旧约》人物的故事，他不知怎么地徘徊在现代经济格局中，坚持着过时的经文，疯狂地发出“通货膨胀，更多的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通货膨胀”的警告。
历史经验表明，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6] 霍尼格只是担心通货膨胀，他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梅隆主义者。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霍尼格多次投票决定采取影响深远且史无前例的紧急行动。他相信承担危机应对者角色的美联储，可以在恐慌时期向银行业注入大量资金。当银行陷入困境时，他相信强有力的印钞政策。
直到2010年霍尼格才开始提出不同意见，当时美联储似乎承诺将美国的货币供应量维持在零水平。回顾霍尼格在2010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的言论（会议记录在五年后公开），以及他当时的演讲和采访，可以发现他几乎没有提到过通货膨胀。霍尼格对完全不同的事情发出了警告，他的警告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但他的警告对于那些不密切关注货币政治的人来说也很难理解。例如，霍尼格喜欢大谈特谈将利率维持在零的“分配效应”。
这种分配效应并不是人们会在理发店里闲聊的话题，但这件事影响了所有人。霍尼格谈论的是货币的分配，以及美联储将货币从一个经济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经济部门的方式。他还指出，美联储的政策不仅仅会影响整体经济增长，它还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转移了货币，并且鼓励或阻止华尔街等可能导致毁灭性金融危机的投机行为。这种谈论美联储的整体方式破坏了其内部鹰派对鸽派的结构。他指出的事实是，美联储可能会导致与物价上涨无关的经济崩溃。
霍尼格并不只是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闭门会议上说这些话。2010年5月，他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解释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货币政策必须不仅仅是针对通货膨胀，它是一个比这更为强大的工具。正如我们所学到的，这也是一种分配政策。”
当霍尼格谈到分配效应时
，他描述了零利率是如何造就赢家和输家的。当利率降至零，资金变得廉价时，就会促使银行发放风险更大的贷款。这是因为银行不能通过储蓄来赚取利润，而在利率更高的世界里，比如4%的利率，银行或许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利率为4%的世界里，银行可以通过将资金投资于政府国债等超级安全的地方来获得可观的回报，这些投资将为银行的贷款支付4%的利息。在零利率的世界里，情况就不同了。一家银行将资金存放在超级安全的债券中，几乎不会赚到任何钱。这促使银行在风险巨大的荒野中寻找收益。风险更高的贷款可能会支付更高的利息，或者得到银行家所说的更高的“收益率”。当银行开始追逐收益时，正如银行家所说，它们正在把资金转移到收益率曲线以外的地方，进入风险更高的投资领域。
利率为零的生活压低了银行的收益率曲线。银行会有什么损失呢？冒险的赌注其实没有任何好处。这只是维持零利率的副作用之一。多年之后，霍尼格解释道：“问题的关键，是让人们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让经济重新启动。但这也是在分配资源，分配资金的去向。”
霍尼格担心，当美联储将所有资金从安全投资推向风险投资时会发生什么。当资金被推到收益率曲线上时，就会导致霍尼格在2010年警告过的第二个大问题：资产泡沫。2008年崩溃的房地产市场是资产泡沫的破灭，2000年的互联网股市崩盘也是资产泡沫的破灭。当资产泡沫破灭时，一般公众倾向于指责站在灾难现场的人，而这些人就是贪婪的华尔街人。那些目光短浅的股票经纪人哄抬了股市，不诚实的抵押贷款放贷者助长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但在这两次资产泡沫破灭和随后的崩盘中，霍尼格都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任职，他目睹了美联储在制造这些泡沫中的重要作用。2010年11月，霍尼格担心美联储会重蹈覆辙。霍尼格的沮丧情绪在8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似乎爆发了。他说了一些大多数美联储官员从未承认至少是在公开场合从未承认过的话。央行并未将经济从2008年的崩溃中拯救出来，美联储对此负有很大责任。
霍尼格说：“我们所经历的金融和经济冲击并非凭空而来，它们发生在多年来由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推行的低利率、高且不断上升的杠杆率，以及过度宽松的金融监管政策之后。”他在那次会议上解释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并警告说，美联储可能正在犯与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同样的错误。“继续使用零利率只会增加长期前景的风险。”他表示。
霍尼格输掉了那场斗争，以及2010年的所有斗争。美联储不仅将利率保持在零利率区间，而且还在投票表决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将利率降至零利率下限以下的计划。几个月来，霍尼格一直在反对量化宽松政策，今天他也将输掉这场战斗。
