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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罗到埃德夫的这一路上可不轻松：首先得坐夜班火车从开罗到卢克索，然后乘坐另一列火车继续向南到达埃德夫车站，再乘船穿过尼罗河到达小镇的左岸。经过超过十二个小时的旅程，克里斯蒂亚娜·德罗什终于第一次远远地看到了她要去的文物挖掘现场。眼前的景象令人惊叹，与她在帝王谷或埃及其他考古遗址看到的截然不同。
埃德夫拥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集镇，从那高耸的巨大土堆就能想象出这里曾经的繁盛。这片土丘建筑遗址有七十多英尺高，约四分之一英里长，五百英尺宽，大约有十五个足球场那么大。
这个土丘被考古学家称为“tell”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分层蛋糕，每一层都是由埃德夫历史上某个时代的废墟组成。底层大多是法老时期的遗迹，跨越了从公元前2200年至前600年的十五个世纪；再往上一层则证明了埃及帝国的衰落和结束，以及后来的两千年被外国侵略和占领的历史。波斯人是第一批征服者，统治埃及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接着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在公元前332年打败了埃及，建立了由希腊统治的政权，然而这些希腊人很快就被埃及人同化。
九年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享年32岁。他的一位希腊将军托勒密声称埃及是他的王国，并建立了世袭政权。托勒密和他的后代统治了埃及275年——从公元前305年至前30年。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位（也是最著名的一位）统治者是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Cleopatra Ⅶ），她是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和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的情人。公元前30年，当罗马皇帝屋大维的军队击垮了埃及军队，并控制了埃及之时，这位埃及艳后走投无路自杀了。
托勒密时代的建筑废墟位于埃德夫土石堆的顶端附近，不过它上面还有几层——罗马和拜占庭时期的遗迹。拜占庭帝国从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建立开始，于公元4世纪从罗马人手里接管埃及建立统治，直到7世纪时阿拉伯人将埃及征服。
对于像德罗什这样才华横溢的年轻考古学家来说，作为她亲身参与的第一个文物发掘项目，埃德夫迷人且富有挑战。这也是皮埃尔·茹盖派她来这里的主要原因。但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负责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不是法国人，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派一个女子给这位负责人帮忙。从1938年开始，IFAO聘请了一个合作伙伴——波兰华沙大学——与其合作共同进行埃德夫遗址的挖掘工作。此次携手是法国和波兰在地中海地区的首次考古合作。而领导这项工作的是卡兹米尔斯·米哈沃夫斯基（Kazimierz Michałowski），此人年仅三十七岁就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波兰杰出考古学家。在波兰，他被认为是波兰本国埃及学的开山鼻祖。
