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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的克里斯蒂亚娜·德罗什开始进入卢浮宫学院学习，她很快就发现博物馆对于现代考古学的创立和发展以及古埃及的研究起到了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卢浮宫里的古埃及文物，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被认为是最珍贵而无价的藏品之一。卢浮宫里的埃及文物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种类最多，而且涵盖了古埃及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惊世杰作。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这位学者在他三十一岁时第一次对古埃及象形文字进行破译，是卢浮宫埃及艺术展馆最初的负责人。他帮助收集的那些古埃及文物成为博物馆里的核心藏品。
但是无论是卢浮宫、大英博物馆，还是西方其他收藏古埃及文物的宝库都没有提到的是，这些珍贵的宝藏当中有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是通过不正当的竞争和残酷的掠夺而得到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是古埃及文物被掠夺的最猖狂时期——如海盗时代，法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收藏家之间争夺最为激烈。
而且并非巧合的是，法国和英国是当时最大也最为活跃的殖民大国。两国为争抢木乃伊、石棺和纸莎草卷轴等文物而进行了无休止、无底线的争斗——有时是用金钱贿赂，有时是“赤身肉搏”，有时甚至靠枪支火拼——这一切都反映了两国在埃及和中东其他地区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更大规模竞争和较量。剑桥埃及学家托比·威尔金森指出：“从一开始，埃及学就是……帝国主义的女仆。”
英法两国争夺古埃及文物的斗争可以追溯到命运多舛的拿破仑军事远征时期。当时英国海军在尼罗河战役中击败了法国，这一结果不仅给法国带来了军事上的耻辱，也导致法国学者们在拿破仑征战埃及期间收集到的文物尽数丢失，其中就包括举世闻名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以发现它的城镇而命名）。罗塞塔石碑是一块巨大的黑色花岗岩石板，上面是用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希腊文镌刻的长篇铭文。这块石碑是由一名法国官员在一座堡垒的墙上发现的。之后它被存放在亚历山大港的一个仓库里，等待运往卢浮宫，结果被英国人抢走，最终被存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该博物馆声称这是他们最早拥有的古埃及文物之一，也是其数量不断增长的藏品中最珍贵的镇馆之宝。
然而二十年后，法国人通过罗塞塔石碑解开了古埃及的最大谜团之一，古埃及象形文字，为自己赢回了面子。从英国得到这块石碑起，上面刻着的铭文就在欧洲学术界流传开来。1822年，年轻的法国语言学和语文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冲进了他兄弟在巴黎的办公室。“我搞明白了！”他这样大喊道，然后一下子昏倒在地。经过两年多对罗塞塔石碑上象形文字的苦心研究，商博良最终破译了这些文字，困扰了学者们几个世纪的古埃及书面语言从此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变得不再晦涩难懂。托比·威尔金森写道：“历经四十代人，没有一个人能准确解读古埃及的文字，而商博良的成就使古埃及文化从笼罩着古典神话和神秘传说的迷雾中露出真容，伫立在严肃科学探究的聚光灯下，令其以自身本来的面貌，按照自己原本的方式和条件，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被研究和欣赏。”事实上，这位法国人的成就标志着古埃及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正式开启，并为揭开数千年法老文明的秘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这一成就还为寻宝者们提供了新的动力，激发他们更加不遗余力地去寻找并获取尽可能多的文物，这也导致埃及无数最为神圣的遗址遭到洗劫。碰巧的是，商博良凭借自己的发现直接闯入了这水深火热的文物掠夺之战中。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学者，他深切地关心着如何推进对这个早已消失的法老文明的理解，同时也对推进自己的事业怀有强烈的兴趣。商博良知道，如果卢浮宫收集到大量古埃及文物，就必须得任命一位负责人来管理这些文物。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成为那位负责人。
