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拯救卢浮宫宝藏

1939年6月，克里斯蒂亚娜·德罗什休暑假，离开了埃及的酷热，沉浸在巴黎的蓝天白云和轻柔温暖的空气中。她刚一到巴黎，就发现这座城市美得无与伦比，栗树和梧桐树枝叶繁茂，空气中弥漫着丁香和紫藤的芬芳。

尽管天朗气清，风和日丽，但她知道这份美好就像欧洲和平的希望一样短暂。在半个大陆之外，数十万德军正在波兰边境集结。在华沙，百姓们全都在公园里挖着锯齿形的战壕，扩音器里嗡嗡作响，进行空袭警报演习。如果希特勒入侵波兰（看来很有可能），英国和法国都承诺会拿起武器保卫波兰人。当德罗什去卢浮宫看望她的那些老同事时，发现卢浮宫里一片混乱。

人们惶恐不安，一部分原因是国际形势恶化，但主要原因是战火距离法国国内越来越近。就在德罗什返回法国的前一周，法国著名艺术家安托万·华托的一幅画被盗。几天后，亨利·凡尔纳被解除了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的职务。那幅画作的丢失以一种极为尴尬的方式揭示了卢浮宫安全系统的严重缺陷。上一次博物馆出现重大失窃案是在1911年——世界名画《蒙娜丽莎》被盗（两年后被找到）。自那以后，卢浮宫一直没有加强安保措施。

被盗的华托画作是一幅穿着玫瑰色斗篷和天蓝色马裤的年轻贵族小肖像。失窃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当时有警卫在值守，而挂着那幅画的展厅里挤满了参观者。墙上挂着肖像的钢丝被剪断，显然小偷是把油画藏在了外套里，然后趁没有人注意，偷偷溜出了展厅。尽管当天晚些时候博物馆就发现了画作失窃，并立即展开调查，但同时卢浮宫竭力想要把事情隐瞒下来。不过一周后，巴黎的一家报社就得到了消息，将卢浮宫失窃一事曝光。

凡尔纳的继任者是他的副手雅克·若雅尔（Jacques Jaujard），一位深色头发，穿着优雅、相貌冷峻深沉且英俊潇洒的男人。与博物馆其他所有高级管理人员不同，他在入职博物馆之前，并没有学过艺术史，也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四十三岁的若雅尔职业生涯丰富多彩，他做过保险推销员，还当过记者，后来他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于1926年成为卢浮宫和法国其他国家博物馆的秘书长，1933年成为副馆长。

在接替凡尔纳之前，一贯以冷静、有外交手腕且注重细节而著称的若雅尔一直负责为法国的各个博物馆做战前准备工作。他已经进行过一次“演练”，即监管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Prado Museum）将500多幅绘画作品进行转移，以确保这些画作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西班牙内战期间免受空袭的破坏。普拉多博物馆里收藏着许多珍贵绘画作品，包括戈雅、格列柯、委拉斯开兹、提香和鲁本斯等名家之作。这些画作于1939年2月途经法国，被运到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附近的某个地方存放起来。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若雅尔便确信法国和英国对日益嚣张、咄咄逼人的希特勒所施行的绥靖政策不会成功。到了1938年，他便笃定战争已不可避免，并开始为卢浮宫主要艺术作品的撤离和转移做准备。同年9月，慕尼黑协议达成后不久，他下令将博物馆里一些最为珍贵的稀世名作装箱打包，随时准备用木箱运走。

当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同意将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地区移交给希特勒，然后便从慕尼黑返回时，人们普遍认为战争不会发生，和平将继续得以维持。但若雅尔对此并不认同。他告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有装箱打包的物品都不要打开，并加强了博物馆为战争做准备的工作力度，比如订购了数百个板条箱、更新文物撤离的优先顺序和疏散路线、研究如何包装和运输大型绘画和雕塑作品，并多次进行演练。

1939年8月初，德罗什陪同父母前往法国东部靠近瑞士边境的萨瓦度假，她母亲的家人住在那里。月底，她收到了若雅尔发来的电报，敦促她立即返回卢浮宫。德国刚刚与苏联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为希特勒随时入侵波兰扫清了道路。

