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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罗什在博物馆的生活几乎与世隔绝，但她以及任何其他法国公民都不可能忘记20世纪30年代那段将国家撕扯得支离破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期。十多年前，法国及其首都似乎正逐渐从“一战”的破坏和混乱中恢复过来。诗人兼作家，也是未来德罗什在卢浮宫的同事，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德罗什共同参与法国抵抗运动的战友让·卡苏（Jean Cassou）回忆道：“我们正从一场噩梦中走出来，但同时我们也确信这噩梦将是最后一场。尽管我们付出了一切代价，但我们还是想忘记它。”
1918年“一战”停战的几个月后，巴黎重新成为西方世界的文化之都，以及文学、艺术、建筑、设计和时尚的现代中心。事实证明，这座城市的创意涌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引领潮流的作家、艺术家、舞者、作曲家和知识分子，以及许多寻求刺激和冒险的人。
然而，在1929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一切都骤然改变。纽约华尔街金融的崩盘结束了20世纪20年代巴黎的繁荣和欢乐，其他的许多美好也猝然消失。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以及独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和平的日益威胁，对法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整个20世纪30年代法国都是在失业率飙升、企业倒闭、政治和经济丑闻不断，以及内乱中度过的。长期以来，法国一直以历史学家所说的“人民对政治争论的不可磨灭的热爱”而闻名。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混乱愈演愈烈，传统的政治纷争演变成了左翼和右翼之间不容异己、充满仇恨的彻底冲突。
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政府频繁更迭。但自“一战”结束以来，这种动荡不定的状况变得更加严重。在此期间，法国共诞生了四十多届政府，平均每六个月就换一届。没有能长久持续的政府来应对国家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大萧条则加剧了这些矛盾，导致数万家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至20%以上。由于党派斗争和不断被指控腐败，各届执政的政府都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和矛盾，留下了由分别站在两个政治派别两端的极端主义团体来填补的一个真空。
对于左翼，工人们提出要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但政府拒绝予以回应，因此工人阶级与政府产生矛盾和隔阂，并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大规模的自发性罢工，对工厂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干扰。而右翼人士——包括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商界、法律界、军队，以及天主教会的统治集团，他们反对任何试图对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行动。有些更为极端的右翼分子组成了民族主义团体，其中一些是法西斯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还有一些人甚至呼吁推翻法国的民主议会制度。
1932年，法国选民选出了左翼政府，于是极右翼势力爆发的愤怒演变成为暴力。在1933年和1934年初的一系列骚乱之后，右翼分子倾其全力推翻政府，建立独裁政权。1934年2月6日，数万名极右翼组织成员聚集在巴黎协和广场，与法国议会下议院的国民议会大厅相隔塞纳河而望。他们的目的是冲击议会，驱逐立法者，占领大楼。当晚，左翼人群（其中还有许多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政变，其中就包括克里斯蒂亚娜·德罗什和她的一群朋友。
在烧毁了两座政府办公大楼之后，右翼暴徒们向骑在马上的巴黎警察和共和国卫队投掷石块和砖头。他们冲向通向下议院议会厅的大桥。德罗什看到年轻的暴徒挥舞着顶端绑着刀片的棍子，砍向骑警的马腿，把马砍倒。有些暴徒成功了，几名警察摔下马来，在混战中遭到踩踏。当骚乱达到高潮时，双方开始交战。德罗什的周围有几人被流弹击中。当天深夜，暴徒开始对大桥发起猛烈攻击，最终暴徒被击退。经过八个小时的混战，当局控制了局势，但在混战中有十六人死亡，六千多人受伤。
2月6日的暴动在法国引发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作为回应，法国的主要左翼政党组成了一个联盟，该联盟于1936年拥护法国第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犹太总理莱昂·布鲁姆上台，并接受其领导。该联盟被称为法国人民阵线，强烈反对法西斯，并支持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措施是法国版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新政。尽管法国共产党支持布鲁姆所领导的新政府，但共产党员在政府中却没有担任任何职位。
