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次美妙的冒险

克里斯蒂亚娜·德罗什站在远洋客轮的甲板上，看着船慢慢地驶离马赛的码头。乘客们站在船的两侧，向前来送行的人挥手告别。当船的汽笛声响起时，德罗什流下了眼泪。她的眼泪并非出于思乡之情，也不是出于对未来的担忧，而是由于她在这一刻感受到的满心喜悦。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远行。此刻的她感到无比自由。

她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她有开明的父母，鼓励她独立思考，追逐自己的梦想。但他们通达的态度并没有让她过上自己想要的毫无拘束的生活。跟她那些朋友保守的父母一样，她的父母也对她极度保护。即使她都二十多岁了，晚上外出时，他们也要求她午夜前回家。当她获得资助可以远赴埃及时，她的父母一开始强烈反对她去。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独自去那么远的非西方国家旅行，这怎么可以？简直难以置信！

不过德罗什最终还是让父母同意了。她承诺在野外时时时刻刻都会戴着木髓头盔以防中暑，并且坐船时会坐头等舱，以避免遇到“品行不良的男人”。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她的父母让她的哥哥——一名初级海军军官——前往马赛，亲自把她交托给船长关照。

当德罗什登上商博良号远洋客轮后，她就把向父母承诺的一切都抛在了脑后。她认为，第一次去埃及就坐上了一艘以埃及学创始人命名的客轮，这是个好兆头。商博良号于1924年首航，和它的姐妹船马里耶特帕夏号在马赛和中东港口之间航行，而且客轮的豪华和舒适程度远超其他船只。二十二岁的德罗什享受乘船旅行的每一分每一秒。五十多年后，她回忆起当她第一次走进船上的餐厅吃午饭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三层椭圆形餐厅，里面摆满了“世间最美味可口的菜肴，比如拔了毛的野鸡、龙虾和各种异域水果。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珍馐。”即使遇到波涛汹涌，许多乘客都晕船的时候，德罗什也一顿饭都没落下。她听从了一位朋友的建议，这位朋友告诉她，如果她吃一块芥末火腿三明治，再喝一杯威士忌，之后她就永远不会晕船。“她说得果然没错，”多年后，德罗什说，“幸亏用了这个办法，我在旅行时从未晕过船。”

每晚吃晚饭时，商博良号的船长都会为德罗什安排好餐桌。同桌的客人中，有腰缠万贯的阿迦汗——一位会享受人生、养着冠军赛马的富豪，同时也是遍布伊斯兰世界的一千二百多万什叶派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另外还有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1935年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军队袭击并占领了他的祖国之后，他便一直流亡海外。

德罗什不仅喜欢了解这两位超凡的大人物，也热衷于了解他们的家人。她跟阿迦汗活泼的妻子安德丽公主聊天，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安德丽公主是一位三十九岁的法国女人，婚前曾在巴黎开了一家时装店。她还和这对夫妇五岁的儿子萨德鲁丁一起玩耍。二十三年后，萨德鲁丁成了一名年轻的联合国官员，并且在德罗什拯救努比亚神庙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博良号停靠在埃及亚历山大港后，德罗什乘坐火车前往开罗，和阿迦汗的妻子同在一个车厢。在车站迎接她的是艾蒂安·德里奥东，德罗什看到他觉得很有趣，因为德里奥东看上去有点儿像当地人了。这位埃及文物局局长西装革履，头上戴着红圆帽（也被称为塔布什帽） ，帽子上黑色的流苏摇晃着，一看到德罗什就热情地迎接上去。但当德里奥东把德罗什带到自己家里吃午饭时，德罗什发现至少在吃这个重要的方面，德里奥东骨子里仍然是法国人。这顿饭是由他的埃及厨师烹制的，每一道菜都是蓝带厨师水准。这要归功于德里奥东的母亲，因为她和儿子一起住在开罗，于是她把法国美食的基本做法和精髓都教给了那位埃及厨师。

多年后，德罗什将她在接下来三个月的经历描述为一次精彩的冒险。她的任务是在两位埃及学领域的传奇人物指导下，考察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最引人注目的文物发掘项目。而帝王谷是整个埃及最珍贵的考古遗址。