米哈沃夫斯基与茹盖是亲密的好友，他跟茹盖一样也系统地学习过希腊学，专门研究古希腊的语言和文化。他在柏林、海德堡、巴黎、罗马和雅典等大学进修过，还参与了由法国领导的对德尔斐、塔索斯和德洛斯等古希腊遗址的发掘工作。1931年，他建立了华沙大学古典考古学，此后开始专注于研究希腊在埃及的数百年历史。
德罗什立刻感觉到自己与这个高个子、深色头发的米哈沃夫斯基一见如故，十分投缘。米哈沃夫斯基留着潇洒的胡子，法语也说得很好，尽管带着浓重的波兰口音。她回忆说，米哈沃夫斯基是一位完美的绅士——是一位“有派头的贵族”，对她礼遇有加。与此同时，他还有一种调皮的幽默感，喜欢跟她和团队里的其他人开玩笑，搞恶作剧。
几个世纪以来，波兰男性一直以自己的魅力和对女性的彬彬有礼、骑士风度而自豪，因此米哈沃夫斯基以及埃德夫项目团队中的其他波兰人也不例外。德罗什不仅被他们在考古方面的能力所折服，也被他们的热情和冲劲而感染。“他们接受了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她说，“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德罗什于当年挖掘季一开始就乘船赶到了文物发掘现场，驳船从开罗沿尼罗河而上，船上还载满了给团队的食物和补给。大约四十名工人将驳船上的物品卸下之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帮助团队在挖掘现场附近的营地搭建小型军用帆布帐篷，供团队成员居住。德罗什搭好了自己的帐篷，然后把蚊帐架在自己的铁床外面，并小心翼翼地把床脚放进盛了水的杯子里，以防止蝎子以及其他有毒生物和害虫顺着床腿爬上床来。同事们还提醒她要密切注意眼镜蛇和其他致命的毒蛇，因为这些动物经常顺着帐篷底下的缝隙钻进来。
她的其他家具包括一把木椅、一张用来当办公桌的小桌子和一个三脚架，上面放着水盆和水罐。营地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所用的水均来自附近的一口井。晚上，德罗什跟其他人一样，使用汽油灯，但是灯燃烧时总会产生烟雾在帐篷里缭绕，让她很难在里面阅读或写作。
德罗什到来后不久，就发现自己每天工作竟达十五个小时。作为团队的初级成员，她除了发掘工作之外，还被分配了许多其他的任务，监督厨房就是其中之一。除了点餐和制定菜单之外，她还得时刻管着营地里招来的性格顽固的埃及厨师。这位厨师的厨艺不怎么样，个人卫生却有问题。“我一直求着他洗个澡，”她写道，“当我看见他为我们准备的各种吃食时，我开始教他到底该怎么做饭。”
每天一大早，德罗什去挖掘之前，就把当天的食材摆好。到吃午饭和晚饭的时候，她通常都是在忙着监督厨师，教他如何做饭，所以她永远都是最后一个吃上饭的人。她向厨师演示如何做各种法国菜，当厨师学会了做慕斯酱（类似于荷兰酱），并搭配上在尼罗河里捕获的鱼一起食用时，德罗什简直激动不已。
尽管厨师的厨艺有所提高，德罗什还面临着另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制定菜单——她称其为“一个真正的难题”。团队中的“一名成员是素食主义者，有一个人不吃鱼，还有一个人不吃带盐的东西，还有一个人讨厌吃奶酪。要知道此时他们身处沙漠的边缘，食材本就短缺，还得满足每个人口味上的要求，这真是难上加难”。
在监督厨房的同时，德罗什还兼任团队的护理员。她被安排负责营地的临时医务室。她以弗朗索瓦丝·布吕耶尔为榜样，为在工作中受伤或生病的同事和埃及工人们进行治疗和护理。正如她在代尔麦地那时所亲身经历的那样，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在埃及工作伴随着一系列健康上的风险，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轻微的如胃肠道不适，重一些的疾病如痢疾、肝炎、伤寒、白蛉热和疟疾等。另外割伤、动物咬伤或抓伤等都很容易感染。同样常见的还有扭伤、骨折以及其他因在挖掘现场爬上爬下而受到的外伤。