霍尼格继续向南前往位于埃克尔斯大厦的美联储总部。
埃克尔斯大厦坐落在国家广场安静的角落，靠近国会大厦圆顶的另一端。以华盛顿的标准来看，这座建筑是朴素的，并不是很壮观。事实上，与林立在广场周边的博物馆和商贸大厦相比，它几乎不引人注目。埃克尔斯大厦有明亮的白色大理石外墙和矩形柱子，就像美元上的雕刻一样质朴：整齐的线条、锐利的角度、庄严的权威感。
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乘坐的汽车被引导到大楼的侧门，然后驶进了一个私人地下停车场。乘客们下车后，沿着走廊走进大楼乘坐电梯到二楼，霍尼格和其他行长一起前往委员会会议室。
埃克尔斯大厦的内部装饰像大银行和博物馆的结合体。安静的、铺着地毯的走廊上摆满了精美的艺术品，旁边的办公室很大，而且设备齐全。委员会会议室是埃克尔斯大厦里最著名的地方，而委员会会议室最具特色的是会议室中间那张巨大的椭圆形桌子，那是一块闪闪发亮的抛光木板，似乎没有尽头。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辩论时，他们聚集在这张桌子周围，一盏华丽的镀金枝形吊灯悬挂在桌子正上方以供照明。房间一侧巨大的壁炉架上有一个敞开的壁炉，对面有几排椅子，工作人员在会议举行期间一起坐在那里。他们有时会被要求在那里做报告。
趁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闲聊时，霍尼格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座。霍尼格第一次加入该委员会是在传奇人物艾伦·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时，他当时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但霍尼格在央行的经历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他历经五位主席，从20世纪70年代的阿瑟·伯恩斯开始，包括传奇人物保罗·沃尔克任内，沃尔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将利率提高到两位数以遏制通货膨胀（这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美联储从未有过一个和平、稳定的时期。事情总是在变化，一个危机总会引发另一个危机。但也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格林斯潘的继任者本·伯南克领导的那样，他改变了一切。
本·伯南克在2015年出版回忆录时
，将其命名为《行动的勇气》（
The Courage to Act
）。这个名字抓住了伯南克的理论精髓，他认为货币干预是必要的、勇敢的，甚至是高尚的。
2008年之后，伯南克推动美联储做了它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即扩大了货币基础，将利率降至零，提供了承诺利率将保持在零的“前瞻性指引”，诱使银行和投资者承担更多风险。这些咄咄逼人的行为与伯南克的举止相左。他说话温和、友好、平易近人。他那修剪得很整齐的灰白胡子使他看起来像个老人。起初，他似乎很乐意在格林斯潘的长期任期结束后担任看守主席：一个低调的管理者，以谨慎的方式悄悄地拉动货币政策的杠杆。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伯南克成为全球名人，与之齐名的还有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莫西·盖特纳。他们是处于事件中心的三人组：救助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任由雷曼兄弟破产，推动7 000亿美元的银行救助计划。伯南克成为美国经济救援行动的代言人。
与其说伯南克在危机期间很大胆，不如说是美联储在危机前行动太慢，它让房地产泡沫膨胀，影响金融体系，然后出现危机。2007年，当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开始大量违约时，伯南克在一次行业会议上指出，次级抵押贷款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危险。伯南克称：“我们认为，次贷危机对整体楼市的影响可能有限，我们预计次贷危机不会对经济其他领域或金融体系产生重大溢出效应。”
当金融体系崩溃时，伯南克有机会定义他的政治遗产。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非常适合这份工作。作为一名学者，伯南克专注于分析大萧条，并撰写了大量关于避免新萧条的方法的文章。他的核心观点之一是，美联储在20世纪30年代的行动不够大胆。中央银行紧缩货币供应实际上加剧了大萧条。伯南克认为，解决方案是在危机发生后尽可能采取激进措施。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美联储将利率降至零后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方法。他不认为零边界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其实只是另一个数据点。伯南克早在21世纪初就发表了有关这一概念的论文
，当时零利率还只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伯南克的一些想法很古怪。例如，他建议美联储可以通过无限量购买国债来限制国债的长期利率。
