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开罗剧变

克里斯蒂亚娜·德罗什回到了每天在卢浮宫和父母公寓之间两点一线的半修道院生活。但这种生活是短暂的，这让她甚为宽慰。艾蒂安·德里奥东、贝尔纳·布吕耶尔和雅罗斯拉夫·切尔尼都对她大加赞赏，他们的赞许提升了她的声誉，为她今后成为一名前途无量的埃及学家增加了筹码。1938年，她获得了法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前往开罗在精英荟萃的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学习。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东方考古研究所是法国出类拔萃的年轻考古学者们心心念念向往的地方。德罗什是第一位获得三年奖学金的女性，有了这项奖学金，她可以每年在埃及生活九个月，并参加该研究所出资进行的各种文物发掘项目。

IFAO位于开罗阿拉伯区的一座洞穴般的前皇宫内，德罗什将会对开罗这座城市慢慢了解和熟悉。自公元969年以来，开罗便一直是埃及的首都，也是埃及唯一并非源自埃及古代文明的主要定居之地。这座城市是由埃及的阿拉伯征服者建立的，整座城市都深受大多数阿拉伯人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的影响。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清真寺几乎遍布开罗的每一个社区，宣礼员每天在清真寺的宣礼塔上召集信徒祷告五次，虔诚而嘹亮的祷告声在大大小小的街道上回荡。

在IFAO所在的社区，大多数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女性都头戴面纱，只露出眼睛。IFAO负责人皮埃尔·茹盖的妻子提醒德罗什，为了避免引起周围阿拉伯人的不快，她绝不能独自一人走在阿拉伯区里。如果她坐电车去开罗市中心，她必须乘坐所谓的哈莱姆车 ——专门为女性准备的车。

但当德罗什小心翼翼地走出阿拉伯区时，她发现开罗的其他地方其实是非常国际化的——而且从城市创建之初就已十分开放。自中世纪以来，这座城市一直都是中东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几个世纪以来，开罗的码头始终熙熙攘攘、热闹喧嚣，来自地中海各个地区和角落的人在这里进行贸易。

在19世纪，奥斯曼帝国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将大批欧洲人引入多语言、多种族混居的开罗。作为一名受雇于土耳其苏丹的阿尔巴尼亚士兵，穆罕默德策划政变，导致了埃及前任总督的倒台，并于1805年继任为埃及新总督。自此，他确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建立了统治埃及一个半世纪的王朝。

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继任者们决心迫使将埃及的封建社会转变成现代社会。他们打开了欧洲投资的大门，主要对象是英国和法国。英法两国在埃及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同时也促使开罗大部分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改变，其中以法国的影响力最为显著。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赫迪夫·伊斯梅尔曾在巴黎留学，对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翻修改造大为赞叹。奥斯曼的修缮和改造包括新建了一系列的公园和广场、宽阔的林荫大道，以及优雅的石砌公寓楼，这些公寓楼配有锻铁的阳台和高高的百叶窗。于是伊斯梅尔下令在开罗建造一个新区，采用巴黎风格的城市规划，以宽阔的林荫大道和优雅的奥斯曼式公寓楼为特色，街道两旁种满夹竹桃和蓝花楹。

尽管在开罗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人是法国人和英国人，但贸易和商业机会也吸引来了许多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其中包括意大利人、希腊人和马耳他人。此外，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土耳其人也大量涌入，使开罗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喧嚣忙碌，车水马龙。

开罗市中心尤为拥挤不堪。街道上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满载着乘客的有轨电车艰难地穿过成群的自行车、驴车、堆满蔬菜和其他食物的马车，以及赶着骆驼和羊群的队伍。嘈杂声刺耳，至少有十几种语言同时灌入耳中，同时空气中飘散着各种气味，包括煤油、香料、煎鱼、熏香以及动物粪便等等。20世纪30年代在埃及长大的英国小说家佩内洛普·莱夫利回忆道：“这些气味丰富且有烟火气，并不难闻，是开罗必不可少的元素，就像看不见的昆虫发出的热量和噪声。”