8月25日下午，德罗什骑着自行车刚一进入卢浮宫的庭院，就看到工人们在博物馆旁边的杜乐丽花园挖战壕，以保护户外的那些雕塑，而其他人则在博物馆的许多窗户前堆放沙袋。一进入博物馆，她就加入了一支由博物馆员工和征召来的新人组成的小队，等待被分配任务。

由于巴黎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参军入伍了，若雅尔很难召集到足够的人手来进行他心中计划的大规模撤离行动。博物馆警卫，甚至包括那些在“一战”中受了伤的人、展馆负责人、博物馆技术人员、其他工作人员、艺术生以及博物馆外的平民都被若雅尔征召起来参加文物撤离准备工作，其中还包括专业的搬运工和数十名从巴黎最大的几家百货公司借来的员工。

那天下午五点，警卫们将当天最后一批参观者带出卢浮宫，并锁上了大门。片刻之后，德罗什和数百名其他工作人员开始行动，从墙壁、基座和展示柜里将成千上万的绘画、雕塑、古董和艺术品搬走。由于这次行动是最高机密，因此当晚若雅尔禁止大家使用灯光，以避免让路人看到博物馆里面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对于工人来说，只要有个小的手提灯，有点儿光亮就够了，哪怕光线昏暗点儿也无妨。

德罗什被分配的任务是负责监督工人包装物品，以及给埃及馆的雕塑《书吏坐像》和数百件其他价值连城的文物打包，其中许多文物是19世纪初让-弗朗索瓦·商博良从埃及带来的，多年来一直在卢浮宫展馆展出。除此以外，木箱里也装有其他埃及珍品——总共389个箱子——其中包括许多新发掘的文物，比如德罗什在埃德夫的赛西西特夫人墓穴中发现的物品。

幸好有若雅尔和他手底下人的精心筹划，为期三天的大规模撤离工作顺利完成。即便是卢浮宫最大的画作——委罗内塞的《迦南的婚礼》（23英尺×32英尺）也可以通过将其从框架上取下并包裹在一个巨大的橡木圆柱体上进行运输。然后一些雕塑等物品由于要么太易碎，要么太重，无法移动，其中包括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的粉红花岗岩石棺。

8月27日早上6点，经过两天不停歇地打包和搬运，一支由八辆卡车组成的车队驶入了卢浮宫的庭院。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装着《蒙娜丽莎》《书吏坐像》以及其他艺术品和古董的无数板条箱装上车。每个板条箱都标有一个圆圈，表示箱子里物品的重要程度。绿色圆圈表示重要物品，黄色的圆圈表示贵重物品，红色圆圈表示稀世珍品。装有《书吏坐像》的板条箱上标有一个红圈，而装有《蒙娜丽莎》的板条箱上标着三个红圈。

这几辆卡车只是第一批车队，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陆续有二百辆卡车分期分批地将大约两千箱卢浮宫的珍品，运送到巴黎以南约一百英里的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各个城堡里藏匿起来。每支车队都有两名展馆负责人或其他高级职员随车同行，一人在车队前面，另一人殿后。每辆卡车上都有武装警卫保护。

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9月3日，英国和法国最终对德国宣战，而此时卢浮宫展出的六千多幅绘画作品和文物中，有近90%都已不见踪影。唯一的痕迹是展厅墙上的白色粉笔标记，地板上空空如也的基座、展示柜和相框。

最初，大部分艺术品被送往卢瓦尔河谷最大的城堡香波堡（Château de Chambord），这座城堡建于16世纪，是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I）的狩猎行宫，而弗朗西斯一世与卢浮宫关系尤为密切。作为一名热忱的艺术资助人，弗朗西斯吸引了许多意大利最著名的艺术家为其效力，其中就包括为他献上《蒙娜丽莎》的莱昂纳多·达·芬奇。是弗朗西斯一世下令将卢浮宫从中世纪的一座堡垒变成了充满文艺复兴艺术品的宫殿，里面许多价值连城的珍品最初都是来自这位国王的私人收藏。

在香波堡，博物馆各部门的藏品经过检查和分类编目，再被送往附近的几座城堡。埃及文物最终被存放在库尔塔兰城堡（Château de Courtalain）。这是一座15世纪的城堡，由贡托-比隆（Gontaut-Biron）侯爵所有，他的祖先曾在美国独立革命中与拉斐特侯爵并肩作战。比隆侯爵是埃及馆负责人查尔斯·博勒的牌友，他们经常一起打桥牌。文物被存放在城堡期间，博勒负责在这里看管文物。于是博勒就住在了城堡，此外还有八名博物馆警卫也守在这里保护这些宝藏，他们分别被安置在城堡庄园的其他几座房子里。