他讨论了一种叫作“直升机撒钱”的方式，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将其所有债务出售给美联储来大幅减税，美联储将通过印钱来购买这些债务。伯南克曾表示，日本央行可以通过贬值本币来刺激出口，从而结束日本的经济衰退，尽管通货膨胀率将跃升至3%或4%的高位。当伯南克成为美联储主席时，他已经放弃了其中的大部分政见，但他从未失去对试验的兴趣。2010年停滞不前的经济鼓励了这样的试验。经济学家们知道，要从银行业危机中复苏需要数年时间，但在金融危机发生这么久之后，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实仍然令人震惊。失业率仍保持在9%以上，经济增长依然疲软。由于存在希腊和西班牙等债台高筑的国家，危机在欧洲也愈演愈烈。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可能会在世界各地产生连锁反应。美国股市在2010年春季再次开始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5月至6月下跌了约1 000点，跌幅为9%。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此感到担忧
，但他们普遍认为不太可能出现另一场衰退。然而风险总是存在的，美联储不想被人发现自己低估了一个问题。伯南克起初只是推动将利率维持在零水平。这似乎是最安全的做法，但霍尼格开始提出异议。他在8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解释了日益加剧的担忧。
他说：“我认为这更像是种下一片荆棘，我们不是在一年后，而是要在三四年后处理它，这与我们过去所做的一样。所以我非常反对这项政策。”对伯南克来说，异议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霍尼格的异议只是一个孤独的声音。虽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内部会议有很多辩论的声音，但实际投票结果一直是11比1的不平衡结果，那个“1”就是霍尼格。
伯南克在8月发起了一场公开运动以启动他最伟大的创新 [7] ，这是美联储历史上最伟大的试验之一，即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该计划曾在金融危机期间被大规模使用过一次。但它从来没有像伯南克认为的那样，在2010年末被用作危机以外的经济刺激计划。奇怪的是，在霍尼格亲自主持的一次活动中，伯南克让公众支持以这种方式使用量化宽松政策。每年夏天，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都会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举行研讨会，这是全球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的聚会，是货币政策方面奥斯卡颁奖典礼级别的活动。这里是一个在红毯上漫步和新闻摄影师捕捉瞬间的地方。美联储主席发表讲话总是一件大事，而且伯南克在2010年没有让人们失望。他宣布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帮助美联储将利率降至零以下，并在没有其他人愿意这样做的情况下刺激了经济。报道伯南克讲话的主流媒体没有足够的词汇用来描述这位主席在说些什么。在几个月之后，“量化宽松”才成为使用更广泛的词汇（达到了它曾经达到的程度）。就连最优秀的财经记者也只是在杰克逊霍尔报道了一些听起来含糊其词的内容，是关于美联储计划购买债券、长期债务和美国国债的，这些内容听起来干巴巴的，带有专业性，并且无害。
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计划将如何运作以及打算做什么。美联储曾在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实施过一次量化宽松政策。这是一项紧急举措，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一项非常措施：美联储直接购买了抵押贷款债务以稳定抵押贷款市场。现在，伯南克首次建议美联储将量化宽松转变为管理经济的正常操作工具。
量化宽松的基本机制和目标实际上很简单。
[8]
这是一项向银行系统注入数万亿美元的计划，而此时银行几乎没有储蓄这些资金的动力。美联储将通过使用其手中已有的极其有力的工具之一来做到这一点：一群位于纽约的金融交易员已经在买卖24家被称为“一级交易商”的金融公司的资产。一级交易商在美联储有专门的银行金库，这个金库被称为“准备金账户”
。为了执行量化宽松政策，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交易员会打电话给摩根大通等一级交易商，提出从该行购买价值80亿美元的国债。摩根大通将把美国国债出售给美联储交易员。然后，美联储交易员会按下几个键，告诉摩根士丹利的银行家查看其准备金账户。瞧，美联储立即在准备金账户中凭空创造了80亿美元来完成购买。反过来，摩根士丹利可以用这笔钱在更广泛的市场上购买资产。这就是美联储创造货币的方式——它从一级交易商那里购买资产，而且只需在它们的准备金账户中创造货币即可。
伯南克计划一遍又一遍地做这样的交易，直到美联储购买了价值6 000亿美元的资产。换句话说，美联储会用它创造的钱来购买资产，直到华尔街的准备金账户里填满了6 000亿美元，伯南克想在几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在危机发生之前，要在已有货币基础上增加这么多美元需要大约60年的时间。