1825年，他成功说服法国国王查理十世收购了那一年出售的三件大型私人藏品，其中一件是由意大利古董收藏家贝尔纳迪诺·德罗韦蒂收藏的。多亏了商博良从中协助和周旋，这一次共有五千多件藏品被送往卢浮宫，其中包括法老拉美西斯三世（Rameses Ⅲ）的粉色花岗岩石棺。两年后，卢浮宫里又多了四千多件私人藏品，使得卢浮宫博物馆成为埃及本土以外最大的埃及文物宝库。正如商博良所预计的那样，卢浮宫设立了一个新的部门专门来存放这些珍品，并任命他为该部门的负责人管理这些文物。
当时，埃及官员对本国文物遭到大规模洗劫一事几乎没怎么反击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反应。事实上，19世纪上半叶，埃及的奥斯曼帝国总督、埃及实际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非常乐意用这些文物来换取英国、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对埃及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西方博物馆官员们为自己一连串的文物收购进行辩护，声称这些珍品值得在“文明国家”（即他们自己的国家）保存和进行展出，这些珍贵的文物可以在那里得到良好的保护和众人的欣赏。用一名法国官员的话来说：“古董就像一座果园，根据自然权利，它的所有权属于那些耕种和收获果实的人。”
一代人之后，另一位初露锋芒的法国埃及学家兼寻宝者紧紧跟随商博良的脚步，这个人就是奥古斯特·马里耶特（Auguste Mariette）——卢浮宫埃及文物部的一名低等级职员。马里耶特于1851年被派往埃及收购古埃及文献手稿并以之作为博物馆的藏品。但拥有手稿的埃及人拒绝将其出售，于是马里耶特决定开始寻找失传已久的塞拉潘（Serapeum）神殿。这是一座庞大神庙建筑群，里面供奉着希腊——埃及神——塞拉皮斯（Serapis）。
马里耶特在萨卡拉开始了他的文物挖掘工作，那是一个巨大的古代墓地，位于开罗以南二十英里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马里耶特说，乍一看，这里看上去似乎是“一片荒凉的壮观景象”，到处都是巨大的沙丘。但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一个小狮身人面像的头正从沙丘上露出来，仿佛在窥视着下面。他回想起塞拉潘神殿就是因狮身人面像大道而闻名，于是立即匆忙招募了三十名当地工人，开始认真挖掘起来。
几周后，他和他的团队终于发掘出了这条举世闻名的大道——共有135尊狮身人面像，并最终挖掘出了整座陵墓——塞拉潘神殿建筑群。在马里耶特发现的最壮观的文物现场当中，有24口巨大的石棺——这里便是著名的阿匹斯公牛的埋葬地，这些神圣的动物被认为是埃及黑暗之神——卜塔（Ptah）的化身。此外，马里耶特还发现了数千件其他价值连城的文物，其中包括“书吏坐像”，这尊雕工精致且保存完好的石灰岩雕像曾令年幼的德罗什最为着迷，至今仍是卢浮宫最珍贵的馆藏之一。
除了罗塞塔石碑之外，在萨卡拉被发掘的塞拉潘神殿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古埃及文物发现，也是卢浮宫收获的一笔天降之财。在接下来的两年里，马里耶特陆续将230箱文物，总共近六千件宝物运送回卢浮宫博物馆。但马里耶特这种掠夺式的做法，显然违反了神殿发掘之前他与埃及政府的协议。
1848年穆罕默德·阿里下台后，埃及当局终于开始对文物交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根据新规定，埃及政府只允许马里耶特为卢浮宫保留一百件文物，但他在塞拉潘神殿发掘的其他物品必须都得留在埃及。狡猾的马里耶特不愿接受这一新的规定，于是他找出各种别出心裁的方法来绕过这些规定。比如他把发掘行动改在夜间进行，并将发掘出的东西藏在地下深处的竖井里，然后把文物装进大麻袋里偷偷运往法国。为了安抚埃及的检查人员，他还根据挖掘出的文物制作出了许多赝品来掩人耳目。
但是后来，在成功地让卢浮宫成为西方最著名的古埃及文物博物馆后，马里耶特就如同前往塔尔苏斯（Tarsus）的圣保罗一样，找到了信仰的宗教。他成为像他这样大规模掠夺埃及历史文物和遗迹的外国人的坚定反对者。1858年，他积极推动成立了埃及文物局，以保护该国的古代文化遗产。虽然该局是埃及政府的一个机构，但得到了法国的支持。在随后的九十四年里，埃及文物局一直由法国人领导。因此，法国成为在埃及具有重要文化影响力的国家，多年来对埃及文化的影响远超英国、德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