帝王谷与古城底比斯隔尼罗河相望，是第十八、十九和二十王朝期间几乎所有法老的墓地，而这三个王朝时间跨越了近五个世纪（约公元前1539年——前1075年），被视为法老权力和威严的顶峰。底比斯是古埃及的宗教首都，其废墟位于现代城市卢克索及其附近地区。这里拥有埃及最宏伟的神庙群，其中包括位于卡纳克和卢克索的神庙，如今位于巴黎协和广场的方尖碑原址就在此地。

公元前1483年——前1294年在位的法老图特摩斯一世（Thutmose Ⅰ）决定在尼罗河西侧一个狭长的山谷中建造一个新的皇家墓地，山谷的周围是贫瘠的黄褐色山丘和峭壁，类似月球表面。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个埋葬法老的死灵王国，分布着六十多座用坚硬的岩石建造的坟墓，这些坟墓的入口遍布山丘。卡纳冯勋爵这样写道：“在这片著名的岩石地带出土的文物比任何古代遗址都多。”他对此有充分的个人理由，因为他是霍华德·卡特的资助人，十分富有，而后者在帝王谷发现了图坦卡蒙的陵墓。

尽管距离那座著名的陵墓只有很短的步行路程，但德罗什被分配到的挖掘项目与那座陵墓或任何皇家墓地都截然不同。她所在的项目并不关注法老及其死亡，而是致力于研究生活在该地区的古埃及普通人的生活方式。

该遗址是一个名叫代尔麦地那（Deir-el-Medina）的村庄废墟。从图特摩斯一世统治时期至第二十王朝（约公元前1080年）结束，在这大约四百年的时间里，住在这个村子里的许多工匠和劳工都参与了法老陵墓的建造和内部装饰工作。代尔麦地那村隐藏在一个小山谷的底部，十分隐秘，与世隔绝，而且距离皇家墓地只有几步之遥：法老们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们最后安息之地的位置，以及墓地里他们所拥有的瑰丽宝藏。此外，这个村子周围还筑起了一堵厚厚的石墙，以确保村子里的人不经过官方准许就随意进出。

负责该遗址考古工作的是考古学家贝尔纳·布吕耶尔（Bernard Bruy ère），他是设在开罗的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Oriental Archaeology，简称IFAO）的发掘负责人，该研究所是法国著名的古埃及考古、历史和语言研究中心。1937年，当德罗什抵达代尔麦地那时，五十九岁的布吕耶尔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十六年。

布吕耶尔曾是巴黎美术学院的讲师，后来他爱上了埃及学，并在“一战”前在埃及待了四年。“一战”爆发后，他回到法国应征入伍。在战争中，他身受重伤，被德国人俘虏，几次设法脱逃，但每次都被抓住。在一个战俘营里，他的狱友包括一位名叫夏尔·戴高乐的高个子上尉，此人跟布吕耶尔和其他狱友一起策划了另一次越狱，但仍以失败告终。战争结束后，布吕耶尔作为IFAO的学者回到埃及，并被派去监督代尔麦地那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他余下的职业生涯都在这里度过。

埃及文物局严格限制帝王谷文物的发掘数量。在20世纪20年代初，只有少数考古学家能够获得宝贵的文物挖掘官方授权，其中包括布吕耶尔和霍华德·卡特，这两位彼此熟识。1922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忧郁沮丧的卡特来到代尔麦地那遗址，寻求布吕耶尔的建议。

这位英国探险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找鲜为人知的少年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但所获甚少。卡纳冯勋爵厌倦了持续不断的资助，因为卡特没有任何成果可以拿出来给他看。于是他告诉卡特，他要结束他们二人之间的合作，并将在来年的一月停止向卡特提供资金。布吕耶尔力劝卡特不要放弃。

布吕耶尔帮助卡特回忆起多年来，他从自认为是图坦卡蒙陵墓所在的地区清理出的大量瓦砾和沙石。布吕耶尔相信，卡特已经离成功不远了。只有一个地方还有待探索：挖掘法老拉美西斯六世（Rameses Ⅵ）陵墓的工人们在夜间存放凿子和其他挖掘工具的泥屋废墟。卡特曾担心如果挖掘那里，有可能会破坏拉美西斯的陵墓，但布吕耶尔坚定地说：“你的职责是不要忽视任何线索，不管多么微小的线索都不要放过。”