起初，德罗什对开罗的喧嚣和纷乱感到忐忑不安，后来她渐渐喜欢上了开罗丰富多彩的街头生活中蕴含的活力和异国风情——街头有魔术师的表演，有带着猴子拉手风琴的艺人，有小贩售卖着橘子、椰枣、烤肉串和炒瓜子，甚至还有穿梭在人群中趁人不备当小偷的孩子。

然而，与此同时，德罗什越来越感受到这座城市里贫富间的鸿沟。“富人”在埃及社会中只占极少数，大多是知识分子、有钱人以及像她这样的外国人。在开罗，绝大多数的居民是“穷人”。德罗什在街上看到几乎无处不在的贫穷迹象，比如瘦骨嶙峋的男人，他们佝偻着腰在街上赶牲畜；还有在街角乞讨的女人，她们面容憔悴，眼神中流露出悲伤；还有衣衫褴褛的孩子和婴儿，他们脸上长满疮，嘴边和眼睛周围爬满苍蝇。

在某些方面，埃及及其首都的现代化的确取得了成就。比如，引入了棉花等经济作物来提高出口；建立工厂和磨坊以减少进口；另外还修建了道路、桥梁和水坝，改善了交通和通信。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在费拉欣 的艰辛劳作下得以实现的。他们被统治者强迫征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这些大型项目的建设。19世纪末，在卢克索定居的英国女子露西·达夫-戈登写道：“几乎每一座城镇和村庄里身体健全的男丁都被搜刮走了，他们被指使着挖运河、架桥梁、筑堤坝、修铁路，像奴隶一样辛苦工作，一干就是很多年。”而这些费拉欣劳动的回报却少得可怜，甚至没有任何报酬。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民们的处境比以前还要糟糕。

埃及现代化的进程除了加剧绝大多数埃及人的贫困和被压迫之外，还带来了另一个沉重的代价：国家主权的丧失。事实上，埃及统治者为了换取外国的更多保护和投资，将国家的管理权交给了欧洲人。19世纪末，在法国外交官费迪南德·德·雷赛布的说服下，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兼继任者赛义德帕夏批准法国商团和企业修建苏伊士运河，这更加强了欧洲人对埃及的统治。这条运河于1869年开通，连接地中海和红海，使从西欧前往印度以及近东和远东其他地区的船只可以直接通航，而不必绕道非洲一大圈。

事实证明，修建运河的协议对法国人的好处远远大于埃及人得到的好处。埃及除了保证为建造工程提供劳动力（估计有十二万名工人在此合作项目中死亡）外，埃及政府还被迫向苏伊士运河公司做出代价高昂的让步和妥协。有证据显示，埃及从运河运营中获得的收益远远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为此。赛义德开始大量借贷，以试图稳定埃及的经济，并为埃及的许多现代化建设项目买单。到了他的继任者伊斯梅尔帕夏统治时，政府的债务累积得更多了，到1875年，债务已高达4.43亿美元。

由于无法支付越来越高的利息，埃及领导人于1875年被迫出售埃及在运河中44%的股份，以筹集现金。而买家正是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及其所领导的政府。在运河开始施工建造之前，英国认为该项目成本过高，几乎不可能实现，因此并没有参与此项目。但后来运河项目被证明在技术和经济上皆取得巨大效益和成功，且当时英国船只占据运河交通量的一半以上，于是英国领导人很快改变了主意。凭借44%的股权份额，他们在运河运营业务中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运河股份出售后的第二年，英国和法国联合打压负债累累的埃及政府。在债券持有人和两国政府的施压下，埃及被迫接受英国和法国对其经济的控制，直到数额惊人的借款还完为止。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官艾弗林·巴林（Evelyn Baring）被任命为埃及总管，负责收取债务。假以时日，巴林及其带领的行政官员们，其中大多数是英国人，定会成为埃及实际的统治者，管理埃及的政治和经济事务。