作为埃及文物局的负责人，马里耶特切实履行了他打击肆意掠夺和洗劫文物的承诺，还派遣检查人员到文物发掘现场，阻止秘密挖掘文物的行为。文物局独家控制着整个埃及的文物挖掘权，仅1860年一年里，马里耶特就批准了三十五个新的文物挖掘点，同时尽力对已经挖掘过的地方进行保护。他在开罗帮助建造了一座埃及文物博物馆，然后将他批准的文物遗址中挖掘出的一系列珍贵文物放进博物馆里。克里斯蒂亚娜·德罗什注意到了马里耶特的成就，她写道：“每次当你驻足在埃及博物馆展出的惊世杰作前，你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些宝藏十有八九是马里耶特发现的。”
在吉萨，马里耶特下令清理大狮身人面像周围堆积的沙子。在清理过程中，他发现了一座建造在狮身人面像腿部前面的神庙。他还清理了其他几座著名神庙建筑群周围的沙子，其中包括丹德拉（Dendera）神庙和埃德夫（Edfu）神庙。
马里耶特于1881年去世，享年59岁。在埃及他被称为“马里耶特帕夏”
，他死后被埋葬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花园的石棺中。人们对马里耶特的成就和功绩交口称赞，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提及他曾经对埃及文物的掠夺，并且也丝毫没有人提到，他在世时强烈抵制在埃及文物局提拔埃及本国雇员。马里耶特的这一做法反映出他认为埃及的古代遗产应该归由像他这样的法国人来管辖。
巧合的是，最后一位领导和管辖埃及文物局的法国人正是天主教神父——艾蒂安·德里奥东。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卢浮宫学院担任德罗什的导师，克里斯蒂安认为自己非凡绝伦的职业生涯是德里奥东为她开创的。
除了教授象形文字之外，身材圆胖的德里奥东还担任卢浮宫埃及文物部的副部长。作为出版了好几本学术著作的作者，他被公认为是法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之一。德罗什回忆说，德里奥东是个宽容又豁达的人，对生活充满积极乐观的态度。他喜欢美酒和佳肴，热情且风趣，用德罗什的话说“甚至比我还健谈”。
德罗什回忆说，在象形文字课上，德里奥东的讲解生动有趣，让古埃及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而且他的课“能让死人复活，能把白痴变成学者”。他很快就发现他的这位年轻学生聪敏好学，且对这门学科充满热情，跟他意气相投，于是接受德罗什成为他的门生。
在学校学习期间，德罗什在卢浮宫担任德里奥东的非官方助理。在幕后的工作中，克里斯蒂安亲眼见到了公共博物馆那高高的穹顶天花板、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展馆与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员工办公室之间明显的差别。卢浮宫里没有19世纪中期以后的艺术作品，里面的陈设和布局结构也充满了一种狄更斯式的风格。卢浮宫里的警卫很多是在“一战”中受过伤的中年男子——有的失去了一条腿，有的失去了一只眼睛。德罗什刚开始担任德里奥东的助理时，博物馆里连电灯都还没有，直到1936年才安装上。所以那时候，展馆和员工办公室里很冷，四面透风，而且永远昏暗无比。在冬季的时候，临近黄昏才会分发给员工油灯，以便让文物部负责人和其他工作人员能继续工作。
然而，尽管卢浮宫整体格调显得有些陈旧而落伍，但德罗什依然怀念在那里度过的时光。她特别喜欢德里奥东那间巨大而昏暗的办公室里萦绕的氛围，她记得那是“博物馆里的博物馆”。那间办公室有两扇高高的窗户，可以俯瞰卢浮宫的庭院。但卢浮宫每年只打扫两次，冬天打扫内部，夏天清扫外部。因此“我们永远不会被刺眼的阳光照得头晕眼花”，德罗什回忆说。此外，她还记得德里奥东香烟上的烟雾在房间里缭绕，更为办公室里增加了一丝朦胧的气氛。
办公室的墙边摆着一排深绿色的陈列柜，里面摆放着一些石棺和石碑——满是浮雕和象形文字的竖立式石板——那是马里耶特从塞拉潘神殿遗址带回来的。办公室中间有一张大桌子，那是德里奥东的办公桌，上面摆着一尊玫瑰石英雕像，即奈弗仑佩特雕像，他是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一位高级官员，雕像上刻着长长的铭文。德里奥东正在复制并破译上面的文字。他向德罗什解释说，多亏了这些文物以及其他类似文物上面的铭文，他和他的埃及学家同事们才得以根据这些铭文建立起一个更精确的历史年表，以记录这些文物被创造的年代和时间。
在卢浮宫学习的三年时间里，德罗什对埃及学的了解大多来自她与德里奥东的频繁对话，后来她回忆说：“当时还没有关于埃及学方面的教材。只有他能教我如何破译那些文物上的文字，如何解读那些历史的见证者。”