卡特起初没有同意，后来改变了主意，听从了布吕耶尔的建议。在他的工人开始对那片废墟挖掘了几个星期之后，一天早上，他到达现场，发现周围一片寂静，这是挖掘工作恢复以来，挖掘现场第一次这么安静。工人们正等着他，急不可待地指给他看他们刚刚发现的东西。那是通往陵墓石阶的第一个台阶，顺着这条石阶挖掘下去，他们看到了图坦卡蒙的陵墓。尽管卡特后来邀请了布吕耶尔出席法老石棺的揭幕仪式，但他从未公开提及这位法国考古学家在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才发现这个真相。

从孩童时代起，德罗什就很崇敬霍华德·卡特以及他的成就。“他的发现对我们了解古埃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多年后，德罗什说，“我们很感谢他发现了如今已家喻户晓的皇家宝藏，光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向他致敬。”

但随着德罗什对埃及学以及从事埃及学研究工作的人了解得越来越多，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在许多方面，贝尔纳·布吕耶尔对埃及学的贡献远比卡特更为卓著、影响也更为深远。20世纪60年代初，德罗什准备写一本关于发现图坦卡蒙及其陵墓的畅销书，并为此做研究。在研究中，德罗什惊讶地发现，从未接受过埃及学教育的卡特几乎没有对这位十几岁的法老，以及在这位法老的木乃伊周围发现的珍贵文物做出任何有益的贡献。在卡特的报告中，他几乎没怎么提到或描述这些文物的细节，也没有对这些物品的含义或为什么会被埋葬在那里做出太多的解释。“当我们将他的报告与贝尔纳·布吕耶尔的报告进行对比时，”她说，“我们对他报告中内容的贫瘠而感到震惊。”

在卡特备受国际赞誉的几年里，布吕耶尔和他的团队一直埋头苦干、煞费苦心地清理代尔麦地那的废墟，清除埋在废墟中的巨大瓦砾和沙子——这是一项十分乏味、令人沮丧，并且往往很危险的工作，而且谁也不能保证最终能有所收获。布吕耶尔镇定且谦逊，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他都从未寻求公众的关注。按照德罗什的说法：“在那个追逐虚荣和名利的年代，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声名显赫的埃及学家，就这么从著名埃及学家的圈子里消失了。”

1925年，布吕耶尔终于在谷地发现了文物遗骸，并开始了更加细致的挖掘工作。他找到了一位合作伙伴——另一位杰出的埃及学家，即使在今天也鲜为人知。克里斯蒂亚娜·德罗什形容这位名叫雅罗斯拉夫·切尔尼（Jaroslav Černý）的埃及学家“虽然出生在捷克，但骨子里却是十足的法国人”，切尔尼此后与布吕耶尔共事了二十五年，跟布吕耶尔这个法国人一样安静且有绅士风度。

戴眼镜的切尔尼在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获得了博士学位，刚到代尔麦地那时只有二十七岁。但他有着一项布吕耶尔没有的能力，即十分精通破译象形文字，一种在那个时期埃及象形文字常用的草书形式。事实证明，破译工作十分繁重，工作量巨大。村庄的废墟中散落着数千件陶器和修建陵墓时遗留下来的石灰石碎片，有些比明信片还小，而有些则超过两英尺长。许多碎片被称为陶片 ，上面刻有僧侣文 。通过对这些陶片进行破译，切尔尼能够详细地重新勾勒出四个世纪以来这些古埃及工匠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情况。

建造陵墓一直以来都是很光荣的一项工作，这些工作往往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的，代代相传。一代又一代的石匠、画师、雕刻家、采石工、泥水匠、抄写员和其他工匠在这个村子里出生、长大、结婚生子，直到去世。与古埃及的传统不同的是，代尔麦地那的一些居民，包括妇女，他们都会读写。在古埃及的其他地方，通常只有抄写员是唯一识字的人。而从废墟中发现的大量陶片上记载了许多文字，揭示了这里的居民生活多么丰富多彩。这些陶片中包括信件、洗衣单、八卦传闻、账单、遗嘱、祈祷、婚礼和死亡讣告，此外还有诗歌、情歌、赞美诗、合同、医疗诊断记录和处方、家庭小窍门列表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细节。