关于量化宽松，还有一件事使它更加有力度。伯南克计划购买长期政府债券，比如十年期美国国债，这是一件比听起来更大的事情。美联储一直在购买短期债券，因为它的工作是控制短期利率。但央行现在瞄准长期债务是出于一个战略原因：长期债务相当于华尔街的储蓄账户。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投资者可以攒钱以获得可靠的回报。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将取消这些储蓄账户。这将减少现有的十年期美国国债的供应。美联储正在创造的所有货币现在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因为它再也无法在十年期国债中找到安全的归宿。所有新的现金都被挤到收益率曲线之外，被投入高风险投资中。当时的理论是，银行现在将被迫放贷，不管它们是否愿意。量化宽松将向该系统注入资金，同时限制这些资金可能安全储存的避难所。如果2010年的经济增长乏力且脆弱，那么量化宽松将为这种局面带来更多的资金、更便宜的贷款和更宽松的信贷，诱使银行为新业务提供资金，而它们以前可能从未为这些业务提供过资金。
霍尼格一整年都在抱怨这种危险的零利率“分配效应”。在杰克逊霍尔会议现场，这些抱怨显得很古怪。量化宽松的分配效应将是美国金融界前所未见的。
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人们就量化宽松的本质展开了辩论，这是一项利益和风险都不明朗的大规模试验。反对这项计划的人比众所周知的要多。霍尼格并不是唯一强烈反对该计划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瑟和理查德·费舍尔、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弗里·拉克尔也对此表示担忧。但伯南克坚持认为这是非常时期的要求。
在9月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
，霍尼格对美联储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最简洁、最直接的批评。他指出，美国经济生活的严重萎靡并不是由银行缺乏贷款造成的，银行已经有足够的钱可以放贷。真正的问题在银行体系之外，在深层次问题不断恶化的实体经济中，美联储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将利率维持在零水平，然后向银行系统注入6 000亿美元的新资金，然而这些钱无处可去，只能用于高风险贷款或金融投机，这无助于解决美国经济的根本性失调。
“我根本不是在主张高利率——我从来都不是。我主张摆脱零利率，我不认为只要我们再增加1万亿美元的大额资金，一切就会好起来，不会的。”霍尼格说。
他警告说：“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将会推动美联储进入一个不会轻易结束的‘新体制’。在这一点上，危机应该教会我们，我们需要加强对长期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重视，而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目标。我们有分配效应，我认为我们应该非常、非常关注这一点。”
此时，霍尼格似乎有可能动摇了他的一些同事的态度。在随后的会议中，伯南克回应了霍尼格的问题，他为量化宽松政策辩护，这一辩护将成为他未来几年的主要辩护，他多次重复了这一辩护。他指出，如果美联储不进行干预，那么将会面临风险。
他说：“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没有好的选择。似乎什么都不做感觉更安全，然而我们的经济表现非常糟糕，我们的失业率非常高。所以没有安全的选择。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做出最好的判断，并抱着最好的希望。”
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辩论时，伯南克非常巧妙地拟定了辩论的措辞。通过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宣布量化宽松政策，他提高了人们对该计划将会实施的预期。这促使投机者开始交易，仿佛该计划已成定局，进而推高了一些资产的价格。如果美联储不坚持下去，那么市场可能会在几个月内下跌。
正是在这个秋天，伯南克和霍尼格之间的关系在优雅的货币政策世界里变得完全敌对了。在几个月之前的5月，霍尼格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他在采访中直接批评了零利率政策，明确警告这可能会引发资产泡沫。现在，霍尼格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量化宽松类似与魔鬼做交易。
这不同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通常使用的礼貌语言，它是一种公开的谴责。这些言论激怒了本·伯南克
，甚至可能比霍尼格的反对票更令他恼火。
11月，美联储的相关人士聚集到一起就量化宽松计划进行投票
，这场为期两天的会议在一种令人不快的基调中开始。伯南克在会议开始时对聚集在一起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发出了某种程度上的斥责。他指出，会议的信息被泄露太多了，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一些美联储官员似乎越来越自由地在公开演讲中表达自己对重要政策问题的看法。这种抱怨一看就是直指霍尼格的。伯南克说，公开这种“非常强硬、非常僵化的立场”有损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信誉。