德里奥东还为她提供学习方面的建议，帮助她拟定毕业论文选题。德罗什决定选择探索古埃及人的家庭生活，重点关注数千年来古埃及房屋风格的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德罗什的这个考古研究课题可谓非同寻常。因为当时关于古埃及社会实际情况的详细信息少之又少。当时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仍更多地放在寻找和发现文物上，而不是对制造这些物品的古代文明进行更深入而全面的了解。
在第三学年的秋天，德罗什应召与卢浮宫学院的学术主任见面。学院的主任告诉她，学校刚刚开始为公众举办一系列关于卢浮宫藏品相关主题的晚间讲座。第一位演讲人是油画部的负责人，但讲座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可以说是一次糟糕的讲座。主任说，下一次讲座在三天后，这一次讲座至关重要，需要精彩、吸引人才行。主任向其他部门的负责人询问有谁可以担任演讲人，德里奥东神父推荐了德罗什，建议她就发现图坦卡蒙法老宝藏的事情进行一次讲座。
年仅二十岁的德罗什听到这个消息有些吓坏了。她说她只是一名学生，以前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表过演讲，更没有去过埃及，也没有对图坦卡蒙宝藏的发现过程进行过学术性的研究，而且也没有向观众展示宝藏的幻灯片。
主任并没有因她的话而产生动摇。她告诉德罗什，德里奥东主动提出帮她准备讲座，她应该跟德里奥东谈一谈，然后再决定是否要拒绝。于是德罗什去见德里奥东，后者平静且坚定地告诉她，她应该接受这次任务，对她来说这很重要，并安抚她说会帮她把他手里的图坦卡蒙文物做成幻灯片，还会把霍华德·卡特撰写的关于自己如何发现图坦卡蒙宝藏的三本书借给她参考。
当晚，德罗什惊慌失措地回到家，决心第二天告诉德里奥东这个任务太艰巨，她实在无法胜任。她确信她的父亲也会同意她的决定。但当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之后，父亲说德里奥东给了她一个挑战，她不应该打退堂鼓。“恰恰相反”，他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教你如何在公众场合讲话，且不用笔记。我会帮你的，我们在晚饭后就开始吧，实在不行挑灯夜战也要把它拿下。”
路易斯·德罗什利用自己作为律师在口头辩论中的专业知识，教导克里斯蒂安如何汇总她想要表达的主旨和要点，以及如何在不同的主题之间过渡和切换（“如果没有自然流畅的过渡，那你就完蛋了”），还教她如何在最后做一个令人难忘的总结。克里斯蒂安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我累得浑身是汗，对我来说，那是一次艰苦的经历，但从那之后，每当我演讲时，我都会用我父亲教给我的方法。从那时起，我就习惯脱稿讲话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德罗什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来练习和完善自己的演讲。讲座当晚，她一路恍恍惚惚地来到了卢浮宫。但她对站在演讲台上的恐惧只持续了不到五分钟。在德里奥东制作的幻灯片辅助下，她完全投入了自己的演讲之中，生动地展现了霍华德·卡特第一次发现图坦卡蒙这位年轻法老的木乃伊和墓中堆积如山、价值连城的财富时所感受到的惊喜和兴奋。她的演讲充满激情与活力，深受台下观众的欢迎，她发现自己很喜欢这种经历和体验。多亏了德里奥东的帮助，她感受到了聚光灯下的魅力，从此她再也不回避这样的活动了。
除了在卢浮宫学院学习相关课程之外，德罗什还参加了巴黎其他精英院校的课程，其中包括索邦大学的古埃及语法课和法兰西学院的埃及历史课程。她每门课程都表现优异。尽管她的大多数教授都对她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她埃及学的同学们却把她当作“贱民”对待，因为她的同窗都是男性。
当时的考古学，尤其是埃及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男人的专属领域。陪同拿破仑军事远征的埃及学者中没有一位是女性。随后，由商博良、马里耶特以及后来的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所领导的探险队中也没有女性。美国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玛丽·安·莱文在1994年的作品里写道：“在过去的150年里，考古学领域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权力结构。在这门学科的整个历史中，这种权力结构一直由男人掌控。”即使到了20世纪中期，这一行业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女性无论在身体还是心理上都不适合从事考古发掘工作，因为这一行又苦又累，得干脏活累活，有时甚至会很危险。