被蝎子和蛇咬伤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隐患。埃德夫有很多眼镜蛇，这些蛇十分致命。德罗什准备了大量的血清来清除蛇毒，因为被蛇咬伤的情况时有发生。用德罗什的话说，她给人注射血清的技能“相当专业”。
与弗朗索瓦丝·布吕耶尔一样，德罗什也经常遇到并非来自挖掘现场的埃及人来找她治疗。这些人来自埃德夫土石堆北面的一个村庄。一天中午过后，在进行挖掘工作时，德罗什发现在她监督下的埃及工人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正盯着从北边朝他们而来的一群人。当那群人逐渐走近时，她看到几个村民抬着一个已经昏迷的男人，而另一位村民手上高举着一条死了的眼镜蛇。那条蛇几乎有五英尺长，头被砸碎了。
这位村民被蛇咬伤了。德罗什从那些紧张又焦急的村民那里了解到具体情况，知道她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进行救治，否则这个男人就会毒发身亡。她示意村民们跟着她走，向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外的营地赶去，那群人紧紧地跟随在她身后。德罗什到达医务室的帐篷后，立刻将注射器里装满眼镜蛇血清，并在这名男子身上的三个不同位置进行注射，但对方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德罗什绝望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她回忆起父亲告诉她的一个故事。她父亲的祖父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一名法国军官，他的一名战友生命垂危，于是他给这位垂死的战友喝了半瓶酒，并强迫他跑了几分钟，终于把他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她不知道这种非常规治疗方法是否对这位奄奄一息的村民有效，但她心中的答案显而易见：试一试又有何不可呢？死马当活马医吧。于是她将半瓶尊尼获加威士忌倒进病人的喉咙里，并让他的两名同乡架着他跑。他跑了几英尺然后就倒下了。
听到营地里的骚动，米哈沃夫斯基立刻离开了挖掘区，匆忙赶回来了解情况。听了德罗什的解释，这位项目负责人勃然大怒。后来德罗什回忆说：“他那样子就好像觉得我简直是疯了。”那人都病入膏肓了，即使救他也晚了，米哈沃夫斯基大喊道。她应该放手不管，让那人平静地死去就好了。可现在麻烦了，她一插手，村里的人会把那人的死归咎于德罗什和整个挖掘团队的人。更不用说那个被毒蛇咬伤的男人是个穆斯林，从教义上来说是禁止饮酒的。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德罗什不顾疲劳和绝望，一直照看着那个被毒蛇咬伤的男人。尽管他家里的女人们围着帐篷声嘶力竭地不停哀号，但男人仍然吊着口气，顽强地活着。就在德罗什快要放弃希望的时候，那个男人突然从昏睡中醒了过来，“简直就像奇迹一般”，而且没过几天，他就完全康复了。在回去之前，男人告诉德罗什，在痛苦的折磨和煎熬中，包括被灌了一肚子威士忌的那一刻，他一直都处于半昏迷状态，但还是有些意识的。他紧紧抓住德罗什的手，大声喊道：“真是太美妙了！愿安拉原谅我，但如果能再喝一口威士忌，我宁愿被蛇咬。”德罗什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和周围的人也笑了。随着病人的康复，德罗什也从营地里的无名小卒变成了英雄。