英国人和埃及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英国人对这种情况十分认同。英国历史学家艾伦·奥尔波特写道，他们抵达埃及时，“也把英国人对种族的所有看法都打包带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着自己作为白人的优越感，以及白人地位至高无上、不可撼动的坚定信念。这种观念导致了他们对非欧洲人的态度——即在对方势头正旺时，他们就摆派头，拿腔拿调；而在其落魄时，他们便变得面目丑陋，趁机报复。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粗暴行为使得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一样难堪”。在开罗，英国人禁止大多数被英国人蔑称为“鬼佬”的埃及人进入他们开设的俱乐部以及其他社交聚会场所，比如结基拉体育俱乐部、赛马俱乐部和谢菲尔德酒店等等，英国人空暇时间大多在这些地方消遣娱乐或休息。

巴林确信埃及人没有能力自治，因此他决定让埃及人留在自己应该存在的位置。他并没有通过资助或补贴埃及本就为数不多的小学来扩大他们的教育机会，反而下令提高这些学校的学费，以减少入学人数，从而确保只有数量有限的学生能够升入中学或高等教育机构。埃及人抱怨他们得不到好的工作，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有限。这位埃及总管担心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会站起来反抗英国和法国的统治，因此对于埃及人的抗议置之不理。他还特别坚决地要求埃及女性绝不可得到任何独立自主和出人头地的机会。

巴林的担心其实是有根据的。事实上，英国接管埃及后不久，埃及军队内部就开始酝酿着叛乱的气息。1882年春天，一名埃及陆军上校领导了由数千名军官和士兵组成的起义军发动叛乱。他们试图废黜当时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曾孙陶菲克帕夏，并结束英国和法国对埃及的控制和影响。

陶菲克帕夏呼吁统治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帮助平息叛乱。但苏丹不愿出兵对付反对外国殖民统治的穆斯林同胞，因此拒绝了陶菲克帕夏，这便为英国干预打开了大门。在亚历山大港街头爆发暴力叛乱后，英国舰队轰炸了这座海滨城市，英国军队将激烈的抵抗镇压下去，然后占领了亚历山大港。在这场战斗中伤亡的埃及人达数千名。为了展示武力，以示震慑，英国军队随后在亚历山大港、开罗和埃及其他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区街道上游行，然后返回军营。

亚历山大港暴力事件发生后，英国人创立了一个后来被称为“含蓄保护”的措施，形式上给予埃及人有限的独立，但实际上却对这个国家严加控制。根据这一措施，埃及理应有权控制自己的国内事务，而英国则保留了对国防、外交和通信安全等方面的控制权。然而，埃及人很清楚，即使在他们理应拥有权力的范畴内，如果与英国出现利益冲突，都会以埃及的失败而告终。

1914年“一战”开始时，英国发现自己即将与奥斯曼帝国开战。而严格说来，埃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于是英国以此为借口，放弃了给予埃及有限独立的伪装，宣布埃及正式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但战争结束后，埃及民族主义者于1919年再次发动了起义。英国当局对此感到很意外，随即采取了之前策略的变体，即用英埃盟约方式取代了保护国政策。该盟约同意埃及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实现独立。然而，这里同样存在一个重大问题：英国将保留在埃及驻军的权力，以及任命政府各部门顾问和常任官员的权力。换言之，埃及只拥有名义上的自决权。

尽管如此，埃及还是在1922年2月28日大张旗鼓地宣布独立。两周后，穆罕默德·阿里的另一个曾孙、陶菲克帕夏的兄弟苏丹福阿德成为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Fuad Ⅰ），并任命了新首相。但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军队的高层仍由英国人主导，英国人也继续控制着埃及的银行系统和商界。