然而，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一些女性埃及学家在考古领域工作。但由于她们的存在和取得的成就大多被男性同行所忽视，因此这些女性基本被湮没在历史的缝隙中，并不为人所知。实际上，所有这些女性开拓者都是英国人，有些是著名埃及学家的妻子，希尔达·佩特里就是其中之一。她与她的丈夫威廉·弗林德斯·佩特里一同工作，后者被视为考古界的巨人之一。但希尔达·佩特里从未以自己的名字发表过任何文章，她的贡献也从未得到正式的承认。撰写研究报告的是她的丈夫，领导考古挖掘队的是她的丈夫，因考古发现而赢得所有赞誉的也是她的丈夫。
其他一些英国女性则独立奋斗。与法国不同，英国的埃及学有着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即总能吸引没有学术或专业背景，同时家庭富有的考古爱好者投身进来。参与其中的女性大多拥有独立自主的经济能力，其代表便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女儿、牛津大学首批女性学者之一的玛格丽特·本森。1894年，二十出头的本森因健康原因前往埃及，在那里逗留期间，她十分痴迷于埃及学。作为第一位获得埃及政府文物挖掘许可的女性，本森在古城底比斯的众神之王阿蒙（Amun）的配偶——穆特（Mut）女神的神庙进行了为期三年的挖掘工作。本森的这次挖掘发现了许多狮头女神的雕像，以及一系列其他珍贵文物，其中有一些现在仍在神庙中展出。
在研究古埃及的十几位女性先驱中，只有一位在当今相对知名，那就是阿梅莉亚·B.爱德华兹（Amelia B. Edwards）。尽管爱德华兹本人并不是一名考古学家，但她最终却对考古领域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在英国，她被称为埃及学的教母。
作为一名英国记者和畅销小说家，爱德华兹是一名喜欢四处游历的旅行者。她写了一系列关于自己经历的书籍。1873年，她前往埃及，在一艘沿尼罗河航行的游艇上度过了五个月。当时四十二岁的爱德华兹被这里的气候、风景，最重要的是——被这个国家法老时代的遗迹所吸引，她参观了尼罗河沿岸能够找到的每一座神庙和陵墓，从顶尖的考古学家那里了解到每一座遗迹的信息。她一手撑着太阳伞，一手拿着画板，大步穿过占地数英亩的废墟，冒险进入一个个漆黑的墓室。在努比亚的阿布辛贝神庙（Abu Simbel Temples）里，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考古发现——一个方形的小型地下墓室，墓室的墙壁上满是色彩鲜艳的彩绘雕刻装饰和浅浮雕雕画。
1877年，爱德华兹的新书出版，里面描述了她在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并配有几十幅她的亲笔素描。该书甫一出版就获得了极高的赞誉，成为畅销书。正如托比·威尔金森所说，《尼罗河上游一千英里》一书是“浪漫与学术的独特融合，令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直到今天，这本书仍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关于埃及的最佳游记之一，并且至今仍不断再版。该书文笔生动，妙语连珠，将爱德华兹的经历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就连她在各地遇到的广袤沙漠的描写也十分令人回味：“沙子的美丽不仅仅弥补了我们攀登它时的疲劳，它是那么光滑、细腻、闪耀着光彩，细如钻石的尘埃璀璨耀眼……仿佛沙堆变成了金子。”
在她的书中，爱德华兹是最早担忧肆意泛滥的旅游业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会对散布在埃及各地的古代宝藏产生破坏和影响的人之一。她揭露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游客，包括她自己团队中的一些人，从古代废墟的掠夺者那里购买文物或者亲自去洗劫坟墓，并用涂鸦污损文物的行径。与爱德华兹如出一辙的是，19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也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埃及文物最可怕的敌人是来自英国或美国的旅行者们。这些白痴的名字将会遗臭万年，因为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名字刻在著名的纪念碑最精美的绘画上。”