多亏了这些丰富而珍贵的文物，令现在的埃及学家能够对古埃及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甚至比对法老的生活了解得更为详细。正如美国埃及学家大卫·奥康纳指出的：“这些陶片远比陵墓和神庙里的那些纪念铭文更宝贵、更有研究价值，因为这其中包含了重构大多数埃及人社会、经济和宗教活动所需的丰富细节。”没有任何一个考古遗址像代尔麦地那那样能够提供如此丰富的有关古代社区组织、社会互动、工作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信息。

切尔尼和布吕耶尔的工作十分有价值，因为他们在记录和处理每一个细节时都非常谨慎。德罗什说，他们两人十分平易近人，很乐意给像她这样的年轻学者授业解惑，并对他们收集的资料进行解释说明。每天工作结束时，布吕耶尔都会在自己的挖掘日记中仔细记录他的团队当天所做的工作，包括他们发现的所有物品以及这些物品是在废墟里的什么位置发现的。他的挖掘日记再辅以相关的图纸和照片，被汇编成厚厚的年度报告。

布吕耶尔在“一战”中右手和身体其他部位被手榴弹残片所伤，随着他渐渐老去，战争的创伤给他带来了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痛苦。德罗什记得，布吕耶尔写日记时，是用左手扶着右手，写得很艰难。但她说，不管多大的痛苦都从未能阻止布吕耶尔记录挖掘现场工作的进展情况。

切尔尼的报告也同样详尽。在解密陶片文字的那些年里，他对代尔麦地那曾经的居民越来越熟悉，他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居住地点、工作表现，也了解他们的爱恨情仇、争吵和对抗，以及他们如何受到战争和毁灭性洪水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关于切尔尼，英国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翰·罗默写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该如何从每个人生活的尘埃中找到宝藏和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正是这段经历，让他的作品中多了许多感性和人性，并且使得他的作品时至今日仍在激励着年轻的学者们，激发他们的热情。”

与布吕耶尔一样，切尔尼非常详细地将他所有的发现一一记录下来，并且希望这些能够成为宝贵的原始资料，为未来的研究人员提供借鉴和参考。事实上，后来的几次考古发现，包括在代尔麦地那附近发现的一座小神庙，都是受到了布吕耶尔和切尔尼文献资料的启示而成功的。

尽管德罗什只是享受助学金的学者，没有资格参与村庄挖掘工作。但从一开始，布吕耶尔和他的考古学家同事们就把她当作团队中的一员，让她跟大家同吃同住，一起风餐露宿。由于生活条件极其原始和简陋，德罗什和参与挖掘工作的其他人一样，住在一座空墓中的一个小房间里。这座空墓建在一座石灰岩悬崖上，得爬上一个陡峭的斜坡才能到达。晚上，会有“看上去像是沙漠之狼”的野生鬣狗在房子的屋顶上飞奔。而且这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

白天的时候，布吕耶尔和他的团队继续挖掘村庄里的泥砖房遗迹，而此时德罗什就在一旁仔细观察。多年后，德罗什说，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学习经历，甚至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她还在继续学习。晚上，当太阳落山，消失在代尔麦地那山上陡峭的悬崖之后时，布吕耶尔和切尔尼会给大家讲述这个村庄里古老村民和他们的生活，德罗什听得如痴如醉，仿佛那些古老的村民是现实中的人，而不是神话和传说里的影子。

他们二人谈论起建造陵墓的工人们每次开工时离开村庄的情景：他们会沿着山坡和悬崖边缘的一条小径一路而上，进入帝王谷。从悬崖上，他们可以看到远处一长排巨大且精致的陵庙 ，所有这些陵庙都涂着鲜艳的颜色，每座陵庙都是由不同的法老下令建造的，以作为他们永久的公众悼念之地。每座陵庙周围都被一群建筑物包围着——其中包括现任法老前来祭祀祖先时，为法老提供休息的行宫，还有大祭司、抄写员和其他管理陵庙官员的宅邸以及办公之地。

更远处是一片绚烂的绿色田野，由农民耕种，用附近的尼罗河河水灌溉；河对岸是熙熙攘攘的城市底比斯。从悬崖上俯瞰，下面的山谷仿佛是一条绵延数英里的狭长的翡翠玉带，其周围是广阔无垠的沙漠。