卢浮宫的藏品被安全地藏起来，剩下的就等着战争爆发了。对于法国人和英国人来说，这段等待的时间稍微漫长了些。1939年9月，德国轰炸波兰，以使其屈服，但波兰的西方盟友们在对德宣战后，并没有真正对德军发动战争。法国和英国的回应只是派遣几支象征性的巡逻机队穿越法德边境，在德国领土上投放宣传单，然后令侦察机队飞过德国领空。

法国的正规军士兵跟德国的一样多，预备役军人比德国多得多，但法国从未考虑过向德国发动进攻。法国军事领导人似乎认为，他们要做的就是严阵以待，等待德国人愚不可及地去袭击马其诺防线，因为那里有八十七英里长的防御设施，包括地下堡垒、铁丝网、碉堡、坦克陷阱和枪炮等等，据称这条防线坚不可摧。

10月份，德罗什收到了皮埃尔·茹盖从开罗发来的电报，要求她立即返回IFAO。因为研究所里所有其他获得奖学金的考古学家都接受动员去服兵役了，可即使战争正在进行，研究所里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德罗什想方设法登上了一艘载满了酩酊大醉的年轻英法士兵的船，花了十八天的时间才抵达中东。因为那艘船为了避开德国潜艇，得绕来绕去地穿过地中海。

由于“虚假战争”仍在继续，敌对双方没有一丝真正要开战的迹象，IFAO决定继续在卡纳克古建筑群以北的一座神庙进行发掘工作。这座神庙位于卢克索附近，占地二百多英亩，是一个集合了神庙、祭堂以及其他设施的大型建筑群，但经过岁月侵蚀，如今皆已残破腐朽。卡纳克古建筑群的主神庙建于两千多年前，里面供奉着众神之王阿蒙、其配偶穆特，以及他们的儿子——月神孔苏。这座主神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宗教建筑。按照一位专家的说法，欧洲最雄伟的三座大教堂——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和米兰大教堂——加在一起都能被卡纳克主神庙轻而易举地容纳进去。尽管如今神庙已经成为废墟，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卡纳克神庙及其周围建筑“仍然能够令现代的许多建筑奇观黯然失色”。然而，尽管这座古埃及遗址令人赞叹和敬畏，但在那里工作却是一种痛苦的经历。

德罗什后来承认自己确实很幸运。她的第一次考古任务是去代尔麦地那，而这一次，她不相信自己的运气还能那么好。因为首先，与她合作的只有一名考古学家——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瓦里尔（Alexandre Varille）的法国人。此人五年前曾是IFAO的研究员，并不太喜欢与女性搭档共事。

1940年3月，两人开始了合作。而当时正值可怕的喀新风 肆虐之际，那是一种飞沙走石般的猛烈风暴，阵风风速高达每小时六十英里。在接下来的七周时间里，风暴会持续不断地袭来，德罗什首当其冲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因为在合作之初，瓦里尔就言明他习惯于只在晚上工作。这就意味着他将负责对出土文物编目和其他文书工作，而德罗什负责实际的发掘工作，而这项工作只能在白天进行，所以得忍受酷热和风暴，也是最累最苦的活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德罗什和她的埃及工人们连续不断地艰苦工作，狂风席卷着沙粒刮过他们的脸，刺痛他们的眼睛。

4月下旬，德罗什和瓦里尔收到从开罗来的消息，得知战争升级了——德国入侵了挪威和丹麦——法国政府将减少对IFAO的资金投入。在没有事先询问皮埃尔·茹盖的情况下，瓦里尔就擅自决定立即将挖掘现场关闭。第二天早上当工人们来开工时，瓦里尔宣布他们即刻起被解雇了，翌日上午可以去领之前的工钱。

工人们突然失去了生计，没有温驯地顺从，而是愤怒地大喊起来：“我们要干活！”对此德罗什一点儿也不惊讶。瓦里尔拒绝他们的要求之后，几名工人开始向他投掷石头。他惊慌失措地溜走，去叫卢克索的警察，只留下德罗什来安抚这些工人，让他们冷静下来。德罗什与工人们一起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与他们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与在埃德夫一样，她为工人们治疗疾病和伤痛，并在需要时给他们注射眼镜蛇血清。当瓦里尔带着一名警察回到挖掘现场时，德罗什正在跟工人们讨论如何解决这件事。看到瓦里尔和警察，工人们再次群情激愤，向他们两人扔石头。最后，武装警卫赶到，挖掘现场被关闭。