耶伦对此表示赞同，她说：“我个人认为，让我们这个机构受到严格审查，其实损害了我们的信誉和声誉，我们承受不起。”共识很重要，向外界展示统一战线也很重要。直言不讳地表示异议就是不忠诚。这是11月2日，也就是会议第一天发出的信号。11月3日，托马斯·霍尼格和其他成员围坐在巨大的桌子旁，准备就量化宽松政策进行最后的辩论。
伯南克在会议开始时说：“大家早上好，昨天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效率提高了。”
这引发了人们的笑声。但并没有必要进行太多闲聊，伯南克很快把讲台交给他的副手比尔·英格利希。英格利希就量化宽松可能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做了长篇演讲。
美联储对量化宽松政策的研究出人意料地令人沮丧。如果美联储向银行系统注入6 000亿美元，预计只能将失业率降低0.03个百分点。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也是一大进展。到2012年底，该计划可能会创造75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这对失业率来说是一个很小的变化，但对这75万人来说却是一件大事。
英格利希说完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问了他几个问题，问题的本质主要涉及技术性，但没过多久，批评的声音就开始响起。
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杰弗里·拉克尔给出了理由，因为量化宽松的力度很小，风险很大而且不确定。“请把我算在紧张的阵营里。”拉克尔说。他警告说，在目前还没有爆发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实施该计划，只要失业率处于高位，美联储就会进行近乎永久性的干预。因此，只要失业率水平令人失望，人们就可能期望加大货币刺激力度，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洛瑟则更为直言不讳。他表示：“我目前不支持新一轮资产购买。今年夏天，美国经济经历了一段疲软期，但目前似乎正在走出低谷。”普洛瑟认为，美联储可能在其计划上误导了公众，即对其前进的道路及相关的风险给出了一种错误的确定性。他说：“我认为，如果向公众表示我们知道如何微调资产购买计划以实现我们的目标，那将是一个错误，而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该如何做。考虑到这些非常低的预期收益，我们应该更关注这个计划的下行风险。”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费舍尔表示，他对该计划“深感担忧”。当然，他没有放过使用一个贴切比喻的机会。他说：“量化宽松对市场经营者来说就像葛根，它长了又长，一旦生根就不可能修剪了。”费舍尔呼应了霍尼格的警告，即该计划将主要使大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受益，而惩罚那些为退休而存钱的人。他说：“我认为执行该政策有相当大的风险，其后果是把收入从穷人、最依赖固定收入的人以及储蓄者手中转移到富人手中。”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三四名成员投票反对任何既定计划，那将是灾难性的。这种程度的异议将向世界发出一种信号，即美联储内部存在分歧，甚至可能会逆转方向。
然而，伯南克在11月并没有面临三次异议的风险。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独特构成有关。该委员会有12个席位，其中大多数成员不是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7个席位属于美联储理事会成员，他们全职在华盛顿埃克尔斯大厦的办公室里监督这些银行，而且他们的办公室就在委员会会议室尽头的大厅里。由于一共有12位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但他们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中只占5个席位，因此这些行长轮流担任有投票权的成员。2010年，普洛瑟、拉克尔和费舍尔都不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有投票权的成员，他们只能参加会议、发表看法，但不能影响最终的计票结果。
作为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凯文·沃什尤其反对量化宽松，沃什有投票权，从量化宽松政策推出之日起，他就一直批评这项政策。他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只有40多岁，有着浓密的黑发和一张娃娃脸。由于沃什一直以来都在金融市场而非学术界工作，因此他似乎明白伯南克的计划可能会有多么扭曲。在2010年10月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沃什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指出这项试验太冒险了。他说：“我的感觉是，我们没有人真正知道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带来下行风险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我认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些下行风险成为现实，情况会变得多么糟糕。”