在德罗什的一生中，她总是因为自己的性别而不得不提防各种针对她的明枪暗箭。但她在埃德夫兼职厨房监督和护士时——当然这些都是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女性角色——却从未受到过性别带来的困扰。事实上，她为自己出色的表现而感到自豪。也许她心中没有一丝怨气和不满，是因为她对整个团队的照顾令米哈沃夫斯基和他的波兰同事们十分感激。“一开始，他们把我当成小妹妹看待，后来我成了照顾他们的妈妈。”德罗什回忆道。并且她记得米哈沃夫斯基时不时地对她说：“要是没有你，我们可怎么办啊！”在那段时间里，德罗什自己却从没生过病或者受过伤，反而总是一次次被要求“治疗我的男同事，显然他们的体质比我弱”。
米哈沃夫斯基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对德罗什这名考古学者非常看重，这无疑是对她的极大帮助和支持。德罗什到达挖掘现场后不久，米哈沃夫斯基就告诉她，他需要她的帮助。作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方面的专家，米哈沃夫斯基和他的团队中其他的波兰人主要负责土堆上层的挖掘工作，因为上层部分包含希腊、罗马和拜占庭时代的遗迹。而德罗什和她的法国同事们则主要在土堆靠近基底的部分进行挖掘，因为那里是法老时期的废墟，而米哈沃夫斯基对法老时期的文物知之甚少。他渐渐发现，由于德罗什有在卢浮宫工作的经验，对于出土的古埃及文物，她比挖掘现场的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因此他便将法老时期出土的所有文物都交由德罗什负责。
德罗什自己也承认，这项工作正中她下怀。“其他一些埃及学家对古埃及文物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书本，而我与他们不同，我曾经在卢浮宫清点过马里耶特等人从古埃及遗址带回来的文物，因此我对古埃及的日常物品有过实际的接触和亲身体验。”每天晚饭后，她都会花上几个小时仔细检查和拍摄当天出土的文物，然后把它们一一编目记录在她的日常挖掘日记中，就像贝尔纳·布吕耶尔在代尔麦地那教她做的那样。
在进行挖掘的那段时间里，她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了，先是摸着黑准备早餐，然后在早上5:30之前到达指定的挖掘现场，为当天的工作做好准备。团队中的每个专业人士都有自己的工头和工人。这些工头和工人们在考古学家的监督下动手挖掘。在德罗什负责的现场，挖掘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且非常谨慎：因为项目负责人警告她不要挖得太深，否则会破坏整个土堆遗址的稳定。
挖掘文物这项工作本就需要精心细致，十分复杂而困难，可无处不在的扬尘却使得挖掘工作难上加难。如烟似雾的扬尘足有六英尺多高，只要挖掘现场有任何动静，都会搅起一阵尘埃。这种颗粒细小的尘埃是由一种叫作“sebakh”
的泥砖经过许多个世纪的腐蚀和分解而成的，它们聚集起来形成巨大的尘埃云团，仿若一层厚厚的灰色面纱，笼罩着在挖掘现场的每一个人。满身灰尘的德罗什和她的同事们离开挖掘现场去吃午饭时，他们一个个看上去就像恐怖电影里的僵尸。因此，他们需要轮流在营地的两个大镀锌铁桶里洗个澡，然后才去吃饭。每天挖掘工作结束之后，吃晚饭前，他们也同样先去洗澡。
在埃德夫的整个工作期间，德罗什一直谨记她从布吕耶尔夫妇和雅罗斯拉夫·切尔尼那里学到的东西。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去熟悉和了解与她一起共事的埃及工人，并对他们以礼相待，尊重对方，不要像她认识的其他法国埃及学家那样，“对埃及工人颐指气使，态度恶劣，把那些工人视如草芥”。