瓦里尔对待德罗什和工人们的恶劣态度和行径令德罗什十分愤慨，于是将他加到了令人讨厌的男性的黑名单，并且把他列在了最讨厌男性的前几名。后来德罗什发现，当她离开埃及前交给瓦里尔的所有笔记和照片都被瓦里尔以他自己的名字发表在IFAO的一份官方报告中，他凭借这份报告平步青云，一飞冲天，但他从来没有提过德罗什的名字。

1940年5月10日，德罗什身在开罗，听到了德军入侵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消息。在征服了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后，纳粹利用闪电战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肆意屠戮。三天后，当德罗什听说德国军队已经渡过默兹河进入法国时，她坚持要返回巴黎。她后来回忆说：“在那种情况下，我无法忍受远离我的国家。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情不自禁的反应。”

由于急着回到父母身边，也担心卢浮宫的安危，德罗什想尽办法终于在民用旅行停止前搭上了最后一艘穿越地中海的法国游轮。船上安装了用帆布遮盖的高射炮。在离开了亚历山大港后，海军炮手揭开了遮盖的帆布，守在大炮前严阵以待，在空中搜寻敌机。幸好，最终这艘船还是顺利抵达了马赛。德罗什赶头一班火车回到巴黎。当她到达父母的公寓时，她放下行李，与父母亲吻问安，然后匆匆赶往卢浮宫。

自从八个月前连续两天两夜不眠不休地收拾打包那些埃及宝藏之后，德罗什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当第一眼看到博物馆里空空荡荡的展厅时，她屏住了呼吸，说不出话来。她觉得这里就像一座鬼城，墙上光秃秃的，地板上到处都是空的相框，仿佛到处都有鬼魂出没。但当她进入若雅尔跟平常一样的办公室时，立刻感到安心，那种仿若来到阴间的不安感随即消散了。

若雅尔热情地跟德罗什打招呼，他一如既往地冷静、沉着，但声音中却带着一丝紧迫感。他说德罗什回来得真是太及时了。查尔斯·博勒在库尔塔兰城堡看管文物，而另一位埃及馆负责人刚做完手术正在休养，所以现在她是唯一一个能让他放心交托重任的人。

若雅尔告诉她，德国军队几乎畅通无阻地穿过了法国东北部，现在正朝着卢瓦尔河谷逼近。城堡里的大部分珍品将不得不再次被转移。库尔塔兰是距离德军前进方向最近的城堡，面临着最直接的威胁。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德罗什得立即前往库尔塔兰城堡，并在那里监督埃及文物的撤离和转移工作。

若雅尔说，贡托-比隆侯爵曾提出让我们使用他的另一座城堡，那座城堡位于法国西南部，距离图卢兹五十英里，离西班牙边境不远。从库尔塔兰转移走文物之后，德罗什将跟随那些文物一起向南行驶五百多英里到达新的藏宝之地。若雅尔会派两辆卡车和一辆车的警卫给她。

德罗什同意了若雅尔的安排，结果发现那些卡车不够大，而需要转移的木箱数量太多，卡车装不下。因此德罗什和车队不得不在卢瓦尔河谷和法国南部之间往返三次，每次都得横跨大半个法国。和以往一样，每次转移文物时，车队里都有展馆负责人和博物馆其他工作人员随车护送。但在德国入侵的混乱局势下，载运客车和汽油日益短缺，若雅尔不得不依靠工作人员和他们的朋友自愿用自己的车来弥补车辆短缺。

德罗什第一次前往库尔塔兰时，陪同她的是巴黎的法国古迹博物馆退休馆长、中世纪专家保罗·德尚。当埃及文物被运到新的存放处圣布兰卡城堡（Château de Saint-Blancard）之后，将由严肃持重的德尚来负责监管这些文物。给他和德罗什开车的司机是德尚秘书的一个朋友——一位身穿低胸连衣裙的年轻漂亮女人，主动提出开自己的跑车陪同他们一起冒险。