伯南克亲自游说沃什把担忧放在一边，与多数人一起投赞成票。在投票前不到一个月，即10月8日，伯南克向沃什承诺，如果他投票支持量化宽松，但该计划看起来确实是一个错误的话，他们可能会迅速结束该计划。沃什仍然不服气，但在10月26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沃什同意站在伯南克一边。沃什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表达了自己对量化宽松政策的保留意见，但这发生在他投了赞成票之后。
这就是霍尼格作为有投票权的成员，独自一人提出了反对这一政策的原因。在当天的会议上，伯南克要求每个成员在会议桌上分享他们的意见。当终于轮到霍尼格发言时，他首先表示自己的反对几乎完全是象征性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反对。
霍尼格说：“我强烈反对今天在这里制定的政策路线，虽然它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一些短期的改善，但并非长期的。我相信，最终会产生很多后果。经验会告诉我们一切。在我看来这一政策路线播下了不稳定性的种子。”
霍尼格警告说，美联储可能正在为另一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尽管这场危机的时间和起因无法预测。“一般来说，所谓的好处很小，风险很大。”他说。
在最后的异议中，霍尼格把自己的论点概述为三点。第一个风险是，美联储会发现，一旦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就很难结束。这将是一场相当于陷入战争泥潭的金融危机。一旦印钞开始，在什么情况下会停止呢？当失业率下降到9%、8%，甚至是更低的时候？
他说：“我认为，我们追求的将是一项无限期的承诺。无论我们怎么说，美联储在及时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方面都没有过良好的记录。”
第二个风险是，可能会损害美联储的独立性，因为它将购买大量政府债券。其明确的目标是降低这些债务的长期利率，而这可能会让美联储陷入困境。如果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就可能导致利率上升。这反过来又会给美联储带来更大的压力，迫使其继续购买国债，以便人为地压低政府借款的价格。
关于最后一个风险，霍尼格表示，该计划可能会“解除”通货膨胀预期。这与所说的该计划会导致通货膨胀有所不同。他警告说，由于新资金的流入，企业和金融投机者开始预期未来会出现更高的通货膨胀，他们将开始进行相应的投资。以上就是他使用“不稳定性”这个词时所要表达的部分内容。高风险贷款将把资产价格推高至不可持续的水平，而当这些价格暴跌时，将会导致大规模失业。
简言之，一旦美联储启动了这一计划，将会造成很多的扭曲和副作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引起大规模的不稳定甚至崩溃，就将无法结束该计划。“如果我们进一步放松政策，或者让宽松政策持续太久，我们就会超调，这与我们的长期目标不一致。谢谢您，主席先生。”霍尼格总结道。
接下来轮到伯南克发言了，他对霍尼格说：“谢谢你，现在是11点。我知道咖啡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为什么不花20分钟来用些茶点呢？”
霍尼格需要在茶歇之间做出选择。他可以走与沃什一样的道路，表达自己的保留意见，然后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投赞成票，以示团结。他也可以提出异议。霍尼格一生都是制度主义者，这是他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工作的最后一年。他将于2011年退休，如果投赞成票，他就可以轻松退休了。结果几乎已经注定，并不会因为霍尼格反对而改变。
茶歇之后，与会者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经过了更多的辩论，在漫长的一天结束时，投票开始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每一位有投票权的成员都会在议席上发表自己对量化宽松政策的看法。
伯南克开启了这一进程。
他说：“同意。”
美联储副主席威廉·达德利说：“同意。”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吉姆·布拉德说：“同意。”
美联储委员贝琪·杜克说：“同意。”
然后，轮到了霍尼格。
“恕我直言，不同意。”
在霍尼格之后，投票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同意，同意，同意……
最终的投票结果是11∶1。
伯南克将这一时刻载入他的回忆录。
伯南克写道：“没有人对霍尼格持不同意见感到惊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会议后第二天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苏迪普·雷迪的采访，并在采访中批评了委员会采取的行动。霍尼格的说法让我很恼火。”
事实上，托马斯·霍尼格关于量化宽松和零利率的所有预测都将在未来十年实现。多年之后，他没有说这样投票是因为自己很聪明。他说，选择这样投票是基于他在美联储工作30多年所学到的东西。霍尼格之所以成为美联储的异见者，是因为他在这个机构里所学到的东西，他目睹了美联储犯错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