尼罗河是地球上最长的河流，发源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向北流经四千多英里，最终流入地中海。每年尼罗河都会发洪水，是这片干旱、灼热土地的命脉。正如托比·威尔金森所说，尼罗河“形成了埃及的地理地貌，控制了埃及的经济，造就了埃及的文明，决定了埃及的命运”。每年夏季，热带降雨都会将非洲高地淹没，并导致尼罗河支流河水暴涨，洪流流入下游。洪水到达埃及边境时，从南到北漫过河堤，淹没了整个尼罗河流域。只需一周，山谷里所有的耕地就都会被水淹没。但当洪水退去时，则会留下肥沃的淤泥，滋润了土壤，为当年的作物播种提供了天然肥料。

在大多数年份里，尼罗河作为生命之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滋养万物，生生不息。但当尼罗河出现险情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当河水泛滥时，洪水肆虐，冲走了原始的堤坝和不堪一击的泥砖村庄。当雨水稀少，尼罗河水位过低时，往往又会导致农作物歉收，出现大范围的缺粮甚至饥荒。

托比·威尔金森在书中写道：“埃及人一直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独特环境。环境的和谐与不时发生的灾难激烈碰撞，造就了他们的社会观和世界观。洪泛平原的绿色地带和其两侧的黄棕色沙漠之间的巨大鸿沟，强烈地展现出生存状况的不稳定性，以及丰足与饥荒、生与死之间的微妙平衡点。”对埃及人来说，玛阿特 ——维护生命的秩序与和谐——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布吕耶尔和切尔尼讲述的故事，德罗什对代尔麦地那工匠们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工匠们几乎一生都致力于纪念死者。切尔尼谈到了发现的陶片，了解到抄写员们在陶片上记录下了建造皇室陵墓的工作进度。原来新法老掌权后，就开始建造自己的陵墓，通常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这些陵墓不仅仅是法老最后的安息之所，也是法老进入下一世的通行证，希望能在下一世重生。留在墓穴中的珍贵物品是为了给他在下一世的生活提供一切必需品。

在陶片上，抄写员详细记录了每个工人的工作任务、工作时间表和工资，以及对他们工作质量的评估。他们还记录了这些工人的装备和用具，包括用来照亮漆黑墓室的小陶灯所需的灯芯和灯油的数量。从皇家神庙的储藏库运送来的灯油必须是最高质量的，以防止灯油冒出烟来，使墙上和壁画上沉积烟灰。一个事实说明了这种对细节的密切关注和严格把控，即埃及陵墓和神庙中的许多壁画保留了亮丽鲜艳的色彩。

工人们每个月休息六天，不过他们经常以生病、家里有事，甚至宿醉为由骗取更多假期。除了六天的假期以外，他们还经常举行宴会，为古埃及人的众神庆祝。正如德罗什所说：“如果我们把各个神的庆祝节日都放在一起，那就一个工作日都不剩了。”尽管代尔麦地那不得不给村民们指定可以给哪些神庆祝，但一年中他们有整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庆祝。

在代尔麦地那和整个底比斯，每年有两个最重要的节日，而这两个节日都是为了纪念太阳神阿蒙神，因为他被尊为众神之王。第一个庆祝节日是在每年尼罗河泛滥期间举行的，节日当天，剃光头的祭司从位于卡纳克的阿蒙神庙中将一尊阿蒙神雕像取出来，然后沿着一条举行仪式的道路将雕像运送到大约1.5英里外的卢克索神庙。在第二次庆祝活动时，阿蒙神的雕像被放置在一艘雪松木制成的驳船上，然后穿越尼罗河，送往河流西侧的各个神庙进行祭拜。

第二次庆祝活动通常在5月举行，该地区的所有人都在节日里尽情狂欢。一群群引人注目的队伍沿着河岸游行，其中有身披羽毛的非洲鼓手，有赤裸的舞女在不停扭动、旋转、翻腾，有衣着端庄的女孩演奏木琴，此外还有摔跤手、竖琴手、杂耍艺人、军官和皇家马车的驭手。

古埃及人喜欢聚会，代尔麦地那的村民也不例外。在参加了当天的庆祝活动之后，他们回家还要举行一场盛大的集体宴会。宴会上，除了丰盛的食物、啤酒和葡萄酒以外，还有音乐和舞蹈。宴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在这场热闹的庆祝活动中，男男女女都戴着厚重的黑色假发、身穿带有精致褶皱的白色亚麻长袍。女人们的脸上都化了浓妆，眼睛涂上黑色眼线，眼睑抹上彩色眼影。