然而，尽管英国在埃及拥有强大的权力，但他们并非将一切都尽数控制。英国人在政府和经济上占据主导作用，但法国在其他领域，尤其是文化、新闻、医学和教育领域仍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拿破仑在埃及的军事远征以失败告终，但这次军事远征为源源不断涌入埃及的法国各类专业人士打开了大门。这些人当中，除了探险家和考古学家，还包括医务人员、建筑师、律师、工程师和教育工作者。19世纪初，穆罕默德·阿里授权一位名叫安托万·克洛特的法国医生，按照法国的体制改革埃及的医疗系统。1836年，克洛特受命负责全国的医疗保健工作。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们则创办了许多私立学校。从1844年起，这些学校向埃及学生开放。法语成为埃及知识分子、政府、商界和文化界人士以及埃及其他精英阶层的通用语。正如一位埃及学家所说：“说法语就是将开罗视为家，将巴黎视为世界的中心。”法国喜剧团和巴黎歌剧院经常访问开罗，埃及的富人们更喜欢法国风格的服装、家具和其他生活用品。

当然，正如法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所做的那样，他们仍控制着埃及的考古领域。法国人不仅监督埃及所有的文物发掘工作，也监管着挖掘出的宝藏。埃及的两个主要文化机构——文物局和埃及博物馆，依然由法国人领导，里面的专业工作人员也都是法国人，只有一个人例外。

1886年，应埃及政府的要求，当时的文物局局长欧仁·格雷博极为不情愿地同意聘请一位名叫艾哈迈德·卡迈勒（Ahmad Kamal）的年轻埃及人担任文物局的助理局长。会说法语的卡迈勒曾在博物馆担任翻译，是第一位在这个精英领域获得专业职位的埃及人。

格雷博和他的继任者们坚持在文物领域不用埃及人。在卡迈勒在文物局工作的二十八年里，他多次得到提拔。尽管他一再恳求，他的法国上司始终拒绝考虑培训或任命更多的埃及同胞从事文物工作。1914年，在又一次发出同样的呼吁之后，时任文物局局长皮埃尔·拉考反驳说，除了卡迈勒，没有一个埃及人表现出对这个专业领域的兴趣。“啊，拉考先生，”卡迈勒悲伤地回答，“在你们法国人领导文物局的六十五年里，你给我们机会了吗？”

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埃及人才有机会接受埃及学的教育和培训，成为专业的埃及学家。

1880年，法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埃及考古领域的控制，并成立了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这是在埃及成立的第一个欧洲考古类机构。IFAO的成立实现了1789年随拿破仑远征军一同而来的学者们的梦想：在埃及建立一个永久的前哨基地，使法国科学家们可以致力于对尼罗河流域展开研究，并且为卢浮宫和该国其他博物馆获取更多的文物。

在研究所建立的最初几年里，研究人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复制和印刻陵墓、神庙和其他著名遗址（如帝王谷）里发现的象形文字铭文。直到1899年冬，他们才开始第一次文物发掘行动。

IFAO在开罗的大本营设在穆尼拉宫（Mounira Palace），该宫殿是以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女儿穆尼拉公主的名字命名的。1854年，穆尼拉公主嫁给当时埃及统治者的儿子后，被赐予了这座宫殿。这座豪华的宫殿有庄严气派的楼梯、高耸的门厅、郁郁葱葱的花园和草坪，作为开罗顶尖文化机构的所在地再适合不过。法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在此举办各式各样、五光十色的派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访者相谈甚欢。

毫不奇怪，IFAO也是男性特权的堡垒，正如德罗什所说，这里是一个“充满嫉妒的封闭环境，只有年轻男性才受欢迎”。这个机构也因明显缺乏合作精神而闻名。20世纪20年代末，雄心勃勃的年轻埃及学家之间关系紧张，内讧不断，以至于法国政府不得不决定任命皮埃尔·茹盖取代身为埃及学家的现任研究所所长。皮埃尔·茹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希腊学家，其专长是研究古希腊文明对埃及的影响。