作为一名遭受过同行同样对待的女性，德罗什绝对不会以那些傲慢自大的人为榜样。在埃德夫，她努力学习阿拉伯语，以便能够直接与工人们交流。尽管她自己也承认，她一开始的时候虽然很努力地学，但并没有什么成效。在她职业生涯的后期，她讲述了一个故事，她让工人给她拿一把小刀，她要用小刀在木桩顶部切一个缺口，然后在缺口处插上一张卡片，上面标注上新发现的位置。至少，她是这么想的。可工头却一脸疑惑地看着她。于是德罗什态度更坚决地重复她的要求，工头点了点头，转过身朝四名工人大声地发号施令。那四个人立即冲向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外的营地。德罗什越想越气恼，完全搞不懂工头是不是“脑子迷糊了，找个小刀而已，竟然派了四个人去”。于是她埋怨起工头来，但工头一再“热情地”向她保证，她要的东西很快就能给找来。
最后，在工头大声的催促下，那四名男子跑了回来，抬着营地的一个便携式帆布帐篷厕所，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德罗什面前。德罗什盯着移动厕所看了一阵，然后哈哈大笑，笑得直流眼泪，那几个埃及人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也跟着捧腹大笑。在一阵灰蒙蒙的扬尘中，德罗什画了一个小刀的象形文字。“啊，”工头说，“你的意思是sekkini啊。”那一天，德罗什说：“我又学会了两个阿拉伯词——厕所和小刀。”
工人们每天上午休息时，经常邀请德罗什和他们一起品尝他们带来的家常小吃，比如洋葱、煮熟的鸡蛋、奶酪和面包等。“埃及人都十分慷慨好客，”德罗什后来回忆说，“即使一群穷人在一起，他们也会平等共享食物以及其他资源，所以没有人会因缺衣少食，活不下去”。德罗什与手底下的埃及工人以及其他埃及人打交道的同时，也被埃及人热情合群、率性洒脱和幽默风趣的品质所吸引。
随着德罗什的阿拉伯语水平不断提高，她能更好地理解工人们在说什么。她喜欢在休息的时候听工人们之间的对话，也喜欢在工作时听他们吟诵圣歌。这些圣歌“帮助他们保持挖掘的节奏”，她说：“但也被用作相互交流的一种方式，他们可以借此传递信息，告诉对方村子里的近况，以及在挖掘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听到一个工人对其他人喊道：‘瞧，厨师来了，正朝那位女士走过去呢。他是忘了午饭要做什么了吗？’”
在挖掘季临近结束时，德罗什受邀参加一名埃及工人的婚礼。她看着结婚仪式的举行，特别是当看到亲朋好友们排成长长的队伍向新婚夫妇赠送礼物时，她突然感到震惊不已，因为这一幕跟代尔麦地那郊外祭庙墙面壁画上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后来她在书中写道：“都是相同的姿态，相同的神情，传承了一代又一代，跨越了数千年，竟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埃德夫的时光漫长又艰苦，工作和生活条件也很简陋——这还是委婉的说法。但德罗什在这里感觉完全像是在家一样。她与参与挖掘工作的所有人都关系融洽，亲如一家，只有一个人例外：一位年轻的法国同事，和她一样是IFAO的常驻研究员，已经在埃德夫遗址工作了两年。
德罗什和这位法国同事总是意见不合，争论不休，主要是在政治问题上。对方是法国一个极右翼反民主团体的成员，而德罗什则坚决地拥护人民阵线。两人之间总是爆发激烈的对抗，最厉害的一次差点儿动起手来。那一次争吵导火索是德雷福斯事件，这是一场有关政治和刑事司法制度的丑闻，震惊了19世纪末的法国，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发酵，使得整个国家四分五裂。事件涉及了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犹太陆军上尉，他被诬告向德国人传递军事机密，并被判刑。虽然最终德雷福斯被证明是清白的，但军方和其他右翼团体中的许多人仍持不同意见，认为他有罪，当然也包括德罗什的这位同事，他始终坚持德雷福斯是叛国者。