其他的节日包括规模较小且更为低调的庆祝活动，有时只在一部分居住区或单个家族里举行，比如前往祖先的坟墓祭祀、点灯，他们在墓地附近的小祭堂举办宴会，家族成员会在祖先的雕像前献上祭品。在休息日，代尔麦地那的村民们经常会修建他们自己的坟墓和葬礼祭堂，这并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建造它们的是古埃及最优秀的画师、雕刻家和工匠。这些坟墓和祭堂被认为是该地区最美丽的埋葬之地。

村里的男人们去干活时，女人们则留在村子里照顾孩子和他们的家。政府会派仆人帮助他们干些家务活，比如洗衣服什么的。村民的主要食物是烤面包，以及用大麦酿造的啤酒。大麦是古埃及人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家每户会按定例分配到一些食材，比如鱼类、羊肉、鸡蛋以及茄子和豆类等蔬菜。他们还喜欢狩猎，吃野鸭和其他水生鸟类，这些鸟类会在每年尼罗河洪水期间涌入该地区，此时河水会淹没帝王谷下面的所有田地，以及临近村庄。当地人认为这些鸟类十分美味，通常会在盛大的节日里将鸟类烟熏或烤着吃。

尽管这些村民的生活相对简单，但也算条件优渥了，特别是与他们的大多数同胞们相比，因为埃及大部分的百姓生活并不富足，只能勉强糊口。作为法老的工人，代尔麦地那的人直接受命于法老的最高大臣，即政府官僚机构的掌管者维齐尔 。工人们的工资和其他福利都由维齐尔提供，所有的薪水和物资都来自皇家神庙的仓库，或者经由为村子干活的仆人运送。由于代尔麦地那周围都是荒凉的山丘和山谷，里面没有水，因此水只能装在陶罐里，然后放在驴背上，从下面土地肥沃的山谷运上来。村子里的谷物、蔬菜、肉类和鱼类也是如此。

与埃及的其他居住区一样，代尔麦地那也有自己的法院，由政府授权处理所有民事纠纷和一些刑事案件。从原则上讲，任何一个埃及人都可以要求他的同辈人进行审判。审判在代尔麦地那河畔的一个小空地上进行，所有法庭成员聚集在那里，对其同乡涉嫌的不法行为进行审判。原告和被告都由本人进行辩护，有的案件甚至能拖上好几年。

根据埃及法律，代尔麦地那的女性几乎与男性享有大致相同的权利。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被视为独立的公民，对社区负有同样的责任。女子有权拥有财产，包括婚姻期间获得的所有财产的三分之一。在离婚或丈夫去世后，这些财产将悉数归还给她们。如果女子比她们的丈夫先一步离世，那么她们的财产将归她们的后嗣所有，而不是归她们的配偶所有。

埃及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都不是清教徒。在道德上并没有禁止未婚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也没有将非婚生子女视为耻辱。离婚并不罕见，许多人结过好几次婚，不过通常必须得在村法庭成员和谐解决好财产问题之后才可以再婚 。

女孩也被允许和男孩一起上乡村学校，在那里她们学习阅读和写作，重点学习民间故事和祈祷。一天晚上，德罗什正在代尔麦地那，雅罗斯拉夫·切尔尼来吃晚饭时心情十分激动。他刚刚解密了一块陶片上的文字，上面记载的是一位女士写给邻居的信，信里要求那位邻居不要让其儿子骚扰她的女儿。切尔尼说：“每天早上，这个男孩都在等着女孩出现，朝她扔石头，吓得女孩都不敢独自去上学了。”

不过可惜的是，他找不到后续的陶片，也就不知道故事的结局了。几个世纪过去了，埃及的繁荣和稳定被不断加剧的内乱所取代，这其中有法老家族成员之间为了争夺国家的统治权而引发的自相残杀，也有来自日益强大的邻国对埃及的威胁。即使之前稳定如代尔麦地那这样的村庄，生活也变得愈加艰难起来。

大约公元前1170年，村里的工人向维齐尔抱怨说，他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收到全额工资了。但当时的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扭转这种局面，于是村民们放下修建陵墓的工具，停工不干了。这可以说是古埃及有记录以来第一次罢工行动。尽管村里的长老和法院官员提出了请求，但村民们拒绝回去干活儿，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维齐尔最终做出了让步。