新政府走马上任几周后，人民阵线开始实施其之前承诺的社会和经济计划，包括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加薪、拥有罢工权、集体谈判权和社会保险等。这些改革措施在工人和一些中产阶级中受到好评，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腐朽陈旧、功能不足，急需改革，而这些措施便是改革的开始。但是对法国的保守派来说，这些措施无异于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预兆，这场革命终将摧毁法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和金融基础。这个国家似乎出现了无可挽回的分裂。正如德罗什所发现的那样，这种严重的分歧也存在于卢浮宫里。
人民阵线的另一个目标是让公众更容易接触到文化——这一目标与卢浮宫负责人亨利·凡尔纳的决心相吻合，即无论是否已经准备好，都势必要将这个封闭的机构带入现代世界。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博物馆，凡尔纳在卢浮宫创建了一个公共教育部门，并对一些展馆进行翻新和现代化改造，最重要的是在卢浮宫整个庞大的建筑里安装了电灯。
在进行了所有的这些改造之后，他启动了一项计划，每周有两天将卢浮宫开放至午夜，以此将卢浮宫重新展现给法国。卢浮宫的夜间开放项目取得了巨大成功，吸引了大批巴黎人前来。他们渴望看到这座数百年来一直昏暗阴沉的宏伟建筑首次被照亮。这被认为是人民阵线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然而，凡尔纳想要使卢浮宫博物馆更加现代化所做的努力，遭到了卢浮宫一些拥有巨大权力的顶层展馆负责人的强烈抵制和反对。于2001年至2013年担任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的亨利·卢瓦雷特（Henri Loyrette）指出，直至21世纪初，博物馆的展馆负责人都像统治独立的封地一样管理着自己的部门，“很难容忍任何来自上层的控制和命令，每个人都似乎把他的部门当成自己的小博物馆”。卢浮宫的一些展馆负责人强烈反对凡尔纳的改革，有人称这些人是“纯粹的疯子”。他们保守到了骨子里，对博物馆19世纪的氛围和环境感到十分满意，不想做任何改变。用德罗什的话说，他们讨厌外人进入，他们认为那是“公众的入侵”。同时，他们也十分厌恶鼓励此类改革项目的左翼政府。
卢浮宫夜间开放后不久，亨利·凡尔纳邀请人民阵线负责文化事务的部长让·扎伊（Jean Zay）来参观翻新改造后的展馆。据德罗什回忆说，当邀请的消息传到各展馆负责人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耳朵里时，“整个卢浮宫都掀起了恐慌和反对的浪潮”。卢浮宫埃及文物部负责人查尔斯·博勒（Charles Boreux）是对此次访问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将德罗什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她对人民阵线的支持在同事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大保守派博勒“显然认为我是个革命派”（德罗什说）。事实上，任何同情现任政府的人都被视为“危险的害群之马，以及共产主义者”。
博勒告诉德罗什，他无意去迎接和问候扎伊，也不想带他去参观埃及展馆。他对德罗什说：“就由你来代表咱们展馆出面接待吧，小姐。”德罗什惊呆了。她意识到博勒的命令是一种无端的侮辱——让一名年轻又缺乏经验的初级职员去接待一位高级政府部长，而这位职员恰好是一名女性。
当扎伊带着两名助手来到展馆时，尴尬的德罗什等在那里迎接他，并带他们参观了一番。德罗什写道：“尽管部长专心听我说话，但他看着我，眼里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他可能本以为接待他的是一位留着胡子的老埃及学家，但没想到博物馆派来的却是一个年轻女孩。”
参观临近结束时，扎伊问她多大了。“二十二。”她回答说。“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展馆负责人了吗？”他笑着问道。“不，先生，我只是一名项目经理。”德罗什回答并解释说，她是代替突然生病的博勒被派来的。扎伊感谢德罗什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待他，并邀请她第二天到他的政府办公室做客。
第二天，德罗什果然去了。扎伊问博勒是否真的病了。德罗什结结巴巴地说她不确定，可能是他的妻子病了。扎伊摇着头告诉德罗什，他不是傻子，没那么好骗。他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同时也很感激她接替迎接他的工作，并带他参观展馆，他觉得这次博物馆参观既有趣又让人受益匪浅。
德罗什后来听说，她去扎伊办公室做客的消息传到了卢浮宫，一些展馆负责人笑着猜测，这位部长对她不仅仅是职业上的兴趣，而这种兴趣肯定会有助于推进她职业生涯的发展。德罗什被这些无耻的流言蜚语激怒了，她发现自己突然不确定该如何应对和处理自己的生活和未来了。而艾蒂安·德里奥东如今已经不在她身边，无法给她提供建议了。1934年，德里奥东前往埃及从事多个文物发掘项目。两年后，他被任命为埃及文物局局长。如今的卢浮宫里已经没有人能帮助她应对博物馆员工的内讧和竞争了。
她注定要永远被困在卢浮宫的地下室里了吗？过去三年，她一直在那里无偿工作，这对她的境况一点儿没有帮助。当德罗什刚得到这份工作时，部门就明确告诉她不会得到任何报酬。她之所以能生活下去，是因为她跟父母住在一起。但她不想无限期地依赖他们。有一次，她找到凡尔纳询问能不能得到一些薪水。尽管凡尔纳在其他事情上很开明，但在这件事上，这位博物馆的馆长没有表示任何同情或理解。他回答说，德罗什能得到这份职位已经足够荣幸了，她应该明白她有多么幸运。
但就在德罗什开始绝望的时候，德里奥东神父又来解救她了。1937年，在德里奥东的斡旋下，德罗什获得了机会加入由政府资助的为期三个月的赴埃及考察团。她儿时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