但最让德罗什受不了的是这位同事总是不断地抱怨，几乎对所有事情都不满，包括他在埃德夫的两年里考古工作没有任何重大发现。而相比之下，德罗什初到埃德夫刚刚几个月，就有了两次重大发现。第一次是在一个墓穴中，挖掘到了一群年轻裸体女子的小雕像，女子的头发上戴着奢华的装饰物，被埃及学者们称为“死者的妃子”。按照德罗什的说法，这群女子被安置在男人的墓穴里，“这样一来，这些主子们还可以在来生有些乐子”。正如德罗什后来所发现的那样，古埃及人这样做不单纯是为了享乐，目的更为复杂。这些女子是旺盛生育力的象征，她们会保佑墓葬主人顺利重生，并在来世子嗣繁茂。此次发现后不久，德罗什和她带领的团队又发现了一个精致小巧的浅浮雕碎片，上面雕刻着托勒密时代一位年轻美丽女神的侧脸。女神身穿精美华丽的刺绣长袍，头戴精雕细琢的假发，胸前戴着珠宝项链，脸上带着神秘的微笑。
德罗什的法国同事不仅对德罗什的成功感到嫉妒，也对她在挖掘现场的出色表现感到气愤。于是这位同事要求米哈沃夫斯基准许他跟德罗什互换挖掘地点。当波兰人向她提出这个请求时，神情明显很尴尬。他恳求德罗什能宽容大度地体谅同事一下，他说：“克里斯蒂亚娜，你就算可怜他吧。这家伙也挺倒霉的，来这儿两年了，什么成果也没有。”多年以后，德罗什回忆起这件事说道：“我知道要换作是别人，肯定会拒绝，但米哈沃夫斯基说服了我。翌日早上，我和我的同事就交换了挖掘场地，他去了我那儿，而我去了他那儿。结果幸运女神再次对我展露笑颜。”
她的新挖掘场地附近是公元前2200年古埃及政府最高大臣伊兹（Izi）的陵墓。伊兹死后被尊为“永生神”。伊兹的陵墓建在地上，是一座由泥砖砌成的平顶矩形结构——在法老统治早期，埃及地位显赫之人的墓室通常都采用这种风格。埃及学家将这种墓室结构称为“玛斯塔巴”（mastabas）
，其造型跟阿拉伯村庄房屋前常见的长椅很相似。
伊兹的陵墓在他死后变成了一个祭拜之地，在此之前许多考古学家已经对这座陵墓周围进行了详细而彻底的探索，并且一致认为，这里已经没什么可探寻的了。尽管如此，德罗什还是继续在附近进行挖掘，她希望哪怕在这片区域找到一块石碑也好——一块刻有象形文字的竖向石碑，或者找到其他一些能引起她兴趣的小物件也行。
经过几天徒劳无功的挖掘之后，一天晌午，她的工人发现了一个石阶。德罗什激动地屏住了呼吸，在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挖掘过程中，大家一言不发。后来他们又清理出了几级台阶，他们沿着台阶一直走到一扇门前。发现一座从未被染指过的陵墓是每个埃及学家的梦想，但真正实现梦想的人寥寥无几。因为大多数法老和古埃及贵族的坟墓已惨遭劫掠，有些甚至在他们死后没几年，陵墓就被洗劫了。这就是为什么图坦卡蒙完整的陵墓被发现能如此轰动，引人注目。德罗什从不敢奢望自己能像霍华德·卡特等人一样成为极少数幸运儿中的一员。
但事实上，她真的被幸运女神选中了。她和她的团队发现的这座墓穴完好无损。当他们强行把墓室门打开时，甚至可以在地上看到三千多年前封门的工人或神职人员留下的脚印。德罗什后来回忆说：“那一幕我永生难忘。”
事实证明，这座陵墓是维齐尔伊兹的妻子赛西西特（Sechséchet）夫人的陵墓。她的石棺周围摆放着形形色色、种类丰富的纯金制品、珠宝，以及用雪花石膏、铜和方解石制成的各种物品，其中有花瓶、油灯、盛放香水的杯子、上釉的赤陶餐具、食物以及葡萄酒罐等等。最重要的是，竟然还有剃须刀片，几乎比现代人使用的大不了多少。在工人们的帮助下，德罗什仔细地对墓地的各种物品进行拍摄、绘图和测量，然后把它们包裹起来放进篮子里。
日落前，德罗什和她的工人们将宝库里的大部分物件清理完毕，然后带着他们发现的宝藏返回营地。后来，她回忆说：“我看到工人们排成一条长队，列队走过，手里拿着无数珍品。那种欣喜之情真是无法形容。”米哈沃夫斯基和其他大多数同事都对德罗什大加赞赏。接受了大家的表扬和称赞后，德罗什便急匆匆前往营地里存放所有出土文物的木屋，如饥似渴地准备对物品进行更仔细的检查，并开始编目记录。她正赶去营地的木屋时，突然看到有两辆从埃德夫来的汽车，正朝营地驶来。她不想被来访者拦住，于是快步冲进小木屋并关上了门。