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埃及社会持续动荡不安，大批村民忍无可忍，闯入法老的陵墓大肆抢掠，其中一些陵墓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建造和装点的。事实上，几乎每一座皇家陵墓都遭到了抢劫，盗贼们洗劫了墓穴，就连法老木乃伊周围的珍贵陪葬品都被抢夺一空。其中一名劫匪原先是代尔麦地那村的一个工队的工头，名叫帕内布。

帕内布一辈子吃喝嫖赌，是这个村子里最臭名昭著的人。尽管他是位技艺高超的石雕匠，但他更为人熟知的是他的酗酒成性、脾气暴躁，并且勾引有夫之妇。艾蒂安·德里奥东本就喜欢八卦，所以对古埃及人的风流韵事很感兴趣。她告诉德罗什，帕内布还有个众人皆知的秘密，那就是在重大节日期间为法老的儿子们寻找性伴侣。但公众对他最严重的一项指控是，他参与了对皇家陵墓的抢掠。在审判期间，帕内布向众神宣誓自己是无辜的，由于没有具体证据证实他参与抢劫，他最终被无罪释放。

当德罗什来到代尔麦地那时，布吕耶尔和他的团队正在挖掘帕内布家的废墟。帕内布与他的妻子和八个孩子住在一起。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清理了两个大的家庭活动室，此时他们正在清理一个稍小一些的房间，他们认为这个房间是厨房。德罗什密切观察着布吕耶尔和另一位考古学家挖掘炉石，然后开始挖掘炉石下面。挖了几分钟之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小的藏身之所，里面藏着一块木棺的碎片，上面镀着金，还刻有献给法老的铭文。据称帕内布就是抢劫了这位法老的陵墓。事件发生三千多年后，布吕耶尔和他的团队发现了帕内布的确有罪的切实证据。

德罗什在代尔麦地那并没有待很长时间，但她在那里的经历，尤其是受到布吕耶尔的亲自指导，对她的生活和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布吕耶尔对古埃及普通百姓的兴趣、对年轻学者毫无保留地授业解惑，以及对细节的认真关注，后来都被德罗什传承了下来。但布吕耶尔对德罗什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作为埃及学家的范畴。他与其他人的互动，尤其是在挖掘过程中他与干着最累、最苦工作的埃及工人的交流方式，也让德罗什受益匪浅。许多考古学家往往对埃及工人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但布吕耶尔却与他的同行们不同，他对他的工人们很感兴趣，并且十分尊重他们。他的妻子弗朗索瓦丝也是如此。

弗朗索瓦丝·布吕耶尔（Françoise Bruyère）比她的丈夫小二十五岁，是开罗的法国考古研究所所长皮埃尔·茹盖（Pierre Jouguet）的侄女。1931年，她从巴黎前往埃及，以躲避父母不愉快的离婚引发的余波。茹盖和他的妻子很为他们这位二十五岁的侄女担心，因为她心情十分抑郁。于是他们邀请她一起去卢克索和代尔麦地那进行考察。他们觉得也许这次短途旅行能让她转换一下心情。尽管起初弗朗索瓦丝并不想去，但最终还是同意了。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弗朗索瓦丝被这片静谧而贫瘠的土地上消失的宫殿、被毁的神庙和用切割的岩石建造的陵墓深深地迷住了。吸引她的不仅是这片土地，更是负责挖掘这片土地的男人。而那个男人也为这个女孩倾倒。1932年，弗朗索瓦丝和布吕耶尔在巴黎结婚，这让布吕耶尔的朋友和认识他的人感到无比惊讶。因为他们都以为他是个坚守单身的人，只对自己的工作感兴趣。

尽管他活泼、聪明的妻子也在代尔麦地那这个项目中多有参与，但她并没有像其他考古学家的妻子那样，在丈夫的工作中充当助手或合作伙伴。相反，她在空墓附近设立了一个临时医务室，为项目团队提供服务。她在医务室里负责为进行挖掘工作的法国考古学家和埃及工人治疗和护理伤病。

尽管她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医学训练，但她很快就熟练掌握了治疗如痢疾、眼镜蛇咬伤等各种疾病的技能，以至于附近古尔纳村的村民也开始找她求医问药，而她也同意医治他们。由于村民们都听不懂法语，她便参加了一个学习阿拉伯语的速成班，最终她的阿拉伯语说得比她的丈夫和她丈夫的那些考古学家同事还要流利。