来到库尔塔兰之后，当“海报女郎”（这是德罗什对那位美女司机的称呼）从车里走出来时，卡车司机们都色眯眯地盯着她瞧，而城堡的女主人贡托-比隆侯爵夫人直截了当地告诉德罗什，这里不欢迎这个女人。“夫人，”德罗什回答说，“我奉劝你对她客气些，因为明天我们要去圣布兰卡，坐的是她的车。”侯爵夫人厉声说：“你怎么能跟她站在一边，胆敢违抗我！”最终侯爵夫人还是同意了让“海报女郎”留下来过夜。但第二天，德罗什注意到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侯爵夫人仍在生闷气。

把德尚和那位年轻女人以及第一批埃及文物送到圣布兰卡之后，德罗什带领两辆空卡车回到了库尔塔兰。侯爵夫人仍然对她很生气，在当天的晚宴上，还有另一位客人——一位法国将军，他信誓旦旦地说，他确信巴黎会坚决地抵抗住德国人，顿时晚宴上的气氛变得更冷了。这位将军还补充说，为了确保这一点，也为了整座城市的安全，他还特意委托了几名天主教徒做了弥撒。德罗什听了只觉得可笑，忍不住打断将军，问道：“您真的相信您的弥撒能阻挡德国人的入侵吗？”晚宴上顿时一片寂静，整个晚上没有一个人跟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说话。后来德罗什回忆说：“我在贡托-比隆侯爵夫妇那里名声尽毁，不仅仅是因为我跟一个‘街头女郎’站在了一边，更因为我是个无信仰者。”

当德罗什第三次前往库尔塔兰时，德军正涌入卢瓦尔河谷，许多道路要么被德军控制，要么被难民堵住。从1940年5月到6月间，共有超过六百万法国公民涌入南部地区，就像“被推倒了蚁穴的蚂蚁”一样成群结队地逃窜。这是自中世纪黑暗时代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流动。亲眼目睹了此次人口迁移的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说，当时的场面混乱不堪，活生生地展现了一个正在解体的社会“所有的恐慌、挫败和士气低落的丑陋面容”。德罗什仍带领着两辆卡车前行，但其中一辆卡车的司机拒绝再往前开，于是她只得带着一辆卡车前往城堡。

途中，德罗什和她的车队在若雅尔和卢浮宫行政人员暂时驻留的瓦朗塞城堡（Château de Valençay）停了下来，她向若雅尔请示最后一刻该如何往返库尔塔兰。他们之前走的路线现在已经无法通行，许多道路要么被封锁，要么被大量逃离的难民和法国士兵堵住。

当车队进入若雅尔的临时总部时，德罗什顿觉城堡瑰丽恢宏、令人惊叹。这座有着一百个房间的城堡建于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曾为拿破仑的著名外交部长塔列朗所有，被认为是法国最宏伟的贵族宅邸之一。作家乔治·桑德称其为“地球上最美丽的建筑之一”，并赞叹“没有哪位国王拥有过比这更风景如画的庭院”。

但吸引德罗什的并不是城堡本身，而是瓦朗塞公爵收集的各种珍奇异域动物和鸟类。此时此刻，那些动物和鸟类正在城堡外的空地上或奔跑，或飞翔，一派生机盎然。其中有凤头鹦鹉和孔雀，有袋鼠和美洲鸵，有猴子和朱鹭，所有这些来自异乡的动物都与本土的动物——如松鼠、鹿和狐狸等一起，共同栖息在这座城堡外的庭院里。

在这个露天动物园里，德罗什找到了若雅尔。他正在会见几位卢浮宫的展馆负责人和行政管理人员，其中一些人对离开巴黎，并将画作、艺术品和其他物品从博物馆转移出来感到非常不满。虽然一些工作人员，包括德罗什在内，对若雅尔尽一切所能抵抗德国人的决心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但另一些人则希望卢浮宫能与入侵者讲和，以便能让他们回到战前的正常生活。“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一位展馆负责人问若雅尔，“我们是学者，又不是战士！”若雅尔回答说：“话是没错。但如今不管怎么样，我们首先是法国公民。”

若雅尔不仅是卢浮宫的馆长，还要负责法国其他国家级博物馆。德罗什短暂停留在瓦朗塞期间，若雅尔要求贡比涅博物馆馆长返回去，把19世纪法国画家亨利·拉图尔的一些珍贵的粉彩画取来。但馆长拒绝了，说贡比涅位于巴黎东北部，离前线太近，他会被德国人俘虏或开枪杀死的。“几声炮响就把你吓成这样，”若雅尔冷冷地回答，“那我自己去好了。”