德罗什走进了小屋，身上还满是灰尘，都是下午跟工人们干活时弄上去的。她跪在地上，打开了包着文物的包裹，逐一检查物品。几分钟后，她听到米哈沃夫斯基大声说道：“陛下大驾光临，一定要来看我们的新发现。”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她的上司叫她出来。“克里斯蒂亚娜，”他说，“暹罗国王来访，要见我们。”
正全神贯注工作的德罗什突然被打扰，立刻恼羞成怒。米哈沃夫斯基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还开玩笑呢？埃德夫这么偏僻的地方，连普通游客都几乎没见过一个，更不用说皇室成员了。于是她没有理睬，继续工作。几秒钟后，门开了。米哈沃夫斯基说：“陛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进吧。”
德罗什急忙站起来，转过身，正要开口呵斥，突然看到面前站着一个身材矮小的亚裔男子。那人身量比她高不了多少，身后还站着几个亚洲人，此外随同而来的还有埃及官员和警察。此人的确是暹罗国王，他带着家人在埃及进行为期一周的旅行，此时正好来到了埃德夫。德罗什羞恼得脸色通红，连忙道歉，然后将当天发现的文物拿出来给这位国王及其一行人观看并进行简短的讲解。
在发现赛西西特夫人的陵墓以及国王到访后不久，埃德夫的挖掘季就结束了。对德罗什来说，她的第一次挖掘可谓是大获成功，硕果累累。她不仅向反对她的人证明了他们所说的女性受不了挖掘现场的艰苦环境是错误的，而且还向所有人展示了她的人格魅力，并且在整个挖掘季里，她是团队里取得最重大发现的人。同样重要的是，她与米哈沃夫斯基以及团队里的其他同事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事实上，整个团队里的人都变得亲密无间，以至于离开埃德夫后，大家还约定了一起度假，乘坐桨轮汽船沿尼罗河前往苏丹。
正是在这次旅行中，德罗什第一次看到了阿布辛贝的神庙建筑群，这些神庙直接建造在俯瞰尼罗河的砂岩峭壁上。她记得，当她看到最大的神庙前四尊雄伟的巨型雕像，看着雕像直直地凝视着尼罗河时，她简直惊得目瞪口呆。这四尊雕像都坐在宝座上，每座雕像都有六十多英尺高，他们都代表着拉美西斯二世。拉美西斯二世是一位伟大的法老，而这些神庙是他于公元前13世纪中期下令建造的。
克里斯蒂亚娜·德罗什和埃德夫团队的另外两名成员在沙漠远足，1938年
在度假期间，德罗什、米哈沃夫斯基和其他同事计划来年重聚，在塞塞比遗址进行新一轮的发掘。塞塞比是埃及和苏丹边境附近的一座古镇，也是古埃及最具争议的统治者阿肯那顿法老建造的一座神庙的所在地。1939年，“二战”的爆发使得挖掘此地的计划不得不终止，不过在战争开始前，一直与德罗什保持联系的米哈沃夫斯基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根据埃及政府的规定，所有发掘出土的文物都必须运往开罗的埃及博物馆，由那里的官员决定哪些文物留在埃及，哪些可以分给考古学家所在的国家博物馆收藏。米哈沃夫斯基要求德罗什发现的文物都由卢浮宫接收。因此，就在战争开始前，卢浮宫博物馆收到了几个板条箱，里面装有托勒密女神浮雕和赛西西特夫人墓穴中的多件文物。
战争结束后，时任卢浮宫埃及馆馆长的诺布勒古也投桃报李。米哈沃夫斯基在战前被任命为波兰国家博物馆副馆长。1939年9月，希特勒入侵波兰，他投笔从戎，与德军作战。后来他在战争中被俘，在德国的战俘营度过了六年。在那里，他通过向其他的盟军战俘讲授埃及学来消磨时间。1945年，他回到华沙。1944年华沙起义后，那里就被德国占领者摧毁殆尽。国家博物馆是损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整个建筑损毁严重，里面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炸毁。为了帮助博物馆的埃及馆恢复重建，德罗什为米哈沃夫斯基送去了一大批来自卢浮宫的文物，租期为九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