爱德华兹对埃及文化遗产面临日益严重的威胁而感到无比担忧，这使得她在余生中一直致力于对埃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保存。1882年，她与几位资助人一起成立了埃及探索基金会，后来更名为埃及探索协会，为在埃及进行的科学挖掘行动提供资金。该组织还为威廉·弗林德斯·佩特里的几次挖掘工作承担了相关费用。佩特里在埃及从事考古挖掘工作60年，为埃及历史的各个时期（从史前到中世纪）提供大量的考古证据。
一位历史学家写道：“爱德华兹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靠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奋斗，不惧危险，出生入死，将埃及考古确立为英国的一门严肃学科。”1892年爱德华兹去世时，在遗嘱中留下了一大笔钱用于资助英国第一个埃及学的专业学科，该学科设立在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是第一所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授予女性学位的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爱德华兹希望年轻女性们有机会学习埃及学这门学科。在首批入学的八名学生中，有七名是女性。第一位担任爱德华兹设立的埃及学教席的教授是威廉·弗林德斯·佩特里。
佩特里早期的学生当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Gertrude Caton-Thompson），她是一位来自英国富裕家庭的年轻女子，她的未婚夫在“一战”期间牺牲在埃及西部沙漠的战场上。在一次去巴黎的旅行中，卡顿-汤普森被卢浮宫的埃及文物迷住了，于是她一回到伦敦就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并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史前考古学课程。一年后，她受邀加入佩特里的一次埃及考古探险行动。
20世纪20年代初，卡顿-汤普森开始独立进行文物挖掘工作。很多人警告她作为一个女人独自在埃及的沙漠中会面临巨大的危险，但她完全无视这些警告。她向那些担心她人身安全的人保证，她身上随时都带着枪，即使到了晚上也会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睡觉。
卡顿-汤普森最感兴趣的是新石器时代——大约从公元前8000年——前3000年，在此期间的史前民族从狩猎和采摘转向了农耕和作物生产。1924年，在埃及北部的法尤姆附近的一个挖掘现场，卡顿-汤普森和她的团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雕刻工具、磨石和谷物的遗骸，这是埃及有史以来发现的最早以农业为主的定居村落的证据。这些文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比法老开始统治埃及早了近两千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但由于两年前图坦卡蒙法老陵墓的发现仍吸引着所有人的注意力，因此卡顿-汤普森的这一成就以及她本人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在英国，一位女性独自将埃及学作为自己的事业，虽然被认为有些古怪，但也是可以接受的。而在法国，这种情况就令人憎恶了。因为对法国人来说，自拿破仑远征以来，法国的古埃及研究就一直处于世界主导地位，也是法国自我形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埃及学一直被像卢浮宫这样的国家机构牢牢掌控着。
尽管卢浮宫学院、索邦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女学生很多，但德罗什是唯一打算以埃及学为终身事业的人。更重要的是，她在所有的课程中都名列前茅，仿佛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但她越是光芒四射，她的同窗们就越不喜欢她。
在此之前，埃及学这样竞争激烈的小小领域一直是法国男人独享的天地，在这方天地中的大多数人显然都希望这里永远保持这种状态。正如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法籍埃及裔作家罗伯特·索莱讽刺地指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埃及学都是）“一个空间非常狭小且有限的社区，在这个社区里，邻里并不总是那么和睦友爱。威望最高的职位太少了，以至于不是引起嫉妒，而是时常会招致厌恶和憎恨”。