正在这时，站在德罗什旁边的一个男人走了出来。她认出了这个人是谁——1936年，当她带着人民阵线文化部部长让·扎伊参观埃及馆时，他是陪同的政府官员之一。此人名叫让·卡苏，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作家、杂志编辑和艺术评论家。在加入了人民阵线之后，他成为国家博物馆的一名行政人员。

时年四十二岁的卡苏正在协助看管存放在瓦朗塞的油画和其他物品。他自愿代替若雅尔前往贡比涅，请求让他监督博物馆文物的第二次转移。几天后，卡苏把拉图尔的画作完好无损地取了回来，不久之后，他和德罗什又见面了。

但在这种特殊时期，德罗什关心的只是占用一些若雅尔的时间，谈论她任务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危险的部分。在讨论了前往库尔塔兰新路线后，若雅尔告诉德罗什，除了文物之外，她还必须将城堡里的博物馆警卫及其妻子儿女都护送到圣布兰卡城堡。德罗什同意了。虽然嘴上说同意，但实际上德罗什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护送这么多人，更不用说还得运输剩下的那一箱箱文物了。

在经历了噩梦般的北上之行后，德罗什终于到达了库尔塔兰，在那里她再次激怒了侯爵和他的妻子，因为她要求侯爵夫妇为她和她的车队提供南下回程的食物。这一要求被侯爵夫妇断然拒绝，德罗什便随即宣布这些食物是若雅尔下令征用的，他们也只是听令行事。“当然了，”后来她说，“我手里根本没有征用令，但他们并不知道。毕竟，我得让我手底下的人吃饱饭，不挨饿。”

她“手底下的人”，指的是警卫和他们的家人，共有二十多人，年龄从三周大的婴儿到八十二岁的老太太。他们和剩下的几个板条箱一起被塞进了一辆卡车和两辆汽车里。返程的路与前往库尔塔兰的路程一样充满艰难险阻，但返回圣布兰卡的五百英里路程比噩梦还要可怕。道路几乎无法通行，成千上万的难民挤在那里，同时堵住道路的还有难民们的自行车、婴儿车、高高地堆满了床垫和其他家当的手推车和马车等等。德罗什时不时地就得从她乘坐的汽车里跳出来，充当交通警察的角色，指挥人们把推车、马车拉到路边，让出道来，好让她的车队通过。她和她车队的人不止一次被迫离开车，跑到沟渠和田野里躲起来，因为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时不时会飞来，在道路上低空飞行，并用机枪对准下面拥挤不堪的难民一通扫射。德罗什利用她在埃及学到的护理技能，照料受伤的难民。然而，“由于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她一次也没有被击中过。

这段看似走不到头的路程，通常只需要一天，但由于时局动荡，道路不畅，这次足足用了三天。到第二天的时候，德罗什设法从侯爵夫妇那里要来的大部分食物和水都用光了。车队在沿途路过的每个村子都停下来，去村子里的几家商店里买吃的，但店主们都坚称店里已经没什么东西可卖了。德罗什实在走投无路了，这时她突然看到了田地里有几头奶牛，它们的乳房由于充满了牛奶，看起来十分肿胀，正在田地里大声叫着。她命令她的汽车司机赶紧停车，后面的卡车和汽车也跟着停了下来。

德罗什从卡车上取了一个水桶，朝奶牛走去。小时候在萨瓦的乡下度暑假时，她和哥哥学会了挤牛奶的基本手法。现在，她熟练地运用这项技能，挤了满满一桶牛奶。她把牛奶给了孩子们以及她团队里的一些成年人。

第三天，卡车、汽车和脏兮兮且饥肠辘辘的人们终于抵达了圣布兰卡城堡。随后德罗什又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协助工作人员卸下板条箱，为那些警卫及其家人安排住房、膳食和衣物。然后，她终于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也回到了卢浮宫。后来她说：“尽管开战了，但我不想整个战争期间都一直躲在城堡。我在巴黎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4tGrvJYW+S4p//rA8pQrfVeHac9Tmv9faH3kwyi1h1pzjgVaufuuk8YrfHNKbvn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