起初，弗朗索瓦丝·布吕耶尔的临时医疗救治仅限于在考古遗址工作的人。但后来她架不住附近村民们的恳求，亲自去古尔纳村为他们治病。在那里，她主要为妇女和儿童进行治疗和护理，包括提供产前护理、接生和帮助新手妈妈照顾婴儿。法国作家克劳汀·图纳尔·伊森这样写道：“她勇敢无畏，没什么能吓到她，也没什么能让她退缩。她唯一关心的是如何帮助那些身受痛苦的人，无论是谁。”

随着她与村民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她开始入乡随俗。她在衣服外面罩上布尔努斯袍——一种阿拉伯人喜欢穿的连帽长斗篷。每次去古尔纳村时，她都会用围巾遮住头发。她还开始学起了《古兰经》。

面对越来越多的病人，她开始缺乏足够的钱来购买所需的药物、蛇毒血清和其他医疗用品。于是她去了卢克索的几家药店，走访了几家诊所，问他们能不能给她一些闲置的药物。当她的善举和呼吁传到开罗时，一位富有的埃及公主——福阿德国王的一位堂姐妹召见了布吕耶尔，宣布她要为弗朗索瓦丝提供所需的一切资源，以支持她继续为人治病。

克里斯蒂亚娜·德罗什在代尔麦地那待了三个月。在此期间，她和弗朗索瓦丝·布吕耶尔成了好朋友，经常陪她一起去古尔纳村。布吕耶尔太太与阿拉伯人的亲密关系令德罗什十分动容，令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天清晨遇到的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当天一个皮肤黝黑的陌生人，显然是贝都因部落的人 ，出现在弗朗索瓦丝的医务室，他手臂上的伤口已严重感染。这个男人一言不发，也不说自己是谁，于是弗朗索瓦丝也没有说话。她对伤口进行了清洁和消毒，取出了手臂里的子弹，然后为其包扎，并给这个男人服用了一些药物。此后的几天，这个陌生人又来换药，每次他和弗朗索瓦丝都不说话。伤口愈合之后，他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

几周后，弗朗索瓦丝·布吕耶尔在一名阿拉伯助手的陪同下，骑驴前往卢克索，为营地购买食物，并取些钱用于支付埃及工人的工资。黄昏时分，她和她的同伴返回时，途经门农巨像——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Ⅲ）的两座巨大石像。这时，他们的驴子被一根横跨在路上的粗重绳索绊倒了。弗朗索瓦丝和她的助手摔倒在地，三名身穿贝都因人长袍的男人突然从阴影中走出，将他们包围，索要钱财。他们的要求激怒了一向冷静的弗朗索瓦丝，于是她用阿拉伯语大骂那几个劫掠者。

听到弗朗索瓦丝的声音，其中一个劫匪突然举起双臂伸向空中，厉声向其他几名劫匪发出命令。他们把弗朗索瓦丝和她的助手扶起来，这时弗朗索瓦丝一下子认出了说话的人——就是那个她治疗过的贝都因人。“你对我们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说，“我们永远不会碰你一根头发。”说完，他就带着另外几个匪徒离开了。从此弗朗索瓦丝再也没见过他。

德罗什在代尔麦地那的实习期结束了，她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布吕耶尔夫妇和雅罗斯拉夫·切尔尼，往后他们继续保持着密切联系。随后，她回到了巴黎的家，为自己三个月的自由时光而感到兴奋，但一下子又被拽回了现实。她回来后不久，和一群朋友去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兴致勃勃地聊着彼此的生活，不知不觉忘记了时间，等聚会结束时，他们发现已经是凌晨了。此时地铁已经停运，所以德罗什的几个朋友步行送她回到了她父母的公寓楼。当公寓楼近在眼前时，她看到她家里所有的灯都还亮着，她的父亲正站在阳台上。当父亲看到她时，立即厉声喝道：“还不快点儿上来！不然你妈妈就真生气了……”

后来德罗什回忆说：“我不得不跪下来请求母亲的原谅，那时我都二十三岁了。” KnkU1shmouO9Iti5OrhmfQRiIBL+ET9iOc+OEk3H+dWtmYA/ol+zNbHqFXgnRy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