2016年，法国埃及学家阿曼丁·马歇尔（Amandine Marshall）指出：“（人们）对女性智慧超群的恐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直到今天在法国仍然存在……但在女性埃及学家仍是先驱者的时代，法国对于知识女性的恐惧尤甚。因为在法国，埃及学已经是男性精英荟萃之地，而且根深蒂固，从来没有一位女性能够动摇其根基。而像克里斯蒂亚娜·德罗什-诺布勒古（Christiane Desroches Noblecourt）这样拥有鲜明个性的人注定会搅动起平静的湖面，并不断掀起波澜。”
起初，德罗什对周围的敌意感到困惑。她和她的哥哥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亲近，因此与男孩相处时她总是感觉很舒服自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就跟他哥哥的伙伴们一起玩耍。当她十几岁的时候，“每个星期天我都会跟我哥哥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男孩女孩都有。“我们在外面跳查尔斯顿舞，然后跑进屋在餐厅的桌子上打乒乓球。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我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年轻人在一起玩儿，而不是调情。男孩们都是我的朋友。我也意识到男人和女人之间可以有更高层次的关系，而不只是打情骂俏。”
她向来被异性平等对待，因此从未想过要将自己充沛的精力、坦率的性格和智慧等隐藏起来，避免自己在大学期间以及毕业之后激起许多男性同窗和同事的敌意。当她还是一名学生时，就有不少人写匿名信寄给她的同学、教授甚至她的父母，对她的道德予以质疑。后来，德罗什回忆说，写信的那些人“试图毁掉我”。虽然她从未透露过那些信件的具体内容，但她称那些信件很“卑鄙龌龊”，并补充说：“我知道是谁寄的，但我不会把名字说出来，不过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德罗什晚年，她对自己整个职业生涯中打过交道的一些男性埃及学家对待专业的态度发表了同样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他们毕生致力于解开这个辉煌而神秘文明的一些秘密，他们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其实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是平庸之辈，但成了埃及学家，他们就觉得自己是天才了。”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她与同时代的男性经常难以相处，但一些法国最德高望重的资深埃及学家们却非常乐意担任她的导师。
艾蒂安·德里奥东就是她的第一位导师。1933年，她即将从卢浮宫学院毕业之前，德里奥东向她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他说，德罗什出色的学术成绩，证明了她足够优秀，可以加入卢浮宫展馆负责人团队。但要想获得这个机会，她必须写第二份论文，并进行论文答辩。德罗什同意了这个提议。她的第二份论文是研究从波斯人占领埃及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到来的这段时间里，埃及语的演变。
1934年，在德里奥东的影响下，二十一岁的德罗什成为卢浮宫埃及文物部门的项目经理，也是当时唯一一位在该部门担任专业职位的女性。她被安排负责对储存的数万件埃及文物进行编目分类。博物馆藏品中只有一小部分在埃及展馆展出，而其余藏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19世纪初期到中期商博良和马里耶特收藏的文物——仍被封存在卢浮宫地下室的板条箱里。事实上，德罗什发现大多数板条箱自从被运到博物馆后就再也没有被打开过。
后来德罗什对一位采访者说：“你能想象吗，当我开始在卢浮宫工作时，我才发现自马里耶特时代以来，一切几乎都没什么改变。从那以后，就再没有人为这些埃及文物更新过目录。”德罗什被分配了这项任务之后，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她打开一个个板条箱，仔细评估箱里的文物，然后对其进行分类和编目，并作妥善保存。对这些文物的检查工作既费时又费力，而且到处都是灰尘。但事实证明，这为她未来在埃及考古领域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后来她深有感触地说道：“当时我每天负责处理一些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常物品，但这项工作让我了解了古埃及日常生活的一切……所以当我后来开始做文物发掘工作时，我的能力和经验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同事们。”