[1] 2010年1月、3月、4月、5月、6月、8月、9月、10月和11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记录；作者在2016—2021年对霍尼格的采访；作者2020年对本·伯南克的采访：Sewell Chan, “Fed’s Contrarian Has a Wary Eye on the Past,” New York Times , December 13,2010; Ben Bernanke, The Courage to Act: A Memoir of a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Norton, 2015).
[2] Roger Lowenstein, America’s Bank: The Epic Struggle to Create the Federal Reserve , 23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6).
[3] Peter Baker, “In Republican Victories, Tide Turns Starkly,”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 2010; Kate Zernike, “Tea Party Comes to Power on an Unclear Mandate,”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2, 2010.
[4] Sudeep Reddy, “The Lone Dissenter: Kansas City’s Hoenig Stands Firm,” Wall Street Journal , March 16, 2010; Sudeep Reddy, “The Lone Dissenter: Kansas City’s Hoenig Goes Four for Four,” Wall Street Journal , June 23, 2010; Sudeep Reddy, “The Lone Dissenter: Thomas Hoenig Hits Seven,” Wall Street Journal , November 3, 2010; Sudeep Reddy, “The Lone Dissenter: Kansas City’s Hoenig Goes Out with a Record,” Wall Street Journal , December 14, 2010.
[5] 对美联储政策的观察来自对美联储现任和前任官员以及经济学家的采访；Christopher Leonard, “How Jay Powell’s Coronavirus Response Is Changing the Fed Forever,” Time , June 11, 2020.
[6] 2010年1月、3月、4月、5月、6月、8月、9月、10月和11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记录；Mary Anastasia O’Grady,“The Fed’s Monetary Dissident,” Wall Street Journal , May 15, 2010；托马斯·霍尼格的讲座，安德森·钱德勒系列讲座，堪萨斯大学商学院2010年10月26日的演讲，“Hard Choices”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政厅会议，2010年8月13日。
[7] Sewell Chan,“Fed Ready to Dig Deeper to Aid Growth, Chief Says,” New York Times , August 27, 2010; “The Economic Outlook and Monetary Policy,”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研讨会上的讲话，2010年8月27日。
[8] 这里对量化宽松政策的描述是基于2016—2020年作者对现任和前任美联储官员、金融交易员、金融分析师以及设计和实施该计划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高级成员的采访；Brett W. Fawley and Christopher J. Neely,“Four Stories of Quantitative Easing,”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 Review ，2013年1—2月；Stephen Williamson,“Quantitative Easing: Does This Tool Work？”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 The Regional Economist ,2017年第三季度； Quantitative Easing Explained ，经济信息通讯，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研究图书馆，2011年4月； QE and Ultra-Low Interest Rates: Distributional Efects and Risks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讨论文件，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