1927年茹盖抵达研究所，他对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特别是那些获得奖学金的年轻人所受到的优厚待遇感到震惊。除了数额可观的津贴外，他们几乎不用承担所有的花销，包括在穆尼拉宫的住宿。在这些人中，有一种等级特权和十分排外的感觉，令茹盖觉得很反感。

十一年后，该研究所里仍笼罩着傲慢和自负的气氛。德罗什成为该研究所第一位女性研究员时，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德罗什回忆说，她的入选“在我的老同事和未来的同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觉得是奇耻大辱”。事实上，在德罗什来到研究所之前，其他的研究员们早早就组成了一个反对她的阴谋小团体，并强烈呼吁茹盖撤销对她的任命。德罗什说，他们坚持认为“一个女人永远不可能成为神圣的埃及学家。一个女人不可能住在文物挖掘现场——那里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很艰苦，女人肯定受不了”。而事实却是，他们不愿意让一个女人成为他们这个精英圈子里的一员。他们无法忍受有女人跟他们一起工作，无论在开罗的研究所还是在野外考古时。多年后，德罗什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强烈反对她在研究所里工作，因为他们担心她在研究所待了三年之后，会在法国的埃及学界得到一个稀缺的职位，而这也是他们激烈竞争和抢夺的目标。

茹盖告诉他们，德罗什的职位是由法国政府任命的，他无权干预，也不会插手。他们坚决不允许德罗什与他们同住在穆尼拉宫里。“先生们，你们害怕什么？”愈发恼火的茹盖厉声说道，“德罗什小姐又不会强奸你们。”有人站出来抗议说：“我们再也不能穿着睡衣去吃早饭了。她的存在会让我们头疼不已。你必须把她安置在旅馆里。”

茹盖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告诉抗议者，即使有人要去住旅馆，也是他们这些男人去住。茹盖把这一切告诉了德罗什。后来她回忆说：“我立刻就说，我绝不会住在居民区里，一天都不会。”最终，茹盖把她安置在研究所图书馆旁边的一个公寓里，“由于这些先生们不愿意和我一起吃饭，我就把我的饭拿走自己吃了。”

与此同时，她把她的男同事们抗议的事情告诉了一向喜欢八卦、“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的艾蒂安·德里奥东。她说：“当然，他很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包括埃及博物馆的法国馆长，这位馆长又把这件事传了出去。“很快，整个圈子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从那时起，每当这些绅士们被邀请参加聚会或晚宴时，总会有人嘲笑他们，问他们为什么我使得他们如此害怕？他们最终派了几个代表来找我，恳请我去公共餐厅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我仍待在我的公寓里，邀请我想请的人在我那里共进午餐或晚餐。”

茹盖决心给德罗什一个机会，让她作为第一位被正式指派进行文物发掘的法国女性以证明自己。茹盖决定把她派到埃及尼罗河西岸的埃德夫参与一个特别艰巨的发掘项目。埃德夫是位于开罗以南约五百英里的一个偏远地区。茹盖提醒她，埃德夫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如果她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并在那里证明自己，她就会一举成功。德罗什迫不及待地接受了挑战。

就在德罗什闯入了IFAO这个之前全部是男性的圣地时，另一位年轻的局外人闯入了埃及的另一个排他性堡垒。在那之前，这个堡垒一直对像他这样的人关闭。二十岁的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能够进入这个堡垒，是受益于英国在1922年给予埃及所谓的独立时做出的一项让步：允许埃及武装部队大规模扩张。作为发展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埃及皇家军事学院向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年轻人敞开了大门。在此之前，该学院一直从埃及上层阶级中选拔学员。新学员中有纳赛尔和他的朋友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他们两人都来自相对贫穷、默默无闻，没有任何势力和影响力的家庭。

和德罗什一样，纳赛尔决心抓住时机，证明自己。二十年后，他们两人的人生轨迹有了交点，两人的交集对双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LHIOglysdpTlvx25X2RxO3vwv7S7U7Kz7B0rZeqOkFDj4c1Kf+Ut7lKALasWvwq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